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28 日，旅英學者蘆笛前來美國訪問期間，《新史記》雜誌邀請紐約、新澤西、華盛頓的部分華人學者，在紐約舉行座談會。座談會採取漫談式，不設主題，不限時間。 怎樣看待歷史研究？應該“為歷史而歷史”，還是應該“古爲今用”，把歷史當成工具？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和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如何處理？如何對待“硬事實”和 “軟事實”？怎樣評價辛亥革命以來的中國百年歷程？這些話題激活了大家的思維，爭論熱烈。10月4日，又有幾位學人與蘆笛對話。
這裏刊登根據錄音摘錄整理的紀要，均未經本人審閱。
馮勝平：在專制體制下，堅持獨立思考的，都會受到迫害。科學家、歷史學家講真假，政治家講利害，老百姓講天理。
我曾經與一個朋友在網上討論時說過四句話：
以革命的名義殺人；以人民的名義共產；以改革的名義分贓；以和諧的名義封口。
對 第二句話，有爭論，他認為“以共產的名義掠奪”更妥帖。但我認為，按照今天現實來看，這確有道理，但從歷史角度來看，不夠客觀。六十年代之前那一批共產黨 人，還真沒有什麼私有觀念，真還不是“以共產的名義掠奪”老百姓，真就以為自己開啟了共產、均富的大門。所以這兩句說法，還是前一種更接近史實。第三句 話，現在沒有人爭論。
胡平：這就是中國與蘇聯的區別。革命者造反，起初都是說，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大家。蘇聯後來將財富還給人民，等於對原先的革命做了個交代：我們搞錯了，但我們不是成心的；反過來，中國的做法，等於就是將老百姓的財富搶到自己家裏。
馮勝平：捷克的王子前一段到美國來了。捷克變天之後，將他的財產，多少莊園、多少名畫什麼的都歸還給他，唯一的條件就是：你不能賣。他為了維護保養這些東西，只能借高利貸。
好， 講孫中山——既講價值判斷，也講事實判斷。孫中山平生最喜歡、最熱衷的是革命，上個世紀初的各種革命，無不跟他有關。蘇聯派越飛訪華，要在中國挑一個軍人 做代理人，他們要的就是外蒙、新疆的權益。先找吳佩孚，吳雖然有軍閥的一些毛病，但他不肯賣國；越飛又找南方軍閥陳炯明，陳也有底線，也沒鬆口；越飛第三 個，最後一個，找到孫中山，一拍即合。蘇聯給孫中山派來顧問，給他資金，給他武器，從此中國就有了黃埔、有了北伐——孫中山終於賣國成功。這裏當然是有價 值判斷的，但我們可以都不講：賣國也好，搞女人也好，都隨你，你要把中國變好，咱們就認了。但他先後與四個朋友決裂，章太炎，宋教仁，黃興，陳炯明，每決 裂一個，中國就堵死一條演變的道路。不論是法治道路，政黨政治道路，聯邦制道路，無論哪條路，走通了都是康莊大道。
孟玄：這正說明都走不通！只有走孫中山的道路，才使中國得到今天這樣世界第二強國的地位。王綱解體之後，梁啟超與孫中山鬥了幾十年，聽見孫死，寫文章說，孫是絕對不擇手段的人，他確實不愛錢，還是一個偉大的人。
孫中山在“二次革命”時，跑到日本去說，袁世凱給你的條件，我給你加倍。這是賣國，但沒有成為事實呀！只能批判他的動機、剖析他人格的多樣性，但是只有變成事實，才能成為影響後人的事件。
孟玄（高伐林攝）馮勝平：蘆笛面臨這樣的一個問題：顛覆了很多人的信仰系統，卻沒有給出建構的系統。
蘆 笛：我給出了呀，我的建構就是：必須理性地對待歷史問題。我並不主張“大一統”，但在當時那種列強的環境下，當時的知識精英想的是如何保種，追求的是富國 強兵，不是民主。當時在華的關心中國前途的外國人，包括孫中山的外籍顧問莫理循，都勸說，不要廢除帝制，廢除了一定造成混亂。他們有這種先見之明。梁啟超 也先知先覺地看到，警告過。
今天不同了，今天中國沒有外患，只有內憂，我更不反對中國分成多少塊了。
當時中國有個富強的目標，又 有個幾千年的帝王傳統，將這個弄掉了，必然要亂上幾十年，對誰有好處？如果看到當時中國的國際處境，應該說這是最糟糕的一種局面：槍桿子成了第一權威。我 就想不通，中國怎麼就將一個白癡，捧成了“國父”！看看端納的回憶錄，孫中山完全不是一個正常人——修20萬公里鐵路！端納說，誰去投資呀？孫中山從西藏 拉一條線到雲南，又拉一條線到新疆……考慮過經濟效益嗎？再說，中國打仗亂糟糟，誰會借款給你呀！他所謂“十次起義”，完全是兒戲！今天的民運也不會蠢到 那個地步吧！就算打下了總督衙門，又能怎麼樣呢？
高光俊：“十次起義”確實是兒戲：收買一些幫會、土匪，去放幾槍，也很可笑。但是造成了革命的氣勢，動搖了人們對滿清的信心。
孟玄：為什麼還是承認他，推戴他當“臨時大總統”，也是說明他通過發動這些起義，有了credit（信譽）。
蘆笛：他封官許願嘛，許諾洪門，誰要來捐款，我將來如何歸還，委以何種官職。他對革命黨又吹噓說弄到多少經費……整個一群騙子麼。他為什麼能成“國父”？我覺得是老毛子（俄國人）弄出來的，否則他成不了。（未完待續。《新史記》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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