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陳小雅 專稿
《報紙生涯五十年》在國內發表後胡績偉致陳小雅的信。
八、道路選擇
如果說，胡績偉幼年時期的經歷，對日後把他造就為一個共產黨員有什麼作用的話，那就是那個社會貧富分化的“不公平”現實，少年人天性的壓抑，以及社會所能提供的發展機會的難得和稀少。
但是，儘管如此，到這時為止，擺在我們面前的這個少年人的前途，仍然有許多未定的因素，因為，在那個起點上，他為尋求個人出路，還可以選擇獻身教育事業、宗教的事業；為尋找社會共同的出路，他也可能選擇信仰“三民主義”。
“因 為從小就遇到幾個比較好的數學教員，所以，從初中開始，我就迷上了數學。在省師休病假的一年中，我把高中三年的數學（包括根本沒有接觸過的解析幾何、微積 分）都自學完了。由於我的數學成績比較好，所以，到1935年，我19歲的時候，考取了華西大學數學系。同時，還一面在高中代課教書。”
華大是一所教會學校。1910年由美國、英國、加拿大的五個基督教會創辦，當時僅設文理兩科。地址在成都南門外二里許、錦江之濱、南台寺之西，一個叫華西壩的地方。校園據傳為古“中園”舊址，風景以清幽聞名。
剛入學的半年，胡績偉基本上是埋頭讀書，不問政治。整日地做數學題，讀英文、法文。因為華大的老師有時不說中文，所以非學英文不可。看得出胡績偉對外語並沒有什麼興趣，他說：“沒辦法，逼得你非得讀一點。好在數學要求的英文程度不太高，比較容易看得懂，不像讀文學。”
雖 然學校中的教師大部分是中國人，教學水平高於一般的學校，但課程除了數理化以外，基本上是外國歷史。與一般中國人或中國政府開辦的學校相比，那裏不可能讀 到多少中國歷史、傳統文化，以及灌輸民族意識的內容。在這裏，胡績偉遇到了他人生第一個可以自主選擇的關口，這便是他是否加入教會的問題。
按 照一般規律，讀完華大後，畢業生的前途便是被保送留洋。留洋回來，便是繼承教會的事業，成績優秀者留在華大當老師，差一點的到全國各地的教會學校任教，發 展教會在中國的教育事業。在胡績偉的同鄉中，有些已經走上了這條道路。對於貧窮，而又成績不錯的他來說，這也是當時一條最筆直、最便捷的謀生道路。所以， 當有人願意介紹他加入教會時，他意識到，這是一個事關前途的問題。
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事業，起於1601年利瑪竇的 東來。與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入主中華的佛教事業相比，這個後來者借著由齒輪和蒸汽機開創的新時代的文明成就，在中華大地這個信仰的“自由市場”中，顯示出了 強大的競爭力。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天主教為了應付中國民族意識日益覺醒的新形勢，採取了天主教“中國化”的策略。四川，即為當時重新劃分的中國17 個大教區之一。1933年6月11日，羅馬教皇為之“祝聖”的三名中國籍主教中，就有一人是四川省雅州人。到1936年，中國籍主教已增至23名。教會的 設置不僅在成都。重慶等大中城市有，而且深入到寧遠、敘府、打箭爐一帶。基督教會在建立傳教據點的同時，還開展了“鄉村建設”運動，並陸續開辦起了小、 中、大“洋學堂”。到二十年代中期，教會學校總數約達一萬五千所……
所以，如果加入教會，胡績偉的前途是廣闊的。
但他沒有加入教會。從他的回憶中，我們可以找到兩個決定的因素：一個是鴉片戰爭在中國激起的民族主義思想的傳播。這種思想視列強在中國的事業，為他們侵略中國的產物。其宗教事業與工商貿易的目的一樣，只不過是奴役中國人民精神的帝國主義事業而已。
而另一個更直觀的原因，則是他並沒有從教會的活動中感到一種文化的親和力與終極的關懷。胡老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說：
“我覺得做禮拜沒什麼意思。讀《聖經》沒什麼意思。我記得在培德中學時做禮拜還有一點意思。因為那時候是男女分校。我們是培德男中，還有個培德女中。做禮 拜的時候是男女在一起。中間有一個木頭板板，隔著的。這邊坐男生，那邊坐女生。那時候覺得做禮拜有意思，就是因為還可以看到女生。有那麼一點吸引力。到了 高中，男女同班，也沒那個好奇心了。講《聖經》，什麼主啊，上帝啊，耶和華啊，對那些沒有什麼興趣。然後是星期天，他們喊我到英國人家裏去，舉行晚會啊這 一類的東西。看到一些同學對外國人奴顏卑膝的樣子，看不慣。心裏很不痛快，很不舒服。這些加在一起，我就覺得這條道路不能走。覺得讀完高中讀大學，讀完大 學留洋，留洋回來當一個教授，無非是一個洋奴。”
那種文化氛圍，對於一個受過深厚的愛國主義教育，革命思想薰陶，有著強烈的自尊心而又食不果腹的青年，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但是，顯然，直到晚年，胡績偉還為自己沒有選擇那條道路而慶幸：
“它是我一生中一個比較重要的選擇。假定我走的是那樣一條路，那就完全不一樣了，因為我有一些同學，畢業後留洋，回來後到華西大學當一個教員，了不起當個教授。全國解放以後，當個右派，就完了。”
胡 老的這段憶述，再生動不過地反映了他自幼養成的自由與自尊性格，同時也不乏對於命運自主的慶幸之情。但在反思時，他沒有想過，如果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信了 基督，並真正踐行基督的事業，還會有中國式的暴力革命嗎？還會有“反右”嗎？誠然，基督教的原始平等思想，天下一家的世界觀，是馬列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石之 一。但二者的區別也是最本質的區別，靠什麼去弭平人間的不公和罪惡，恰恰是胡老沒有反思到的地方。關於借宗教慈善搞殖民主義活動的問題，確是近代殖民地半 殖民地政治的一塊心病，但放眼全球歷史，“政教分離”的規則已經成功地處理了宗教組織的“野心”問題，一個最顯著的例子是，天主教首都梵蒂岡至今是世界上 最小的國家。所以胡老的慶幸之情表明，他對自己道路的思考，還未走出感性的畛域。（《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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