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答《中國密報》
《中國密報》記者陳小平
《中國密報》：你已經賣掉了北京的房子，帶著妻子、兒子在2012年1月1日來到了美國這片自由土地，美國政府也給予了你政治避難，雖然認定“我們必將在北京重逢”，但你認為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的民主化和政治體制方面都不樂觀，估計有那麼一個不定期的時間裡，你不會回中國，而是在美國當一名流亡作家，相應地，你在美國有新的創作和人生事業的籌劃嗎？
余：我對短期內回到中國不抱樂觀的預測。“六四”之後的許多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包括劉賓雁，當時甚至準確地預測說，中共政權至多兩三年事件就會崩潰。結果，中共強悍的生命力超過了任何人的想像。我深知，中共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更何況它手頭上還有數額據世界第一的外匯存底，更何況中國民眾的奴性早已深入骨髓。所以，我相信這場抗爭如同精衛填海一樣漫長，我對在美國“安居樂業”也早有充分的心理準備。
其實，我不願使用“流亡”這個詞語來形容我的狀況，而願意用稍微中性一些的說法，即“出走”。對我來說，“流亡”這個詞語過於負面，過於悲情了。我特別欣賞德國作家托馬斯·曼在離開納粹德國時說的一句話——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哪裡；我也很敬佩余英時先生對那些遊說他回大陸“看看”的人所說的那句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哪裡。
我從小就沒有太強烈的鄉土觀念，相反有一種世界公民的觀念。到北京唸書之後，我也對各類的同鄉會不感興趣。我在四川生活了18年，在北京生活了18年，但我對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歸屬感。我童年時代生活過的美麗的小鎮已經在9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建設浪潮中蕩然無存了，而北京更是一座以權力為中心的冷酷無情的城市。所以，這一次的離開，即便是長久的離開，對我而言，也並非一個太過痛苦的決定。作為一名作家，在中國寫作和在美國寫作，都是一樣的，更何況在互聯網時代，我在海外可以自由地獲得信息，對中國的脈動的把握也許更為精準。
離開中國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就在香港和台灣出版了《劉曉波傳》和《河蟹大帝胡錦濤》兩本書。可見，在一個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環境中，我的寫作狀態立國得到更好的發揮。我有了一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再也不用擔心我的電腦被秘密警察抄走了。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感覺真好。華裔作家哈金在《自由生活》中有這樣一個比喻，他說，很多在美國的華人，雖然生活在自由的國度，精神上仍然不得自由，他們以為自己是飛鳥在天空中飛翔，其實他們是風箏，飛得再高，線還被共產黨拉在手上。我希望自己不是風箏，而是飛鳥。
關於以後的寫作和事業的規劃，可以做的領域實在是太多了。一是研究香港、台灣問題，以及背後的統獨議題、聯邦和邦聯制度的問題等，希望凸現“人權高於主權”之價值觀，打破兩千年“大一統”之觀念；二是繼續幾年前就開始的關於基督徒公共人物的訪談，探討基督信仰與公共參與之關係，希望未來幾年每年能出版一本該系列的人物訪談；三是從事英美古典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方面的研究，希望為中國未來找到一條突圍的路徑；四是編輯關於劉曉波的網站和著述，為劉曉波持續呼籲，讓他和妻子早日獲得自由。(《中國密報》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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