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法善治從廣東模式談起

《中國時報》

王立軍事件爆發的原因和後續政治效應還是一團迷霧，海內外有各種臆測與傳言。然而，不管王立軍在接受北京方面調查後受到怎樣的處置，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政治前景又是如何，毫無疑問的，近3、4年來備受矚目與議論的「重慶模式」已經因為此一事件而受到極大的衝擊。

　這十多天以來，大陸知名的所謂「左派」（實際上是各種各樣的毛澤東派、國家主義派）網站「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不斷刊出要「以鐵和血來捍衛」重慶模式及讚揚重慶路線的相關文章，大陸「左派」的極端反應，正說明了王立軍事件對重慶模式的衝擊。

　大陸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方面是經濟起飛迅速，從城鄉建設到人民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城鄉、地區和貧富三大差距不斷拉大，腐敗問題嚴重，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的社會風氣瀰漫，引起了對改革成績的不同的評價與對未來發展方向的爭論。這幾年來海內外不斷討論的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都是大陸地方政府因應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而做出的政治回應。

　雖然都是打著「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改革」的旗幟，重慶模式走的是一條「大政府」、「強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面對民眾對腐敗、治安惡化、的不滿和官民矛盾的加深，重慶運用國家機器打黑，甚至用毛澤東時代的老辦法來整頓官吏，卻不免脫出法治軌道。面對民生經濟議題，重慶強調國有企業的重要作用。面對民眾對貧富差距和社會風氣不正的憤怒，重慶則祭出紅色歌曲、經典來「發揚社會主義道德」。撇開權力鬥爭的因素不談，重慶模式主要是憑藉毛澤東舊時代的思想資源和政治手段來因應新課題。

　而廣東同樣在不改變中共一黨執政的前提下，則正在摸索一條以改善政府治理方式的改革道路。一般人提到廣東模式，主是要看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市場經濟道路，看到珠三角的從加工貿易到騰籠換鳥的經濟成長與轉變，卻往往忽視廣東正在嘗試的、以「社會體制改革」為主的道路。

　2010年，溫家寶多次公開談論政治體制改革，面對此一敏感課題，廣東一方面強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全方位改革，不忘「利用深圳、珠海、汕頭特區的政策優勢率先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新突破，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保駕護航」。另方面則在社會體制改革上著力甚深，希望走上一條小政府、大社會，多少釋放空間給予民間力量發展，培育公民社會茁壯的道路。如同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日前所講的，是要「以良法善治促政府職能轉變」，「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不斷擴大群眾參與合作，凝聚共識，限制政府越界」。

　雖然改革步伐緩進，但相對來說，廣東在媒體言論空間、政務公開和放寬社會組織管制等方面都是全大陸最寬鬆而多元的地方。或許這是當局強化執政正當性的作為，不代表要走向西方式民主，但這種以「人民做主服務自己」取代「為人民服務」的探索，可能更為符合民眾的福祉與需要。

　最後需要一提的是，廣東模式的發展，和與香港的感染、競爭與借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此來看，朝野兩黨何不認真思考，台灣在促進大陸走向「良法善治」上，能發揮怎樣的積極作用，比如，未來能否期待一個兩岸合作的福建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