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中国改革不容拖延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作为一名企业领导，我亲身经历了过去30年的改革，对中国必须应对的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目前，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后期阶段——我们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讨论，与那些具备成熟市场体制的国家大不相同。

　　即使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里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我们的辩论仍围绕着以下问题：这样的成功是政府控制的结果，还是自由市场的作用？对这个关键性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将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自由市场改革，还是就此结束历时30年的转型？中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摩擦是源自于市场改革本身，还是改革进程中的瓶颈和倒退所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究竟是一种已实现目的的转型安排，还是一种应进一步深化的创新？

　　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民主政府由于受到选民偏好和党派斗争的束缚，可能会牺牲效率或是做出过度反应。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机制并不总是理想的搭档。然而，世上没有乌托邦，也不存在完美的体制。这些体制能否自我维系并为社会所接受，关键在于它们能否避免犯重大错误、具备纠错机制，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在历史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曾寻找过现代市场体制的替代模式。主要的两项试验是苏联时代的“列宁-斯大林模式”和“东亚模式”，前者是毛泽东时代中国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后者则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为代表，这种模式在日本和一些东亚国家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30年代，当西方经济体陷入“大萧条”之际，列宁-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经济迅速增长，在经济学家中间引发了热议。三四十年后，日本模式引起了另一场热烈的辩论。然而，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两种模式的失败。前者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以牺牲个人权利为代价，竭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后者则导致价格扭曲、资源错配和官商勾结。

　　现代民主和市场体制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它们仍然是可行的，而且人类迄今尚未找到更好的选择。

　　那么，这带给中国什么教训呢？中国政府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的进程，随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转而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使中国经济得以避免崩溃并迅速增长。在转型的初期阶段，由于市场尚不发达，政府有必要发挥主导作用，因此产生了与东亚或日本模式类似的政府主导型体制。如今，这种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应该摆脱特殊利益团体的掣肘，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推进市场改革。

　　当前有两项任务必须完成。第一，政府必须把重点从发展经济，转向完善法治和提供公共服务。第二，经济体制必须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政府则发挥监管的职能。

　　要实现上述目标，政府必须减少各类经济和市场活动的审批程序(有必要实施监管的行业除外)。必须减少干预市场价格和交易，逐步废除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矿物以及资本价格(利率和汇率)的管制。政府必须改革垄断企业；对国有资产实施公平有效的私有化；改革税收制度，以全面落实改善社会福利的目标。此外，必须增加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和环境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开支。

　　经济危机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蔓延，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的未来命运产生了怀疑。然而，中国的故事并不能成为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理由。相反，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是由于实行市场改革的缘故。要继续前进，中国现在必须转变政府在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继续朝着建设自由市场体制的方向推进改革。这是一项未竟的使命。

作者:秦晓，来源: 中国经营报

林彪下令連夜撕掉“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標語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7月31日  郵電部發行《林彪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郵票題詞（1965年7月26日）》特種郵票，共1枚，在全國發行。

8月3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幾內亞共和國國家人民軍副總參謀長卡曼·迪亞比上校率領的幾內亞軍事代表團。周恩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王新亭等陪同。

8月4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轉發安徽省革命委員會、12軍黨委處理蕪湖問題的綜合報告》的通知。毛澤東批示：照辦。

8月5日  21時，毛澤東對解放軍報社《8、9、10月份宣傳要點》批示：林彪同志閱後，送人民日報負責同志一閱。然後退還解放軍報總編小組。此件可以試行，隨時總結經驗，糾正錯誤，修改計劃。《人民日報》也要試作計劃。而要有一個像樣的計劃，就非徵求若干基本讀者的意見不能成功。

8月9日  林彪晚上轉車 ，看到北京街頭有“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發表一周年”的標語，下令林辦工作人員連夜撕掉。

8月11日  毛澤東、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人民解放軍福州、武漢、成都、昆明、新疆、西藏軍區陸海空部隊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海軍第二次四好連隊代表大會代表，北京軍區炮兵第二次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代表，以及正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一些地區代表兩萬多人。

8月15日  毛澤東、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首都工人、農民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首都工人代表及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各軍兵種、北京衛戍區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以及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一些地區代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陪同。
林彪隨後去北戴河。

8月16日  中央軍委根據中國政府和老撾政府的協定，組建中國築路工程隊。人民解放軍先後派出工程、高炮、地面警衛、後勤等部隊11萬餘人，到老撾擔負築路任務，1978年5月完成任務回國。

8月20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派工人宣傳隊進學校的通知》，毛澤東批示：照發。

9月1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致電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會常務委員會主席長征，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范文同：熱烈祝賀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23周年。七億中國人民將一如既往，堅決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

9月2日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工人進軍事院校及尚未聯合起來的軍事院校實行軍管的通知》。

9月3日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和北京衛戍區向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等報告關於召開工人和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8月29日，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已經全部進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59所大專院校。……

9月4日  毛澤東對北京市召開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負責人會議情況報告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現在需要規定一些具體政策，我看此件不錯，建議轉發各地參考，請酌定。6日中央轉發。

9月9日  北京10萬軍民集會，熱烈慶祝全國山河一片紅。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和林彪向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慶賀。（《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普利策奖得主：林书豪给中国篮球的启示

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2011年5月，林书豪在他的祖籍所在地浙江平湖与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打友谊赛。


当山西猛龙队行事冲动、作风霸道的富豪“王老板”聘请前NBA教练韦斯(Bob Weiss)、力图给中国篮球协会(CBA)最弱球队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时，记者杨金新(Jim Yardley)的新闻天线马上发动起来。时任《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北京分社社长的杨金新和他的团队全身心地投入了那个赛季的采访。他写的《猛龙：中国篮球队、美国教练和两种文化的碰撞》(Brave Dragons: A Chinese Basketball Team, an American Coach, and Two Cultures Clashing，Knopf出版)一书记录了这个赛季的前前后后。杨金新报道中国六年，他对中国司法体制的报道曾获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这本书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深刻理解。杨金新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谈《猛龙》、林书豪(Jeremy Lin)和中国体育的现状。以下是访谈节录：

《华尔街日报》：你非常直接地写到了中国球员和球迷在体育运动方面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他们觉得自己没法做到美国人那么好。你认为这是否解释了他们对林书豪的强烈兴趣和自豪？

杨金新：是的。林书豪祖籍中国大陆，但他的家人来自台湾。他身高6.3英尺（1.91米），但还算不上巨人。他在否定包括教练在内的很多中国人认为自己身体素质低人一等的各种成见。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中国教练跟我讲，作为生产篮球运动员的原材料，中国球员等于是次品。这些教练认为，提高他们的最佳办法就是无情地、反复地训练。

林书豪在证明，一个亚洲裔的人在身体素质上可以与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员抗衡，甚至占据优势。当然，林书豪是美国籍，而且在他的成长环境中，他更能够发展自己的独特技能。他们的父母好像也是非常支持的。另外最重要的是，林书豪感觉像是一个非常有决心的人，而如果没有决心的话，天才最终也很难脱颍而出。

《华尔街日报》：我认为，林书豪相对普通的身高（跟姚明比）使他有可能在中国引起变革。

杨金新：非常正确。中国的整个篮球系统都在殚精竭虑地寻找下一个姚明，至少是在寻找其他身形高大的运动员。林书豪迫使这个等式改变。中国有很多身高1.9米左右的运动员。但他们为什么没能像林书豪从小在美国打篮球那样成长？我认为这个问题将会引起广泛的共鸣，但愿也会改变中国人的典型训练方法。一定程度上，这种改变已经在发生。

《华尔街日报》：你观察到，美籍球员看到中国籍球员训练那么苦，觉得很震惊。在他们看来，这些队友几乎就是球队的奴隶。你觉得中国球员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杨金新：不是的。毕竟中国在工厂上班的工人常常是一个星期工作七天、一年工作50个星期，做的都是重复的、让人麻木的工作。相比之下篮球运动员要好得多，而且这些人的工资确实也要高很多。但CBA很多球队实质上就是像篮球工厂一样运作，队员们受到严格的控制，一起住宿舍，并持续不断地操练。我在跟踪采访猛龙队时看到，由于一位中国籍助理教练指挥球队训练的强度太大，有两名中国籍球员晕倒了。

《华尔街日报》：你最近撰文暗示NBA在中国的计划遇到了困难。他们对于林书豪的出现有多高兴？

杨金新：NBA在中国仍然非常受欢迎，但近几年他们的计划遇到了障碍。他们想在中国创办自己的联赛，跟CBA合办也可以。但CBA拒绝了。他们谈到建立一个球场网络，但这也没有实现。在姚明表现最好的时候（比如2005年、2006年）过去之后，电视收视率也下降了。总之，NBA仍受欢迎，但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就在这个时候，林书豪出现了。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球迷都疯了。尼克斯队的球服，不管是正品还是假货，都被抢购一空。我想电视收视率也在飙升。考虑到姚明去年退役，林书豪出现的时机对于NBA来说似乎是再完美不过了。他没有解决他们的更深层次问题，比如怎样寻找新的赚钱途径，或怎样开发联赛的问题。但我猜想他们肯定是非常激动的。

《华尔街日报》：2008年奥运会过后，很多人以为中国体育事业会迅速现代化。实际上没有实现。还有这种希望吗？体育似乎是中国文化中最后一个需要调整的非政治部分了。

杨金新：曾有很多人相信，奥运会过后体育会改革。现在基本上还是那种在中国存在了几十年的苏联式体育模式。人们以为，引进更多的商业化、消除政府对体育的干预有助于改善比赛的质量，至少是篮球比赛的质量。但奥运会期间发生的事情造成了一个问题：中国赢得了51枚金牌，创了纪录！奥运会过后，中国官员事实上认定：过得去就行了。于是他们维持了现状。

对于所有个人运动来说，这种心态都没什么问题。中国的多数奖牌都是在这类运动中获得的。但在团体运动中，中国的表现实际上没有那么好。由于种种原因，整个体制很难产生精英篮球运动员，所以要是放松对CBA的政府管制的话，可能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没有放松管制，而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仍然觉得中国体育的使命是赢得奥运奖牌、为国争光。

《华尔街日报》：你写道，任何外国人来到中国，或多或少都是无知的，只是程度不同。当你开始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已经在中国呆了六年，因为对这个国家的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并写了数百篇文章记录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入中国篮球有没有让你觉得自己的无知程度有所改变？

杨金新：对于自己对中国了解的和不了解的，我都一直努力保持一种谦虚的态度。我是一个局外人。事实上，我之所以想写一部有关文化冲突、有关迅速全球化时代东西方融合挑战的书，身为局外人也是原因之一。正是这个中美汇聚的领域让我产生了探索兴趣。对我来讲，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我想写起来会是有意思的，有乐趣的。

作者Alan Paul从2005年到2009年居住在北京，曾在《华尔街日报》网络版(WSJ.com)撰写“老外在中国”(The Expat Life)专栏。写有《Big in China: My Unlikely Adventures Raising a Family, Playing the Blues, and Becoming a Star in Beijing》一书。

华尔街日报

耐克与阿迪达斯都瞄准“林来疯”

运动装备巨头耐克(Nike Inc.)在全球建立了乔丹(Michael Jordan)等体育明星冠名的运动鞋和服装的特许经营权。如今耐克正在加紧利用其签约新星、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Jeremy Lin)带来的机遇。

总部位于俄勒冈州比弗顿的耐克公司的总裁丹森(Charlie Denson)在一次采访中说，上周，该公司在连锁鞋店Foot Locker Inc.的门店成功推出了印有“Linsanity”（林来疯）字样的T恤衫。林书豪是哈佛经济学专业毕业生，2010年成为职业球员，耐克当时签下了他。

这还只是预热。

丹森说，我们正在开发长期的计划，在市场中利用林书豪和其明星效应。他说，他还没有同林书豪谈过，但是他希望在NBA全明星周末比赛期间看到他，全明星周末将于周五开始，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

丹森说，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利用林书豪蹿升的名气，无论是鞋类产品、公开露面或是其他机会。在鞋类产品方面，我们正在努力做出一些立竿见影的行动，也会有长期的计划。

去年夏天，耐克赞助林书豪对台湾进行了访问。林书豪的父母移民美国之前生活在台湾

耐克的竞争对手阿迪达斯(Adidas AG)正在密切关注林书豪飙升的人气。

阿迪达斯首席执行长海纳(Herbert Hainer)本周对《华尔街日报》的《中国实时报》栏目说，阿迪达斯拥有NBA中国的授权协议，计划在中国的6,700家门店推出其自有的“林来疯”球衣。他说，他正在寻找像林书豪这样的新星。林书豪与耐克的合同还有一年到期。

耐克公司的丹森没有透露公司与林书豪的合同条款，但是表示耐克打算和这位尼克斯的控球后卫发展长期的关系。丹森说，现在我们和林书豪有直接的合作关系，这对我们确实有好处。他的成功不是昙花一现。

Andria Cheng

华尔街日报

方韩之争：庸常时代里的庸常新闻

如何看待方舟子、韩寒及二人各自粉丝之间的纷争和论战？这是一个月来我被追问得最多的问题。我非意见领袖，却也经常被迫发言，足见这场贯穿龙年新春的口水官司影响之广、之深。

鉴于自己好歹痴长几岁，我一般也会对那些想要摆开架势与我探讨一番“方韩之争”的传媒界后辈劝说几句：鄙以为，这是这个“庸常时代”里的一条典型新闻，热闹，但本质仍然是庸常。不仅我本人对它不感兴趣，盼望你们也不要把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在这种低层次的无聊争论上，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更值得我们大家去关心，有太多的书和文章更值得我们去读。

不过我很快便发现，这丝毫不能给身边的“挺韩派”或“挺方派”稍稍降温，更不要说浇灭他们心头的熊熊战火了。于是我想，不如干脆把自己对这场凭空生出来的事端的看法简单总结为以下几句话，写在这里，既是与媒体界的朋友交流，也是向读者讨教学习。

第一句话：

方舟子这回的“打假”实在是打得莫名其妙、可笑无比。说起来，方舟子应该早就已经过了爱冲动的年龄，而且也算得上名满天下了，我真的搞不懂他这是为的什么。是不是韩寒此前刻薄的揶揄不小心触到了他哪块痛处？但他自己一贯的话语方式，岂不是比韩寒更加刻薄伤人？

有人宣称，社会应当维护方舟子揭露韩寒的权利。这还用得着说吗？在一个自由的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有揭露任何他人不端行为的权利。问题在于，退一万步说，就算韩寒的那堆东西全都是别人代笔，但他并没有靠它们博得过诸如“茅盾文学奖”之类的国家荣誉，也没有凭借它们捞到过好比“作协主席”之类能够接受纳税人供养的国家特权身份。韩寒的作品乃至韩寒这个人本身，完全是市场经济中自由交易的产物。那么，就算天底下根本就没有过“韩寒”这样一个真实的作家，它只是一群年轻代笔者的集体笔名，并随手拉来一个长相帅气的赛车手做形象大使，又有什么大碍呢？

当然，这仍然不是说方舟子不可以质疑。但在我看来，方舟子质疑有人代笔韩寒，究其性质，就跟质疑网络上流传的木子美照片的胸部或风蓉姐姐照片的腰肢是假的、PS过的，或者质疑现实生活中究竟有没有一个叫罗玉凤的女孩差不多。这是他的天赋权利，但对这种权利的滥用却泄露了他无事生非的浅薄一面。

第二句话：

对于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上四处弥漫流窜的各种版本的关于“方韩之争”的阴谋论解释，我一概嗤之以鼻，并建议读者也自觉提高对一切阴谋论的免疫力。

前文已经说过，法治社会是不追究人做一件事情的内心动机的，那个领域留给了上帝。尽管我认为方舟子这次揭露韩寒的那些内容实属可笑，但这种揭伪行为本身，不管是为了名还是利，抑或是他睚眦必报的狭窄气量所致，只要他的行为没有逾越普适的社会规范——其中包括专业程序、国家法律和道德底线——他的权利就应当得到保护，甚至鼓励。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只要有一套合理的规则，个体的自利欲望往往能够被引导向社会的公益。事实上，这种利益博弈和权力制衡，恰是百年来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现代民主宪政的最牢靠基础。

既然说到这里，也许就有必要顺便谈一谈本人对方舟子和韩寒二人的评价了。我坚定地认为，就过往历史而言，相对于韩寒的价值，方舟子是我们这个时代更加不可或缺的。因为在当今中国，澄清真实远比传播观念重要得多。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这个国家难道被各种一知半解的观念戕害得还不够悲惨吗？我们难道还应该在原本就已模糊扭曲的真实里增添更多简陋混乱的观念吗？如果社会上更多一些方舟子，那些靠兜售假冒伪劣发迹和发达的观念贩子们就会更少一点肆无忌惮。

对其数以千万计的青年粉丝来说，韩寒的最大价值在于，他总是能用一套机智、甚至狷狂的话语来揭穿包裹于层层壮丽大词之下的伪善与荒谬。然而，这项工作想要持续更上一层楼，需要深厚的学理功底，绝不是会说几句俏皮话就能胜任的。就我个人的看法，这方面做得比青年韩寒更有深度、水平更高的人其实大有人在，比如理论学识和实践经验均远胜于他的张维迎、许小年、任志强等人。

另外，韩寒们向社会传播的那些“启蒙思想”不仅并未比上一代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突破，若放在学理层面认真推敲，其本身尚有许多漏洞和错误。例如，韩寒在回应《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对“韩三篇”的公开赞赏时说，“这是他们自作多情，明显会错意了。只有批评了权贵才有资格批评民众，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不先批评政府就没有资格批评右派。”我想，自由宪政的真正倡导者听到这样“先后关系”的预设，一定会大摇其头——如果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在从事批评之前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批评了谁而非批评了什么，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某个政党的宣传干部了。

第三句话：

今天适逢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而骑虎难下的追风青年韩寒眼下所遭遇的窘境，颇有点像近一个世纪前刚刚从大洋彼岸学成返国的胡适——同样的年少轻狂，同样的举国热捧……别忘了，胡适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候同样遭遇了一场“假博士”的汹汹质疑。

更要命的是，“暴得大名”的韩寒也有点像当年胡适博士的趋势，从此为名所累，为了自己珍视的名声而不得不活得小心翼翼、畏首畏尾。这一点，从他这次面对麦田和方舟子等人质疑时的高调回应中表现得相当清楚。按照他几年前喜欢展现的那种洒脱不羁，他原本只需要轻蔑地在博客上回以“扯淡”二字，但他却兴师动众地又是悬赏、又是告官，闹到现在简直是湿手沾上干面粉……

我因此很想把这第三句话忠告韩寒：既然你是从市场里来的，就不妨放松心情继续在市场里爬滚，继续愉快地让人当作一个符号消费下去。但假如你不愿意这样下去，并想改变点什么，那索性就躲到一个无人找得到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写你的字。

韩寒自己也许特别在意环绕在自己身上的那圈光环，这对一个只有而立之年的青年来说是十分正常的。但说到底，相比于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博士那里取回“真经”的正牌的胡适博士身上的那些荣誉，韩寒所拥有的，很可能只是这个庸常时代里的一件皇帝新装。

然而，从“胡适现象”到“韩寒现象”，我觉得有一个结论大体能够得到确认，那就是：过去100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智识深度衰败到了何种程度？而如果再将“韩粉”与“方粉”之间丑态百出的话语暴力同当年的新旧文化论战相对照，那么，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又堕落到了何种程度？真是令人不由悲从中来！

当然，我必须特地声明一下，我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韩寒的意思。“从胡适到韩寒……”如果必须要有什么人负责的话，这肯定不是韩寒这一代人的错，而是我们及我们的上一代、再上一代的责任。

韩寒在网上发表洛阳纸贵的“韩三篇”以后，我接到过不少编辑的约稿，希望分析评论一下这一轰动一时的“文坛盛事”。我一概予以谢绝，说老实话，我一方面觉得那三篇高论不仅缺乏能够启迪人的知识含量，而且夹杂不少基本的学理错误，因此对它们实在是不敢高看；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毕竟不能用政治学家的标准苛求韩寒，一个80后年轻人能对社会现实和国家政治如此全情投入并不懈思考，已是实属难得，理应得到鲜花和掌声，而非挖苦和泼冷水。再说了，那些满腹经纶的批评家们自己，又发表过多少切中时弊的真知灼见呢？

对此，一位编辑批评我，因为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而在重大观念问题上缄默，不愿贡献一些自己的见解。我的回答是：我没什么羽毛，根本不存在爱不爱惜的问题，我只是不想凑那个热闹而已。说老实话，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浮现出一幅泡沫消退后的思想荒漠。

作者：《上海商报》评论版主编 陈季冰，原载: 金融时报

中国一切道德问题，近因是缺少民主，远因是心里无神

思想录（三）


在中国，几千人的居民点仍然叫村子，可是在欧美，几百人的居民点却叫镇子，这是为什么？村庄与城镇的区别，若不在于人口，那么在于什么？我想，可能在于有没有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在欧美，哪怕只要几百人聚居，也有教堂、邮局、政厅等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在中国，几千人的村子也没有这些公共设施或空间。

2008年的一个春日，我坐在东英格兰城市诺维奇郊外的一个湖畔闲看，见两只野鸭捉对厮打。湖面非常宽阔，两只小小的野鸭，任何一只随便扭头一走，如此广阔的江湖，何至于打架，可是不行，扭住不放，恋战鏖战，死打活打，谁也不肯先走，谁也不肯放对方走。人与人也常常如此。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说他喜爱“谢家柳絮沈郎钱”这句诗。他解释说：“所谓沈郎指晋沈充，沈郎钱好像指榆树之叶。为什么把榆树叶叫做沈郎钱，我忘掉了，现在也不清楚。”吉川先生这里解错了，实际上沈郎钱即榆钱，不是榆叶。沈充负责铸币，造的钱又轻又小，像榆钱似的，谓之沈郎钱。榆钱又叫榆荚，韩愈诗曰：“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榆钱榆钱，对于中国人来说妇孺皆知，可是对于汉学家似乎是如此偏远。由是观之，那些所谓的中国通、日本通、美国通，究竟有多通，只有天知道。通一枚菲薄的榆钱尚且如此之难，通一国，谈何易。

2011年秋的一天，我在颐和园十七孔桥头闲坐，看见水底一只螃蟹在赶路。走一米多停一两秒，不知是喘口气歇歇脚，还是听听动静看有无危险。这么走了十多米，最后消失在岸边的水草里。它走的路很直，看起来目的地很明确。我不仅琢磨：它急急赶路，究竟是去干什么？回家还是出门？走亲戚、瞧朋友还是赴约会？匆忙、焦虑的步履，跟我们人比如突然听说亲人病了往医院赶没有两样。

中国产生许多思乡的诗文，可是以色列人似乎压根不知思乡为何物。圣经新旧约全书近百万字，记载的历史上下几千年，地域跨度几千里，从两河流域下游的吾珥，到两河上游的哈兰，再到地中海边的巴勒斯坦，再到埃及，再到巴比伦，再到小亚细亚，再到希腊、罗马，几乎不见任何思乡的文字。被卖到埃及的约瑟不思乡，出埃及的摩西不思乡，被掳巴比伦的以西结不思乡，死在罗马的彼得、保罗不思乡。耶稣生于伯利恒，长在拿撒勒，死于耶路撒冷，思乡的话一句没说过。他们就像没有故乡一样。大约色列人的故乡与中国人的故乡不一样，也许他们的故乡在天上。的确，起码到新约时代，基督徒们念兹在兹的是天上的家乡。

的确，建设和谐社会需要妥协，问题是需要谁妥协？几千年来，中国无论老百姓还是当权者都不知妥协为何物。他们双方，一方是零，另一方是无穷大；一方在九天之上，另一方在九地之下，根本不存在妥协，这种零和游戏的历史到尽头了。因而若说社会需要妥协，也是官方需要妥协，而不是老百姓妥协。老百姓本来就是零，再妥协就是负数了。

余秋雨的网易微博说：“忏悔从文化角度分析，太苍白太平庸；从命运角度分析，也没那么真诚。”大约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让余秋雨落下了自言自语症病根，至今还感到窝心，不时发作，这条微博就是明证。其实，不信神的人无法真正领会忏悔的奥秘。忏悔是对神明而言的，因而不信神的人就无所谓忏悔，充其量是道歉、谢罪之类，道歉、谢罪不同于忏悔。严格说来，凡真诚都涉及神明，不信神明，就不存在真诚。

说起木子美，我与木子美还有点“缘分”。2008年春天我在英国期间，伦敦附近一所大学邀请我参加一场学术活动，先放映幻灯片，再大家讨论。幻灯片介绍了几个特立独行的男女，几个人一人一个国家，一个是摩洛哥人，一个是缅甸人，还有一个是哪国的忘记了，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木子美。讨论木子美的时候，我是主谈嘉宾，因为我和谈论对象是同胞。这场讨论会，木子美本人肯定不知道，世界说小也小，说大也大。

人们只关注见死不救的问题，却忽略了对救助自己的人反咬一口的问题，对救助自己的恩人反咬一口，是比见死不救更严重得多的道德危机和良心堕落。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精神荒芜，心里无神，无神就没有最权威的见证人，就可以背着良心信口诬告，肆意撒谎。所以，中国一切的道德问题，近因是缺少民主，远因是心里无神。

作者：焦国标,《纵览中国》

袁世凱牢記“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

張華騰


作者為安陽師範大學教授，本文係張華騰在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於安陽師範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新史記》徴得同意予以連載，略有删節。


袁世凱的批准書。

袁 世凱接著說：“經此大難以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予定 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指英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 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托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

袁世凱這個預言實際上說對了：中華民族的危機確實越來越嚴重。也就是說，袁世凱認識很清晰，以後怎麼辦也說得很清楚。這是白紙黑字，過去我們不看，說這是胡說；現在我們說，這是他真情實意的表露。

在 這種情況下，中日兩國簽署了《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條約》、《中日關於東部蒙古問題的條約》——中國政府答應的和日本原先提出的是不一樣的，是經過談判努力 迫使日本修正的方案。說“袁世凱答應了日本的‘21條’”，這與歷史的真相相距太遠。參與談判的曹汝霖就說過，日本提出“21條”包羅萬象，如果都答應的 話，確確實實就等於亡國了，但是“幸我府院一心，內外協力，得此結果，亦是國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稱‘21條’辱國條件，好像我們在談判中全部承認了，不 知‘21條’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最後被迫簽定的兩個條約《中日山東問題條約》和《中日滿蒙問題條約》，我們可以概稱為《民四條約》，就是民國四年，1915年的條約，並不是“21條”。

兩 個條約，四條加七條，11條，答應了日本提出的第一號的內容和第二號，但是也沒有全部答應；日本提出的第三號，袁世凱說，這個公司是我們自己民辦的企業， 我們政府不能做這個主；第四號是關於沿海不割讓外國的問題，袁世凱說，這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事，不用跟你商量；第五號，日本撤回。

最後再看一下，學者對袁世凱、對“21條”談判的評價。胡適是大學者，知名度很高的，當時他正在美國留學，聽說了“21條”談判之後，在自己的日記裏記下這段話：“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已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我們再看著名的近代史學家蔣廷黻先生，他把袁世凱等參加中日談判的人稱之為“愛國者”，在當時的情況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了盡頭，所有的手段都使了。

我們再看顧維鈞的評價，他也是一個參與者，雖然沒有直接在第一線談判，但是他在袁世凱身邊做工作，是袁世凱的英文秘書，他說袁世凱是一個愛國者，“他在處理對外關係中，特別是對日關係中，唯恐喪失中國的主權”。當然，顧維鈞對袁世凱也有負面評價。

陳恭祿也是民國時期著名的史學家，他這樣評論：“就國際形勢而言，中日強弱懸殊，和戰均不利於中國，衡其輕重厲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

我 們再看名記者王芸生的說法，“綜觀‘21條’交涉之始末經過，今以事後之明論之，中國方面可謂錯誤甚少，若袁世凱之果決，陸徵祥之磋磨，曹汝霖、陸宗輿之 機變，蔡廷幹、顧維鈞等之活動，皆前此歷次對外交涉所少見者”。他對袁世凱、對參與“21條”談判的這些人都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比較接近事實的。

鄧拓說過這樣一句話：“真能讀盡天下書，益知古人不可輕議。”我們把這段話也送給大家：對袁世凱的評價也是這樣。

（《新史記》第4期）

男子赴东莞打工被迷昏后摘除左肾

核心提示：一名重庆籍男子赴东莞打工，自称在旅馆被迷昏4天，醒来左肾遭摘除，身边多2万元钱。2月24日，其入院就医，医生证实其左肾已被切除，入院时伤口已被缝合。医生已报警，目前警方尚未掌握进一步信息。


舒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闫昆仑 摄

南方日报讯  原本打算到东莞打工挣钱，谁知自己无缘无故“失忆”四天，醒来后左肾竟然被切除。昨日，南方日报记者接到报料称，一名重庆籍男子在东莞麻涌镇一家旅馆醒来后，感觉肚子很痛，遂打车到附近医院进行治疗，检查结果竟然是左肾被人为切除。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此案调查。

昏迷4天，醒来腹部剧痛

昨日上午，南方日报记者赶到麻涌镇人民医院，在五楼外科病房见到了该男子。记者看到他正躺在病床上，表情痛苦，一直在喊痛。麻涌镇派出所民警正在给他做笔录。记者从当地警方了解到，该男子舒某，今年28岁，重庆涪陵人，本月13日从重庆只身一人来到广东，2月15日到了东莞万江古涌社区，打算在这里租房子住下后，再慢慢找工作。据舒某回忆称，他只记得19日晚上还在万江区，之后“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醒来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务人员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舒某称19日失去了记忆后，直到23日晚上在麻涌镇的一家旅馆醒来。舒某回忆当时的情况称，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感觉到肚子剧痛，还有一个伤口。舒某强忍着疼痛从旅馆出来，打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他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治疗，“我下车时，司机告诉我车费10元，我给了他100元，告诉他不用找了，让他帮我把医生和护士叫来，他犹豫了半天才去。”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舒某的神志较清醒，但由于伤口过度疼痛导致其无法排尿，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也精神欠佳，他对之前的回忆断断续续，关于19日至23日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表示“确实想不起来了”。据舒某本人称，在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身上多了2万块钱。”

据了解，当地警方已经联系上舒某在重庆的父母，其家属或于近日赴东莞处理舒某的伤情事宜。

医院证实左肾确被切除
伤口入院时已被缝合

南方日报记者随后来到麻涌医院急诊科求证此事，前日晚上负责接收舒某的值班医生告诉记者，“23日晚上10点左右，患者独自一个人打车来到医院就诊，他声称‘被人做了手术，肚子很痛’。”医院随即为小舒测量了血压，注射了止痛针，并进行B超检查和CT扫描。

医生在检查时发现小舒的左腹有一个伤口，“伤口是新的，并且已经缝合好，但是看不到线头，我们怀疑可能是有人动了患者的器官。”经过CT扫描后确定，舒某的左肾被人为切除。

同时，该医生也证实舒某自称身上多了两万元一事，“当时他跟我们说，他醒来后发现身上多了两万块钱”，但是具体的现金医院称并未看到。

舒某的离奇遭遇引起了当值医生的怀疑，但更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当他准备报警时，舒某却拦住了他，只说“等家里人来了再说”。麻涌医院急诊科外科主任向记者证实了该医生的说法，“我们今天早上8点报的警，具体情况警方也没有问出什么来”。

昨日下午，记者从麻涌镇派出所得知，本案还在进一步调查。记者也发现此案颇多疑点，将持续进行关注。


来源: 南方日报

福布斯公布全球最富有国家地区排名：卡塔尔第一

核心提示：近日，《福布斯》杂志对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进行了购买力平价调整，得出了全球最富有国家和地区排名。结果显示，卡塔尔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卢森堡和新加坡。美国排名第7，而香港位列第8。




福布斯公布全球多国人均GDP排名 最高近9万美元 最低仅312美元

本报讯 近日，《福布斯》杂志对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进行了购买力平价调整，得出了全球最富有国家和地区排名。结果显示，卡塔尔目前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富有，紧随其后的是卢森堡和新加坡。美国排名第7，而中国香港位列第8。

卡塔尔最富

如果说财富就是力量的话，卡塔尔就是世界各国中劲爆的“肌肉男”。这个海湾酋长国只有170万人口，但却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人均财富排名中位列第一。该国之所如此“健壮”，是因为油价高企让它赚得盆满钵满。此外，它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卡塔尔的人均GDP早在2010年就超过了8.8万美元。

位列排名榜第二位的是德法之间的小国卢森堡，该国国土虽小但能量巨大。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人均GDP超过8.1万美元，略低于卡塔尔。该国只有50万左右的人口，但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起成为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卢森堡严格的银行保密法使其成为欧元区内最重要的私人银行中心及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投资信托中心。

位列排名榜第三位的是城市国家新加坡,作为科技，制造业和金融中心，新加坡的年人均GDP接近了5.67万美元。

刚果（金）最穷

那么，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最穷的呢？排名垫底的是3个政治和经济都支离破碎的非洲国家，它们是布隆迪、利比里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金）”】，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分别为400美元、386美元和312美元。

油气高价成就富国

不断攀高的油气价格和丰富的天然气储量使得各资源出口国在财富排名上大大受益。

继拥有着170万人口的卡塔尔光荣夺得桂冠之后，前十五名的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是依靠自然资源而上榜。

排名第四的挪威，其石油的出口占其出口额的将近一半。并且，在该国5.2万美元的人均GDP(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当中，石油出口是主要贡献来源。此外，挪威还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

位于加里曼丹岛的文莱也是如此，该国凭借储量丰富的油气田贡献的财富而跻身第五，其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略高于4.8万美元。

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该国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GDP接近4.75万美元，而石油和天然气就贡献了大约25％的GDP。

其他几个排名靠前、至少一定程度依靠自然资源的国家包括排名第11的澳大利亚、第14的加拿大、第15的科威特。这其中，原油资源至少为科威特贡献了一半的GDP，而该国几乎所有的出口收入和政府收入都来自原油资源。

富国也有很多穷人

《福布斯》公布的这些数据都是目前可以获得的最新数据，当然，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数据仅仅是推测值。

经购买力平价调整的GDP不仅仅考虑到了汇率，还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地区百姓的生活成本和通货膨胀率。如果仅仅考虑汇率因素的话，可能会造成实际富裕程度的差异出现扭曲。

“从根本上来说，这是我们对不同国家的GDP进行比较的唯一办法。”美国纽约大学伦纳德·斯特恩商学院的经济学副教授克莱门蒂说，“可以说，这是目前最受认可的数据。”但他同时提醒说，“我们也不能毫无保留地相信这些数据”，因为会有很多因素干扰GDP的比较，这其中就包括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品质量存在差异。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是平等的，而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分配却非常不平等。”克莱门蒂说，“例如，卡塔尔的财富分配就非常不平等，许多卡塔尔人的生活其实非常贫穷。该国的GDP之所以高，是因为有大量的石油收入。如果将GDP数据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未来经济表现有多好的指标的话，那么在卡塔尔，最重要的是实际投资的效果有多好。”

来源: 广州日报

华中师大教师欲将日本AV女优带入课堂

核心提示：2月23日，一条关于华中师范大学教师彭晓辉欲请日本前AV女优红音萤到华师上课的消息在各大微博上疯转。彭晓辉向记者证实，正准备向学校申请将现为防艾大使的红音萤请到自己的《性科学概论》课堂上。华师生科院负责人称，对于红音萤能否进课堂，学校需研究才能决定。


红音萤资料图


彭晓辉资料图

本报讯  23日，一条关于华师性学专家彭晓辉欲请日本女优红音萤到华师上课的消息在各大微博上疯转。昨日，彭晓辉向记者证实，有此打算，正准备向学校申请，但结果尚未可知。

记者从网上查知，今年29岁的红音萤，是日本曾经红极一时的AV（成人电影）女星，但在2008年退出AV界。将曾经的AV女星邀请进华师的课堂？彭晓辉笑称，只是有此打算，正准备向生科院申请备案。彭晓辉认为，她过去是AV女星，但现在是防艾大使，自然可以进课堂和大学生交流。

半年前，彭晓辉在微博上遇到红音萤。前者是从事性学研究的，而后者是防艾大使，两人算得上是“同行”。今年3月，红音萤将以私人朋友的身份来访问从事性学研究达20年的彭晓辉。由于是学术研究，彭晓辉自然想邀请红音萤走进他的《性科学概论》，与大学生面对面交流。

得知消息的华师学生反应十分强烈，有人预言这将会成为华师109年历史上人数最多的课。 不过，对于红音萤能否走进课堂，彭晓辉不太乐观：“主要就是怕舆论的压力。”

昨日，华师生科院负责人称，对于红音萤能否进华师课堂，学校还要研究才能决定。

来源: 武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