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在新世紀中的新角色

《聯合報》

世界銀行總裁佐立克將在6月任期屆滿後卸任，引發各界對接任人選的揣測與爭逐。目前被點名的可能人選，包括美國國務卿希拉蕊、白宮前經濟顧問桑莫斯、現任財長蓋納、前總統柯林頓，甚至前英國首相布萊爾等，基本上是西方人、尤其是以美國人為主。與此同時，約60個國際發展組織及倡議人士連署呼籲美國，讓發展中國家就選擇繼任人享有更大話語權，巴西與中國大陸等新興經濟體則表明，世銀應以「公開、競爭及擇優的原則」選出接班人，暗示不應由美國欽點。

世銀、國際貨幣基金（IMF）與世貿組織（WTO，前身為關貿總協定GATT），都是二戰快結束前的1944年，布列敦森林會議的結論與產物。基本構想是為戰後打造一個有利於全球貿易與投資發展的大環境。三個組織的職能角色各有分工：WTO主要是排除國際間的貿易與投資障礙，也即是推動全球化；世銀則以幫助發展中國家成長和戰勝貧困，以因應市場經濟全球化下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IMF則是在確認以美元為主要國際貨幣下，建構一個有利於貿易與投資的全球金融體系。

除了WTO因性質不同（主要是通過談判來核准新成員的加入）外，世銀與IMF的總裁任命，在當時的全球權力結構下，一向是由美國決定（如世銀），或由美、歐商定後決定（如IMF），可說是美國壟斷的局面，像世銀迄今11位總裁都是美國人。但時移勢易，全球權力結構六、七十年來已出現變化，其中又以中國大陸及所謂金磚國家的崛起最為突出，類此現象或趨勢，也不可能不影響到全球權力資源的分配與博弈。近年來，世衛組織（WHO）總幹事（陳馮富珍）、世銀副總裁（林毅夫）、IMF副總裁（朱民）等先後由中國籍人士擔任，也體現了此一現實。由此以觀這次巴西、大陸的動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但在權位的爭逐外，各方更應看到的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出現明顯變化的，不只是國際間綜合國力的消長，全球發展的形勢及其呈現的問題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處理全球性事務的組織也有必要因應此等變化，在角色定位與功能操作上做相應的調整，這在一定程度上，或許也有必要與相關國際組織負責人的遴選產生關聯。

就拿世銀例子來說，如前所述，早先世銀的角色是面對市場經濟全球一體化必然產生的貧富差距問題，在全球範圍內進行財富重分配的工作。這樣的角色設計，跟一個國家的政府在其國內進行財富重分配別無二致。總的說來，是比較消極性；所謂消極性，或可理解為能做到不讓貧富問題引發更多的社會矛盾就滿意了。但新世紀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顯示，全球貧富差距長期惡化，既是各種資產泡沫形成、引發金融危機的主因，又是導致全球需求疲滯，使得全球經濟難以強勁復甦的關鍵。從這個角度理解，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需要一個能發揮更積極角色的世界銀行，一個能讓更多富有、發達國家願意通過各種可能途徑來強化世銀功能的世界銀行。

以全球環境生態保育為例，長期以來，世銀對此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工作，但主要是道德取向的。六、七十年前，還不曾有「全球暖化」的普遍危機意識，但時至今日，全球暖化已演變成普世危機，並且還在日益惡化，幾次全球性的會議卻因各國的利益矛盾而難以形成共識，全球期待一個像世銀一樣的既有組織，對此做出比以往更積極的貢獻。

由此觀之，世銀的新領導人如何決定，既應打破美國長期壟斷的慣例，卻也無須一定要有由新興國家出任的做法，而是應通過「公開、競爭及擇優的原則」產生，選出最有看法、最有條件者出任。就此而言，中國大陸、巴西的主張應在國際間獲得更多的重視。

美朝第三次對話 今在北京登場

《中國時報》

事隔4個月，美國和北韓代表再次聚首北京，參加今（23）日舉行的第三次高層對話。這是繼2011年7月和10月兩輪後，美國和北韓的又一次對話，是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日逝世後的首次會談，是否重啟六方會談，明後兩天將會明朗。會談前，美國和南韓聯合軍演。

　北韓負責主談的是外務省第一副外相金桂冠，他於前天上午先抵北京。美國特別代表戴維斯昨日抵達。美國務院之前聲明表示，這次會談將繼續雙方在去年7月和10月，分別在紐約和日內瓦進行的討論，美國希望借此機會判斷北韓是否願為「去核化」採取切實步驟。

　就美國的立場，美方提出去核化先決條件，在於北韓必須中斷鈾濃縮項目，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監督檢查。若兩國就北韓採取去核化前期措施達成一致意見，美國將向朝鮮提供糧食援助等，六方會談也有望重啟。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陶文釗認為，即使美國和北韓雙方抓緊一切機會建立管道，以目前局勢看，短期內恢復六方會談的難度很大。

　自2003年8月以來，中國、北韓、美國、南韓、俄羅斯和日本就朝鮮半島核問題舉行多次會談。最近一次於2008年12月在北京召開，此後朝鮮半島去核化進程陷入停頓。

　就在美國和北韓高層對話的此時，美國和南韓卻進行相當敏感的舉動。從2月20日到24日，美國與南韓舉行代號為「關鍵決心」和「禿鷹」的例行聯合軍事演習。其中，美韓還展開迄今兩國最大規模的聯合反潛軍演，劍指北韓。

　南韓軍方表示，演習旨在加強韓美兩軍防禦能力，應對北韓潛艇潛在襲擊。

　南韓部隊在20日上午在靠近朝鮮海域的白翎島、延坪島等西北島嶼地區，實施兩個小時的海上射擊訓練。

　北韓方面則回應，如果南韓越線侵犯北韓領海，北韓軍隊將予以「無情的還擊」。朝鮮「已經做好局部戰爭和全面戰爭的準備」，「朝鮮半島今後事態發展完全取決於美國和韓國」。

薄熙來出招自救 前途未卜

《中國時報》

設於香港的「中國人權信息中心」一則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向政治局會議請辭的消息，如今遭質疑消息來源並非來自北京有力人士，而是大陸網上流傳一份所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文件。位列黨和國家領導人層級的政治局委員請辭函，可以在網路流傳而不遭官方封鎖，也是中共建政以來奇聞。

　大陸微博一片唱衰薄的前途可以不被刪除，外國媒體更早已判定薄就此玩完。這位在文革期間忍辱負重，從基層一步一步爬上來的紅二代，自是不可能因左右手王立軍叛逃就舉白旗投降。

　二月八日王立軍遭北京國安部帶回調查當天，搶人失敗的薄熙來率領黨政代表至雲南考察，其中一個行程就是參觀其父薄一波創建的十四軍的軍史展覽館，如港媒所說，這是一種「先烈之後，誰人能動！」肢體語言的展現。

　最讓重慶傳媒界意外的，就是原本打著唱紅打黑的薄熙來，悄悄地向「右」走，重慶日報連日來對改革開放大書特書，二月十二日，更引述薄熙來主持會議時，大談胡溫兩人所提的科學發展觀，種種舉動，前所未有。

　王立軍案發生已近廿天，撇開種種宮廷式內鬥不談，可以確定的是，薄熙來頻頻出招自救，證明王立軍案仍在各方角力。幾乎確定的是，在出訪的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返國後，人大政協兩會三月初召開前，沉默許久的北京當局，將會進一步交代該案進展，否則難以想像歷來都成為薄熙來鋒芒畢露的個人專屬記者會的人大重慶團討論會，今年要怎麼辦？

民調吊車尾 唐英年有落馬危機

《中國時報》

香港行政長官候選人唐英年在違建及緋聞打擊下，其最新民意調查「插水」，在有意參選者當中敬陪末座。部分已提名唐英年的選舉委員表示，將視民意決定投票意向，暗示唐英年隨時有墜馬危機。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委託中大傳播研究中心進行最新特首選舉民調顯示，上月民望與對手梁振英逐漸拉近的唐英年，這次民望更首次低於反對派候選人何俊仁。

　中文大學在上周四起連續4日訪問1200名市民。結果顯示唐英年的民望，由上月平均54分，急跌21分，至33分，更低於一直民望大幅落後、得34分的何俊仁。民望一直領先的梁振英，民望亦受「西九龍建築比賽利益申報風波」影響，下跌2分，至57分。

　調查指出，只有19%受訪者希望唐英年當選特首，梁振英則有55%受訪者支持，何俊仁的支持度亦由7%微升至9%。受訪者認為，唐英年現實中會當選「看好度」由逾7成大跌至42%，梁振英則急升26個百分點至36%，何俊仁獲0.8%，至於認為非上述3人當選的比率，由0.1%大幅升至7%。

　另外，民調顯示，給予唐英年0分的受訪者高達27%，何俊仁有17%，而梁振英有5%。中大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指，民調反映很多人極度不喜歡唐英年，民望嚴重不合格。

　隨著唐英年正式成為特首候選人，其背後的支持者亦曝光。分析發現，唐英年的支持者大多數是工商巨賈及全國政協委員，至於在其他專業界別如教育、法律、勞工及社會福利界別，則取得零提名，反映唐英年政綱未能取悅社會上的專業及弱勢的一群。

　事實上，在連串醜聞下，提名唐入閘的選委，已預先警告他們會按民意行事。當中自由黨更表明會在提名期完結後，才討論投票意向。

　手握28票的新界鄉議局對挺唐也有保留，主席劉皇發稱「投票跟提名是兩回事」，要再詳細研究政綱才決定投票取向，但讚揚唐英年硬闖關「好勇敢」。

　近日表態參選的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至今仍未作最後決定，但他坦言其所屬政黨民主建港聯盟內部對他的參選有不同聲音，認為他有可能影響該黨在9月立法會換屆大選的勝選。亦有盟友認為，民主建港聯盟的政綱未足以成為執政藍圖。因此他仍然要思考應否參選的問題。

　香港時事評論員練乙錚亦認為，曾鈺成欠缺大商家的支持，很難在特首選戰中言勝。

代理黨主席陳菊出線 民進黨的安全棋

《中國時報》

民進黨由高雄市長陳菊代理黨主席，事實上，陳菊能打敗柯建銘取得代主席，存在三層意涵：其一，世代交替勢在必行，不可能也不願走回頭路；陳菊的先行卡位，防堵大老出線的意義不言可喻。其二，陳菊當初係由蔡親自點名，意謂蔡不會因辭去黨主席而退出決策圈，小英可能不會回鍋黨主席，但不表示會因此斷絕邁向二○一六之路。

　最後，陳菊曾多次出訪中國大陸，對於兩岸經貿採取較開放進取的態度，既不完全隸屬台獨基本教義派，更無存有過多統獨爭論的意識形態包袱，民進黨未來是否會依循獨特的「陳菊路線」修改兩岸路線，如同小英的非典型風潮，更值得觀察。

　總之，陳菊出任代主席是民進黨一著安全棋，進可攻退也可守，且宣示「中生代將出頭」之意味濃厚。

良法善治從廣東模式談起

《中國時報》

王立軍事件爆發的原因和後續政治效應還是一團迷霧，海內外有各種臆測與傳言。然而，不管王立軍在接受北京方面調查後受到怎樣的處置，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政治前景又是如何，毫無疑問的，近3、4年來備受矚目與議論的「重慶模式」已經因為此一事件而受到極大的衝擊。

　這十多天以來，大陸知名的所謂「左派」（實際上是各種各樣的毛澤東派、國家主義派）網站「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不斷刊出要「以鐵和血來捍衛」重慶模式及讚揚重慶路線的相關文章，大陸「左派」的極端反應，正說明了王立軍事件對重慶模式的衝擊。

　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方面是經濟起飛迅速，從城鄉建設到人民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城鄉、地區和貧富三大差距不斷拉大，腐敗問題嚴重，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的社會風氣瀰漫，引起了對改革成績的不同的評價與對未來發展方向的爭論。這幾年來海內外不斷討論的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都是大陸地方政府因應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而做出的政治回應。

　雖然都是打著「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改革」的旗幟，重慶模式走的是一條「大政府」、「強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面對民眾對腐敗、治安惡化、的不滿和官民矛盾的加深，重慶運用國家機器打黑，甚至用毛澤東時代的老辦法來整頓官吏，卻不免脫出法治軌道。面對民生經濟議題，重慶強調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面對民眾對貧富差距和社會風氣不正的憤怒，重慶則祭出紅色歌曲、經典來「發揚社會主義道德」。撇開權力鬥爭的因素不談，重慶模式主要是憑藉毛澤東舊時代的思想資源和政治手段來因應新課題。

　而廣東同樣在不改變中共一黨執政的前提下，則正在摸索一條以改善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道路。一般人提到廣東模式，主是要看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市場經濟道路，看到珠三角的從加工貿易到騰籠換鳥的經濟成長與轉變，卻往往忽視廣東正在嘗試的、以「社會體制改革」為主的道路。

　2010年，溫家寶多次公開談論政治體制改革，面對此一敏感課題，廣東一方面強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全方位改革，不忘「利用深圳、珠海、汕頭特區的政策優勢率先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駕護航」。另方面則在社會體制改革上著力甚深，希望走上一條小政府、大社會，多少釋放空間給予民間力量發展，培育公民社會茁壯的道路。如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日前所講的，是要「以良法善治促政府職能轉變」，「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不斷擴大群眾參與合作，凝聚共識，限制政府越界」。

　雖然改革步伐緩進，但相對來說，廣東在媒體言論空間、政務公開和放寬社會組織管制等方面都是全大陸最寬鬆而多元的地方。或許這是當局強化執政正當性的作為，不代表要走向西方式民主，但這種以「人民做主服務自己」取代「為人民服務」的探索，可能更為符合民眾的福祉與需要。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廣東模式的發展，和與香港的感染、競爭與借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來看，朝野兩黨何不認真思考，台灣在促進大陸走向「良法善治」上，能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比如，未來能否期待一個兩岸合作的福建模式呢？

訟棍撈政治油水 禍港官司不斷

《文匯報》

今次外傭爭取居港權官司，代表外傭一方的資深大律師李志喜，是非一般的大狀，他還有一個極富政治色彩的身份─ 公民黨憲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是黨內的核心人物之一。曾鬧得滿城風雨，製造社會矛盾的官司，包括導致現今「雙非」爭議源頭的2001年「莊豐源案」，當年 原訟人的代表律師也是這位公民黨大狀，及公民黨現任多名成員。公民黨大狀的舉措也表露該黨打官司只為博取政治「油水」。

　近期引起民憤的「雙非」問題，源自當年「莊豐源案」的判決，而當年負責有關的官司正正是李志喜，參 與的律師還有公民黨其他成員。而去年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因環評官司工程延誤近1年，導致工程造價上漲65億元，港府在該官司的訟費不少於750萬元，這場不 必要的官司最終要納稅人付鈔，原訟人代表律師，亦正正是公民黨執委兼九龍東支部副主席黃鶴鳴。

梁振英下午3時報名參選特首

《文匯報》

據港媒報道，行政長官參選人梁振英，將於今日下午3時到選舉事務處遞交提名表格，正式參選特首，之後將會見記者。

唐英年及何俊仁早前已報名參選。

葉劉自稱當選會檢點 曾蔭權官商勾結風波 何俊仁批不智

香港《明報》

獲富商款待的曾蔭權陷入官商勾結風波，各特首參選人亦加入戰團，抨擊現任特首行為不檢。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批評，曾蔭權此舉影響公僕形象，甚或觸犯公職人員的規條，聲言她若當選將「很檢點」，不會與富商過從甚密；民主黨何俊仁亦指，特首應對自己有最高的要求，斥曾蔭權接受款待的做法「極度不智」，該黨已去信特首辦，促曾詳細交代事件。

葉劉淑儀稱，近年貧富懸殊加劇，社會亦充斥官商勾結的指控，她批評曾蔭權作為從政者未有避嫌，反接受這次的豪華款待，「即使你上遊艇只是吃叉燒飯，至少你已上了豪華遊艇」。

曾任職政府約30年的葉劉淑儀透露，過去做官時亦收到不少商界人士的邀請，但大多只是出海半日，或一起用膳，「在船上過埋夜就真的少有些」。她強調，上任特首後將會很檢點，盡量避免與富豪來往過密。

民主黨促特首辦交代

泛民特首候選人何俊仁昨亦主動回應事件，特首應對自己有最高的操守要求，不能低於對問責官員的要求，並以身作則去保障香港的良好聲譽，對曾蔭權加深政府官商勾結的印象感到遺憾。對於曾蔭權與不少份屬唐營的富商關係密切，何俊仁批評曾蔭權令人感到他在選舉中有所偏私，處境尷尬，使市民質疑其誠信，行為極度不智。

民主黨署任主席劉慧卿已去信特首辦，要求曾蔭權詳細交代接受款待的事件始末。

梁﹕接受款待應跟從政策

另一特首參選人梁振英表示，曾蔭權在接受款待時，應跟從政策規條辦事，他稱若自己當選特首，亦必定遵守。

另外，葉劉淑儀表示爭取選委提名有進展，但拒絕透露具體數字。葉劉淑儀說，她接觸的都是未提名任何人的選委，主要是專業、公務員和宗教團體。她承認工作艱巨，未來幾日非常關鍵，會不斷努力。

兩輪投票制漫談 看香港特首選舉

香港《明報》

「地庫門」風波爆發之後，特首選舉由唐英年、梁振英、何俊仁三足鼎立之勢，一變而成，多了曾鈺成和葉劉淑儀加入戰圈，在最極端的情況下（雖然我認為出現機會頗微），特首選舉將有5名候選人同台角逐。有人妙想天開的提出，當建制派的選票被多名來自同一陣營的候選人所嚴重攤薄之後，何俊仁這名泛民代表，有否機會「漁人得利」，「冷手執個熱煎堆」，爆冷勝出，就如當年台灣陳水扁一樣，「要教日月換新天」。

答案當然是不會，因為香港採用的是兩輪投票制，特首候選人不能僅靠「簡單多數票」勝出，而需要拿到「絕對多數票」，亦即是在1200名選委中，要拿到至少601票，才能當選。

因此，即使（我說是即使），何俊仁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而鴻福齊天，而在第一輪投票領先，結果在淘汰剩兩個候選人的情下，建制派的票源也會歸邊，讓後者在第二輪選舉中後來居上。

2000年3月台灣總統選舉，當時共有3名候選人，分別是陳水扁、連戰及宋楚瑜，而他們的選民支持度可謂不相伯仲，最後陳水扁以39%，遠少於一半的得票率，險勝了得票37%的宋楚瑜及23%的連戰，教台灣變天。一般評論相信如果不是泛國民黨陣營出現分裂，選票遭連、宋兩人攤薄，便不會讓阿扁坐收漁人之利，爆冷以少數票取勝。

台灣由獲得「簡單多數票」的候選人贏取總統寶座，當然並不是唯一可供選擇的方式。以法國及俄羅斯為例，若然在第一輪大選沒有候選人能夠取得過半數選票，便會淘汰剩兩名獲得最高票數的候選人，再舉行第二輪的大選，這種制度的其中一個好處，便是可以把傳媒近年常掛在嘴邊的「棄保效應」制度化，有利產生一個較具民意基礎的總統。

試想如果台灣當年採用的是「絕對多數決」及兩輪投票制，連戰在第一輪大選後出局，剩下阿扁及宋楚瑜，相信在集中票源的情下，宋取得過半數票並在第二輪大選中勝出的機會便甚高，阿扁遂難以突襲成功。

其實類似「宋連分歧，扁收漁利」的情，也發生在1987年的南韓大選，當時是「兩金分歧，盧收漁利」。同是反對派領袖的金泳三及金大中，因為未能就誰人代表反對派出選達成共識而內訌，因而雙雙出選，結果分別得票28%及27%，這使得票只有37%的原執政集團以及軍方代表盧泰愚能夠扭轉敗局，當上南韓民主化後第一名普選產生的總統，兩人成了罪人。

因此在1994年台灣制憲期間，便曾有一派意見認為，參考南韓的經驗，台灣應該採納法國模式的兩輪投票制，這樣的安全系數無疑比較高，但卻遭李登輝堅決拒絕，沒有人知道他當時心中想的是什麼，於是便有陰謀分析說李當年已經高瞻遠矚，預計（甚至是設局造成）到2000年大選的局面，因此作出這個深謀遠慮的部署，以便陳水扁當上他心目中帶領台灣「出埃及的約書亞」。

總的來說，絕對多數決及兩輪投票制，主要是為了避免出現少數票總統而出現的選舉方式。換轉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制度對於佔上風的陣營來說，可以起到一個安全閥的作用，減少選舉的不確定因素，避免因陣營分裂，有多於一人參選造成分票，導致最終由少數派突襲成功的局面。

原本大家以為，在北京一直慣了由上而下高度插手和干預的情下，建制派又豈會分裂，在特首選舉這麼重要的選舉之中，推出多於一名候選人。但世事如棋，今次最先是建制派鬧出什麼「黨內初選」，又或者所謂唐梁「君子之爭」，讓兩人同時入閘，到後來，因為「地庫門」風波，再加入曾鈺成，以至葉劉淑儀這個「淑女」，讓選情變得更加變幻莫測。當年為北京想出絕對多數決及兩輪投票制，這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制度安排的「高人」，或許今天可以向北京誇耀自己的「先見之明」了。

不過順帶一提，既然可以有「兩輪」淘汰制，自然亦可以有「多輪」淘汰制。1985年本港的立法局選舉，當中有12席由12個由區議會合併而成的「選舉團」所分別選出，當時所採用的投票方法，便是多輪淘汰制。那是在第一輪選舉後，如果沒有任何候選人能夠取得過半數票的話，不是一下子淘汰剩最後兩個得票最高的候選人，而是會把得票最少的那一名候選人淘汰走，重新讓選民再來一輪新的投票及選舉，直至有候選人可以取得過半數支持為止。在那一次的選舉，戰最激烈的，便首推港島東選舉團，該選區共有6名候選人，結果要經歷5輪投票始能分出勝負，雖然只是小圈子得41名選民的選舉，但也得拉鋸了達7小時才可告閉幕。而在新界東及新界西兩個選舉團當中，亦得經歷四輪投票始能分出勝負。其實在如此小眾的小圈子選舉當中，採用多輪淘汰制，在一輪與一輪的選舉期間便很容易出現很多齟齬、交易以至背叛。所以，當1987年港府檢討代議政制發展時，便批評「這個制度遭受非議之處主要有二。其一是有多名候選人競選的選區須費很長的時間才能得出結果，例如港島東選區便曾歷時7小時和經過5次投票才得出結果。其二是候選人大致可以洞察每次投票的情形，知悉投票人支持哪一位候選人。這曾產生尷尬情，有時更使候選人之間積怨難消」。難怪自從這次選舉之後，香港政府便沒有再在各層次的選舉中採用這種投票方法。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