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編譯 文道喻
六四事件無疑帶給中國翻天覆地般的變化。1989年，失敗的物價政策讓中國經濟急速通貨膨脹，主要城市通膨率高達26%，造成民眾恐慌，食用油和牙膏等民生用品均出現囤積情況，此乃民生上的導火線；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並廣泛接觸西方思想，許多學者和學生開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和民主等普世價值，並呼籲政改應與經改並行，加上胡耀邦逝世，以悼念活動為起點，醞釀出銳不可擋的學運，直至戒嚴和慘絕人寰的血腥鎮壓後才宣告落幕，即使20多年過去，六四的影響仍同文革一樣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記。
六四後的權力規範
對鄧小平而言，六四事件是其政治生涯末期的一大遺憾，不過也不見得一無所獲。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羅伯特·波特（Robert Potter）於在線雜誌《e-國際關係》（e-International Relations）表示，中共在後天安門時代最大收穫之一是，政治家成功開發出一種世代交替的規範方法，且同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所指，中國的威權統治之所以能在六四後屹立不搖，正因為這一套機制運作良好，讓新人有舞台表現，資深者按照年齡限制退休。
的確，如果鄧小平沒有下令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我們很難想像之後的中國是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還是像國民政府初期般混亂動盪的舊中國。有鑑於此，鄧深知在外部變化重重的情況下，應為中共內部樹立穩健的接班過程，以免鬥爭四起，從而導致政權顛覆。他設定68歲退休的年齡上限，安排江澤民和胡錦濤作為後繼者並創立“隔代指定”制度，這些規定帶來了2002年和2012年兩次和平的領導過渡，然而，波特提問，從十八大觀察，有哪些證據可以顯示“規範”是加強或削弱呢？
第一個明顯不同是，江澤民將權力交給胡錦濤後仍留任軍委主席兩年，但胡錦濤沒這麼對待習近平，他選擇“裸退”，因此習近平得以在短期間內完全掌握黨政軍大權。波特認為，胡此舉讓接班從“過程”轉變為“事件”，意即過程會耗費一段時間，如江胡過招那樣，但事件卻可一次到位，如民主國家的總統選舉，結果出爐便一夕完成改朝換代。根據此點，我們能合理推斷規範的力量是加強的，且習10年後若能遵循胡的先例，中共之權力交接將更具制度化，降低像是軍權雙頭馬車之類的不安因素。
中國人奢侈品購買力驚人。
有趣的是，江澤民扮演的角色令人不容忽視。波特指出，外人難以窺探中共的政治內幕，但從結果來看，江無疑在十八大中出盡鋒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新陣容幾乎沒有胡錦濤盟友，這極不尋常，照道理講他是國家10年來的領導人，大權在握，擁有絕佳的網絡關係安插本派人馬，可是江澤民的影響力顯然大大勝過胡，在最終人選的決定上起了關鍵作用，而且別忘了，江可是下台將近10年，高齡87的老人。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從9人縮減至7人，目的是中共希望一個更果斷和更易於促進共識的組織，但事實上，7位新常委並沒有達到派系平衡，有5至6位（搖擺不定的是劉雲山）包含習近平在內被認為與江澤民關係密切，僅有李克強是胡錦濤親信。換句話說，太子黨與上海幫完全主宰常委會，團派卻勢單力薄，孤軍奮戰。
所以，波特指出，江澤民的行為似乎又說明“規範”的力量正在減弱。除了遞交權力之初依然戀棧軍委高位，多年後還可以為常委的人事安排下指導棋，這可能不是鄧小平樂見之事，即使鄧本人也曾被批評“垂簾聽政”。如此一來，規則固然具有穩定局勢效用，但“老人干政”仍是中共不可承受之重。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假使規範的作用是消弭內鬥的負面影響，那很大程度是成功的，畢竟獨裁政權無不在權力鬥爭下垮台，而中共至今仍活得好好的；但是，一旦事情涉及黨內資深大佬如鄧小平或江澤民，就變得沒那麼單純。退休是一回事（退休不等於退出），隔代指定是另一回事，這些範圍以外還有很多操作空間，上至常委人選，下至重要省份的領導職位皆是很好的籌碼，如此情況引發的危機是，誰才是真正的最高領導人？
江澤民退休10年，高齡87，仍有巨大影響力。
結論是矛盾的，習近平接任後擁有的權力比當初胡錦濤大，但他一定是最高領導人嗎？如果他不是，誰又是呢？還在世的兩位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將是習鞏固權力時的助力抑或阻力？波特說，規範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歷經兩代良好安穩的過渡，卻無法排除通過固有關係網從中漁利的權力掮客。是故，中共政權最後能走多遠，跟黨內抑制內鬥的力量有多強息息相關。
另一場革命？
六四這場革命沒能擊垮中共統治，但富饒趣味的是，新任反腐專家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日前召開座談會時，向在座學者推薦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他的意圖是什麼？又想透露什麼信號？網民熱議紛紛。
有人很快就找到線索，認為法國大革命前的法國跟時下中國極其相似：《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冲突及其发展过程的描写，有太多的地方，如果去掉“法国”两个字，活脱就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高像素图片。甚至可以說，由于物质条件的提升和财富数量的增加，中國現在的无知、自大、贪欲和荒淫、无耻、堕落，比起昔日大革命前的法国社会来说，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王岐山身為中共系統中的一員，自然不希望暴力革命出現，但貪欲、荒淫和無恥真真切切正瀰漫著中國官場。草云寫道：会不会是高层预感到近似玉石俱焚的法国大革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随时都会爆发，借读书发出警示，让全社会早作防备，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当做一面镜子，防患于未然呢？即使是这个用意也不算坏，这表明在我们这个社会上下都是清醒的，并没有被所谓“黄金十年”的幻象所迷惑。
這麼一來，習近平強烈警告的“亡黨亡國”，和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便有了合理解釋，再怎麼說，中共的優先事項畢竟是維繫政權，唯有黨先緊緊抓住權力不放，才可能談其他事情。評論員陳虎表示：告诫提示一方面是针对各级官员的，如果缺乏危机感，“中国式大革命”同样会在不经意中存在爆发可能性，其革命的对象会是各级官员。因此，不让民众革官员的命，就必须统一思想，回到坚定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告诫提示另一方面是针对全社会的，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时期实行的“激进的人民民主”在中国的 “文化大革命”中已有过充分的表现。中国所要选择的民主，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实行宪政民主。
應開發國內市場
六四之後還有一點值得觀察的是經濟發展。協力管理諮詢公司（Dezan Shira & Associates）創始人克里斯德文·埃利斯（Chris Devonshire-Ellis）於雜誌《中國簡報》（China Briefing）撰文提到，20年前，中國製造業一片欣欣向榮，且改革開放後龐大的市場成為各國兵家必爭之地，人們無不期待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來加大貿易幅度。10年前，中國順利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北美和歐洲提供無數出口商品，也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伴隨著中產階級之崛起。
埃利斯引用麥肯錫公司和《華爾街日報》的數據指出，中國的中產階級約有2.5億人，仍持續成長中，其消費市場具有無窮潛力。此外，國內的三個條件將幫助中產階級再增長：第一，製造業蓬勃發展，不只讓人民脫離貧窮，更讓一些人能夠富起來；第二，中國的財政政策向來積極鼓勵基礎設施投資，讓生活水平提升；第三，中國人對奢侈品的喜愛。
關於最後一點，我們可以看見中國人在歐洲奢侈品市場驚人的購買力，以及過熱的炒房現象。如果一個人有錢，那“面子”也該納入考量，人人都有公開炫富的慾望，加上一般個體難以進行投資行為，便促使國內消費市場繼續繁榮，中國消費者搖身一變成世界新寵兒。埃利斯認為，在出口逐漸萎縮之際，政府通過開發國內市場，將是中國達成經濟軟著陸的有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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