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6日星期日

俞可平：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下）

　　推动社会进步各界须达成共识

　　有些人反对民主，但他不会直接反对，而是拐弯抹角，比如说要法治不要民主;或者说要协商不要选举;还说民主会乱套;现在我们还不到要民主的时候等等，这都是找借口反对民主。有反对民主的声音，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因为民主的过程，也就是还权于民的过程，它使一些既得利益者减少或失去已有的许多利益。允许倡导民主与反对民主两种观点进行争论和辩论，这本身就是民主进步的表现，也是推进民主的重要环节。因为通过争论和辩论，我们可以在推进中国的民主发展问题上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

　　在民主法治问题上，取得共识确实比较难，但必须取得共识，我们整个改革需要凝聚共识，政治体制改革尤其需要凝聚共识。所以我愿意多谈一些，就是希望有些问题能够拿出来，通过讨论取得共识。只有凝聚共识后，改革才能往前推进;否则，决策者也不好判断。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媒体的责任。

　　但是媒体也好、官员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首先要有常识，讲话、发表看法不能没有常识、没有底线;第二，要有责任感，所说所做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国家负责;第三，应当宽容，不要总觉得自己是真理的化身，观点不同很正常。现在我也很担心民粹主义情绪，不少人对改革越来越失去信心，问题这么多，大家已经等不及了。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增量改革立场：不推进改革不行，休克疗法也不行，在推进民主法治方面，我们需要有更多突破性的改革。

　　选举法修订是突破性改革

　　凤凰网：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听取了"选举法"修正草案的说明，据您了解，此次"选举法"的修改，有什么大的突破和亮点?

　　俞可平：此次"选举法"修改，最大的突破就是人大代表选举要实行城乡同票同权，这在中国选举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是一个突破性的改革：

　　第一个意义，从中央决策层来看，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通过"选举法"修订，表明了选举的重要性。选举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其重要性得到了肯定。

　　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的统治，但在现代国家这种"人民的统治"只能是间接统治。间接统治必须有一套体现"人民统治"的机制，怎么样能够体现民意?就是让政府的政策能够体现老百姓的利益，让政府的管理得到老百姓的授权。这就必须通过若干必要的环节，没有这些环节，人民的统治就体现不出来。首先是人民授权。怎么授权?授权的方式是什么?到现在为止，整个人类还没有发现比选举更有效的方式。通过选举把代表人民利益、人民信赖的官员产生出来，所以选举是特别重要的环节。

　　但选举远不等于民主，它只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些人反对选举，你一肯定选举，他就说你是"选主"派，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选举以后，官员得到授权组织政府，但实行的政策如何体现民意?如何防止官员徇私腐败?这就需要分权、协商、监督等一系列民主制度。其中协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协商民主是确保政府政策体现民意的关键环节。世界上的民主既要共同的要素，但也有不同的模式。中国的民主必然带有自己的特色。

　　第二个意义，体现了政治平等。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国城镇化进程迅速，很多农民已成为市民;另外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也大大提高。但现在仍有明显的城乡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还有扩大的趋势。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中央的目标是要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实行城乡居民的公平待遇。我们必须采取切实的经济和政治措施来逐渐缩小城乡差别，这次"选举法"修订，实行城乡居民同等比例选举，在缩小城乡政治差距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第三个意义，这次"选举法"修改也表明了各级人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受到进一步的重视。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地方人大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但事实上，各级人大常常被称作"橡皮图章"，也就是说，它离宪法规定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次"选举法"的修订，说明在政治发展过程中，我们正在越来越重视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正在逐步实现宪法赋予它的地位，当然这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人大代表代表选民利益关键在制度

　　凤凰网：现在越来越重视人大的作用，但人大代表本身如何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如何更好地代表选民的利益?

　　俞可平：城乡居民同票同权虽然是选举制度的突破性改革，但各级人大代表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有其它一系列制度和机制，否则，即使按照最公平的方式选出了代表，也难以代表民意。例如，当一个公民被选为人大代表后，他或她怎么代表选区居民的利益?更简单地说，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能够让本选区的居民方便地与其所选代表沟通?总不能让人大代表挨家挨户找选民询问其意见，也不能让每个居民纷纷跑到人大代表家里反映问题吧?看起来这是很小很具体的制度，但没有这样的利益表达机制，人大代表就难以充分反映民意，更不要说代表民意。坦率地说，这些具体的利益表达和民意反映机制我们还严重缺乏。

　　令人可喜的是，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大胆地探索选民与其代表之间的这种表达机制。例如，广东和江苏等地近年来试行"人大代表联络站"或"人大代表工作站"制度，实际效果很好。比如深圳南山区，将该区的各级人大代表集中起来，设立一个人大代表工作站，有一个统一办公的地方，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每天都有人大代表值班，政府同时为代表配备助手，提供经费支持。小区居民对政府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到人大代表联络站去反映，人大代表做记录并梳理，再根据问题分别找到不同的部门解决。通过这样的制度，使人大代表能够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并反映民意，落到实处。

　　我们有很好的价值目标，关键是好的东西如何制度化?只有设计好具体的配套制度，好的理想才能取得实际效果。所以真要重视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相关的制度必须有创新。广东和江苏设立的人大代表工作站或联络，就是非常好的制度创新，能够真正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真正使各级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监督权、决策权、质询权。我一直呼吁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的探索，而这样的探索在一些地方已经好多年了，有百利而无一弊，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不能在全国推广?

　　我们发现有很多地方政府在做非常好的创新，完全符合中央竭力倡导的"三个统一"，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我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改革只要符合这"三个统一"就都可以做，都值得尝试。像人大代表联络站就符合"三个统一"，他们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地方党委推动;同时也是最典型的人民当家作主;又符合依法治国，法律没有禁止，完全符合我们已有的法律框架。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很好的制度，遇到领导更替就不再坚持，这就是我们的体制问题。比如公推公选，现在中央要求在全国乡镇推广。其实乡镇领导的公推公选，深圳的大鹏镇是最早的试验者之一。但当全国推广这种做法时，公推公选在这里却早已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制度化，没有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因此主要官员一变动，也就人走政息了。即使上一任官员做了很好的改革，老百姓也得到好处，只要没有制度规定必须要这样做，就很难保证持续性。下一任官员来，如果他确确实实为老百姓谋利益，他就会继续做;但如果稍微有点私心，他会怎么想?他就会想，这个东西做得再好也不是我的功绩，而是上一任的。这就跟官员选拔体制有关系，因为现有的选拔体制，很多官员都希望在自己不长的任期内能搞出一些新东西来，这样才能打造政绩，引起关注。官员这种短期行为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主要不是官员个人的原因，是现有干部选拔和晋升制度的结果。你可以看到，现在许多地方的群众甚至不愿意看到主要官员的变动，因为新的官员一来，花样就得翻新，就要"折腾"。有一些举措确实是给人民带来利益的创新，这当然应当鼓励，但有一些完全是为了彰显自己区别于前任的所谓能力与政绩，则有害无益。

　　制度好坏不应贴标签关键看是否有益

　　凤凰网：听您这么一说，确实觉得广东和江苏等地试行的人大代表工作站或联络站是充分人民代表作用的有效形式，那为什么不能在全国广泛推行呢?难度在哪里?

　　俞可平：我问过一些官员，了解了他们的一些顾虑。一个很重要的顾虑是，万一人大代表工作站制度在全国推广，人大代表会不会变成西方的议员?人大代表制度会不会变成西方的议会制度?其实这种担心完全不必要，我们的体制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我们还有党的领导，你怕什么?西方的议员办公室是个体的，我们又不是个人的，我们是同一区域内的各级人大代表共有一个联络站，它本身不离开地方党委的领导。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讲彻底一点，我们先不要贴标签，不要上来就问这个是不是西方的?是不是中国的?应该先问这个事情对老百姓有益还是无益?如果对老百姓有益，就算是西方的又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学习，我们国家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不就是开放吗?为什么邓小平要把改革和开放连在一起?就是要学习人类文明一切优秀的成果，开放就是交流、学习，否则我们开放干什么?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时俱进，就是因为它善于吸收人类优秀文明的合理成果。而民主法治就是政治文明的成果。所以，关键不是说西方还是东方、中国还是外国，而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

　　另外还有一种担心：会不会削弱党的领导。我觉得不会。为什么说共产党跟其他政党不一样?不就是因为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嘛?如果一种制度能够让老百姓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能够让人大代表更好地反映民意，这不正是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吗?人民群众只会对党更加信任，更加支持。怎么会违背党的利益、削弱党的领导呢?我曾经到江苏广东一些人大代表工作站去实地调查过，看到实际效果很好，无论当地群众、人大代表本人，还是党委和政府普遍持肯定态度。

　　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

　　凤凰网：因为缺少制度，所以政治改革更多跟官员的个性有关系。如果官员作风更开明、思想更加解放，政府创新就能往前推动一些;反之，政府创新就会停滞。

　　俞可平：这就涉及到政府改革的动力问题。政府改革一个是动力，另一个是制度化。

　　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很多改革都与官员的个性和素质相关，觉得应当有所作为、想做一点事、胆子大一点就敢突破、创新;否则就是上面说什么我做什么。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公理。是上级领导给了我权力，我当然首先就对上级领导负责，是老百姓给了我权力，我首先对老百姓负责。如果民意在干部心中的分量重了，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的利益，通过增加老百姓的利益获得选民的支持。

　　首先，要在干部选拔体制上进行改革，要更多体现民意。干部的产生要真正做到像中央所要求的那样优中选优，就要让民众对官员的选任或去留有更多的发言权，就需要有具体的机制让政府政策更多体现民意。同时在官员的选拔上要有更多的竞争，如果侯选人只有一个，就没有比较和竞争。

　　第二，干部的任期、交流、晋升制度要进一步规范。现在一些地方干部的调动太频繁，人换的太快。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官员只重视短期行为，没有长远考虑，甚至急于搞形象工程。这个制度要改革。我们规定了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组织部长这些关键职位不能在当地产生，初衷是为了避免利益的过分密切可能导致的腐败，这个考虑是对的，中国古代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跟古代不一样，我们现在追求的是民主政治。毛主席不是也曾讲过，只有民主才能防止中国古代政权轮回的规律嘛!关键还是要通过民主法治来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从而有效防止腐败。

　　要克服官员的短期行为，真正使政府创新制度持续性地发展，首先是制度，其次就是官员本身的素质、责任感。讲到官员的素质，我们要改革官员的奖惩机制和激励体制。好的官员应当晋升，应当得到相应的地位和待遇。但除了这些激励，荣誉也非常重要。像香港的"太平绅士"，这就是很大的荣誉。时代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我们的荣誉体制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在培育官员的荣誉感方面有效的举措太少。我之所以从2000年开始发起并主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除了总结推广各地的改革经验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给那些大胆改革并让当地百姓获得实际利益的地方官员以很高的荣誉，即使他们没有得到正常晋升，也让他们获得精神的激励，让他们及其改革事业青史留名。

　　凤凰网：政府创新跟官员自身的人格也有很大的关系?

　　俞可平：这就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讲一套做一套，说的和做的太脱节了。个别人这样没有问题，短时期这样也没有问题，但如果很多人都这样，整个社会都这样，长时期这样，那这个社会甚至这个民族都有问题了，民族的人格都会分裂。说假话者自己没有内疚，别人对说假话的人也习以为常。这对我们整个民族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它会导致信任感和正义感的流失。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信任，那还了得?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政府也一样，没有公信力的政府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长治久安。一个民族要是没有足够的正义感，社会的公平就难以实现，这个民族就不会有真正的自信与和谐。在中国的传统中，政府官员的表率作用特别重要，各级官员应当在诚信和正义方面起模范表率作用。现在都说讲真话难，为什么?并不是人们不想讲真话，而是讲真话可能会产生风险，在政界尤其如此。可没有真话哪来诚信?去年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央大力倡导党员领导干部要讲真话，可见讲真话之难、之重要。要真正鼓励各级干部讲真话，就必须营造一种讲真话的制度环境，首先是民主的制度氛围，即宽容别人的不同意见，尤其是下级的不同意见。

　　王安石非常了不起

　　凤凰网：刚才俞教授说到信任感，凤凰网在做"2020，中国新十年"策划的时候，访谈嘉宾大都对此很担忧，深深忧虑整个社会信任的缺失。也有人感叹现在官员与民众完全是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少数官员的品行太差。

　　俞可平：细细区分，我们现在有五套话语体系：政治话语;理论话语;学术话语;国际话语;还有一套，日常生活话语。能够完全听懂这五套话语的人不多，能够自由转换这五套话语的人更少。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宣传效果，特别是对外宣传效果常常不理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你讲的话人家听不懂。

　　人治是我国的政治传统，在人治背景下，官员的品行特别重要。说起官员的品行，使想起了王安石。我喜欢读点古书，前段时间正好看完三卷《王荆公文集笺注》，觉得王安石太了不起。王安石身上有一种浩然之气，"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对他其实有很多误解，认为改革派都没有好下场，我认为王安石的下场绝对好，该得到的荣誉都得到了。虽然保守势力不仅反对他，而且在他去世后还千方百计诬陷他，后来甚至把北宋败金也归咎于他。但这些最终也掩盖不了他的光辉。王安石的人格极为高尚，皇帝每次破格提拔他，他总是再三推辞。虽然古代官员有推辞的惯例，但好多次是较真的。有一次朝廷破格任命他"同修起居注"，他认为现职才任数月，虽然皇帝喜欢他要重用他，但这样会破坏规则。所以一辞再辞，总共辞了12次。有几次朝廷命官来家宣布任命，他就躲进厕所;有几次朝廷官员硬把任命书放在他面前，他就生生给退回去。相比之下，我们现在许多官员为了晋升使尽浑身解数，争抢都来不及呢。在涉及重大原则问题时，王安石甚至还顶撞皇帝，现在我们很多人在上级面前完全是唯唯诺诺，不敢说一个不字。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名动朝野，而我们现在还有不少官员沉湎迷信、死守教条，明哲保身。王安石在纳妾合法的封建社会都没有纳妾，节操感人，而我们有些官员在党纪国法禁止的情况下还居然以包养二奶三奶为荣。

　　我相信人与人之间天生是平等的，法律也应当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但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道德人格是不一样的，一些人高尚，一些人卑鄙。只要内心首先装着国家和人民，并且力所能及地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样的人无论其地位高低，他都是一个高尚的人。高尚的人身上通常会有一种浩然之气，刻意贬损他诬陷他，最终也挡不住其身上的光辉。相反，有些人官很大，但人格非常猥琐，讲的话非常低俗，做的事情害国害民。这样的人格是很低的，官越大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害就越大。

　　民主是可以影响人格的

　　凤凰网：您说过实际上民主是可以影响一个社会的人格，人类的人格。

　　俞可平：政治制度可以塑造人格。马克思说过，专制政治使人不成其为人，说的就是专制制度必然扭曲人格。民主是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人民的统治。具体地说，民主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尊严等基本权利的一系列制度和机制。它既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人格，也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人格。在人类迄今发明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政治最契合人类要求自由、平等、尊严的本性，最有利于人类个性和人格的完整，最有利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

作者：俞可平，原载: 凤凰网

俞可平：政治改革的合理路径（上）

近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凤凰网独家访谈。俞可平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突破，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官员选拔等层面都应该有所突破。俞可平称民主法治进程，不是想不想、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不得不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就会更加不公平，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

　　中国实现民主的三条路径

　　凤凰网：俞教授称民主是个好东西，具体到中国，实现民主的路径是怎样的?

　　俞可平：谢谢你们多次诚恳的约访。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民主法治，我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讲，老生常谈，读者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如果能够不采访或访谈后不发表，那是最好，那就更感谢你们。

　　比如说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我早就认定三条路线，观点也一直没有改变。在国内这么讲，国外也这么讲;在党内这么讲，在党外也这么讲，在《人民日报》这么讲，在凤凰网也一样这么讲。

　　第一条路线，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假如核心权力没有民主，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体制外的朋友反对党内民主，认为党内民主只是党员内部的事情，与党外的人没有关系，这其实是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市委书记专制、搞特权，这难道跟全市的老百姓没关系吗?老百姓可能就遭殃，其他干部也可能遭殃;如果这个市委书记很清廉、很民主、很开明、很有能力，给老百姓带来许多实惠，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党内民主就只跟党有关系，跟老百姓没关系。党是领导核心，扩大党内民主就是扩大权力核心层的民主，是从核心向外围的扩散。这是第一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就是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逐渐到高层。基层民主直接面对老百姓，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得益;另一方面，基层民主比较安全，可以试错、可控，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

　　第三条路线，要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民主是应该竞争的。更多的竞争，简单说，就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首先要有竞争性的选举，就是选官时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竞争还包括在决策上，不能谁是主要领导就听谁的，应当有更多的选择。

　　以上这三条路径，虽然我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

　　推进民主法治要有突破性的举措

　　凤凰网：现在我们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感觉是这样：高层推行民主的决心很明确，具体的民主实践在基层进行，中间是不是架空了?而这一部分人又恰恰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诉求。

　　俞可平：确实，这中间有严重的脱节。中央一直强调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把党内民主当作党的生命，把人民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把民主都当作我们的生命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十七大以后，一直讲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明确讲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和重点发展基层民主。这些都是国家的重大政治发展战略。但关键是要有具体的制度，要有操作机制，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民主。有关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把中央的政治发展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中间之所以有严重的脱节，是因为不少制度跟不上，切实有效的举措不多。结果是，中央的许多重大战略部署没有落到实处。久而久之，甚至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些人误以为中央领导强调民主，只是讲讲而已。

　　我一直主张我们的改革不能搞休克疗法，不要突变。但我一直呼吁要有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具体怎样改革?我提倡的是增量改革，之所以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决不是文字游戏。这两者有实质的差别。渐进式改革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改革强调的是结果。改革的结果要增量，增什么量?人民的利益总量要增加。所以我强调，重点不在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而在增进民众利益的实际结果。

　　从总体上说，我主张要一步一步改革，强调循序渐进，但我们要突破，如果没有突破就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实质性的进步有赖于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比如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突破。邓小平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开放进程，其实就是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同样需要他那种雄才大略，在一些严重制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要有所突破

　　凤凰网：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除了选举，您觉得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俞可平：有很多方面可以突破：首先，应该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我特别赞同十七大把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放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上。党内民主就是权力核心层的民主;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受益。而且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即便出现一些波折，也不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但这两个重点领域目前突破性的举措太少，首先要在这两个领域有突破性发展：党内的选举和决策制度应当尽快出台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基层民主方面，公推公选应当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不应当只是在党内，事实上政府更应该推广，基层多一点突破性改革，对老百姓有好处，对国家来说也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

　　其次，要实质性地推进国家的法治进程。我一直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民主和法治必须同时推进，两者不可偏颇。不严格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民主就会跛足，甚至失控。不大力推进民主，法治也很难落到实处。我认为，要依法治国必须先依法治党，正像要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一样，也要用依法治党来促进依法治国。

　　第三，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要突破。这些年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行政改革，比如一站式服务，这个也是突破。许多地方已经推行，四川全省已经推广，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多实惠，原来老百姓办事要找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现在在一个地方全都办妥了。但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普遍实行，为什么不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呢?这都需要突破。

　　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不行

　　凤凰网：党内民主，在可预期的十年内，会不会有大的突破?比如说在十八大时会不会有一个突破?现在干部的腐败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这方面如何突破?

　　俞可平：我认为党内民主必须要有突破。在可见的将来，如果没有重大突破的话，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但我不敢具体地说，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突破。

　　反腐败当然也需要有突破。现在我们压倒性地强调要加强权力监督，这当然没有错。但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生性就贪，品行恶劣，即使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督，他也会千方百计钻空子;假如这个人品行较高，并不那么贪婪，即使监督有些漏洞，他也不至于一定成为贪官。所以仅靠监督不行，还要注意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就是如何选好官。

　　当然光选好官也还不够，没有合适的制度，好官也会变坏。如果没有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今天禁得住诱惑，明天也可能不贪，但大后天呢?制度设计要假定一个好官变坏了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变坏，那不是更好吗?这就涉及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就像开一扇门需要有两把钥匙，一个人拿了打不开，还得有另外一把钥匙才可以。这就是权力的制衡和制约。

　　所以，要真正克服腐败难题，首先是在选官环节做文章，其次要做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第三才是监督。选官也好、分权也好、监督也好，又有许多环节，这其实需要一整套完备的制度。

　　设计制度应多听取利益相关者及学者意见

　　凤凰网：俞教授今天多次提到制度，在很多事情上也在急切地希望早日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但感觉又很难推进，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您理想中的制度?突破的主体应该是哪些人?

　　俞可平：决定一个社会发展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

　　首先，核心的制度还是应由中央决策部门来制定和推进。地方政府有一些制度性探索，中央如果觉得不错，就应该认真总结，尽快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即使地方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也要善于引导，鼓励试错，及时纠正。地方政府则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积极进行改革创新，为上级决策提供实践依据。所以中央和地方其实都很重要，地方要不断地去创新和探索，但中央应及时将探索中好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第二，当一种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设计要多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制度总是朝令夕改?就是决策、立法程序不够民主和科学。年前拜访吴敬琏先生，他就说特别希望最高决策者能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国家这么大，决策者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应该多听取各种意见，而且不要搞形式主义。反过来，专家学者也应当有责任感，为国家、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不是就去捧捧场、说说好话，拿点出场费。在中国古代，我们因为有科举制度，能够不断地把民族中的精英选拔出来，给他们权力，其中不少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责任感也是很强的。我们现在应当有更好的制度，能让我们的精英，为国家、为社会多尽责任。这些年来日益重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基层选举应扩展到县一级

　　凤凰网：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比如基层选举，在可预见的十年内，会扩展到哪一级?

　　俞可平：这个就看对基层的定义，我们现在界定的基层为乡镇，我觉得基层应当包含县一级。县一级，不仅对我们整个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特别重要，对基层民主也特别重要。

　　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县一级在民主法治方面和政治改革方面尤其要有一些突破和发展，例如人民代表和党代表的选举、县乡领导的选拔、社会自治、公民参与、政务公开、财政预算、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等，都应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这至少是我的希望吧，我也觉得我们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因为县一级太重要了。乡镇比村重要，县比乡镇更重要。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

　　凤凰网：民主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公民的政治意愿。在当下中国，一些中坚人士(或者说中产人士)以及网络民意，对民主的呼声可能会更高一些，但目前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他们的诉求何时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口?

　　俞可平：民主法治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党的事情，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情。从近处看，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公正，从远处看，它关系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稳定，这是前提。但这些年来我们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代价越来越高，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党和政府维护稳定的压力在不断增大。为什么会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在社会公正、公民参与和依法治国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急需尽早完成从以堵为主的静态稳定，到以疏为主的动态稳定的转变。这就需要实质性地推进民主法治的进程。

　　我们的网络上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中国的博客、论坛大都谈论政治，在国外很少这样，都是谈论兴趣、爱好、旅游等等。而在国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不少政治事件，首先是从网上出来的。这就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互联网或者手机，正在成为公民参与的日常渠道，变得越来越重要;第二，事实上也说明其他参与渠道不够通畅，所以都挤到网络上来。假如其他公共参与的渠道很好、很通畅，我认为我国的网络政治就不会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重点要放在扩大参与的渠道上。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不仅仅是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问题，事实上也是社会稳定问题。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这里的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就是让大家把话说出来。公民的自由表达权，是其基本的人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如果你对我错，我就改，就调整我的制度，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如果你错我对，那我就按照法律来处理。要实现这种动态平衡，就需要拓宽参与渠道。

　　如果还用传统的方式，以堵和压为主，问题会越积越多，我们付出的稳定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去年国庆、前年的奥运会、今年的两会，北京在社会治安方面做得很好，都没有发生安全事故。但维护安全的代价也变得越来越高。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北京有60万人维护治安，这个代价其实是很大的。要想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只能依靠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只会更加不公平，更加不稳定。社会主义最应该讲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我们不仅应当有这个认识，也应当有这个信心和能力。

　　思想只会越来越解放，民主也只会继续往前推进

　　凤凰网：民主同时跟思想的解放也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民主进程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

　　俞可平：思想的解放，既是推进民主的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结果，只有在民主的条件下，思想才能解放。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要求思想解放?因为文革中断了正常的民主法治进程，“四人帮”粉碎以后，人民群众被文革压抑的民主精神迸发出来，要求思想解放。所以民主和思想解放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民主的发展程度是密切相关的，一定程度上，思想解放的程度也决定了党和国家民主发展的程度。

　　因此，如果说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不可阻挡，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同样不可阻挡。思想只会越来越解放，民主政治也只会继续往前推进，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我常常强调指出，民主法治其实不是想不想要、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必然要面临和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这样讲有六个理由：

　　第一，这是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共产党人的根本追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哪有不讲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

　　第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已经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已经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走。健康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法治经济，讲究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搞市场经济，企业要有自主性，要讲规则，这就要民主和法治。民主法治不健全，市场经济就会成为“权贵经济”。市场经济在往前走，民主也必须向前推进。

　　第三，政治发展自身的逻辑。我们政治发展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民主一旦启动以后，就只能往前走，这就是潮流和趋势。谁也不能往后退，只能往前走。不断地从更少的民主走向更多的民主，从更低级的民主走向更高级的民主，这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或者说历史的潮流。任何人任何集团最终都阻挡不了这一潮流，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政治集团必须顺应这一潮流。

　　第四，公民的需求。改革开放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公民生活条件好了，政治性的需求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需要参与政治生活，要有发言权，要有尊严。温总理承诺要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人民要有尊严的生活，仅有物质富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维护和实现他们的政治权益。公民正当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纵使有最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也不可能生活得有尊严。

　　第五，政治文化变迁。像你们这一代人跟我们这一代人就很不一样。现在很多年轻人对政府不满，对改革开放也不满。一说起美国趾高气扬、台湾问题解决不了、腐败又这么多、房价还越来越高……，不少年轻人就对政府不满，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就不一样，我们也同样看到这样问题，但不会这么激进。我们会认为，跟过去比，我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进步实在是太大了，不少问题恰恰是社会变迁太快引起的。这就是政治评价标准的不同。你们的标准是横向的，你们主要跟美欧等发达国家去比，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而我们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横向的，更多拿现在与过去比。现在的年轻人更多以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标准来评价政府行为了。这叫做政治文化的变化，这是一个深刻的进步。我特别对此感到高兴，说明我们的年轻一代比我们更加进步了，这也是我对我们民族的未来充满乐观的信心所在。

　　第六，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会影响世界，世界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现在我们对境外媒体越来越开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奥运会时做的承诺，最初是试验性的，后来发现天也没有塌下来，就继续开放了。近年来我们大大简化了行政审批程序，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加入WTO，加入WTO后一些政府管制必须砍掉，砍掉以后，政府没失控，老百姓更高兴，所以就推广。（未完待续）

作者：俞可平，原载: 凤凰网

希拉里：中俄正在阻挡阿拉伯之春

2月24日，一个所谓的“叙利亚之友”国际会议在突尼斯举行。有大约6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参与了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与会者承认流亡国外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是叙利亚人的合法代表，并且声明给予在野势力有效地支持，但是没有明确地表明这里说的是怎样的支持。叙利亚合法政权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和中国都拒绝参加这次突尼斯会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指出，像利比亚事件一样，这是拼凑国际联盟以支持冲突双方中的一方。

美国国务卿高调喊话俄中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叙利亚之友”会议结束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高调喊话，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国和俄罗斯改变针对叙利亚冲突的立场。她说，莫斯科和北京“应该明白，他们不仅挡在叙利亚人民奋斗的道路上，而且挡在整个阿拉伯之春的道路上”。

克里姆林宫建议突尼斯总统替自己说话

与西方领导人的兴奋相反，俄罗斯官方对此会议是冷漠地不屑一顾，仅对突尼斯总统马祖吉的提议做了简单回应。马祖吉在“叙利亚之友”会议上提议向阿萨德及其家庭和政府领导人提供司法豁免权，指出作为政治避难，“他可以前往俄罗斯避难”。对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25日说，突尼斯总统应当以自己国家的名义提出建议。而不是呼吁其他国家做什么。这些建议应当针对和平调解叙利亚的内部冲突。发言人说，“再说，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已在实践中体会到‘推进民主’的后果”。

俄罗斯副外长加季洛夫强调说，在没有某个合法政权的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这是不可允许的。加季洛夫说，在没有叙利亚政权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与叙利亚尖锐的国内危机有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我们认为，在没有主要当事者预先参加的情况下，商讨或是拟定有关如此重要问题的文件，是不正确的。

俄媒体称叙利亚反对派分为三类

据俄新社报道，已持续近一年的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反对派主要分为三类--外部反对派、内部反对派与武装反对派。

外部反对派——以叙利亚国家委员会为主，针对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政权。该组织于2011年10月2日在伊斯坦布尔会议上宣布成立。据其领导人伯翰·加利昂称，该委员会已覆盖目前所有反对派势力的60％。

此外，不久前在伊斯坦布尔又宣布成立了一个新的外部反对派组织--变革民主运动（Democratic Movement for Change），其领袖为著名的维权人士Ammar al-Kurbi，他的立场独立于叙国家委员会之外。

外部反对派拒绝同巴沙尔·阿萨德政权进行任何对话，要求其立即下台并将权力临时移交至副总统法鲁克·沙雷。

武装反对派——土耳其境内以利雅得·阿萨德为首的自由叙利亚军成立后，坚定反对派的潜力得到了大大增强。据他称，军队目前已有3万名脱离正规军的军官与士兵，这些军人指责正规军对本国人民反下流血罪行。2011年12月初，叙利亚国家委员会与自由叙利亚军商定"建立交流与行动协调的长期渠道"。据俄罗斯情报机关消息人士透露，大批小型武器和弹药从黎巴嫩、伊拉克和土耳其非官方渠道供给叙利亚自由军。该消息人士说，供应的武器包括冲锋枪、机枪、狙击步枪、手摇反坦克掷弹筒。

内部反对派——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the Forces of Democratic Change）是叙利亚主要的内部反对派，于2011年6月末宣布成立。其总协调员哈桑·阿卜杜-阿济姆依靠一系列反对派，诸如海萨姆·曼纳、阿列夫·达利利亚和米歇尔·基洛。该机构囊括一系列左翼与民族主义倾向的组织、库尔德党与独立异见人士。

全国民主变革力量民族协调机构与叙利亚国家委员会在许多问题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尽管两者之间并没有签订具体的合作协议。

此外，著名的内部反对派还包括建设叙利亚国家运动（Building Syrian State ，主席为政论家卢艾·侯赛因）与叙利亚变革和解放人民阵线（领导人为前共产党员格德里·贾米勒），后者主张与政府展开对话，并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该国内政。

西方媒体的叙利亚消息来源于不够资格的消息人士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亚历山大·卢卡舍维奇25日表示，位于伦敦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权限层次令人质疑其提供的消息的可靠性，该组织的资料被许多西方媒体采用。

俄罗斯外交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评论中说：“据我们掌握的信息，这个组织总共只有2个员工（负责人和翻译兼秘书），领导它的是某个叫拉米·阿卜杜拉曼（Rami Abdulrahman）的人，他不但没有受过任何新闻或者法律培训，甚至没有受过完整的中等教育。同时他自己在去年11月份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常住伦敦，拥有英国公民身份并从事商业活动（他是一家小吃部的所有者）。”该组织代表回避接触俄罗斯外交官。

文件中说：“可以认为，上述事实本身就能够判断这个机构提供的信息的可靠程度。”许多大型西方和俄罗斯媒体采用叙人权观察组织提供的叙利亚冲突死亡人数的资料。

“叙利亚之友”将把叙利亚拖入更大的混乱

“叙利亚之友”集团，是在俄中两国否定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反叙利亚决议之后，由法国总统萨科奇倡导而成立的，得到美国、欧盟成员国和阿拉伯国家联盟主要成员国的支持。据俄新社报道，这次突尼斯会议的组织者说，加强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施加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的办法，应该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课题。暂时没有提及按利比亚的行动计划进行武装入侵，是因为没有联合国的授权，主要是由于叙利亚军队不论按力量来说或是按照团结程度上来说都大大超过利比亚的军队，组织武装入侵将是非常复杂的事情。

在野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代表坚持要求外国进行武装干涉，还在这次突尼斯会议开始前，“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代表曾正式要求这次会议的参加者保证向所谓的“解放军”战士供应武器。虽然，据“阿拉伯电视台”的消息，叙利亚在野势力的武装集团现在已经从外国得到武器。这些武器不是由外国政府直接供给的，而是由旅居外国的叙利亚人转交的。现在这些叙利亚侨民正在进行获得携带式地空导弹和反坦克综合体的工作。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专家兹维亚格尔斯卡娅指出，十分明显，“叙利亚之友”集团所追求的目的与它所正式宣告的那些目的迥然不同。可能，将会重复使用针对利比亚的行动计划来对付叙利亚。虽然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联盟暂时正在走着那条路。

她说，叙利亚在野势力，甚至是在它们分散的情况下，也采取过份强硬的立场。他们都要求以阿萨德下台做为先决条件，无论如何也不同意谈判。其原因在于，他们相信，他们这样或那样做总是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取得政权。但是没有妥协，只是通过最后通牒，叙利亚将会陷入更大的混乱当中。

叙利亚周日举行新宪法全民公决

俄新社的报道说，在这样的形势下，大马士革当局并不放弃想要进行改革的意图，虽然在野势力使用一切手段使它分心，不能进行改革。本周日，在大马士革将就基于政治意见多样化的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24日表示，叙利亚议会已经邀请俄国家杜马代表团访叙。他说，访问叙利亚将有针对性，将与更广泛的人员举行会晤。我希望国家杜马能继续对叙利亚局势进行研究，并且在它的能力范围内，协助和平解决叙利亚危机”。

俄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国际伙伴调解叙利亚危机

俄罗斯总理普京24日在与国家安全问题专家举行会晤时说，俄罗斯在决定调解类似叙利亚和伊朗这样的尖锐国际问题的立场时，不准备采取适应任何人的态度。与此同时，普京使大家确信，俄罗斯顾及到对叙利亚和伊朗人民的关系，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莫斯科不仅同欧洲国家和美国进行工作，几乎同所有伙伴，包括中国、土耳其和埃及在进行工作。普京指出，俄罗斯有其自己的利益，但莫斯科应当在国际舞台上与伙伴协作行动。

俄罗斯外交部24日表示，“俄联邦重申愿意积极配合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欧盟、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努力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调解该国局势。我们认为这种相互的合作应当是平衡和客观的”。

来源: 人民网

2012年2月25日《明鏡郵報》

明鏡網熱點排行榜(2012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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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下令連夜撕掉“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標語

中国一切道德问题，近因缺少民主，远因心里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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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億援助難濟希臘博歐股撈底宜三思

唐撰文諷梁：治港需經驗博客轉守為攻引「紫砂茶壺論」

2012年2月25日《歷史日報》

罕見人大否決梁兆雄出任局長

《中國時報》

駐京辦主任不吃香？珠海市長何寧卡廿三日向人大常委會提請廿九項人事任免，結果現任珠海市政府副秘書長、駐京辦主任梁兆雄的口岸局局長任命遭否決，餘廿八人均通過；人大常委會解釋稱，對他工作成績不瞭解。

　針對這起罕見的人事任命未通過案，《羊城晚報》報導說，先前傳出是梁兆雄的任前演講空洞、導致提名被否決；但珠海市人大常委會秘書長王道遠表示，「主要是因為他長期在北京工作，常委會對其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績不瞭解。」

　珠海市長何寧卡對梁兆雄的提名評價是：「該同志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強，顧大局識大體，工作思路清晰，近年來協調解決了辦事處的職能轉變，規範管理和幹部交流取得了良好成績。」

　依照大陸政治體制規定，人大常委會雖擁有任命權，但因人大主任一職多由黨組書記兼任，行政立法在黨務一條鞭下，甚少有「落選」情事。

　由於珠海市委書記不兼任人大主任，加上「駐京辦」一職頗重要，故引發外界不少政治臆測；但珠海人大工作人員認為，主要是任前演講有點「卡卡」、且內容稍顯空洞，況否決也突顯出人大的功能正不斷得到強化。

曾蔭權陷風暴剪不斷理還亂

《中國時報》

二○○七年，有香港警界明日之星之稱的高級警官冼錦華，接受妓女戶主持人「招待」，被判入獄三年。當時法官辛達誠說：「冼錦華將自己陷於貪汙危機，在案中所嘗的『甜頭』，是其中一種潛伏著的貪汙罪行，很難被人揭發，當對方索取回報時，冼就人情難卻。」辛達誠又說，該案最邪惡之處，在於容許自己身處「聽命別人」位置，暴露於涉嫌賄賂危機中。可惜冼錦華不是曾蔭權。

　香港特首曾蔭權，據傳媒連日來的窮追猛打和爆料，其所嘗的「甜頭」，又何止冼錦華那般的小兒科。香港《東方日報》最早爆料指，曾蔭權應香港富商邀請出席澳門某賭場貴賓會的春酒聚餐，與會者還包括報導所指的一些三山五嶽人馬，有從事高利貸的、開夜總會的、也有所謂的疊碼仔，即賭場貴賓廳的「三七仔」。現場照片顯示，曾蔭權看到有記者在場拍照而不知所措，出手遮臉。還未等到美酒佳餚上桌，就匆忙離桌。報導指出，同桌的香港兩個富商劉鑾雄和何柱國也跟著離開，主家席很快就變成一張空桌。

　到了第二天，該報又繼續爆料指，曾蔭權其實是搭乘某富商的一艘豪華遊艇到澳門作三天兩夜遊的；還說曾經常搭乘富商遊艇到澳門探訪親戚，為澳門保安當局增添不少麻煩。

　曾蔭權「揩油」富商的新聞，到了第三天已擴散至其他媒體。原來在澳門遊艇之旅之前的一個星期，曾蔭權又悄悄放了四天假，登上富商張松橋的私人豪華飛機，飛往泰國普吉島度假。

　到了第四天，《東方》和《明報》等其他報紙同時爆料指出，曾蔭權原來早已計畫好退休後到深圳居住，而他的退休「行宮」位於深圳福田區的一個高檔住宅區。說是「行宮」一點不誇張，該豪宅位於大廈頂樓，是一個樓中樓的單位，面積有六百○五平方米，大約是一百八十三坪，裝修費用就高達好幾百萬。報道更進一步指出，該樓盤的發展商黃楚標，是曾蔭權的好友之一。

　面對報章連日來的報導，曾蔭權也曾稍作回應。他基本上承認了他的澳門遊艇豪華遊、他的私人飛機普吉島遊、他的退休「行宮」等的報導，但他強調，他事後是付了錢給遊艇的主人，就像坐渡輪一樣買了票，他也以經濟艙的票價，付了錢給私人飛機的主人，所以沒有利益衝突。此外，他的深圳退休住所是以市價租的，所以也不構成任何官商勾結。他還說，他當官當了四十年，一直公私分明，對傳媒報導感到「痛心」。

　香港的傳媒也不忘對張松橋和黃楚標這兩位富商做深入調查。據報導，張松橋被稱為「最富有的重慶人」，是當地著名的地產商，亦是四家香港上市公司的主席，擁有香港西區隧道一半股權。西隧是連接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三條隧道之一，但由於收費高昂，一般車輛寧願採用其他兩條隧道而致紅磡隧道和東區隧道擁擠不堪，社會大眾和不少學者都呼籲政府應回購西隧，達至車輛分流的效果。

　至於有「深圳李嘉誠」之稱的黃楚標，是香港數碼廣播的大股東。《明報》指出，曾蔭權剛於上月會同行政會議，運用酌情權「特批」該台任命李國章為主席。由於李國章胞兄李國寶是電訊盈科董事，根據《電訊條例》，李國章理應不能控制香港數碼廣播。

　曾蔭權以象徵性付費來試圖為他的揩油行徑開脫，更以皇后貞操不容懷疑來反駁外界對官商勾結的質疑，但香港很多人仍記得法官辛達誠當年的判詞：「最邪惡之處，在於容許自己身處『聽命別人』位置，暴露於涉嫌賄賂危機中。」所以包括民主黨、人民力量和社民連等政黨以及其他人士，已紛紛向香港廉政公署舉報曾蔭權。

　香港有個聽眾打電話給電台對曾蔭權和唐英年最近的醜聞有如此看法：「習近平在美國講過：『人權不會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就說官員不會有最衰，只有更衰。香港有如此特首，難怪會有唐英年這種手下。」

　隱瞞僭建而致誠信盡失的唐英年，據稱是中央力挺的下屆特首。天佑香港！

鄭漢良

中國微博實名制弊多於利

《中國時報》

大陸網民已超過5億，微博用戶據信超過3億。為了管理龐大的網路人口，最近北京市出台「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要求新浪、搜狐、網易、騰訊等四大微博用戶，目今年3月16日起必須以真實身分註冊，「後台實名，前台自願(暱稱自選)」，未經實名認證的微博用戶，將來只能瀏覽，不能發言和轉帖。

　微博實名制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網民強烈反彈，不少網友認為這是言論管制，寧可離開微博、也不願接受實名。網民的反應雖然可以理解，但冷靜後將會發現，微博實名制對言論造成的壓力，其實心理層面大於實際層面。

　首先，即便沒有實名制，官方本來就可以依據發言網友的IP位址，查到網民的個人資料。實名制對網友的影響，應該是在交出個人身分的瞬間所產生的心理壓力，因此感到言論空間受到限縮。同時，較活躍、較有影響力的微博用戶，本來就是一些實名用戶。再者，依據過往經驗，即便採取實名制，也難以阻擋民眾的言論，任何高牆都有翻牆之道。

　實施實名制並非萬惡不赦，擁有充分言論自由、網路遊戲產業十分發達的韓國，曾經在 2007年開始實施全球唯一的「網路實名制」，希望達成保護智慧財產權並防止網路犯罪的目標。但實施的結果，並未達到減少網路犯罪的效果，而且造成個資外洩的嚴重後遺症。

　2010年4月首爾大學教授禹志淑針對實名制發表論文指出，韓國各大網站的參與人數和發帖數在實施實名制後雖然減少了2/3，但惡意誹謗、謾罵造成的刪帖比率卻增加了12%左右，實名管理反而惡化了網路犯罪。2011年7月韓國更爆發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個資外洩案件，韓國SK通訊旗下三大門戶網站之一Nate和社交網站「賽我網」均遭到駭客攻擊，約3500萬名用戶的資訊外洩。11月下旬，韓國一家遊戲公司也遭到駭客攻擊，1320萬的遊戲玩家個資外洩。

　韓國推行網絡實名制4年多，並未達成減少網路謠言和網路暴力的預期效果，反而承擔個資外洩的苦果與「鉗制言論自由」的指責。去年底，終於決定廢除實名制。

　實施實名制前夕，大陸個資外洩事件正悄悄蔓延。《南方周末》報導，近日大陸爆發多起民眾網路信息洩露事件，2011年12月21日，大陸最大的程序員社區CSDN上有600萬份用戶資料曝光。22 日，多家網站近5,000萬用戶信息洩露，29日廣東出入境政務服務網400萬用戶個資外洩。實施實名制後，個資外洩事件將會更惡化。

　微博實名制一方面將造成民眾言論遭到限縮的恐懼，二方面又未必能達到管理網路的功能。尤其，中共官方也早就體認到網民的力量，將2011年定位「政務微博元年」，大大鼓勵官方單位、幹部開設微博與民溝通。截至去年底，大陸政務微博總數已達到50561個，最近王立軍「休假式治療」的消息，就是透過政務微博傳出，可見官方亦有心利用政務微博，成為與民溝通的管道，並增加政治透明度。政府與民間透過互動，應該可以逐步發展出良好的網路政治文化，有利社會穩定。

　微博實名制並非洪水猛獸，但政府對網路管理的收放之間，實名制是否利多於弊，恐怕才是真正值得思考之處。

中央蘇區建「群眾法庭」清查腐敗

香港《文匯報》

為了加強對幹部的監督警示，毛澤東在設立制度之外，其次就是設置機構。毛澤東等人非常重視建立健全監察機關等監督機構，他領導建立了由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地方各級檢察部和各級檢舉委員會等組成的專門的監察司法系統，檢查部（科）之下設控告局，負責「接受工農勞苦群眾對蘇維埃機關，或國家經濟機關的控告，及調查控告的事實。」群眾可以通過控告局等途徑和載體對不良現象進行檢舉控告。除正式監察系統外，還輔以可由很多工農群眾參加的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訊員和群眾法庭等構建的「群眾性」檢舉監督系統。這兩套系統有機結合、良性互動、優勢互補，對黨政幹部中的腐敗行為和不良風氣進行毫不掩飾的監督、檢舉、揭露和批判，使中央蘇區的腐敗現象及時得到發現、清查和遏制。

黨報闢專欄宣傳反腐

　最後，注重輿論引導。毛澤東十分重視輿論宣傳工具的作用。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1931年12月11日創刊）在其「發刊詞」中就明確表示要「引導工農群眾對於自己的政權，盡了批評、監督、擁護的責任」。它闢有「工農通訊」、「來件」、「專載」等專欄，大量刊登群眾來信來稿，經常發表旗幟鮮明的社論。從1932年3月9日起，開闢了為監督檢舉工作而設置的專登批評稿的「突擊隊」欄目，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中央蘇區各級政府中出現的大小腐敗分子和各種腐敗現象。從1933年1月7日起，又增設了廣泛宣傳蘇區幹部群眾克己奉公等各種光榮事跡、專登表揚稿的「紅板」欄目。通過批評和表揚兩種截然相反的宣傳方式，達到鮮明的輿論導向。據統計，當時中央蘇區主要有《紅色中華》、《鬥爭》（蘇區中央局機關報）、《紅星》（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機關報）、《青年實話》（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機關報）等312種報刊。它們構建出良性輿論氛圍，切實發揮出巨大的輿論導向作用，成為當時對幹部進行宣傳教育和監督警示、反腐倡廉、加強作風建設的重要武器。

中央蘇區「空前廉潔」

　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蘇區幹部群眾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中央蘇區時期幹部鮮明的廉潔奉公作風和廉潔政府。正如蘇維埃中央審計委員會所指出：我們可以誇耀地說「只有蘇維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中央蘇區時期毛澤東的反腐倡廉思想和實踐，不僅對於加強和鞏固蘇維埃政權，發展壯大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於新形勢下推進黨的反腐倡廉建設也具有重要的歷史借鑒和思想啟迪作用。（四之四，完）　■摘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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