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丁凱文
余立金夾在楊成武和吳法憲之間的矛盾中，其倒台是必然的。對余立金的處理可說是“楊余傅”三人之中最重的。以什麽理由處理余立金呢？當然最好不過的就是所謂“叛徒”一案了。
處 理余立金事涉空軍，於是吳法憲在1968年3月23日淩晨被叫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會議，會議參加者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 橋、姚文元、謝富治、葉群、汪東興。毛澤東說：“許世友的材料早就送到我這裡來了，說余立金是個叛徒。既然是這樣，那就逮捕起來，予以審查吧。”隨後周恩 來佈置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楊德中親自帶隊抓捕余立金。吳法憲覺得夜深人靜去抓余立金，動靜太大。周恩來對吳法憲說：“你想個辦法嘛！就說你要找他談話，把他 找到你家裡來好了，我交代楊德中帶警衛部隊在你家裡等，你負責要秘書通知余立金到你家裡來就行了。”（注80）由此，8341部隊順利地抓捕了余立金，甚 至還給余立金戴上了手銬，押解秦城監獄。
傅崇碧將軍
北 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的倒台則純屬“池魚之殃”。傅崇碧倒台緣於江青提出的所謂“衝擊釣魚台事件”。1968年3月2日，魯迅的夫人許廣平致信周恩來，說 存放在魯迅博物館的魯迅手稿在1967年春被戚本禹取走，不知下落如何，甚爲擔心，請求中央瞭解一下此事。戚本禹實際上是接受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之 命，在1967年1月從文化部檔案室取走魯迅手稿，並給文化部寫了收據，將魯迅手稿拿到中央文革保存，目的是爲了保護手稿不受損壞或遺失。（注81）周恩 來當著陳伯達的面，把此任務交給了楊成武，楊成武又將任務交待給傅崇碧。周恩來還提示楊成武去找已關押在秦城監獄的戚本禹。戚本禹交代說：“魯迅的手稿是 江青讓我們去取的，她說怕它丟失了，她可能知道放在什麽地方。你們還可以問問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員韓書信，他也應該知道。”傅崇碧等人驅車返回北京向周恩來 匯報，恰好江青也在場。他們匯報說中央文革的韓書信知道手稿放在哪裡。傅崇碧問韓書信“魯迅的手稿存放在什麽地方”，韓說：“手稿是我跟著戚本禹取的，取 回來後交給了何先倫同志，至於放在什麽地方，我就不知道了。”傅崇碧等又找到何先倫，何說：“這件事，問中央文革保密員卜信榮，他是這件事的承辦人，就在 釣魚台裡面的中央文革保密室。”楊成武、傅崇碧經過一番尋找的結果是轉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央文革。當傅崇碧驅車赴釣魚台中央文革辦事地點向江青匯報時，江青 竟然大發雷霆之怒，不僅無中生有地指責傅崇碧帶兵衝擊釣魚台，甚至用手指著中央文革的保密員卜信榮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個大壞蛋，大大的壞 蛋！抓起來，抓起來！”（注82）可憐卜信榮竟然因爲從事自己的本職工作而身陷囹圄，成爲“文革”黑暗政治中一齣鬧劇的犧牲品。江青爲何對此事惱羞成怒？ 原因無他，就是傅崇碧等人的尋找戳穿了江青搞的賊喊捉賊的鬼把戲，因而遷怒於具體操辦此事的傅崇碧。
在3月23日淩 晨召開的中央高層會議上，江青突然提出北京軍區和北京衛戍區兩個崗位很重要，傅崇碧與楊成武的又一直很密切，一直都在楊成武的直接指揮下工作，况且傅崇碧 還帶人衝過釣魚台，爲了防範，應該動一下爲好。對於江青的提議，毛澤東也點頭同意了。但毛澤東認爲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就不要動了，但是要找他談一談，把問 題說清楚。（注83） 林彪想保護傅崇碧，决定讓他到瀋陽軍區任副司令，離開北京這塊是非之地。邱會作認爲：“但我覺得周恩來是另有考慮，周對傅崇碧並沒 有不好的印象，因爲傅是和楊成武關係密切的‘老華北’，掌握著北京要害部門，這個措施是預防性的，傅是無辜受委屈的。”（《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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