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為了宗教自由
對於藏人為什麼要自焚，我們可以從藏人自焚時呼喊的口號找到原因。他們呼喊的口號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要藏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回到西藏，二是要求釋放班禪喇嘛等政治犯，三是要求西藏自由或獨立。第67位自焚者圖旺嘉自焚時高呼“讓尊者達賴喇嘛返回西藏”、“釋放十一世班禪喇嘛”、“西藏要自由”。第91位自焚者桑傑紮西自焚時也呼喊：“迎請達賴喇嘛尊者到西藏”、“釋放班禪喇嘛為主的所有政治犯”。
此外，還可以從自焚藏人留下的遺言找到原因。在這100位自焚者中，有26位在自焚之前留下遺言。
2012年6月2日，《紐約時報》在《格爾登寺僧人為什麼要選擇自焚？》的報導中，提到第一位自焚藏人紮白在自焚前留下遺書：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層的喇嘛在僧侶聚會時通知說，格爾登寺不得不取消當天一個重要的祈禱儀式。半小時後，札白就在市場上點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張紙條，說如果政府禁止該宗教儀式，他會自殺。
藏人的宗教儀式。
從這裡可以看出，紮白的自焚是因為政府禁止藏人舉行宗教儀式。確實，從2008年之後，一直有軍隊和警察包圍著寺院，然後對寺院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些僧人沒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除格爾登寺之外，《時代週刊》記者還發現甘孜靈雀寺的僧人大量減少，剩下的僧人也被送去進行“再教育”。《時代週刊》記者說，駕車通過靈雀寺院時天色已黑，保安攝像鏡頭無處不在，警車和便衣警察也是如此。寺院的整體架構都在一堵牆後，看不到任何感興趣的東西，也絕對看不到任何僧人。據當地人和流亡團體說，他們許多人已經被移走，送去再教育營地，就像曾有7位僧人或前寺院人員自焚的阿壩格爾登寺一樣。道孚的政府工作人員說，仍留在靈雀寺的僧人中有一些人是特務，是安置在這裡監視其他人的。這裡所有的一切都是灰暗不明的。但終於寺院內牆旁看到一線明亮。那並不是所希望看到的穿紫紅色袈裟的僧人。相反，它是一個嶄新閃亮的紅色滅火器。
而在西藏昌都噶瑪寺共有200名僧人，但當局卻以無適當身份證明而將104名僧侶遣返原籍，迫使他們以非信徒身份務農。這些被遣返的僧人，原籍各村委會分別負責對其實行再教育，未經村官批准不得離開本地。而寺院建立的管理委員會則對留下的僧侶實施政治再教育。僧人們住宿區被迫懸掛中國領導人毛、鄧、江、胡的照片。村民和留寺的僧侶被強迫譴責達賴喇嘛，並對當局表示效忠和感激，拒絕執行命令者被毒打。寺院管理委員會拍攝整個在台上的譴責過程。
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助理負責人江白木浪，在2012年3月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他們加大了寺廟管理制度。特別是今年西藏自治區新的一個措施落實了，在寺廟裡都建立了協管會。以前寺廟民管會都是他們自己選出來的由住持等任職，但是現在改變做協管會，專門由政府的幹部主管。”江白木浪還說，當局還採用給予養老金等辦法促使寺廟管理人員加強管理：“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最主要他們要爭取愛國先進僧人的稱號，還有如果寺廟不出現任何問題，可以說是和諧模範。寺廟裡都在落實這種。”
除了紮白之外，還有近30位自焚者留下了遺言、寫下了遺書或錄音了遺囑。第15位自焚者丁増朋措留下了4份遺書，其中一份遺書說，“面對繼承和弘揚純正無誤的藏傳佛教之噶瑪寺堪布洛珠繞色、朗色索朗和全體僧侶遭受抓捕、毆打——我寧願為我們噶瑪寺的堪布和僧侶們的痛苦去赴死。”另一份遺書說：“想到整個西藏和今年噶瑪寺的苦難，我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丁増朋措自焚時還表示：“我的上師和噶瑪寺堪布（住持）等已被囚禁，正遭受當局的殘酷折磨，我無法就這樣坐視不管。”
《時代週刊》記者曾到藏人自焚人數很多的四川甘孜進行採訪，發現藏人甚至不能擁有他們尊敬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像。《時代週刊》報導說，在整個藏區，擁有那位被北京稱為“披著袈裟的狼”的人的照片，很可能招致牢獄之災。但在甘孜，記者到處看到有達賴喇嘛的像。到過的每個寺院都在某處藏有他的照片。身著褐色袈裟的僧人從他們厚厚的長袍中拿出他們的手機，給記者看他們的精神領袖的快照像。在一家雜貨店，達賴喇嘛的肖像在廁所手紙和袋裝花生米之間藏放著。當聽說記者去過達賴喇嘛印度山上的駐地達蘭薩拉時，一位婦女眼眶中充滿了淚水。
此外，媒體報導說2011年10月1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達縣的200多名藏人在縣城廣場一帶，舉行集會抗議。而引發藏人抗議示威的直接原因是當地保安人員將藏人懸掛的西藏旗幟和達賴喇嘛的畫像，強行摘下。
藏人不僅不能擁有達賴喇嘛的照片，甚至也不能在7月份悄悄慶祝達賴喇嘛的生日。第3位自焚者次旺諾布，就生活在被禁止於7月份慶祝達賴喇嘛日的四川甘孜州道孚縣靈雀寺。甘孜當地人說，前幾年，僧人可以悄悄地紀念這個時刻，而不會受到官方的干擾。但2011年就不同了。因為靈雀寺院僧人的不服從，政府官員切斷了靈雀寺的水和電。這種圍困僵持了數個星期，直到諾布從山上寺院走出，來到山下的鎮中心。他散發了提倡西藏獨立和慶祝達賴喇嘛生日的小冊子，幾分鐘後，他就開始灌煤油了。
對於藏人沒有信仰自由導致前赴後繼的自焚浪潮，達賴喇嘛駐歐洲代表處華人事務聯絡官洛桑尼瑪曾表示，西藏人民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就是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也沒有採取別的極端暴力的行動，而是以這種慘烈的形式告訴那些強權者我們有我們的信仰。我們活著就是為了信仰，死去也是為了信仰。我們佛教抗爭的精神是不允許暴力，不是因為共產黨的威懾才壓制到西藏人民敢於跟他們抗爭的精神，不是，是西藏的佛教精神不允許去做有違反佛教精神的暴力活動。
李江琳認為：“常識告訴我們，僧侶們以如此慘烈的方式抗議，必有異乎尋常的原因。據報導，僧人在自焚時高喊要求宗教自由，因此，此起彼伏的僧人以死抗爭顯然與中國境內宗教狀況有關。”
李江琳指出，中共中央、國務院1982年頒佈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是中共現行宗教政策的總綱，這份文件說，由於宗教具有“五性”（國際性、民族性、長期性、群眾性、複雜性），是一個必須解決但又不能操之過急的問題，因此，該文件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解決宗教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根本途徑，只能是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通過社會主義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事業的逐步發展，通過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逐步發展，逐步地消除宗教得以存在的社會根源和認識根源。”該文件號召全黨“一代接著一代地，為實現這個光輝前景而努力奮鬥。”
既然全黨要為消滅宗教而奮鬥，為什麼又要“堅持宗教自由”政策呢？該文件說明：中共宗教政策是“以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目標的戰略規定”，也就是說，中共宗教政策實質上是一個統戰工具，“宗教自由”是用來逐步消滅宗教的策略。
因此，在李江琳看來，由於“中發（1982）第19號文件”是公開文件，也就是說，中共從未隱瞞過最終消滅宗教的主張，也並不諱言“宗教自由”只是一個策略。因此，在執政黨以促進宗教消亡為指導思想的國家裡期望“宗教自由”，不是緣木求魚嗎？
不僅如此，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說，從2012年1月初開始，中共當局在藏區開展“百萬國旗領袖像進村入寺，企圖加劇對西藏的意識控制，目前已贈送一百多萬張的紅旗與領袖像，這些領袖像是由中共建政以來的4任領導人的頭像。當局還表示西藏將做到寺廟“九有”包括有4位領袖像、有國旗、有道路、有水、有電、有廣播電視、有電影、有書屋、有報紙《人民日報》及《西藏日報》。
對此，有許多網民表示將領袖像和五星紅旗掛入寺院的行為極為不妥，本身就是宗教信仰之處，當局的此番行為，也被外界看做是“有意冒犯”神明。中國維權人士屠夫表示：“第一就是他們糟蹋宗教信仰，第二就是這種是文革做法，把政治帶到寺廟裡面去，我覺得很荒謬。這當然是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寺廟中掛什幺東西你沒權利干涉，而現在你強迫別人掛一些東西，這就是侵犯宗教信仰自由。這是一種惡行。”
《蘋果日報》李平的評論表示，“四領袖像將自取其辱，藉張掛領袖像將擁戴的新起點放在胡錦濤曾主政的西藏，可能是最壞的選擇。一來，中共當局禁止藏民供奉達賴喇嘛的畫像，如今反而連寺廟也要供奉中共四領袖畫像，不難想像四領袖畫像易成藏民泄忿對像。”（《中國密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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