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民激辩中国否决叙利亚决议

《美國之音中文網》

中国政府与俄罗斯一道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后，中国民众反应热烈。网上多个民调显示，多数人反对政府投否决票，但也有很多人表示支持。

联合国安理会在中国时间星期天凌晨对这项由阿拉伯国家联盟提出的决议案投票，结果13票支持，拥有否决权的中国和俄罗斯反对，决议案被否决。

*多项民调：北京投否决票 反对与支持者众多*

中国和俄罗斯投下否决票在中国民众当中引发热烈辩论。中国一些大规模互联网站上出现了网民自发设立的各种相关的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网民看来反对中国政府投否决票。

在用户最多的新浪微博，一项题目是“你如何看待中俄对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行使否决权”的投票一度是星期一上午最热门的投票项目，其中近一半人反对中国政府行使否决权，但也有四成投票者支持北京投否决票。

另一项投票的题目是，“中国否决安理会针对叙利亚的决议草案，你持什么态度？”结果，54%的人同意“阿萨德政权屠杀平民，已经失去合法性”的说法，38%的人认为中国应该否决这项决议，呼吁对话解决问题。

还有一项带有倾向性、暗示政府腐败的投票问，“您对中国正腐反对联合国制裁叙利亚一事的态度”，结果85%的投票者对中国当局投否决票表示强烈愤慨，说那一票不代表自己。11%的人选择了“支持正腐，同意那一票”。

一位网民批评中国当局是一个连自己国家的人民生命都不尊重的政府，人们不应指望它为叙利亚人民的生命负责。另一位网民说，“在联合国投票的那家伙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民。我们应该向叙利亚人民致歉。”

也有不少网民把中国投反对票看作是对“西方列强和美国强权政治”的有力挑战，是对叙利亚国家主权的尊重。

*学者：民众对叙利亚局势了解不多*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卜约翰(John Burns)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民众对政府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意见分歧，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对叙利亚当地的情况不甚了解。

卜 约翰说：“谁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算你试图了解情况，听质量最好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基本上在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记者在现场，相关的各种视频也没 有获得证实，我们听说发生了这些或那些事情。谁在打仗？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怀疑中国民众或任何其它地方的民众真正了解叙利亚的事情。”

*民意对北京影响力有限*

卜约翰教授说，由于中国民众对叙利亚当地的情况不甚了解，以及对去年北约组织军事干预利比亚的不满，许多网民支持北京在联合国的行动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认为，民意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本来就十分有限，民意对北京在叙利亚问题的立场影响就更小。

一些网民也针对网上出现各种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否决票相关的民调表示，网民在这里投票支持或反对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中国不是民选国家。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继续为政府否决叙利亚决议案做出辩护。新华社时评说，中国所反对的是使用武力解决叙利亚问题，以及强推“政权更迭”等违背国际法准则的做法。

中共加强西藏维稳 藏区局势或更严峻

《美國之音中文網》

中共西藏当局发出紧急通知，强调加强维稳监督检查，严惩失职渎职干部。另一方面，又有三名藏人为抗议中共当局的政策自焚。流亡藏人议员说，如果中共不反省其西藏政策，保持以发展经济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西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峻。

2012年2月22日是藏历新年(土龙年)。中共西藏自治区纪委和监察厅日前联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执行和落实中央和区党委维稳工作的指示，加强在春节藏历新年及3月份期间维稳规定，充分认识当前维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

*失职渎职案件或可是在抵制中共政策*

通知对前段时间发生的两起失职渎职案件进行了通报，强调要对维稳工作中失职渎职的干部严厉处罚，就地免职，酌情给予纪律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不过，通知没有说明这两起失职渎职案件的具体情况。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说，中共在整个藏区实行以维稳为主的政策，受到很多藏人干部的抵制和反抗，因此他们在政策无法得到有效落实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加大处理力度。

他 说：“由于邻近的藏区发生的这么多事，中共当局草木皆兵，非常紧张。为了不出事，他们出台了一些非常极左的，非常离奇的一些政策。所以原来的强行的镇压， 强行的管控政策，现在都要对干部采取这种政策，可以想像整个藏区的现在形势有多么严峻。并不是他们从前所说的，藏区非常稳定、和平，或原来他们所标榜的拉 萨是中国幸福感最强的(城市)第一名。现在完全戳穿了他们的谎言。”

格桑坚参说，中国当局除了严厉镇压藏人的抗议，除了以行政处罚等手段处理抵制他们政策的干部之外，没有其它有效地措施。由此看见，他们已经黔驴技穷了。

*中共镇压越重 藏人抗议事件越频*

上星期五，中国四川省藏区色达发生了三名藏人自焚事件。据信他们的年龄在30至60岁不等，身上都受了不同程度的烧伤。

中国媒体否认四川藏区发生了三名藏人自焚的事件。中国当局指责达赖喇嘛集团煽动和制造了藏人的自焚事件，并将藏人的自焚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活动。

2008年3月14日，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抗议者同前来镇压的军警之间的冲突中，至少有2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0藏人自焚抗议中共的西藏政策*

西 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指出，从2009年发生首例藏人自焚事件以来，迄今已经有20名藏人自焚，以抗议中共实行的践踏西藏宗教、文化和传统的政策。 他说，中共当局非但不采纳藏人和平抗议中提出的各种诉求，反而将这些抗议活动归咎于海外敌对势力和达赖喇嘛集团的煽动和策划，从而导致反抗活动愈演愈烈。

他说：“镇压的越多，形成的反抗活动愈演愈烈。由此导致了从一般的上街诉求，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和平请愿，慢慢地演变成现在这样的以自焚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中共对藏区政策的强烈不满。”

*达赖喇嘛一旦去世 藏人抗议或会加剧*

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分析说，主张“和平，非暴力”的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目前靠他的影响力还能够让他的支持者不付诸暴力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和愿望。一旦已年迈的达赖喇嘛去世，藏人的抗议情绪，可能会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报道引述“人权观察”在香港的研究员裴克凛(Nicholas Bequelin)的话说，如果达赖喇嘛客死海外流放期间，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抗议浪潮，其规模要远远大于2008年的抗议，而且当局也会以更强硬的手段进行镇压。

*西藏流亡政府不会支持以暴易暴行动*

不过，格桑坚参认为，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秉承达赖喇嘛“和平，非暴力”的原则，受到了海内外藏人的认同和拥戴。因此不会发生以暴易暴情况。

他说：“一旦达赖喇嘛去世，这去世的达赖喇嘛仅仅是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们藏人的意识里面，十五世达赖喇嘛还会再来。所以我们还会秉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教导和原则。所以很多人会讲，后达赖喇嘛时代会发生什么什么(事情)，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 态度强硬不逊胡锦涛*

曾 在1988-89年在西藏担任党委书记的胡锦涛，在西藏问题上历来采取高压，镇压的手段。可能在中共十八大被选为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继任者、现任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在西藏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并不逊于胡锦涛。习近平去年在西藏出席“和平解放六十周年”时誓言要镇压分裂分子。

中国强调，过去六十年来，在西藏投入了1600多亿元以及数额巨大的补贴，帮助西藏摆脱贫困，西藏经济增长连续18年超过两位数字。

*仅发展西藏经济 不会赢得藏人人心*

西藏流亡政府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表示，中国提高西藏经济发展，但限制自由的政策，并没有赢得藏人支持。

他说：“我们从现在中国对待西藏的政策里边看得很清楚，发展经济跟维护稳定，作为西藏工作的重中之重。这样一个政策，并没有让西藏得到稳定，并没有让藏人感激你，满足现状。”

格桑坚参说，藏人看重的是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传统。但恰恰这些东西被中共所毁灭。中共给予藏人物质，并不能满足藏人的精神。他说，如果中共不好好反省其西藏政策，还继续保持发展经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西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峻。

缅甸同意昂山素季参选

《美國之音中文網》

缅甸选举委员会正式允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

此举被视为缅甸推动民主改革的关键步骤。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星期一说，选举委员会已经认同了昂山素季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候选人资格。

昂山素季上月宣布有意参加今年4月举行的选举，但还在等待官方批准她的候选资格。

缅甸受军方支持的文职政府去年3月就任以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包括释放数百名政治犯、同少数族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平谈判、同时扩大新闻自由。

联合国缅甸人权报告员金塔纳星期天说，缅甸正考虑允许外国观察员监督缅甸4月份的选举。

金塔纳称赞缅甸近期的改革措施。他同时警告说，缅甸“迄今取得的进步可能出现倒退”。他称4月份的选举是对缅甸政府改革承诺的“关键考验”。

4月份的补缺选举是为了填补48个议会席位。缅甸议会有48名议员被任命担任内阁阁员等职务，因此出现了空缺。即使全国民主联盟在选举中全部胜出，也不会在议会拥有太大的势力。缅甸议会下院的440个席位大多数由军方任命的议员以及前军政府的盟友拥有。

美军前高级将领：不应以中国取代前苏联为敌手

《美國之音中文網》

美国军方一名前高级将领近日指出，苏联垮台后，美国在许多方面还在寻找“最佳敌手”，而中国绝对不是取代苏联的国家。有分析认为，这是自美国宣布将军事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之后，美国方面再次释放的缓和的言论。

前 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华莱士.格里格森(Wallace Gregson)日前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美国亚太政策研讨会上说，经过将近50年的冷战，美国的国家安全架构和军事计划都是根据如何应对“可靠且可预测 的敌人”来设计的，直到现在，在许多方面美国依然在寻找像前苏联那样的“最佳敌手”。但是他说：“中国绝对不是、不是替代物。”

格里格森 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37年，官至中将。2005年退役后又于2009年回到五角大楼出任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防长。他说，美国需要涵盖全方位的亚太政策 和战略，而不能只是以美国和中国为“双支柱”的安全政策和战略。美国亚太战略的各个方面必须彼此联系，相互加强。

美军最近宣布将战略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引发中国的关切，格里格森在谈到上述问题时表示，透明度是需要的，美方也尽可能地坦率，这未必要导致“零和”形势。他不认为美军增加在菲律宾的驻军或关岛美军再部署会使南中国海军事化。

格里格森强调，美国希望中国能为国际体系作出积极贡献，同时需要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合作，并支持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在许多方面已超乎传统的安全利益。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司令华莱士.格里格森(资料照片)

李翊雲：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明鏡月刊評出十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1）

《明鏡月刊》編輯部

當華人在全球的科學、經濟界綻放光彩時，一批用中文以外語言創作的作家，也正發光發熱。他們或已取得當地主流文壇的重視，或正嶄露頭角、往文壇頂峰邁進，這批作家，正用文化及語言的力量擴大、深化和校正西方讀者的中國視野。

由於並非以中文創作，他們中許多人不為中文讀者所熟悉。《明鏡》月刊此次評選出十大有影響力的華裔作家，讓讀者深入瞭解這些人在海外的成就。由於優異作家眾多，本次評選將範圍縮小為近10多年來活躍於海外文壇上的華裔，這批使用第二語言寫作的作家，均需努力克服非母語寫作的困難，才能創造出一篇篇動人的小說。

因此，我們並不否定第一代華裔英文作家黎錦揚、譚恩美、湯婷婷在改變西方主流對華人觀念上的成就，也肯定傳記或詩歌作家張戎、程抱一等人的成績，我們也知道在美國和日本土生土長的華裔作家任璧蓮、陳舜臣，以及六歲就移民的加拿大作家方曼俏有其重要性，但我們認為，唯有深刻體驗過兩種文化，並用大眾喜愛的小說形式創作的當代作家，更能在現在與未來發揮影響力。

本次評選出的10位作家中，大部分人於“文革”時代長大，作品均反映出中國近代政治運動在作者心中留下的印記；且所有評選出的男性作家均同時具詩人身份。這十大最有影響力海外華裔作家是：


1. 李翊雲（Yiyun Li）（英語，美國），英語文壇最具潛力的新秀

許多華裔作家以英語寫作時，仍擺脫不掉中國人的筆觸，但李翊雲的文筆老練、用字遣辭可媲美在美國土生土長的作家，其寫作手法也相當美國化。李翊雲運筆沈穩、壓抑，帶領讀者進入一個震撼人心、感情飽滿的世界。其故事場景多為中國和美國，人物挖掘則非常深刻，以中國城市裡的小人物與華人故事為主，並在中西方之間找到共性，讓美國人讀來也能產生共鳴。

但李翊雲並非文學專業，她199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生物系，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後學的也是免疫學，雖然父母勸她不要從事寫作，但她無法放棄對文學的喜愛，並進入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學習寫作。目前住在加州的李翊雲以短篇小說見長，其2005年出版的第一本英文短篇小說集《千年修得共枕眠》（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用同情與敏銳的角度，深刻又細微地描寫出中國改革開放後一群小人物的困境與辛酸，透過對這些被歷史遺忘者的細緻描繪，李翊雲戲劇性地擴大了20世紀晚期中國政治劇變和全面社會變化的影響。

李翊雲的故事情節多有暴力風格，《千年修得共枕眠》讓李翊雲一舉成名，2009年她推出另一部小說《流浪者》（The Vagrants），用含蓄嚴肅的筆調、精準的觀察，描述毛澤東死後的1970年代晚期，為政治而背叛的人們；小說以一名女子即將被處死的反革命女子為開頭，帶出許多城鎮人性的殘酷故事。

李翊雲的許多小說都為西方讀者開啟一扇窗，得以瞭解那個他們不熟悉的世界，她的小說也往往超越民族與時空，讓讀者更加深入地反思人性。其作品經常在《紐約客》、《巴黎評論》出現，踏入文壇後，李翊雲獲獎連連，2007年被英國雜誌《格蘭塔》評為美國35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2010年獲《紐約客》選為40歲以下最傑出青年小說家之一。《明鏡》認為李翊雲是英語文壇中最耀眼的新秀，將李翊雲選為十位最有影響力的海外華裔作家之首。（《明鏡月刊》第24期）



李翊雲（Ye Rin Mok攝）

《南方週末》被槍斃稿：一個官員的非正常死亡

奪命之利，積怨之川（1）


　　《明鏡月刊》编者按：2011年6月5日，被指控涉嫌受賄的前湖北省利川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冉建新在被關押受審期間離奇死亡。南方週末兩名記者追蹤調查後發表文章：《奪命之利,積怨之川 ——一個官員的非正常死亡 》，揭露冉建新死亡真相。但這篇原定6月16日見報的文章最後被強行刪除。《明鏡月刊》在此刊登此篇文章原稿。


《南方週末》記者 曹勇  陳鳴


　　6月5日凌晨，親屬在巴東人民醫院8樓最後一次見到冉建新，“七竅流血，全身淤傷，一隻眼睛始終睜著”。這是湖北利川市都亭辦事處書記冉建新留給世間的最後一幕。





　　冉建新“暴死”巴東的消息瞬間通過網絡發散開來，利川方面兩次召開幹部大會，意圖強力阻止市民議論，但此舉全面點燃了市民的積怨。

　　按照利川市委市政府發佈的通報，連日來數量眾多的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大門前，6月9日，越聚越多的市民“向執勤民警投擲雜物並強行推倒電動鐵柵欄門”。

　　10日，繼巴東檢察院檢察長鄭雪松被引咎辭職、反貪局長曾正平被停職調查以及兩名檢察官被刑拘後，終於傳來“主角”利川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李偉被停職調查，以及“配角”利川紀委常委、檢查二室主任牟來俊被停職調查、巴東檢察院直接辦理案件的檢察官任中海被刑拘的消息，民怨才暫被平息。

　　就在人們視線被冉建新死亡事件轉移的同時，利川市內民眾搶建的私房如雨後春筍般在全城每個角落裡冒出來。這個導致了李偉和冉建新劇烈衝突、最終引發了死亡事件的群體行為，終於山洪般不可阻攔地恣肆汪洋起來。

　　清江橫貫利川境內，山川肥沃，人稱“有利之川”；但現在，人們稱它為“奪利之川”，多年來因土地而起的官民爭利場面不斷上演，而冉建新，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犧牲者。

冉二哥之死

　　6月5日，在巴東縣的官方通報中稱：巴東縣檢察院在4日的提審過程中，辦案人員發冉建新“身體不適，送院後不治”，死亡原因正在調查中。

　　49歲的冉建新是利川本地人，曾歷任湖北省利川市檢察院反貪局長、副檢察長、司法局局長，在市民的眼裡，他“同情老百姓”、“腳踏實地為老百姓著想”、“和別的官兒不一樣”，在私下和半公開場合，人們昵稱他為“冉二哥”。

　　官方的說法讓家屬和市民們“感到憤怒”，他們認定，冉建新死於殘酷的刑訊逼供。冉建新家屬公佈了5日拍攝的冉建新屍體照片，在這些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徧佈冉建新身體各處的恐怖傷痕。

　　截至記者發稿為止，官方尚未公佈冉建新的屍檢結果，死因尚未揭開，但是利川市檢察院一名檢察官說，巴東檢察院數名直接辦案人被刑拘的原因是“在辦案中涉嫌職務犯罪”，這個措辭表明，巴東方面“羞羞答答地暗指”，這幾人對冉建新有刑訊逼供行為，已經涉嫌觸犯刑律——按照刑法規定，刑訊逼供致人死亡，當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論處。南方週末記者通過調查證實，至少在冉建新被關押於恩施期間，曾被利川市紀委牟來俊等眾人連續殘酷毆打數日。

　　經查，冉建新被“雙規”到死亡，共分三個階段：2010年11月12日上午，冉建新在濱江路接線工程現場接到利川市紀委副書記向賢忠電話，通知他到紀委，向找他談話，要求其去警示教育基地，就“三違”治理工作中的相關問題做說明，就此被“雙規”；2011年2月15日，冉建新被移送至恩施州紀委警示教育基地。3個月後，又被送到巴東縣檢察院。

　　冉建新在恩施州期間，住在警示教育基地三樓的一個套間，裡麵包括一個審訊室，一個客廳，一個臥室，一個大衛生間。除衛生間外，其他的三個房間都裝有攝像頭和竊聽器。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到：4月22日晚上22點鐘，包括利川紀委牟來俊、巴東檢察院任中海等六、七個辦案人員，分兩次進入三樓套間。後有陸續有七人進入房間。

　　現場有兩名看護人黃澤清和楊燕森正在審訊室陪護冉建新，在一名來自某縣的紀委李姓副書記的示意下，二人退出房間，坐在監控室旁邊休息。

　　大約五分鐘後，黃澤清二人就聽到了喝令冉建新“站起來”的聲音，接著是兩巴掌的聲音，冉建新在房間裡大聲吼叫：“打死人了，打死人了”，緊接著就是桌子啪啪的響，隨後從房間裡又傳來一陣亂打、亂砸的聲音……嘈雜的情況持續到晚上12點鐘黃澤清二人交班時仍未停歇。深夜，竊聽器傳送到監控室的聲音十分清晰地飄到了走廊上；而隨後接班的謝作榮兩人被勒令“在外面等”，直到4個小時後下班，辦案人員仍未從冉建新的房間裡出來。

　　23日早上8點，黃澤清去接班時，看見冉建新的白襯衣掛在黑杆上，襯衣上有一道道黑色血漬，從上往下數第二顆、第三顆扣子都扯掉了，另有一件栗色大衣，腋下兩邊都已撕爛。

　　黃澤清陪護冉建新上廁所，冉建新無法蹲下，他的股、胯兩邊，都有明顯的青痕。隨後，冉建新在衛生間洗頭，大量頭髮脫落到臉盆裡，在水上飄了一層。

　　從22日起一直到26號，專案小組由利川市紀委常委牟來俊帶領，白天睡覺，晚上22點以後開始三個專班的輪番審訊。

　　四天中，冉建新在審訊室每天24小時不能睡覺，“他沒有睡過一秒鍾”。晚上接受審訊，白天就一直坐在塑料櫈子上，離牆30公分。工作組給他在櫈子周圍畫了線，不能出線，也不能靠牆。

　　工作組只允許冉建新四小時上一次廁所，“他不敢吃飽，也不敢多喝水。白天黑夜都沒有睡覺的連續審訊很快就讓他的精神崩潰了。

　　27號左右下午2點半，牟來俊在309住宿間召開安保、陪護和辦案人員工作會議，公開鼓動看護人士毆打冉建新。一名看護人員向南方週末記者說，牟來俊讓大家“你們可以隨便搞，冉建新關了幾個月，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如果你們搞不贏，就打開防盜門，外面外面還有4名辦案人員，一湧就進來了，幫你們打”，“如果冉建新把你們搞倒了，我們送你們去醫院，醫藥費全付，工資照發；如果你們把冉建新搞倒了，我們利川紀檢監察這麼大一塊牌子替你們扛（土話，蓋的意思）了”。

　　黃澤清、楊燕森和另外兩名看護因為無法接受如此殘忍的工作方式，先後結清工資離開。
　　又過了半個多月後，轉移到巴東縣檢察院的冉建新在4日接受了審訊，這次提審由牟來俊、恩施紀委幹部牟澤忠等主導，其間發生的情況，有待調查組公佈，冉建新終於支撑不住，宣告死亡。（未完待续。《明鏡月刊》第18期）

楊成武飛赴北戴河通報，林彪只微微點了頭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7年8月25日  毛澤東在上海聽取楊成武彙報周恩來講述的北京及一些地區動亂情況後，對楊交待：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個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彙報後，周恩來叫他去向林彪彙報毛澤東的決定。楊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只單獨向您一人彙報。並讓我轉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周恩來說：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對主席講時，說是我讓你向林副主席通報的。楊成武飛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後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什麼指示，林答：沒有了。

鑒於各地相繼出現衝擊軍事機關、搶奪部隊武器裝備的事件，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

8月  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調軍隊負責幹部和大批團以上幹部，建立龐大的中央專案組機構。林彪說：從南看到北，從北看到南，從東看到西，從西看到東，軍區以上的軍隊幹部沒有幾個人站得住。
8月29日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掀起擁軍愛民運動的通知》。
8月31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化工部“紅戰團”搶走國家機密檔案的通報》。

9月1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給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范文同，熱烈祝賀越南宣佈獨立22周年。

9月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上報《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毛澤東批示：已閱，照辦。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軍用物資的命令》。

為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6月6日通令和8月25日《關於展開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特再次重申：

一、任何群眾組織和任何人，不管是屬於那一派，不許以任何藉口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搶奪軍火倉庫、軍用倉庫和國防企業中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不許攔截火車、汽車、船舶上裝載的武器、彈藥、裝備、器材、物資，不許外部人員進駐人民解放軍的指揮機關。二、軍隊院校、文體單位以及所有開展四大的單位中，不管任何組織、任何人，更不准搶奪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三、軍隊所有機關、部隊、院校等單位，不經中央批准，決不許將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發給任何組織、任何人。四、已經搶奪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彈藥、裝備、車輛、器材、物資應一律封存，限期歸還。
此命令自公佈之日起生效。今後如有違犯此命令者，當以違犯國法論罪。

當地駐軍在執行上述命令時，首先要耐心地進行政治思想工作，講清道理，進行勸阻。如勸阻無效，可對空鳴槍警告，令其撤回，在勸阻和警告仍然無效時，可宣佈這種搶奪行為是反革命行動，並採取措施對其少數的壞頭頭和肇事兇手予以逮捕法辦。遇到這些人拒捕和抵抗時，人民解放軍有權實行自衛反擊。在海防、邊防、沿海島嶼和國防、機要重地值勤的戰士遇有人奪槍時，有權自衛反擊。
此命令，望各省（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各級軍管會、各級軍區、各革命群眾組織遵照執行（此件可在各地張貼）。

9月6日  林彪對學習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歷史文獻。是對一年多以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科學、最完整、最精闢、最透徹的總結。是指引全黨、全國、全軍奮勇前進的燈塔，是保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徹底勝利的最新最強大的思想武器，全軍必須堅決照辦，句句照辦，字字照辦。”

9月8日  上午，空軍在華東某地擊落美制蔣機U-2飛機一架，中央軍委頒發嘉獎令，表彰作戰有功部隊，這是1962年以來擊落的第五架高空偵察機。
9月13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嚴禁搶奪國家物資商品，衝擊倉庫，確保國家財產安全的通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抓緊搞好秋收、秋種、秋耕的通知》，毛澤東批示：照辦。

毛澤東對《林彪8月9日接見曾思玉、劉豐的講話記錄稿》批示：已閱，作了幾處修改，是否妥當，請酌定。這篇話講得好，應當發下去。
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對賀龍立案審查。

9月17日  中午，空軍在廣西某地上空擊落美軍高空偵察機一架。
越南民主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任陳南忠打電報給林彪，熱烈祝賀解放軍空軍在華東某地上空擊落第五架美軍U-2高空偵察機。

9月20日  第96次軍委常委會議，會議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我國飛機的科研、生產等問題。（《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周瑞金：特殊利益集团陷入末世疯狂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写过一篇文章《勇于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标题直接源于邓小平1993年9月16日与其弟邓垦的一段谈话。重温这段谈话，愈觉得邓小平极具前瞻性与洞察力：“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中国现在果然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渐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改革启动已经33年，曾经在“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进程中有意无意绕过去的问题，以及在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正在不断地积累和叠加。

一方面，中国的经济“蛋糕”确实是越做越大，从GDP的总量看，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事实上，在被中国的传统正史评价为“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清王朝中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在世界上称冠。然而，中国此后的命运所有人都已经清楚。因此，GDP再强大，也不足以保证一个国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可能走向败亡。按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说法，从1700年到1820年，也就是在伤透了中国人心的“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占比也从22·3％增长到32·9％。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停留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中国，才步履迟缓起来。这位安格斯先生甚至很精准地预测：中国可能在2015年恢复其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地位，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他甚至还乐观地声称，那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也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1／3.然而，头号经济体或相距不远，但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的位置却一直徘徊不前。

所以，对当今中国来说，另一方面的问题更严峻：为什么做大了的“蛋糕”却没有能消解中国的怨气与戾气呢？

从表面上看，有两类直接的问题必须解答，也是决策层目前深感棘手、但已经开始着手试图解决的问题：一是“蛋糕”的配方是否科学？是否含有有毒的“三聚氰胺”？是否携有计划经济时代顽固的“转基因”？二是“蛋糕”的分配是否公平？能否吃进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嘴里？

深究下去，就不得不直面中国改革开放33年来一直没能解决的“瘸腿”效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政治社会改革步履滞缓。结果，经济是发展了，而利益群体的分化也愈加明显，利益博弈的规则不透明、不公正，使社会阶层流动趋于停滞，权贵资本主义地位渐渐稳固，而沉沦在社会底层的草根民众及后代，却失去向上的、积极的、理性的动力。

忆及邓小平最初推进的改革，往往是草根阶层率先获益。农村包产到户，获益的几亿农民迅速解决了温饱；城镇改革之初，是众多自谋职业的“个体户”甚至是“刑满释放人员”率先成为人人争羡的“万元户”；而高考制度的改革，让无数看不到未来的、正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从田头直接来到课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走向精英阶层……

今天最大的问题，并非贫富间、官民间的财产和收入差距，而是这种阶级的、阶层的分野正在大规模世袭。草根阶层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并在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中生活窘迫；中等收入阶层由于高房价等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新富阶层则出现严重的移民倾向；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则陷入捞一把是一把的末世疯狂。

作者：周瑞金，原载: 作者博客

夏明：雪域血红自由火

在过去三年里（从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4日），中国境内已发生了20起藏人自焚事件。在2012年的前五个星期之内，就集中发生了7起。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僧尼或前僧人。最近在甘孜色达县自焚的三人中据说也有牧民。在我们的记忆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可比的例子，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教派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密集的自焚事件。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焚事件背后的诉求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及时回应和满意的解决。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们的终极根源也已消弭。所以，面对如此性命关天的大事件，我们必须紧急关注，并努力找到解决办法。而不幸的是，当西方主要国家都深陷全球经济危机之中时，西藏自焚事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这种忽略让中国政府可以完全逃避国际舆论的监督，从而漠视自焚者、死亡者和他们生活其中并为之代言的社区的诉求，使得人间悲剧继续发生。

十二年前，现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曾对笔者讲到：我们藏区没有石油，连空气都稀薄，我们只有喇嘛。所以，西方世界对我们漠不关心。今天，一个又一个的男女僧侣在雪域高原燃烧，他们应当给我们带来震撼。在人性的根本层面，这种震撼产生的关注应该远远高于紧吸全球人类眼球的石油，因为，石油的燃烧驱动的是我们的轿车、我们的经济；而生命的燃烧，尤其是那些“生如秋叶之静美，死如夏花之绚烂”的僧尼的燃烧，烧灼的当是我们的良心、驱动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此，我想讨论和阐明下列几个议题：藏人自焚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是什么？藏人自焚传达的诉求和讯息是什么？是什么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藏人，尤其是僧侣的频繁自焚？在佛教和藏传佛教里，暴力、自杀和自焚与佛法教导有何关系？最后，解决自焚的关键在哪里？

西藏和藏人的危机

西藏雪域高原，藏人的鲜血在燃烧！藏人的生命在抗争！这是因为，西藏，这块土地养育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宗教、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西藏高原恶劣而独特的地缘、气候和农牧环境造就了藏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藏人成为世界屋脊的最好守望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全球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获得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时，早已皈依佛教、放弃武功的藏人却被迫去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毁佛政党和无神论武装起来的军事暴力机器。据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的描述，1955年毛泽东见了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首先僧尼守戒不结婚，它减少人口。第二，它忽视物质进步。”  独立学者李江琳的研究揭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军队一直不停地对藏区（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等地的藏人居住区）进行“秘密战争”。而后，所谓“平叛”的军事长官变成了当地的行政领导，从西藏建制初期就实行了“军区”和“工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着“军政府”控制的历史。官方有意掩盖或淡化文革中藏区遭受到劫难。与官方的历史叙述恰恰相反，在《杀劫》一书中，藏人泽仁多杰和唯色父女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再现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劫。唯色写道：“一九五〇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从此军队成为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总结的‘十年浩劫’时期，军队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整个西藏。”对西藏的“军事管制”“从未有过任何放松，”存在至今。  过去的五年，“军管”还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强化，甚至广泛深入到了藏区乡村，直接控制寺庙和抓捕僧侣。

在1979年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次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五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随着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调整极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对西藏的财政支助和经济投入、重建宗教寺庙和恢复宗教生活、开始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代表接触和允许部分流亡藏人返乡探亲，西藏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期间，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某种让步，因此，进步向上是主流。藏区的形势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大趋势。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尤其从1987到1989年，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显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国民众（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权和自由领域里的）发生冲突。从内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现了和平游行示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改革派（或叫自由派）逐渐失势于强硬派（或叫保守派）。中共的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保守。在加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的总方针下，北京对汉人相对要耐心和克制一点；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对“国外敌对势力”的臆想、大汉族主义的影响都使得中共领导层更轻易地把少数民族问题上升到“领土和主权完整”、“国家安全”的层面，针对藏人动辄使用军队、武警来暴力弹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造成流血事件首先在1987年和1989年发生于西藏。1989年三月的拉萨军事戒严（长达14个月）是由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直接决策实施的。以后在1994年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对藏工作继续强调控制和镇压。中共统战部在1996年发布通告，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到2008年西藏再度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中共都采取了军事暴力和广泛镇压来处理藏区冒出来的抗议事件。但军事镇压的效果愈来愈差，治理藏区的成本愈来愈高，藏民的不满和反抗都在加速产生。以至在过去的五年中，藏区抗议活动从未停息，甚至很快地蔓延到汉藏交界区、内地城市（例如西安和成都）。而且，危机还在不断升级。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它陷入了“以暴维稳、越压越乱”的恶性循环。

有必要指出，藏人面临的灾难源头集中表现在以“械心”闻名的“技术官僚治国”的治理体系。其中尤以后来从西藏回到北京、再升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为典型代表。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亲自坐镇并参与89镇压的报道在海外已经流传甚广。他对宗教、文化事务的僵化和铁腕控制已无需多写。但周永康需要提一笔。作家茉莉写道：“在四川藏区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天，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们的住宅被强行坼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穿着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成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绩’之一。”她还写道：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月的周永康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献给寺庙“，还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都送到教堂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层面的满足对藏人如此重要，将藏人和佛教三宝（佛、法、寺）割裂开来，也就在文化意义和生命本质上消灭了藏人。如果“以食为天”、“信奉吃教”的汉人能够反思一下，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后人（大多数该是穆斯林）又重新入主中原，新的统治者将猪肉从汉人生活中剥夺，汉人的文化认同又将在何处存在？我们必须明白，“三宝”提供的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任何宝贵的美味都无法替代的。显然，对藏人来说，让他们忘记来世、只顾今生，就必然剥夺他们的根本，完全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就会成为“西藏的肿瘤”。  如果藏人没有掌控和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自治权和自决权，西藏继续缺乏内生性的、有机的发展动力，就难以摆脱被“天葬”的命运。胡锦涛和周永康表现出对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彻底无知，以此想要来为西藏危机找到出路，必然是没有希望的。而如果以军事暴力机器去推行这样的“大现代化”，它引起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不自由、人权没尊重的问题，而是整个西藏和全体藏民族的危机。

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藏人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是中共试图在西藏推行第一次“一国两制”的失败，也是产生以后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达赖喇嘛不只是带走了自己的家人，而且藏区的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高僧领袖也全部逃离，带走了西藏的灵魂。从此，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藏人过上了“灵”与“土”分离的生活：逃离家园、暂居佛土的藏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家园，但却失去了祖国故土；留守家园的藏民却难以在精神上自由归家。王力雄观察到：“当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把‘经济发展’当作民族政策时，尽管生存指标和经济指标取得了相当进步，面对的却是更多不满。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对藏人来说，心的家园在西藏以外，“达赖喇嘛如同父母，甚至高于父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藏人在藏区境内自焚，境外的藏人也有自焚（例如在新德里和尼泊尔），因为山麓两边的藏人渴望在藏土重归一家已经近六十年了。

不仅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而且中共认定和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宝法王十七世也在千禧年之夜逃离西藏，居留在达兰萨拉。可以说，今天中共控制下的藏区除了有大片的土地和六百外藏人外，藏民族真正的“软实力”是在海外。首先，达赖喇嘛是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在全球国际舞台上，达赖喇嘛的被识别率恐怕是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分高低的。而他的受欢迎程度在西方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天主教教皇。王力雄曾写道：“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的国际化程度。”

其次，随着佛法在汉地遭到大规模毁坏和污染，流亡藏人和他们飘散在全球各地的僧团成了那烂陀佛教传承的守护者和纯洁性的捍卫者。在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和南印度等地建立了佛教的研究、译经和辩经中心，全球各地都建有弘扬佛教中心。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向神秘主义的回归同藏传佛教的全球化相互拥抱、融合。中共逼走达赖喇嘛，万万不曾料到佛教透过达赖喇嘛在西方日常生活层面产生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不幸事件中的万幸。未来也会证明，当中国汉地要重新回归正教，摆脱社会道德沦丧，清除现今内地佛门庸俗之风，未受污染而还在佛陀故乡不断升华的藏传佛教又会成为中华道德复兴的源泉。

第三，流亡藏人社区推行的政府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政策已经取得显著成就。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达赖喇嘛在北京参加过人大会议。到了印度访问，总理尼赫鲁陪同他参观了印度的议会。两个不同的议会比较，让达赖喇嘛认定民主的优越性。1959年开始流亡生涯后，达赖喇嘛就提出了建立“政教结合的民主政府”并在此年建立“西藏人民议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在1961年流亡政府公布的《宪法草案（讨论稿）》中，提出了一条规定，“根据宪法和议会的章程”，如有需要可“罢免达赖喇嘛”。尽管这一条文当时遇到僧俗的抵制情绪而未被采纳，但可以看到，达赖喇嘛在流亡建政之初就有意识地推动“民主化”和“世俗化”。2001年以后，首席部长（噶伦）也由流亡藏人直接选举产生。达赖喇嘛逐渐放弃对议会和政府的干预权，处于半退休状态。 2011年他又宣布在政治上完全退休。

第四，新的政府内阁班子全面反映了全球化、年轻化、多元化和世俗化的特征。在2011年的大选中当选首席部长的洛桑森格，任职时年仅45岁。他是在印度德里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受到精英法律教育，并拿到法学博士学位的。六位内阁成员平均年龄也只有40-50岁，最年轻的卫生部长只有38岁。其中有两位女性（46岁的外交和新闻部长，48岁的内政部长），两位从北美返回，全部是受到印度和北美优秀教育的俗人。这样的内阁班子和议会、政府行政人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藏人，同时还反映出流亡社区藏人的对本民族尽责尽义务的献身精神。

第五，全球化的援藏国际公民社会已经形成，并对藏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近年来，达赖喇嘛对中国政府的信心愈来愈低，但却在他身边吸引和汇聚了愈来愈多的海内外华人。例如2011和2012年岁末年初，达赖喇嘛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举行的时轮金刚大灌顶法会就吸引了上千的大陆汉人。他对华人民众的信心越来越高，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道德复兴和民主化进程都可以与西藏民族的自我拯救和自由解放形成良性互动。

僧人自杀自焚的根源

可以说，中国政府近二十五年来倒行逆施的对藏强暴政策与流亡藏人社区的加速世俗化和民主化形成强烈对比，把藏人群体灵与肉、精神家园与祖国故土、上师与信众更加撕裂开来，造成一种更隐蔽的事实上的种族灭绝。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折磨（亲情上的或精神上的）成为每一个藏人生活的常态。在佛教教导中，佛祖创建佛教首先是针对“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四苦”）的，对僧众来说，它是能除一切苦的善法。《法句经》明确教导：“一切众生恐惧死亡”，“一切众生珍惜生命，以身作则将心比心，自不杀生莫教他杀。”因此，佛教根本宗旨是戒杀，在小乘佛教里并明确反对自杀。那为什么在藏区出家为僧为尼的佛门弟子，却成为连续自焚的主体呢？是什么原因让皈依佛法并以此普度众人出苦厄（死苦也在其中）的僧侣把死亡当成了一种手段呢？如果死亡变成了一种手段，那么它服务的更高的价值又是什么？是什么因素造成这更高的价值受到威胁，僧人必须以死相争相护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2012年1月8日在青海果洛州达日县县城自焚的索巴仁波切（Rinpoche，即汉语的“活佛”）的遗嘱。年仅42岁的索巴仁波切身穿黄色袈裟、点燃汽油自焚。在牺牲前，留下了录音遗嘱，他说道：

我的牺牲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多么伟大，我诚心诚意地忏悔所犯三昧耶戒以及一切罪业，特别是金刚密乘的誓言戒——不允许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我在此虔诚忏悔。

并且我发愿，希望遍法界的一切众生，乃至如虱子等一切微小众生，临终时未有恐惧，不受痛苦，往生无量光佛的身边，获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因此我愿供养自己的寿命和身体。也为了人天导师尊者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主的所有高僧大德长久住世，而把我的寿命、身体化作曼札供奉给他们。

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藏人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呀！诸多的金刚道友和各地的信徒们，大家要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为雪域藏人未来的自由，为藏地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家园，为这样的曙光，大家要团结一致，为了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这也是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的心愿，因此无利益的一切行径必须要放弃，比如那些为了争夺草山而自相争斗等。

最后，国内外的所有法友们，请你们不要难过，请你们为善知识们祈祷，乃至菩提间我们未有离别。依怙我的老人们和百姓们也请如是发愿，无论快乐与痛苦、好与坏、喜与悲，我们都要依靠上师三宝，除了三宝再没有依靠处，请你们不要忘记，扎西德勒！

从上面摘取出的遗嘱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索巴仁波切认真遵循了《中阴救度法》教导的死亡前的准备，避免产生贪念、嗔怒和畏惧，做到心不散乱；同时观想上师，向上师祈请。第二，索巴仁波切坦诚对自身的虐待和牺牲是破戒，因而发出忏悔。第三，索巴仁波切对上师达赖喇嘛尊者和一切众生，尤其是藏人同胞发出善念，祝愿前者长寿、后者和平自由。第四，索巴仁波切对在他之前“所有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们”祈祷发愿，因为根据《中阴救度法》，在四十九天之内，祈祷善愿可以帮助亡者顺利转到下一世。第五，索巴仁波切明确指出“三宝”（佛，上师；法，教义；僧，僧众和寺庙）是藏人的“依靠”，此外别无他法。第六，索巴仁波切明示，他的自焚是“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此外别无他求私欲。这里的大义是维护佛法的纯洁和永存，而雪域藏人的自由又是佛法得以维护的前提。第七，索巴仁波切引用佛陀舍身救虎的例子，来证明为了实践、印证和捍卫佛法的根本慈悲，肉身是可以舍去的。第八，“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是，遗嘱没有一句提及中国政府、军队入侵寺庙、镇压僧人等。

从上面的遗嘱我们可以看到，自焚的僧人明知他们已经破戒，但仍然赴汤蹈火，对藏人来说，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可能在好与坏之间进行了，却只能在怀和更坏之间选择。那么，对索巴仁波切和其他牺牲的僧侣来说，他们自焚这一“坏的选择”又是在避免哪一种“更坏的选择”呢？前者是僧人个人的自身虐待，后者却是“三宝”的毁灭和雪域藏人未来的毁灭。

那么，有什么理由说“三宝”在雪域高原正在被毁灭呢？概而言之有下面三点：第一：中国推行的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意识形态在系统地摧毁和破坏中国和西藏的信仰体系。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强暴镇压、对地下教会的骚扰打击、对所谓“邪教”的“黑社会化”处理方式、对藏人和维族人的滥杀都是最明显的例证。农历新年西藏党委开展的“百万领袖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进村进寺、落实寺庙“九有”工作会议（即：有四位领袖像、有国旗、有道路、有水、有电、有广播电视、有电影、有书屋、有《人民日报》和《西藏日报》），与此同时又严厉禁止出现达赖喇嘛的画像，就是在意识形态的最高层面对藏人的信仰进行侮辱和围剿。

第二，中国政府插手灵童转世、以舞弊方式内定灵童，强迫僧侣和信众背弃和侮辱自己的上师，也是毁灭藏传佛教的根本教义，破坏它的独立和纯洁。原历代班禅喇嘛驻锡地西藏日喀则市札什伦布寺的主持、曾担任寻找第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委员会负责人的恰扎强巴赤列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泄密罪判刑入狱6年，后死于非命（据身边人说是被毒死的）。青海塔尔寺前住持、中国佛教协会前副主席阿嘉活佛逃离大陆后披露，中共在选定西藏宗教领袖班禅喇嘛转世的金瓶掣签仪式中作弊，在一个装写有候选人姓名的象牙签的锦套中塞了棉花，让这个候选人的签高出一截，因此才顺利的选中了内定的候选人。中国政府把被达赖喇嘛认定为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格顿确吉尼玛监管了起来，至今生死不明，成为世界上最小的政治犯。现在中国政府又在准备在未来达赖喇嘛的转世上做文章。

第三，正如约瑟夫·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的结语中，谈到共产党政权与传统宗教的关系时写的，表面上看来，一些寺庙和圣物还保留了下来，但他们发挥的功能就是不要宗教发挥功能。他写道：“‘宗教器物和宗教人物都只是留着‘来被观看的’。‘不许触摸偶像’非常形象地延伸到‘不许滋养敬拜者’。‘不许触摸偶像’似乎是革命中破坏偶像的延续，而不是它的反动。”  换而言之，尽管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恢复和修建了部分寺庙，但由于政府派几千工作组进驻寺庙，用政治学习和宣传代替佛法研修教导，并任意驱逐不配合的僧侣，动员僧众批判和诋毁自己的上师（例如，除达赖喇嘛之外，还有十七世大宝法王、塔尔寺前主持阿嘉活佛等），实质上是不让僧众敬拜自己的上师，不让上师加持自己的信众。如果出家为僧者无法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如果信众无法皈依上师、获得教导，藏传佛教就无从谈起了。如果僧团想做出任何政府不许可的事，政府动辄派军队围攻、入侵寺院。肉体上的摧残已广为人知，但对于自焚的僧俗人来说，心灵的痛苦远远超过了肉体的痛苦，所以，自焚这一摧残自我的行为才会为藏人平静地接受。

自焚事件的价值判断

如果我们在上述的背景下来理解自焚行为，我们可以看到自焚展示的四个层面：第一，自焚是一种最高形式的、不伤害危及他人的抗议。它的抗议对象就是六十年来中共在西藏的失败统治和近期的暴力镇压升级。第二，僧人自焚是一种殉道。它是用点燃身体来颂扬佛法的伟大和维护它的尊严。第三，从个人层面来看，舍生取义的僧人在自焚中脱离今生苦难、获得了圆满。第四，从僧人的自焚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经历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中，只有获得了圆满顿悟的英雄才能超越肉身的痛苦，同时在经历精神痛苦的折磨后能升华涅磐，让生命能量燃烧、绽放出不朽的火花。对于千百万藏人来说，他们的光明将普照雪域高原。

这里涉及一个伦理问题：自焚是否是破坏性的暴力？从个人主义的伦理观来看，个人的自由包括对自己身体处置的自由（例如隐私、安乐死和自杀等）。但个人的自由又要受责任和义务的限制。个人的自杀可能对自杀者家属和孩童产生不利影响。  但对出家人来说，这一家庭责任几乎不存在。但佛教教义里有学者解读出自杀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允许的，尤其是获得开悟的僧侣。例如，学者们在讨论，佛陀涅磐是否是一种自杀，佛陀舍身救虎是否也是一种自残，等等。在巴利文的《相应部》（又称《杂尼迦耶》）经书中提到僧人钱那（Channa）的“自杀是无可指责的”。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Radhakrishnan）在《东方宗教和西方思想》一书中写道：“佛陀谴责自杀，但也有特殊例外：哦，舍利佛，任何人舍弃自己的身体，换上另一个，我都认为是该受责备的。但沙门钱那的自杀是不应当受责备的。如果牺牲肉身是出于强大的内在信念、它的维持已不能带来任何益处、或者是为社会做出更高的公益，那就是可褒嘉的。”  当然，有学者持异议，认为佛陀并非在“接受”、更非在“鼓励”自杀，而只是在除去某种自杀的恶意解读和加在亡者身上的指责。  但又有学者明确指出，《妙法莲华经 》（又名《法华经》）中的“药王菩萨本事品”中有“自燃身”来“以身供佛”和后来“燃臂供养”的论述，而且认为这是“于诸施中、最尊最上”：

作是供养已，从三昧起，而自念言，我虽以神力供养于佛，不如以身供养，即服诸香，栴檀、薰陆、兜楼婆、毕力迦、沉水、胶香，又饮瞻卜诸华香油，满千二百岁已，香油涂身，于日月净明德佛前，以天宝衣而自缠身，灌诸香油，以神通力愿、而自燃身，光明遍照八十亿恒河沙世界。其中诸佛、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若以华、香、璎珞、烧香、末香、涂香、天缯、幡盖、及海此岸栴檀之香、如是等种种诸物供养，所不能及，假使国城、妻子、布施，亦所不及。善男子，是名第一之施，于诸施中、最尊最上，以法供养诸如来故。作是语已，而各默然。其身火燃、千二百岁，过是已后，其身乃尽。一切众生喜见菩萨、作如是法供养已，命终之后，复生日月净明德佛国中，于净德王家、结跏趺坐，忽然化生。即为其父而说偈言：

     大王今当知，我经行彼处，
     即时得一切，现诸身三昧，
     勤行大精进，舍所爱之身，
     供养于世尊、为求无上慧。

若有发心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能燃手指、乃至足一指、供养佛塔，胜以国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国土山林河池、诸珍宝物、而供养者。

由于《法华经》在北传佛教中广为流传，所以，我们在大乘佛教国家才看到僧人自焚的行为。除去藏区外，文革期间西安法门寺的良卿法师为了保护佛门的宝物，就自焚以死去阻挡当时的“革命小将”搞打砸抢。1963年越南佛教徒在越战期间也出现释广德法师自焚的事情。所以，自杀自焚与佛教并非完全不容，对舍身取义的殉道和抗议行动，尤其是供养佛法，并不存在道义上的污点。死亡者也不因此而名誉受污。

与自焚相关联的另一个话题是，佛门弟子是否完全不能卷入暴力。在林照真的《喇嘛杀人：西藏抗暴四十年》一书中，就详细记述了许多誓不杀生的喇嘛为了挽救西藏，脱下袈裟、变成战士的历史故事。  学愚所著的《佛教、暴力与民族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佛教》一书，则记载了汉地的僧伽大众拿起武器，加入抗日大军的英勇历史。

所以，广义上的暴力，狭义上的自焚都可以因为行动者心发正愿，为了社会大众的福祉，或者为了捍卫三宝，或者为了供养佛陀，都可以被接受，甚至成为英雄义举。正如我的诗人朋友辰岸（也是一位在美国专攻佛教的宗教学博士）在《自杀者说》一书中写道的：“英雄末路\是为那未尽的壮志\圣徒殉道\是为那神圣的呼唤……拥抱生命者豪迈\拥抱死亡者悲壮\不一样的勇气、不一样的喜乐”。

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完全不顾国家结构性暴力迫害、军队武警在僧伽寺庙屠杀和平的僧侣、政府没有诚意回应和解决西藏人民的宗教和文化诉求，并由此而造成的藏民族反抗，而是把问题的根源归罪与死亡者、其他受害者和海外的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研究教授罗伯特?巴纳特的研究表明，在2008年以来的抗议运动爆发之前的五年，四川甘孜和阿坝两州的维稳开支就已急剧上升。事实上，维稳费用的飘升反映的是中共把强力镇压作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政策。而大规模抗议的出现和年轻人成为抗议的主体，则反映出大棒政策的失败。但今天的中共政府不断在经济上收纲、政治上加压，而且以共产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压迫来对待藏人，境内境外藏民族的联合反抗就只会升级。正如达赖喇嘛在许多场合已经讲到的，他对中共领导和中国政府已经不报信心。可以肯定的是，胡锦涛和周永康打造和维持的对藏控制体制和政策在十八大他们任期结束时是难以改变的。现在也难以判断，十八大上来的新领导人是否有政治远见、魄力和智慧，与达赖喇嘛一道真诚合作，解决藏民族的诉求，化解藏汉民族的紧张关系。恐怕，藏民族和汉民族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更为艰巨的挑战，那就是只有在与共产党争自由的民主化运动中，汉藏两族才能获得自由解放，从而共建两民族的合作、和平的良性互动。所以，能够在短期内终止自焚行为的可能性存在于藏汉民族同心携手、发动国际社会力量，运用各种方式向中国政府施压。从长期来看，藏汉民族必须相互支持对方的自由民主事业，终止共产党的统治，给所有在中国境内生活的人民带来“言论自由、敬拜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

面对没有尽头的藏人的牺牲，我们现在还能做的就是实践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一书中谈到的方法，对死者，尤其是死于暴力和意外的死者，通过祈祷提供我们的关爱：

观想从诸佛或圣者身上发出巨大的光，洒下他们的一切慈悲和加持。观想这道光芒流到亡者身上，完全净化他们，让他们从死亡的混礼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施给他们深度、持久的安详。然后，全心全意观想亡者化成光；同时，他已经被治愈和解脱一切痛苦的意识，腾空升起并永远与诸佛的智慧智慧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嗡嘛呢呗咪吽！
本文将刊载于《浴火袈裟》（杨建利 韩连潮 主编）

作者：夏明，《纵览中国》

中国反对制裁叙利亚，专制政权同病相怜?

中国和俄罗斯对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制裁叙利亚的决议双双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谴责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叙利亚人民将近一年的暴力镇压，并呼吁阿萨德下台。中俄两国对于叙利亚持续发生的暴力和流血事件的立场引发国际哗然。

去年10月，中俄对英法等欧盟国家提交的叙利亚问题草案也投了反对票。当时，安理会中九国赞成，四国弃权，而这一次，除中俄两国外，另外13个安理会成员国全部投了赞成票。

中国为什么反对制裁叙利亚? 中国的官方的立场一如既往：制裁不解决问题；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

*时殷弘：利比亚是个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看法呼应了官方立场。他说，中俄两国是从利比亚问题上吸取了教训。

时殷弘对美国之音说，去年西方国家在安理会推动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决议，事实证明，这项决议马上就遭到了滥用。各国在利比亚大打出手，严重冲击了利比亚主权和互不干涉原则，使得当地局势迅速发展到一个安理会决议没有授权的状况。

时殷弘说： “一个国家内部的动乱，当它没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安全的话，外界的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是不是可行? 这是一个有长远意义的问题。”

谈及国际社会是否应出面阻止叙利亚的民众死伤时，时殷弘说，国际社会的干预未必就能停止流血冲突，甚至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贺延光：邻居杀人了 大家都应挺身而出*

前《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一个月前刚刚走访了叙利亚。期间，当地发生了一起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200多人伤亡。 贺延光说，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滥杀无辜，屠杀平民，国际社会就应该出来干预。

贺延光说，所谓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人之常情。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邻居家家庭有内部矛盾，打了孩子了，骂了孩子了，别的邻居可以不管。但如果说你把你的孩子杀了，所有的邻居都应该挺身而出。”

*贺延光：中叙政权 同病相怜*

贺延光说，前天他在北京和阿盟的一位官员吃饭。席间那位官员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让他非常不解。他说，如果是为了石油，中国从和阿盟各国的石油贸易中获取的利益要远大于叙利亚。他问贺延光，中国为什么还要支持那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贺延光说，当时他没有向那位官员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与其说中国为叙利亚投票，倒不如说其实是在为自己投票。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中国)自己政权的性质、体制， 很多是和独裁专政一回事儿啊，这种专制同病相怜啊。”

在具有“舆情风向标”作用的中国微博平台上，贺延光的观点得到了部分网民的赞同。有网民写道，在中国面临根本危机的当即威胁下，维护国际问题上的主权原则无异于为当局的生存而奋斗。

作者：萧雨，原载: V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