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確像個大錘

赫魯曉夫是真下了決心，要和斯大林主義徹底決裂，並指望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他的秘密報告的確像個大錘，給那個反文明世界敲上了第一枚棺材釘。但是，無論是國際共運，是蘇共，還是赫魯曉夫，都再未能從那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走上了下坡路


《新史記》蘆笛


莫 洛托夫與卡岡諾維奇強烈反對這麼做。卡岡諾維奇英明正確地指出，斯大林代表了蘇聯人民取得的一系列偉大勝利，調查列寧的接班人可能犯的錯誤會使得人們懷疑 他們整個事業的正義性，人們會問：你們那時在哪兒？有何權利審判死者？赫魯曉夫向政治局保證，他將著重調查貝利亞違反蘇聯“法制”的罪行，並提議任命《真 理報》前任主編、《斯大林小傳》主編、斯大林的寵兒與鐵杆走狗波斯別洛夫來領導這專案委員會。政治局便同意了。
赫魯曉夫要調查組著重調查被殺害的 高官，特別是烏克蘭原來的最高領導。委員會查閱了成千上萬的卷宗。1956年2月1日，政治局（時稱“主席團”）傳訊前NKVD“重大專案組”副組長羅多 斯。該同志當年曾親自毒打政治局委員柯西沃爾、曲巴里、團中央第一書記柯薩列夫等人，逼出了他們的“坦白”，致使他們統統被槍決。但羅多斯卻告訴主席團， 他是嚴格按照斯大林與貝利亞的命令行事的。

這一交代在主席團會議上激起了強烈反響，連內務部長薩布洛夫都忍不住驚呼道：“如果這些真是事實，那我們還能把它稱為共產主義麼？這完全不可原諒！”會議至此急轉直下，成了赫魯曉夫的突破口，若干政治局委員的立場開始鬆動。

幾 天後，波斯別洛夫向政治局提交了長達70頁的調查報告以及斯大林的一系列命令。報告指出，在1935年到1940年間，有1,920,635人以反蘇罪名 被捕，688,503人被槍斃，所有的案件都是編造的。斯大林親自批准使用酷刑逼供，其他政治局委員都看了刑訊規程，完全知道使用酷刑的事。報告陳述的事 實是如此可怕，以致波斯別洛夫在彙報時聲音顫抖，甚至一度泣不成聲。

政治局就此進行了表决，連卡岡諾維奇都轉了向，只有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反對。2月13日，就在蘇共20大召開前一天，政治局決定由赫魯曉夫在大會的內部會議上發言，就斯大林的錯誤對全黨作個交代。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祕密報告。

1956年2月25日，有“兄弟黨”參加的蘇共20大在開了10天後，在名義上結束。但在這一天，代表大會召開了一個不邀請“兄弟黨”代表團參加的內部會議。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將近四小時的發言，那就是著名的“秘密報告”。

絕 大多數代表們對報告內容事前一無所知，斯大林仍然是他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報告對斯大林的可怕罪行的無情披露，對他們不啻晴天霹靂。在長達近4小時的時間 裡，全場始終籠罩在死一般的沉寂之中，沉寂偶爾被驚呼與憤慨的聲浪打破。《共青真理報》主編一連服了五片硝酸甘油，以防突發性心肌梗死。有幾個代表當場病 倒，必須被抬出或被送出會場。當會間休息時，代表們走到陽臺上去休息時，都覺得很尷尬，彼此不敢對視。當會議終於結束，人們離開會場時，大廳裡只聽到一片 “噠，噠，噠”（俄語“是，是，是”），表明代表們是何等心煩意亂，不知如何是好，對任何問題都只能隨口稱是。

當天晚上，蘇共人員向東歐 黨的代表團們用記錄速度唸了秘密報告，以便會衆把它記錄下來。波共黨魁貝魯特當時害了肺炎，住在克里姆林宮醫院裡。他收到那報告後，在閱讀時受到極度強烈 的刺激，致使心臟病突發，不久後便不治身亡。繼任的波共第一書記奧哈布說，那報告“就像大錘打在頭上”。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的確像個大錘，給那個反文明世界敲上了第一枚棺材釘。它給國際共運、蘇共乃至赫魯曉夫本人，都帶來了空前沉重的打擊。無論是國際共運，是蘇共，還是赫魯曉夫，都再未能從那打擊中恢復過來，從此走上了下坡路。

奇 怪的是，當時蘇共領導中除了卡岡諾維奇外，似乎沒誰預見到秘密報告必然引發的連鎖反應，然而到最後，就連他也改變了立場。始終堅持反對清算斯大林的罪行的 只有莫洛托夫與伏羅希洛夫，然而那主要還是因為兩人在斯大林的罪行裡捲得最深，怕受到連累，並不是因為預見到了披露斯大林罪行必然給全球共產事業的聲譽帶 來致命打擊。

赫魯曉夫本人則熱衷於推行“去斯大林化”。他天真地相信，黨中央清算斯大林的罪行，必能使蘇聯人民認識到黨的英明偉大，因此更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迫於政治局同僚的壓力，他不能不在秘密報告中特地交代大會代表：

【我們不能讓這事洩露出黨外，尤其不能洩露到媒體上去。就是為此，我們才在黨代會的內部會議上談論此事。我們必須知道限度何在，不能給敵人提供彈藥，不能在敵人眼前暴露家醜。我想，大會代表們是會理解並恰當分析這些問題的。】

然 而他卻不遺餘力地讓蘇聯人民知道這事。秘密報告被大量印發，僅在首頁標明“不供發表”，而不是“絕密”或“機密”，不但傳達到蘇共的每個黨支部，還在各級 共青團組織會議上作了宣讀，就連黨外人士也被邀請去聽傳達。赫魯曉夫是真下了決心，要和斯大林主義徹底決裂，並指望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他多次在莫斯科與 列寧格勒黨內積極分子大會上發言，敢於公開承認自己當時也知道許多不合適的做法，但沒有勇氣反對或抗議。在一次報告中，台下傳上來一個字條，赫氏接過來看 了看，大聲唸了出來：“你作為一個政治局委員，怎麼能容忍這些可怕的罪行在我們國家發生？”然後說：“這張字條沒有署名，不管是誰寫的，站起來！”所有的 人都端坐不動，赫氏於是說：“寫這張字條的人害怕了，那正是我們爲什麽怕斯大林啊！”這個生動的軼事，表現了赫魯曉夫的誠實與急智。

赫魯 曉夫甚至告訴波蘭共產黨（稱為波蘭統一工人黨）中宣部頭目，說可以發表他的秘密報告。他還不顧波共中央內許多人的反對，逼迫波共中宣部印刷並下發報告的波 蘭文本。波共決定印刷3千份，但印刷工人卻私自多印了1萬5千份，文件因此在波蘭人民中廣泛流傳，並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獲得，國務院將它交給《紐約時報》發 表，於是全球都知道了斯大林犯下的駭人聽聞的罪行。（《新史記》第3期）

林彪私下很明白，爲何卻大樹特樹毛澤東？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9月4日，在北京舉行了“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九一三”事件當事人、親屬和“文 革”研究者、外交人員、教授、記者50多人，共聚一堂，追索40年前這件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的真相，並從政治、法律、制度、思想、經濟甚至心理諸 多層面進行學術探討。發言者披露的許多第一手鮮爲 人知的史實，勢必引起學界和民衆高度關注。本刊陸續刊發著名記者高瑜根據錄音整理出的全部發言。


高瑜：請王海光教授發言。

王海光：林彪事件發生，我聽到消息比較晚，已經到了十月份。我記得一個場景：一些同學知道消息以後，跑到我們家把門、窗關得嚴嚴實實，告訴我，我一聽，說怎麼能有這麼一個事情，這不是天方夜譚嘛，你們不是反革命嗎？居然誣衊林彪？

這件事情以後，在我的觀點方面，對共產黨的認識、對毛澤東的看法、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發生很大的變化，就想探討這到底為什麼？

實際上那個時候想搞明白，到現在看起來還是沒搞明白——好像是越來越搞不明白似的。
從林彪的三本罪狀到兩案審判——兩案審判把林彪的罪狀已經取消了很多了，但是現在看，特別最近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出了以後看，情況又不一樣了。

我們可以說，當時搞兩案審判，基本上還是一個政治需要，你“文化大革命”總得有人來承擔責任，這個責任光讓毛一個人擔又覺得是承擔不了，那就得要有多人；光江青一夥人擔也擔不了。

剛 才楊教授從共產主義世界的大歷史觀敘述了看法；友漁先生從他親身經歷也講了這是一個大的變化，我們正史，也說了林彪事件實際上從理論和實際上表明了“文化 大革命”的破產，都說明以“九一三”事件這個歷史的結點為標誌，中國的歷史走向發生巨大的變化，一種激進主義在退市，一種務實精神在上漲。“文化大革命” 這時已經走了下坡路，至於怎樣畫一個句號，最後是落實到了華國鋒先生，但是他的結束已經是一個命定的事情。

中央黨校教授王海光。

聽了大家上午的發言，挺有啟示，有一些問題好像很富有說服力，豐富了我們的歷史認識。但同時也有很多問題，我們更加覺得還可以琢磨。

比如說，我們看到林彪在背地裏，在私下裏講的話很清楚，對毛認識很明白，那為什麼他在公開場合又去大樹特樹呢？他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責任怎麼看？你看到這個民族逐步大亂、逐步走向災難、你在上面不採取一些措施，這是不是對國家不負責任？

還 有一些情況我也是挺疑問的。你看《五七一工程紀要》，實際上起了一個解放思想的作用，像王飛看了以後，說看起來是于新野的口吻，那麼就是說，在中央，在小 範圍中間已經有了這樣一種思想。我們在下層、基層的生活，就沒有這種氛圍，我們就更有興趣想知道，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思想資源是怎麼來的？

就 是諸如此類的一些事情，我覺得我們作為研究的人，希望當事人能夠大量提供、能夠準確提供當時你們的歷史信息，你們知道的歷史信息，現在提供出來在我們解讀 歷史時我們就有根據，起碼有一個參考——當然我們也不能要求當事人說得都是對的，但是起碼是有一個參考、一個說法，我們再用別的材料的進行驗證，它對於復 原一個歷史圖象就比較容易。（《新史記》第4期）

政治家講利害，歷史學家講真假

《新史記》記者　高伐林


2011年9月28 日，旅英學者蘆笛前來美國訪問期間，《新史記》雜誌邀請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部分華人學者，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採取漫談式，不設主題，不限時間。 怎樣看待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還是應該“古爲今用”，把歷史當成工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何處理？如何對待“硬事實”和 “軟事實”？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這些話題激活了大家的思維，爭論熱烈。10月4日，又有幾位學人與蘆笛對話。

這裏刊登根據錄音摘錄整理的紀要，均未經本人審閱。


馮勝平：在專制體制下，堅持獨立思考的，都會受到迫害。科學家、歷史學家講真假，政治家講利害，老百姓講天理。

我曾經與一個朋友在網上討論時說過四句話：

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人民的名義共產；以改革的名義分贓；以和諧的名義封口。

對 第二句話，有爭論，他認為“以共產的名義掠奪”更妥帖。但我認為，按照今天現實來看，這確有道理，但從歷史角度來看，不夠客觀。六十年代之前那一批共產黨 人，還真沒有什麼私有觀念，真還不是“以共產的名義掠奪”老百姓，真就以為自己開啟了共產、均富的大門。所以這兩句說法，還是前一種更接近史實。第三句 話，現在沒有人爭論。

胡平：這就是中國與蘇聯的區別。革命者造反，起初都是說，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大家。蘇聯後來將財富還給人民，等於對原先的革命做了個交代：我們搞錯了，但我們不是成心的；反過來，中國的做法，等於就是將老百姓的財富搶到自己家裏。

馮勝平：捷克的王子前一段到美國來了。捷克變天之後，將他的財產，多少莊園、多少名畫什麼的都歸還給他，唯一的條件就是：你不能賣。他為了維護保養這些東西，只能借高利貸。

好， 講孫中山——既講價值判斷，也講事實判斷。孫中山平生最喜歡、最熱衷的是革命，上個世紀初的各種革命，無不跟他有關。蘇聯派越飛訪華，要在中國挑一個軍人 做代理人，他們要的就是外蒙、新疆的權益。先找吳佩孚，吳雖然有軍閥的一些毛病，但他不肯賣國；越飛又找南方軍閥陳炯明，陳也有底線，也沒鬆口；越飛第三 個，最後一個，找到孫中山，一拍即合。蘇聯給孫中山派來顧問，給他資金，給他武器，從此中國就有了黃埔、有了北伐——孫中山終於賣國成功。這裏當然是有價 值判斷的，但我們可以都不講：賣國也好，搞女人也好，都隨你，你要把中國變好，咱們就認了。但他先後與四個朋友決裂，章太炎，宋教仁，黃興，陳炯明，每決 裂一個，中國就堵死一條演變的道路。不論是法治道路，政黨政治道路，聯邦制道路，無論哪條路，走通了都是康莊大道。

孟玄：這正說明都走不通！只有走孫中山的道路，才使中國得到今天這樣世界第二強國的地位。王綱解體之後，梁啟超與孫中山鬥了幾十年，聽見孫死，寫文章說，孫是絕對不擇手段的人，他確實不愛錢，還是一個偉大的人。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時，跑到日本去說，袁世凱給你的條件，我給你加倍。這是賣國，但沒有成為事實呀！只能批判他的動機、剖析他人格的多樣性，但是只有變成事實，才能成為影響後人的事件。

孟玄（高伐林攝）

馮勝平：蘆笛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顛覆了很多人的信仰系統，卻沒有給出建構的系統。

蘆 笛：我給出了呀，我的建構就是：必須理性地對待歷史問題。我並不主張“大一統”，但在當時那種列強的環境下，當時的知識精英想的是如何保種，追求的是富國 強兵，不是民主。當時在華的關心中國前途的外國人，包括孫中山的外籍顧問莫理循，都勸說，不要廢除帝制，廢除了一定造成混亂。他們有這種先見之明。梁啟超 也先知先覺地看到，警告過。
今天不同了，今天中國沒有外患，只有內憂，我更不反對中國分成多少塊了。

當時中國有個富強的目標，又 有個幾千年的帝王傳統，將這個弄掉了，必然要亂上幾十年，對誰有好處？如果看到當時中國的國際處境，應該說這是最糟糕的一種局面：槍桿子成了第一權威。我 就想不通，中國怎麼就將一個白癡，捧成了“國父”！看看端納的回憶錄，孫中山完全不是一個正常人——修20萬公里鐵路！端納說，誰去投資呀？孫中山從西藏 拉一條線到雲南，又拉一條線到新疆……考慮過經濟效益嗎？再說，中國打仗亂糟糟，誰會借款給你呀！他所謂“十次起義”，完全是兒戲！今天的民運也不會蠢到 那個地步吧！就算打下了總督衙門，又能怎麼樣呢？

高光俊：“十次起義”確實是兒戲：收買一些幫會、土匪，去放幾槍，也很可笑。但是造成了革命的氣勢，動搖了人們對滿清的信心。

孟玄：為什麼還是承認他，推戴他當“臨時大總統”，也是說明他通過發動這些起義，有了credit（信譽）。

蘆笛：他封官許願嘛，許諾洪門，誰要來捐款，我將來如何歸還，委以何種官職。他對革命黨又吹噓說弄到多少經費……整個一群騙子麼。他為什麼能成“國父”？我覺得是老毛子（俄國人）弄出來的，否則他成不了。（未完待續。《新史記》第 4期）

金正日长子访谈录将在日本出版，谈对父亲印象

核心提示：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的纪实作品《父亲金正日和我》，将于1月20日再日本出版。该书根据金正男的访谈录和邮件整理而成，书中金正男阐述了对金正日的印象。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称，金正男曾以不愿刺激朝鲜为由要求作者暂不出版该书。

资料图：金正男

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将于1月20日出版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的纪实作品《父亲金正日和我》。

据日本共同社1月8日消息称，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将于20日出版已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的长子金正男的纪实作品《父亲金正日和我》。该书根据金正男的访谈录和邮件整理而成。金正男在书中阐述了其对金正日的印象，预计该书将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报道称，该书作者为“精通朝鲜半岛局势”的《东京新闻》编辑委员五味洋治。据称，五味2004年在北京机场与金正男偶遇后一直通过邮件来往，并于2011年对金正男进行了约7小时的采访。

金正男在书中称对父亲的印象是“严厉但情深”，并讲述了因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而访日的经过。

《文艺春秋》称，金正男以不愿刺激朝鲜为由要求作者暂不出版该书。但负责该书出版的编辑称：“在朝鲜正受到全世界关注的情况下，我认为传递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金正男的声音意义重大。”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