北京80位意見領袖議政改共識（11）
《內幕》特約記者文仁整理
“不爭論”摧殘了幾代孩子的語言能力
先問一個問題，今天的題目是改革共識，共識是否要遵循鄧小平的“不爭論”？
（吳思：沒考慮這個問題。）
我是語言大學的老師，我關心的是語言能力特別是語言能力的發展，“不爭論”，給社會造成的（問題）和兩極分化有關，和腐敗有關，和《憲法》第35條被踐踏有關，和憲法沒有尊嚴有關，這方面，大家是專家，不是我能談的話題。我是搞語言的，“不爭論”這個東西對兩、三代人的語言能力發展造成非常大的摧殘。在現代社會來講，我們這個國家不是一個資源大國，按人均算是更是一般國家。我們國家未來發展靠什麼？靠人力資源。而今天的人力資源不是肌肉，而是大腦、智力。
謝小慶
我是北師大心理系78級的學生，專門研究智力。最核心的智力是語言能力。但現在，我們的孩子從哪兒學習語言能力？那些不能再爛的語言課？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我們孩子的學習榜樣卻是趙本山、周立波。我欣賞趙本山、周立波，但這不是中國五千年文明漢人的語言。我們的資源在哪兒？靠舌頭，不是靠拳頭，說服人家，買我們的技術、產品、服務，跟我們交朋友，帶我們，靠的是舌頭，而不是靠拳頭，更不是靠肌肉。但幾代孩子已經在“不爭論”的環境中語言能力發展已經受到摧殘。
我非常贊成何方老師說要清算，我覺得首先要清算“不爭論”，它固然帶來了兩極分化，固然帶來了憲法沒有尊嚴，固然帶來了貪污腐敗，但比這影響更深遠的是，摧殘了幾代兒童和青年人的語言能力發展，甚至影響深到基因層面，對中華文化的基因是破壞性的，必須要破壞這些東西。現在說要走正路，不走邪路、老路，那什麼是正路，大家有共識嗎？我想，在張木生的眼裡，是抱著炸彈繼續走，等死，不能找死。某些正路是不是這樣？到底什麼是正路？這需要我們爭論，只有在爭論中，相對來講，找到比較好的正路，才可能在什麼是正路上取得更好的一些共識。
所以，借這個機會，對十八大新的領導人提一個希望，我本人是老知青，這次十八大主要領導人很多都有知青經歷，從老知青角度來看，我對他們的感情是親近、親切的，對他們確實抱有很大希望：如果五年之內把網上的封鎖拆掉，讓我們的青年人和香港、澳門的青年人一樣玩Facebook或者瀏覽Youtube，使大陸青年享受台灣、澳門和香港青年那樣共享網絡資源的話，作為老知青，為你們喝彩、為你們敬禮、為你們歡呼；但如果給十年時間還拆不掉網上的柏林牆，我要罵你是大笨蛋，說給老知青丟臉，當年插隊的勞動白幹了，在牛燈下的書白讀了。這些話，恰恰是十年前我想跟胡溫說的話，五年拆掉為你們歡呼，十年拆不掉就是大笨蛋。我對胡溫非常失望。
癌症手術，能否自己給自己做？
張木生（《中國稅務》雜誌前社長）
多數人的發言，我聽了有很大的共識，這個共識基本上是普世價值觀，在這裡面，我是少數，為了不干擾十八大開會，我已經5個月拒絕了“八國聯軍”多家媒體和國內多家媒體的採訪，但是，我們所辦的14年《香港傳真》，在這期間，反而給封掉了。所以，我第一想講的是：要取得共識。
張木生
我非常同意吳思所說的允許看、大膽試、可爭論。“可爭論”太重要，就像小慶剛才講的，你怎麼這麼怕人民？人民說說話，天就跨了？你說不走僵化、保守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都同意，但總要給大家找到一條正路。我第一個要表示的是，現在實踐證明不是網上說的那樣，就是一個平頭百姓，一個退休老頭兒，像我這樣的人，說話都把我的《香港傳真》給關閉，說明你們太虛了，也太笨了。
第二個共識是杜導正先生所說的，我們能不能先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所公佈的第一個《共同綱領》？這個《共同綱領》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我們究竟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自由、富強、獨立的國家，已經走了63年，到目前為止沒有實現。沒有實現的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們一開始所追尋的模式就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很長時間是按蘇聯模式來走的，所以，斯大林那個所謂社會主義走向社會帝國主義，最後改旗易幟解體是必然的。
中國今天在政治上仍然是斯大林模式，在經濟上，小平同志解決了一個允許資本主義發展——明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就是允許資本主義發展，但永遠不承認，非說是中國特色。我看不出來，中國在經濟上所採取的措施是哪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所沒有採取過的，都採取了，只是我們有很多東西沒做到，有的人喊了10年政治體制改革，但最簡單的，比如最不透明的預算決算制度可不可以改？為什麼不在內部先改起來？為什麼稅收永遠是GDP發展的兩到三倍？為什麼全世界都說我們的稅收痛苦指數最高的國家，我們永遠不承認？為什麼國家每年可以有3萬億的罰款？為什麼地方財政費已經大大的大於稅，還要再搞土地出讓這樣坑矇的土地政策？這些東西都沒有改，所以最主要的是從根上討論。
從根上討論，就是斯大林所所搞的這套模式，曾遭到列寧反對。列寧在他去世之前有七篇文章是他的政治遺囑，這七篇文章包括後來公佈的《黨內通訊》有幾個根本性東西：第一，認為那7年，俄羅斯所建成的是一個糟糕透頂的官僚主義國家；第二，建議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上拉下來，因為他已經把書記處一個執行機構變成一個糟糕透頂的官僚機構；第三提出要搞一個工農檢察院（也叫中央檢察委員會），和黨中央平級，不對黨中央負責，而對代表大會負責，代表大會每年要開，這在蘇共的九大、十大通過了，但沒來得及實行，列寧就去世了。而毛所建立的比那個還專制。中國改革開放34年，經濟上允許走資本主義，允許資本發揮力量，而在政治上沒有任何措施。
我剛從北美（回來），在北美我最深刻的感觸是：人家20年物價沒有什麼改變，我們的通貨膨脹嚇死人，而且不說實話；二是不僅是裸官在北美、加拿大，我去溫哥華一個景區，前後左右說的都是中國話，裸商也走了，到任何一個景點都在說漢語；偶爾說外國話，是在中國的景點來的外賓。但有一點，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進口的好詞有次序。我認為，簡單照抄美國路子是沒有前途的。福山最近的一本書說，這20年西方式民主國家在衰退、在減少。這些問題一定要找著自己的一條路，共產黨自己改，是一條路，但很難。我們見過西伯利亞的片子，一個蘇聯醫生給自己盲腸手術，我們現在做的不是盲腸手術，而是癌症，能否給自己做？還有一個是，不要共產黨的領導，由社會來進行，對右派來說，這點也很難，一個要告別革命；一個不要共產黨自己來改，前途是惶惑的。王力雄今天不在，他說得非常對：如果中國走顏色革命的道路，所面臨的前途若解體，沒有俄羅斯那樣的生態底座，只能七塊、八塊，最後走向黃禍。所以，怎麼改？我覺得取得共識，首先允許說話。（《內幕》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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