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观：富人参政，富人出逃

自由亚洲电台

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至2011年，70名最富有中国人大代表的净资产，总计达到898亿美元；而同期，包括美国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政府部门660名高官的净资产，合计为75亿美元。换言之，仅中国70名人大代表的资产就是美国全部高官资产的12倍！

而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总数是2981人，如果能追踪统计他们的全数资产，必更为惊人！还有“全国政协委员”2237人，其财富又是多少位数？至于中国行政、立法、司法等部门高官，如能公开其资产，更不知是何等天文数字！－－这正是他们至今坚拒建立“官员财产申报法”的底因。

身为中共九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即中国最高掌权者之一的周永康，不久前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为中国“十大黑领”人物之一。中国“黑领人物”的定义是：“他们的脸色是黑的，汽车是黑色的，衣着多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生活、工作都是黑色的（隐蔽的），但却控制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命脉。”

论中国人均产值（人均GDP），仅仅是美国的十五分之一。如果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均富国家，中国就是一个典型的官富民穷国家。实际上，中国人均产值和人均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名，都在百位之后，甚至落在知名穷国诸如纳米比亚、牙买加、安哥拉、厄瓜多尔等国之后。

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经济总产值（GDP）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产值（人均GDP）的排名，竟然40年不变！（不少统计显示，排名甚至下滑。）

活生生的数字，反映活生生的现实：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被中共官员鲸吞、落入中共官员腰包，相形之下，广大中国民众，艰辛所获，不过是残羹剩饭；一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执政党以权谋私、人为制造贫富分化、老百姓被榨干血汗的历史。

难怪，政府立下新规：国民买把菜刀，都要纳入“实名制”登记。当局深知，他们为官不正、为富不仁，在中国民间所培植的仇官、仇富心态，有多么深而可怕！

曾几何时，中国商人的口头禅是“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赚钱”，借以避开任何敏感的社会与政治话题，免得“自找麻烦”；但一旦有机会，头上套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乌纱，却又巴喜不得，再不忌讳政治，佯做“参政议政”，往往用酣睡打发会议全程，形象诠释一个古老成语：醉生梦死。

那70名最富有人大代表的政治地位，无论由更高当权者指定，还是由他们自己买通，都只能证明：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权力与财富的珠联璧合。中国官商一体，其中，究竟谁是官？谁是商？早已难以区分。基本而言，贪官就是奸商，奸商就是贪官，官商合体。

中国商人富人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财富安全、乃至人身安全。一旦有了“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翎带，就如同有了护身符。追求安全的心理底蕴，恰恰是不安全。一则因为财路不正，财富不干净、见不得阳光；二则对中国前途毫无信心，觉得随时会崩盘。

中国贪官和奸商，口中念念不忘的，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因为，他们最感念的，就是邓小平，那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名言，让他们成为暴发户，富甲天下。至于那些“反腐败”、“要民主”的请愿民众，在贪官和奸商眼里，简直就是“不识时务”，是阻碍他们发财致富的障碍，恨不能借邓之屠刀，斩尽杀绝。

但，他们大概没有忘记，那个“举双手赞成”六四屠杀的当年首富牟其中，如今也沦陷在黑狱里。人治的中国，安全从来没有保障。不仅平民如此，官商也是如此。执政党内，一场权力斗争的落败，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或一批贪官的末日；而一个或一批贪官的落马，就意味着一顶或一串保护伞的倒塌，连带的，就是一个或一伙奸商财运的终结。

于是，除了“商而优则仕”这条路，更多中国商人富人们，在大捞一把之后，选择逃离中国。据统计，中国亿万富翁中，27%已经完成投资移民；千万富豪中，超过60%的人期待移民，其中14％的人已经完成移民；就连年薪12万以上的白领，“几乎全都想移民”，其中，许多人已经或正在办理移民。中国投资移民激增，迅速上升到世界首位。

未来中国，就是一个被贪官、奸商、连同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掏空的中国；在被他们无情糟蹋、肆意掠夺而后卷款逃离的土地上，留下的，将是一个巨大的世界贫穷村，一个饱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巨大废墟。只有那些低收入的穷人、无权无势的平民、以及备受欺凌蹂躏的“贱民”，将无奈地留在那个号称“崛起”和“盛世”的中国。



陈破空（2012年2月28日）

迎两会西藏重点维稳发狠话 扬言把不稳定因素在萌芽期就消灭

自由亚洲电台

两会将登场，西藏党委书记陈全国说，西藏将强化「稳定压倒一切」思想；落实手机、网路等新兴媒体管理措施；对「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要严密防范管控」；把不稳定因素在萌芽期就消灭。

中共西藏党报周四报导，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对维稳工作做出批示，要坚持抓早抓小抓快抓好，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实、做好；确保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争小事也不出，为全国两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陈全国要求西藏干部，第一要提高维稳警觉，防范在前，强化「稳定压倒一切」思想，「彻底粉碎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稳定的图谋」。

第二，要强化维稳责任，把维稳当成核心任务。第三，要严格维稳纪律，若干部未落实工作，一律先就地免职。

第四，落实维稳措施，驻村工作队做到全员在岗，各寺管会（特派员）要做好僧尼思想政治工作，便民警务服务站要全天候防范；「重点地区、重点部位要严密防范管控」；落实手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管理措施。

第五，确保维稳目标，坚持抓早抓小抓快抓好，防患于未然，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确保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争小事也不出。

中共太贪腐 评高干子弟的一篇博文

自由亚洲电台

说中共官员百分之百贪污、包二奶，这可能过于绝对了，包二奶的状况更深难以断言；但是说中共官员99%贪污，这恐怕是离事实不远、并没有冤枉中共的看法。因为中国历来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看一看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那些代表人物，便可以知道99%贪污的说法，并不为过。

中共前后两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一个的儿子空手套白狼、用权势投资，已经是大陆数千亿资产公司的老板之一；一个的儿子在非洲国家收取回扣，是国际社会热门报道的焦点经济罪行。中共前后三任总理、李鹏、朱镕基和温家宝，他们的子女和亲属也都收掠和掌控了数万资产，这在大陆是尽人皆知的，他们也难以遮掩 的。中共的喉舌媒体就曾经报道过他们的研究统计，目前大陆的亿万富翁中，中共高干子弟、亲属占95%以上。

另一个可以衡量中共官员贪腐程度的，是贪腐已经拥有排他的压制性的地位。中共官员中，不论是上级、还是同僚之间，凡是不参与贪腐、仅仅洁身自好的，都会遭到连成一片的贪腐官员的排挤、甚至陷害。

这种潜规则在大陆不单单人尽皆知，而且有一些倒霉贪官在受到刑事追究时，供词中就指出自己是为了自保而踏出贪腐第一步的。事实上，参与贪腐是进入中共官场必须递交的投名状。中共官场形成的贪腐氛围让人们相信，即使说中共官员100%贪污，也并非没有道理。

民主社会的官员接受几张球票，都会判刑入狱、或者赔偿巨款、和名声扫地；出国访问中，公车私用，也遭致追究、引咎辞职。按照这样的贪腐标准对照中共官员，说中共官员100%都是贪官，绝不是没有道理。

这篇博文另一个让人们愿意思考之处，是博文的作者极有可能就是中共高官子弟。因为博文中充满了愤怒、无奈，及对中共继续掌权的恋恋情怀，很像近两年中共一批高干子弟所流露的焦虑和茫然。

例如，数百名中共高官子弟在延安、北京等地聚会，表达对中共处境的焦虑不安和捍卫中共政权的意愿。这种情况表明他们清楚中共处境危旦，他们极力要维持，抢到手就绝不让出政权。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掌控局面的力量，除了聚在一起汇集焦虑以外，其实一筹莫展。

中共的这些高干子弟的责任感和个人品德，比中共绝大多数醉生梦死、大捞特捞的后代，显然要顾全大局和看重中共政权的持续存在。但是，对于中共政权能否存续来说，这些高干子弟并没有表现出对社会、国家负责的睿智，而是表露出顽固和逆历史而动的愚蠢。

因为不论贪腐是100%、还是96%，中共是一个腐朽透顶的黑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希望这样一个帮会永远存续，或者是恢复过去的一些因素而存续下去，这显然是无视大陆现实的痴心妄想。而大陆必然在凤凰涅磐中，才能浴火重生。



刘青

北京登记严查访民 各地截访监控安抚

自由亚洲电台

北京两会在即，在京访民被严查，无论是车站还是访民住地都开始清场，连远在郊区居住的访民也被联防员上门登记，很多访民不敢出门，有人称等到两会开幕式再出去举行各种上访抗议行动。

全国两会开幕在即，北京又陷入紧张状况，大批公安、保安及联防员出动到访民聚集地南站及吕庄开始搜捕，住在地下小旅馆的访民也被催促搬离。连住在北京郊区的访民也被联防员上门登记，随时被驱赶。

住 在北京五环附近的访民郑大靖周三对本台表示：“我住的地方肯定面临着大清查，今天上午联防的都来已经登记了，要求把个人的身份证的号码，名字、住址全部登 记，这一登记他马上就会在电脑上输入，就直接可以（知道我是访民），不知道他怎么给我处理。我住在郊区大兴，都靠近五环了。住在南站地下室的早在前几天就 被清理了，他明的不搞，暗地就给房主施压，不准直接租给访民们住。山西有一个叫王力军（音）的就在南站地下室里，他前天告诉我说，老板已经撵他了，如果不 走的话公安就给他（老板）罚款，说他必须要走。”

另一位经常在南站附近的黑龙江访民侯佳贵也对本台表示：外地访民聚集地北京南站及吕庄连续多天都被清查，就连信访办也有大批官方人员截访。

他 说：“昨天在北京南站北出口，很多人（访民）在二楼候车室坐着，截访的去了很多，北出口门旁停有大客车、警车，警察往外撵，上车的很多，还有各信访口也截 得很厉害，南站都不让住了，吕村也不让住，很多人都七八点钟躲出去，然后十二点回来。昨天在南站平常上访的都在那里聚堆，今天都给撵走了，不让呆。”

虽然如此，各地涌往北京的访民依然很多，还有一些涉及到拆迁的案子。但是大部分访民躲起来，等到两会开幕式再活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访民表示：“现在上来的人还是多，很多涉及人命案子，最近还有在家睡觉就大人跑出来孩子没跑出来被埋的，就是拆迁，没人告诉，半夜来推，拆迁都没啥手续的。他们很多都是等到三月五号开两会那天去。”

另 一位已经被吉林当地接返的访民邓志波说：“昨天北京这帮人给我打电话说，北京现在抓人抓得特别狠，说是山东的，黑龙江的全开始抓人了，他们都在北京的郊 区，离北京南站坐车得一个多小时，有的就想破釜沉舟闹一下子，如果他不给我接回来的话，我今年两会就死在北京了，像我这样的活着没劲了，一个月药钱就得一 千七百多块，一直得吃到死，我肝硬化在劳教所得的，因为上访的时候他给我送进劳教所，在劳教所传染上了，急性的，他要是给我保外我在家治疗能治疗过来，我 家孩子和我姐去找，我姑娘都给人跪下了，所长说了，上访人不允许保外。”

目前邓志波病情日趋严重，当局以前不给他花钱治病，而两会的召开促使地方政府暂时转变态度。

邓 志波说：“我上个礼拜五回来的，因为现在我已经病重了，到驻京办去找了，现在北京急需我住院，但我没有钱，我说，两会快到了，政府要给我一条生路就应该给 我看病，如果不给我生路就不用给我看病，后来不几天，我们当地信访主任去北京给我接回来了，现在在我们当地传染病医院住院呢，也就看个几天，这不是北京两 会吗，怕我在北京闹事给我接回来了，我约摸十二、三号就得出院了，他就不能给看了，他就是给安抚一下子。第二就是北京国保大队下的令让吉林务必给我接回 来，他怕我在北京闹事。”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甘孜藏人炸村政府身亡 学者吁当局真正实行民族自治

自由亚洲电台

四川甘孜德格县温托乡一位藏人上周五用装满汽油的塑料桶袭击村办公地，当场身亡。海外藏人周三告诉本台，死者扎西的遗体本周一在公安的监视下火化。评论认为，藏人由初期的自焚抗议发展到以更激烈的方式表达诉求，中国政府应深刻检讨，真正实行民族自治。

中国藏区藏人抗议当局的治藏政策，先后发生二十多起自焚事件。

最新的一起发生在上周五，海外藏人引述境内消息称，藏历新年初三，甘孜州德格县温托乡的一位年轻藏人，炸毁了年古乡娃巴村和驲巴村联合党员会议厅，房屋受到损坏，但无人伤亡。

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木浪本周三告诉本台：“2月24号那天早上3点50分左右，德格县温托乡一个32岁的年轻藏人，他的名字叫扎西，他在政府的门口爆炸，当时他也去世了。我们消息来源说，爆炸事件发生以后德格县公安好多过来了。27号那天可能他的尸体也火化了。”

他说，本周一，当局出动公安和武警迫使死者家属立即火化遗体。

“27号那天当地来了好多武警和公安，都在监控，他的尸体就火化了。”

本台多次致电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但无人接听。

本台曾报道，甘孜藏区的电话被当局切断已有一年。

江白木浪说，他们也曾尝试联系当地藏人。

“打不通，详细的情况电话都打不通。有人说他一边的手里拿着一个汽油的油桶。这个事情还没有进一步了解，但是我们有些消息来源说爆炸以后自己又自焚，他也当场一起炸死了。”

另据《西藏之声》引述居住在印度僧人阿旺表示，本周二中午，五名僧人和六名家属在军警的严密监控下，将扎西的遗体火化，但禁止他们打电话和拍照，还事先拿走了参加遗体火化仪式的藏人手机。

阿旺说，爆炸事件后，公安拘捕了年古乡驲巴（音译）村藏人菊嘎，据说他是扎西的朋友。

据介绍，扎西父亲叫多瓦，母亲叫白玛旺姆，妻子叫雅雪，有两个女儿，11岁的大女儿叫格桑旺姆，小女儿5岁。

在印度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认为，这次事件反映藏人的处境已到忍无可忍的程度。

“从原来这种温和的抗议活动慢慢慢慢地从自焚到现在，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的话可以说明西藏人的愤怒。主要是当地藏民对中共的暴力镇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他说，藏人的反抗行动正在升级。

“由此可以断定中共如果还不改变这种强硬的镇压的政策，西藏人虽然是温和的遵信佛教的一个民族，他崇信非暴力的原则，但是也不能排除会拿出这些格斗士的一些反抗的现象，我们可以预料也会越来越多。”

深圳独立评论人朱健国认为，一个人要去自杀，必然有很大的压力或者冤情，藏人走到这一步，当局应该检讨是什么原因导致汉藏矛盾激化。

“这个国体当初49年在共同纲领的指引下提出了自治，他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九服’之治。过去古代从夏商周，商代对天下的治理他不是天下统一的正义，当时对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只要你大体上承认我这个中央政府，象征性的表示一点进贡，基本就让你自治，也不会管你，也不会派什么官员来，所以当时夏商周，长的有800年，最短的也有460年。当时就是因为采取‘九服’的这种方式来处理之后，所以中央和边远地方的关系是比较的宽容，比较的和谐。”

九服是中国古代天子所住京都以外的地方，按远近分为九个地区。每500里放宽一个政策，第九个地区距离京都4500里。

朱健国说：“这是当时夏商周三代治理的经验，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把这个废掉了，因为‘九服’包含有分封制在里面。”

他表示，在中共建政初期建立少数民族自治区，但已名存实亡。

“建国初期，因为当时中共还是可以，刚刚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对于民主党（派）表面上还有些尊敬，所以提出了这个(自治)制度的方案框架，但是以后实际上就把这个实质的内容否定了。特别是西藏1958年出现过一次叛乱以后，自治的味道就变得名存实亡了。现在我觉得应该重新来检讨，我想目前最好的办法可能还就是真正的给西藏以名副其实的自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曾蔭權貪腐風波微妙衝擊中國

《亞洲週刊》

曾蔭權涉貪事件突顯陸港貪腐定義的鴻溝。大陸網民追捧曾蔭權為清官，以調侃大陸領導巨貪，傾慕香港制度之餘，呼籲大陸官員公開財產。兩會也將對兩地貪腐問題有所討論。


香港特首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租住深圳豪宅被指可能涉及利益輸送事件尚在調查中，但已對中國大陸政壇產生微妙衝擊。北京傳出，在「兩會」期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對此會有討論；在反腐問題上，香港經驗也值得大陸參考；大陸網民對這一新聞也給予了娛樂式關注。若香港人看了大陸網民的評論，估計會被氣翻——大陸網民竟認為曾蔭權是個清官。

在一則有關曾蔭權乘坐私人遊船與飛機的微博，網民「心浪偽勃」寫下了這樣一段「部級幹部待遇指南」：一、被分配專職司機兼警衛專職工作人員，身體差者（七十五歲以上）配醫護人員；二、一年四次國內旅遊休養，每次三週，帶家屬人數不限；三、飛機頭等艙或商務艙二位至四位，或火車軟臥一間，或配備三輛轎車或兩輛小型旅遊車；四、四至五星級酒店，租住二間高級套房，餐飲實報實銷。富豪的豪華款待也不過如此。

上述「部級幹部待遇指南」的真實性有待查證，至少它反映出大陸民泷對一個與曾蔭權級別相同的「省部級領導幹部」應有待遇的期望。按照這個標準，曾蔭權乘坐私人飛機和遊船，不僅算不上貪腐，反而會因曾主動付錢並勇於面對媒體而獲得大陸網民的好評。

大陸網民：曾蔭權是清官

「曾蔭權是個清官啊」、「七年才被招待四次，在大陸算神馬（什麼）啊」、「還不如來大陸當個鎮長呢」……這是大陸網民對曾蔭權的評價。在香港媒體與市民眼中不可容忍的「貪腐」問題，卻被大陸網民如此輕描淡寫地寬容。

與此同時，香港媒體對曾蔭權這一新聞事件的定義卻是嚴肅的：「醜聞」、「香港法治危在旦夕」、「香港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兩地輿論對同一事件的評論態度卻截然不同，從中也可管窺「一國兩制」下陸港兩地對貪腐的不同容忍度。大陸民泷評論曾蔭權事件，常有「小巫見大巫」之論，與大陸近年落馬貪官相比，曾蔭權「佔的小便宜」的確不在同一層級。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曾轟動全國的原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因貪污受賄被判處死刑，當時的受賄金額為五百四十四萬人民幣（約八十六萬美元）。幾年前落馬的原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貪腐金額一千一百九十六萬、原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二千九百五十九萬、原天津市委常委皮黔生七千五百五十三萬，直到原鐵道部總工程師張曙光被傳出貪腐二十八億美元的天文數字……十幾年來，貪腐案的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民泷對官員貪腐的態度也由最初的震驚、憤怒轉為習以為常，甚至略帶調侃，社會對貪腐的容忍度在涉案金額的數位不斷攀升之下也被迫提高。

曾蔭權被指在深圳以低於市場的價格從香港數碼廣播有限公司股東黃楚標手中租用豪宅單位，其後曾蔭權批出廣播牌照給數碼廣播；其後曾蔭權以較低費用乘坐富商私人飛機、遊艇等，這些都被質疑存在利益輸送關係。為何大陸仍有民泷認為曾蔭權是「清官」？理由是牽涉金錢數額小，而且沒有直接收受現金。

宴大陸領導商家先塞錢

另一被媒體詬病的事件是曾蔭權接受富豪的奢華宴請。港媒的反應被大陸網民看作「大驚小怪」：有網民認為，在大陸，領導吃你的飯，是給你面子，甚至還要先塞錢給領導的秘書。短短點評，道出大陸官商利益輸送的一種渠道。

至於特首租房問題，一位接近北京高層的人士透露，他所接觸的省部級以上高官，根本不需租房，只要向身邊人士表示有意尋找住處，自會有地產商送上門來，提供免費豪宅。企業家邀請高官出席商業活動，在人際關係中要打通的關鍵環節就是官員的貼身秘書，使其為自己安排與領導見面、握手合影等機會。

曾蔭權與富豪的往來被曝光，大陸網民盛讚香港的新聞自由功不可沒，認為香港媒體稱得上「真正的媒體」，是在高壓環境下生存的大陸媒體所不能比較的。

記者會被休假式治療

有大陸網民為爆料的香港媒體設計了一個「大陸式結局」：哪家媒體這揦大膽，派廉署查查它有沒有經濟問題！讓相關記者「休假式治療」，再判個侮辱最高領導人的罪！儘管尚未實現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但香港的法治與媒體自由仍令大陸民泷嚮往。

與香港相比，近年來大陸由媒體曝光而落馬的貪腐案件已不常見，言論空間的收縮與宣傳禁令使貪腐新聞越來越成為媒體與官場觥籌交錯間的閒談。一些地區曾鼓勵的實名舉報也因打擊報復而銷聲匿跡。反觀近年來大陸貪官落馬，揭發渠道已經由群泷舉報式的單一線索發展為多渠道反腐，一段「反腐功臣」排名集合了民間觀察的反腐公式：「中國反腐主要靠小偷偷、二奶鬥、礦難砸、罪犯咬、老婆舉報、貪官內訌。」一連串非制度性的、非正常的曝光貪腐渠道挑戰著民泷對體制反腐與自淨能力的信心。

總結香港反腐經驗，媒體人常會提到特區政府的高薪養廉政策，在香港，大學畢業生考取政務官（Administrative Officer, AO）是理想的職業選擇，起薪三萬多；特首的年薪逾四百萬港幣（約五十二萬美元），從經濟學角度解釋，高薪養廉對公務員系統的貪腐行為施加機會成本，對公務員的行為起約束作用。多年來，在國際反腐敗組織「透明國際」的貪腐印象指數中，香港連續排第十二位，高薪養廉政策被認為功不可沒。

中國大陸在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也曾嘗試高薪養廉，提高公務員待遇，但收效甚微。與香港相比，單獨提高腐敗的機會成本，而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與制約機制，恐是大陸預防腐敗政策的短板。

目前香港廉政公署已對曾蔭權展開調查，但由於廉政專員需對特區行政長官負責，調查結果理論上要向同為調查對象的曾蔭權交代，這使香港的法治陷入尷尬境地，但香港仍有《防止賄賂條例》及普通法下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行可以約束特首的腐敗行為。

大陸民眾籲領導公開財產

香港特首與及其他高級官員的財產公開，令公泷容易監督其行為。有大陸民泷借香港特首接受調查的新聞再次呼籲大陸官員公開財產，主動申報。每年「兩會」前，有關官員的財產公開問題都會成為民間熱議話題之一，今年因香港特首而掀起的財產公開議題，又一次拉開兩會爭論的序幕。

一向以廉潔自居的特首曾蔭權突然被曝貪腐醜聞，前政務司司長及下任特首候選人唐英年又被媒體發現僭建地下室，香港高官短時間內集中爆出醜聞，也令大陸民間為香港的未來擔憂。《南方都市報》著名新聞漫畫家鄺茘創作了一幅名為《香港碩鼠，近朱者赤》的作品，畫中一個酷似曾蔭權的人面鼠身人，左手持紅皮書，右手握拳舉起，站在一面紅旗前。有網民認為，「香港已經淪陷」、「腐敗傳染的這揦快！看來香港人抵制內地是對的！」

一直以來，「幸好有香港」成為大陸支持自由民主的知識界與民間人士的共識，面對香港頻發的社會問題，已經出現擔心的聲音，指「一國兩制」最後會被大陸同化為「一國一制」，而這個同化過程根本用不上五十年。


張倩燁

曾蔭權啟示錄延續港英殖民特權心態

《亞洲週刊》

香港特首曾蔭權被媒體揭發多次接受富豪款待、乘坐富商友人的私人遊艇和私人飛機，租深圳豪宅被指疑涉利益輸送，西方報章因此認為殖民地比現在清廉。其實，港英時期政府的運作特色就是政經利益輸送的體制，當公務員約四十年的曾蔭權，正是延續著英國殖民地政權政經利益交纏一體的特權心態。如今的媒體生態敢於對特首及高官揭弊，加上民意對官員操守的要求提高，正是香港的進步。


香港過去十天挖出一場大型的政治風暴。特首曾蔭權被爆出「富豪門」醜聞，連日備受媒體抓挖，使他多次接受富豪款待的秘密接連曝光：住宿友人私人遊艇度假、乘搭友人私人飛機到泰國遊玩、租用深圳豪宅涉及利益輸送……，使這位特區行政首長的公信力和清廉形象，遭到史無前例的衝擊，每天要面對輿論公審，儼如受到公眾凌遲(Public lynching)，為香港開埠一百七十年來的首次。

國際媒體也大幅報道事件。《華爾街日報》二月二十三日借事件將回歸後的香港奚落一番，以「英國治下的香港比較好」（Hong Kong Was Better Under the British）為題撰文，引述《遠東經濟評論》前主編Derek Davies的評論指出，英國人在港殖民時代雖然沒有民主，但建立了相對清廉及能幹的公務員團隊，如今的港府卻效忠於另一個高度貪污濫權的一黨專政政權，沒有民主，領導不清廉、不問責，揶揄特區政府領袖遠遜於港英時代。

一篇評論，反映西方媒體對於香港殖民主義的陣陣鄉愁；但熟悉香港殖民史的前公務員及學者則指出，從香港開埠以來的歷史來看，曾蔭權這位港英培育出身的香港特首與富豪們建立千絲萬縷的關係，正是延續著英國殖民地政權政經利益交纏一體的特權心態。因為英國殖民政府的運作特色，就是由行政局主導，而行政局是由總督、英資財團洋行大班、賽馬會等組成，而一些高層官員更具財團背景，形成政經利益輸送的體制與文化。

前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便說：「港督與渣甸（怡和）、匯豐等大班（老板）見面吃飯，是天公地道的事，誰會過問？不要說一般市民，即使官員們也很難知道港督跟誰吃飯，跟誰見面！」他指出：「殖民時期誰會挑戰港督？」

這位外號「藍爺」的前港府政務官又說：「現在環境改變了，社會更透明了，法律（防止賄賂條例）也修改了，一切當然要依法辦事，曾蔭權對於社會的質疑是應該作出詳細回應的，但媒體不斷提出問題，不也是證明社會言論更自由了？」

這次事件也反映今日與殖民時期完全不同的媒體生態，昔日主流媒體都在港督府的操控中，而今日主流媒體則是以揭露特首的黑材料為時尚及市場賣點。

但為何曾蔭權還是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貪圖這樣的小便宜？一些熟悉殖民時期的人士指出，也許曾蔭權還停留在殖民時期「政經合一」體制的特權心態中，認為是無所謂的事。

媒體在這次事件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曾蔭權夫婦被媒體揭露在二月十八、十九日出席澳門一個賭場的春茗活動，筵開八十一席，其中有賭廳人士、夜總會從業員，曾蔭權獲邀上坐主家席，同䒷還有這次特首選舉中「挺唐」的富豪、《星島》報業集團老板何柱國，以及崇光百貨老板劉鑾鴻。

一週之內，媒體相繼爆出曾兩度與太太在澳門住在友人私人遊艇度假，均只按港澳渡輪商務票價水平付費，又曾乘坐友人私人飛機度假，一次按市價支付十八萬八千港元（約兩萬四千美元），一次則依經濟客位費用支付，這些曾蔭權都承認，且涉及的富豪除了上述何、劉兩人外，還有零八年在《福布斯》富豪榜中獲排名、有「重慶李嘉誠」之稱的張松橋。

但最受關注的是，曾蔭權今年初運用酌情權（裁量權）批准香港數碼廣播公司申請數碼（數字、數位）廣播牌照之後，二月初向其大股東黃楚標以年租金約一百萬港元（約八十萬人民幣、十三萬美元）租深圳六千三百呎（約六百三十平方米）豪宅，七月起租，租約期為三年，每月租金約八萬三千港元。由於曾在酌情批准牌照時並無申報與黃的關係，且黃為豪宅提供達三百萬人民幣裝修，雙方之間是否有延後利益輸送，廣受質疑。具法律背景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批評，事件表面上已抵觸普通法的以權謀私罪。

輿論追逐新聞事件，多份報章更猛烈砲轟，或指「接受富豪款待，是官商勾結」，或指「不知瓜田李下，令港人蒙羞」；直指「富豪門」關乎廉潔政府這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也考驗香港的司法獨立。

輿論不留情面的批判，這場對特首的公眾凌遲，在港英殖民管治時期是不可想像的。回歸前的香港曾被譽為「中國言論自由的燈塔」，然而《南華早報》前任總編輯劉志權(C.K.Lau)在撰寫的英文書籍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A Hong Kong Chinese's View of the British Heritage《香港的殖民遺產》中指出，英國殖民政權對於媒體報道中國內部的黨派爭伐極為包容，卻絕不容許本身的權威受到任何挑戰。「英國的管治是不容挑戰的，一九七零年代對媒體限制的條例達到三十幾條之多，有需要時，會運用這些法律賦予的權力壓制言論，絕不猶豫。」

鄧蓮如大班屋宴請彭定康

香港十九世紀在英國槍炮轟擊下開埠，與英商利益密不可分，殖民政權的決策考慮，一直包含著匯豐和太古等「大班」(Taipans)的利益，港督與大班們之間關係之密切，利益往來之頻密，雖然從來沒有刊登在報章上，卻人盡皆知。一九八一年獲委任為財政司的彭勵治(John Bremridge)正是太古洋行的大班。一九九二年末代港督彭定康到港後重組行政局，兩位連任的就是匯豐大班浦偉士和太古代表鄧蓮如。據前行政立法兩局首席議員李鵬飛在回憶錄《風雨三十年》指出，鄧蓮如之後將新獲任命行政局班子包括後來出任特首的董建華，介紹給彭定康認識，就是在位於港島中半山雅賓利大廈太古大班屋設宴進行。

如果用今天的標準來看，這是典型的富豪飯局，但在殖民時期，卻是體制化的場景。這也許使曾蔭權這位出身殖民時期的高官，潛意識中還停留在「前朝」。

港督作為英國管治的代表，也不會受到媒體或輿論的批評。媒體人劉志權分析：「大部分非左派媒體視香港為避難所，很少會批評殖民政權，他們希望香港保持安定和繁榮，與其與殖民政權計較，爭取挑戰港府的空間，他們更珍惜批評中國內政的言論自由。」

這正是香港回歸前的輿論環境。殖民時期港督與富豪共宴，甚至到富豪家中拜訪，是常態，也被視為「不用上新聞版面」的香港生活一部分。回歸後，英資撤退，在港華資上場，然後是紅籌國企，到二零零三年CEPA推行後，更有大批大陸民企富豪湧港。有資深香港政圈人士便說：「如果要跟殖民地比較，今天香港行政會議應該由中石油代表、中國工商銀行、中移動等『中』字頭企業的老總來主導！」

在今日的香港政治體制及媒體生態中，新一代大多不知道港英殖民體制的運作，就是政商合一，彼此利益輸送。在殖民時期最為曾蔭權等高級公務員所艷羨的鄧蓮如，就是典型例子。她先後任太古洋行和匯豐銀行的董事，但也是行政與立法局的成員。她處處維護英國的利益，也因此被冊封爵銜，最後成為英國的「終身貴族」。

不過在當時的媒體格局中，鄧蓮如只是被形容為一位光芒四射、才貌迷人的決策者。回歸前甚至傳出她會當上首任特首。但沒有八卦媒體會查她的生活，也不會質疑政商合一體制。

曾蔭權和鄧蓮如一樣，都曾獲英國授勳。熟悉港英時期的人士透露，鄧蓮如在體制上肯定是落實政商交織，在政治上重視財團利益，但在個人生活上，以她貴族化的性格，不會像曾蔭權那樣去佔個人口袋上的「小便宜」。

殖民政權與英商之間的利益輸送也不是秘密。李鵬飛在回憶錄提及一九九零年初港府就青馬大橋招標時，也邀請了韓國等公司來投標。「韓國公司出價四十九億元（約六億二千萬美元），結果卻給出價七十六億元（約九億八千萬美元）的英國為主財團奪得合約，我深知是明益英國佬的。」

殖民時期港督不會受到輿論挑戰，即使一九七零年代港英殖民政權大幅進行改革，成立廉政公署，整頓吏治，提出更嚴格的守則，規範公務員的利益往來，卻都是罪不上大官；回歸後，先後訂定的《公務員守則》和《政治委任制度官員守則》也不能約束特首，特首需要面對的現行法規只有二零零八年修訂的《防止賄賂條例》；可是隨著時代遞嬗，不但政經形勢轉型，社會輿情還有媒體力量都正在急遽追趕；當曾蔭權表示自己在相關的事件中都「按規矩辦事」，涂謹申氣憤的說：「如果有一位督察坐上了私人飛機，事後只按經濟客位的費用支付，廉政公署明天肯定就去捉人了，為甚麼特首就不需要跟十幾萬公務員遵守同一守則？」

坐在香港親北京的培僑中學辦公室裏，前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聽到《華爾街日報》上述的評論，極為不滿，他還記得，一九五八年他三十二歲便擔任培僑校長，正因為上任校長杜伯魁被英國殖民政府遞解出境。「我們收的一向是香港的學生，也都依照香港的法律成立，按照港府教育局的條例辦學，但是卻要到一九九一年才肯給我們津貼，這麼不公道，還說殖民政權比現在好？當年我沒有接觸到港英政府上層，但政商之間肯定有利益輸送，只是沒有人挖出來而已吧。這次怎麼能因為曾蔭權缺乏政治智慧，沒有避嫌，就將特區公務員的廉潔都抹煞了？」

吳康民認為，特區政府一直在進步，唯「過分向大資本家傾斜」，始終是最大缺陷。他也認同，社會變了，這次曾蔭權「富豪門」事件遭引爆，正是社會對於地產霸權不滿的反映。他向亞洲週刊說：「香港各行各業都很艱難，只有地產業一枝獨秀，一般人都找不到一個安樂窩，地產霸權在廣大群眾中引起的不滿不斷上升，這種情況下，還給群眾一點政商勾結的印象，當然憤怒了，我們養你們官員，你們就跟霸權的地產商勾結欺負我們，所以這次曾蔭權與富商坐船坐飛機，群眾情緒難免會反彈，高官特首應該避嫌的。」

一向被認為性格偏執的曾蔭權，這次也低頭了。他二月二十六日親自在電台發表談話，雖然仍然否認自己「貪」，但承認以前以為只要自我感覺良好，對得起良心，市民就會接受，但這次事件讓他了解到香港社會對於行政長官及所有政府高官的要求在不停提升，自己一度所謹守的規矩與市民的要求有很明顯的落差，讓公眾失望；他承諾，若廉署調查，他樂意配合，港府並將成立「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現行對官員規管框架和程序。

曾蔭權三月一日會就事件到立法會報告，但社會質疑聲浪依然不絕，廉署若進行調查，調查報告終於要交到特首手上，至於立法會若進行彈劾案，按基本法七十三條則最終要得到北京的批准，事件仍在發酵，而且輿論已廣泛將對「富豪門」的不滿與對特首小圈子選舉的批評連結在一起，零三年起發起「七一遊行」的民間人權陣線也打出「踢走爛攤子，還我真普選」的旗幟，發起抗議小圈子選舉以及「富豪門」的大遊行。瀰漫在香港上空的陰霾，是逐步浮起的反商和仇富的情緒。

廉署調查會引發憲政危機

輿論砲聲隆隆之際，立法會議員謝偉俊準備運用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啟動彈劾特首的程序，廉政公署也已立案，查證曾蔭權是否觸犯「防止賄賂條例」，使曾極可能成為香港首位接受廉署調查的首長，而曾本人則是廉署領導的主管，勢將觸發一場憲政危機。

但這也是時代的進步。一九九零年時港英的青馬大橋招標，不取低價的韓國財團，而取高出二十多億元的英國財團，當時的港督會被媒體攻擊「政商利益輸送」嗎？港督會被他所領導的廉政公署調查嗎？曾蔭權的貪腐疑雲與媒體風暴，正映照香港的進步，也映照曾蔭權還停留在殖民時期的特權心態，只會被七百多萬名香港人所唾棄。


陳競新

鐵娘子的形象是如何打造出來的

香港《明報》

周二，美國奧斯卡金像獎揭曉，荷李活巨星梅麗史翠普（Meryl Streep），憑在電影《The Iron Lady》中飾演前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一角，大熱勝出，奪得最佳女主角。片中她的演技可謂絲絲入扣，得獎可謂實至名歸。

隨了演技之外，片中梅麗史翠普的演出另一讓我深深拜服的地方，就是她的聲音，模仿戴卓爾夫人可謂維妙維肖。

鐵娘子的聲音

說開戴卓爾夫人的聲音，原來箇中大有學問，當中還有一個關於領袖學的故事。

話說早年，亦即是1960年代當戴卓夫人剛剛當上國會議員時，她的聲音還是十分稚嫩，聽起來頗為尖聲，但一段時間後，人們逐漸察覺，她的聲音慢慢變得低沉得多。當然，隨覑年歲漸長，人的聲音變得低沉本也是很自然的趨勢，但專家卻指出，戴卓爾夫人的變化卻明顯太快，受過專門訓練的斧鑿痕舻太明顯。她應該是自己也察覺到，這樣的尖聲不利她仕途上更上一層樓；相反，低沉，甚至有點沙啞的聲音，聽來卻順耳、有感染力，以至性感得多，於是據傳她找人作過專門特訓。但儘管如此，在一些激動或放鬆自己的場合，她還是很易露出馬腳，讓其尖聲自然流露出來。之前筆者曾經在本版介紹過的《The Secret of Body Language》光碟，便就此作過特別的剖析。

其實研究指出，女性的聲音，是會尤其影響到男性腦中有關感情的部分，因此這也是女性從政時尤其要注意到的。尖聲讓人聽得不舒服，而且聽來傲慢，音調愈高，愈顯得咄咄逼人，有損親和力，也讓人覺得不可靠，這些都不利建立作為領袖所需的形象，甚至讓人反感。因此，作為領袖，聲調要沉穩，不要尖銳，語速更要不徐不疾，切忌如機關槍般連珠炮發。

Power Dressing

事實上，在《The Iron Lady》一片中，便有如此一幕。兩位專家教導戴卓爾夫人如何改變其形象，平添魅力，好讓自己更加看似一個領袖，當中便提到，她一定要改變其聲調，因為嗓子太高，聽來缺乏權威。

除此之外，片中這兩位專家也建議她要放棄自己穿戴開的那頂看來頗為邋遢的帽子，以及頗為「師奶」的珍珠頸鏈，結果她選擇了在帽子上妥協，但卻在珍珠頸鏈上繼續堅持。片中沒有交代原因，實情是因為這珍珠頸鏈是她丈夫Denis在1953年，當她誕下一雙孖仔孖女時送贈給她作為紀念，所以對這位鐵娘子來說別具紀念價值，從中也反映到她「鐵娘柔情」的一面。

最新出版、由《金融時報》時裝記者Robb Young所著的《Power Dressing: First Ladies, Women Politicians and Fashion》一書，便把這位鐵娘子包括在內作為個案分析，並說這甚至為往後的女性從政者建立了一個經典的穿衣樣板。

概括來說，鐵娘子建立了一種獨特的「power dressing」，「註冊商標」包括：大墊膊的西裝外套、鍾愛藍色與鋼灰色外衣、珍珠頸鏈、手袋、襟針、大耳環、高辳鞋，以及獨特的髮型。

戰士的「盔甲」與「鋼盔」

戴卓爾夫人愛穿大墊膊的西裝外套，讓她看起來像穿上一套戰士盔甲。時裝設計師Hilary Alexander在其於2008年4月16日發表的一篇文章〈The woman who pioneered power-dressing〉中甚至把之形容為「power shoulders」。文中引述時裝設計師Marianne Abrahams說，她這位顧客對於自己衣著的縫紉和剪裁一向甚有主見，例如對膊頭位的剪裁便很執著。

捨棄掉帽子，戴卓爾夫人取而代之的，是她那「註冊商標」矚目的鼓脹式髮型（bouffant hairstyle）。鐵娘子把頭髮燙得硬繃繃像一頂鋼盔，以這個鮮明形象來顯示她的硬朗、頑強、絕不妥協的性格和作風。這讓人想起燙「掃把頭」髮型年代的葉劉淑儀，以及當年她所說的名句：「如果我連髮型都捍衛不到，又怎樣捍衛香港的治安呢﹖」

除了髮型、闊膊西裝外套之外，戴卓爾夫人的另一「註冊商標」，就是她的手袋。載卓爾夫人的一位內閣部長甚至曾如此回憶，有一次他到唐寧街首相府出席內閣會議，碰巧鐵娘子仍未到場，但她的手袋卻已經放在䒷上，卻好似象徵覑她的威嚴，結果一眾部長都沉默不語，沒有人夠膽高談闊論。而戴卓爾夫人也曾開玩笑說，她會把政府的最高機密，放在她的手袋裏，因為那是最能防止走漏風聲的地方。

「戴卓爾夫人減肥餐單」

除了聲調、衣著之外，這位鐵娘子為了要為自己建立一個領袖形象，還得在自己的身段上痛下苦功。

英國有所謂《資訊保密法》，政府檔案在30年後便可以解封。2010年1月底，英國政府公開了一批塵封逾30年的秘密檔案，包括戴卓爾夫人的私人記事簿，當中揭露1979年她即將就任首相時，為了令自己在首相府門外拍照時可以更加纖瘦，更加上鏡，於是進行了為期兩個星期的「地獄式節食減肥」。

有關的餐單原本夾在她的個人記事簿當中，幾乎每餐都吃蛋，一周共吃掉28隻蛋作為主食，以及簡單肉食、蔬果和咖啡等，據稱跟覑做可以減掉20磅。這是以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飲食來減肥。營養學家指出，雖然餐單可有效快速減輕體重，但卻會令血糖直線下降，令人感到冰冷、倦怠、虛弱、精神差。

大家都知道，女士為了保持美好的身段，往往要付出重大的努力和代價，只是想不到作為領袖也一樣。這也難怪，連自己的體重也管理不了的話，又怎能說服國民可以管理一個國家呢﹖

戰後，工黨的艾德禮（Clement Attlee）把企業進行國有化，一手把英國帶上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道路，相反，保守黨的戴卓爾夫人則是30年後把國企私有化、帶領國家擺脫福利國家色彩、結束整整一個年代的另一位首相。七八十年代，英國經濟可謂奄奄一息，沉痾難起，社會也百病叢生，國運可謂風雨飄搖。要與勢力龐大的積習及反對勢力抗衡，帶領英國走過轉型時期的陣痛，需要一位魅力型的領袖。乘時而起的戴卓爾夫人，不單在管治哲學、作風和手腕上，也在視覺、觀感等心理層面，回應了一個年代的需要。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議員﹕港選舉禮崩樂壞 政府有責

香港《明報》

政府昨日兩度披露更多西九比賽資料，包括以匿名方式公布其他評審的投票紀錄，但多名議員續炮轟政府「擠牙膏」，自由黨方剛指當局「拖泥帶水、隱隱晦晦」，勞聯的李鳳英批評政府不應在敏感時刻發布對特首候選人不利的資訊，認為當局要為「香港選舉文化的禮崩樂壞負上責任」。

續炮轟「擠牙膏」式公布

政府於2月8日晚回應傳媒查詢，發放西九比賽部分資料，確認梁振英漏報利益衝突。上周五，再向立法會提交首份和西九比賽有關文件，當時文件只載有梁振英的申報以及投票紀錄。民政事務局以保密為由，拒絕公布更多資料，直至立法會各黨派欲以特權法迫使政府公布所有文件，局方昨日才以匿名方式，於上午公布其他評審的投票資料；議員下午開會期間，政府續將楊經文同意政府公布文件的信件等，交予議員。

方剛表示，政府主動公布10年前西九比賽資料後，即使當事人梁振英亦要求當局公開所有比賽資料，但政府「不到最後一分鐘，都不肯與立法會合作」。

方剛質疑政府當初發出新聞稿「別有用心」，認為政府早有責任提交進一步證據，證明當初的新聞稿有充分理據，以及沒有偏幫任何一名候選人。勞聯李鳳英說，政府要為「香港選舉文化的禮崩樂壞負上責任」，認為當局早就不應以回應傳媒查詢為由，在極敏感時刻，發布對候選人不利的資訊。

林大輝﹕無助市民了解梁誠信

即使支持唐英年參選特首的工業界議員林大輝，亦批評政府以選擇方式發放資訊，資料不全面，他形容現時的資料是「一鱗半爪」，無助市民了解梁是否有誠信問題。提名支持唐英年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則指政府做法不妥，「有些文件甚至是我發言了才送來，那我應如何去處理？」

有議員炮轟政府10年前沒有公開取消楊經文公司參賽資格的原因，質疑是包庇梁振英。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表示，政府公布資料疑點重重，認為政府昨日沒公開更多資料，是咎由自取。

中共18大前的各種主義之爭

台灣《聯合報》

中國的主義之爭，從來就沒有平息過，現在又進入新一輪主義之爭的循環，其特別背景，就是中共18大籌備召開，除人事要換屆，理論也要翻新，用什麼主義走什麼路，各派當然會有交鋒。

中共每一屆代表大會，會前主要進行兩方面準備，即組織準備、政治準備。所謂組織準備即人事安排，所謂政治準備則是理論更新。無論組織準備還是政治準備，都是5年一小忙、10年一大忙，因為中國高層班子，已形成兩屆一任慣例，到10年就大換班子，又大換理論。

今年正好是這種逢10之年，不僅人事要大大地換班，伴隨著的人事體制離去，新的政治，即包括方針路線、指導思想等等，雖說不能說換就換，但新人新氣象，也得為新的政治安排作出基礎性鋪排。於是，就有了近期的主義之爭。

所謂主義之爭，是說各個方面都在努力表達其政治思想，希望能影響未來的新領導層，在換馬之際換頭腦。於是不同形式的表達都已出現，有召集座談大規模造勢的，有撰文出書宣傳的，也有悄悄撰寫研究報告向領導層獻策的，還有藉各種社會事件身體力行的。

各種主義紛至沓來，實際上一縷即線索清晰。首先一個主流主義，叫「馬毛中三科」，即現在理論上是中共正奉行的主義，包括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在承先啟後要求下，這些主義都作為旗幟擺在神台上，在解決現實問題、實現突破的要求下，又等待新主義面世。

在現實中，不同方面在宣揚不同的主義，有人宣揚三民主義，即基本上以孫中山理論為藍本的，包括民族、民權、民生內容的三民主義；有人宣揚舊民主主義，即主要是辛亥革命至五四運動以來的自由、平等、博愛，以及主權在民、民主共和為核心的民主主義；還有人宣揚中共在社會主義之前提倡的，以人民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新民主主義。

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提法，由也是紅色子弟的張木生撰書提出，認定可以解決現在貧富差距、嚴重腐敗的重大政治難題和鞏固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這一理論被認為得到前國家主席之子、現任高級將領的劉源背書，及被認為與未來領導人習近平有政治同源性，受到極大關注，當然也引起較大爭議。

在這些主義之外，還有兩大主義也發出強勢聲音，一種是憲政民主，其核心思想是以憲法和法律制約政府和執政黨，倡導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保障個人權利和自由，推動民主選舉，簡而言之是憲政、民主和法治三結合的主義。目前這一主義由一批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在推動，但被執政黨視為西化、異化的聲音。

還有一種主義，有人稱為協商式民主，這倒跟台灣民進黨提倡不是一回事，而是中國知識界中將西方的代議制民主，與中國建立的政治協商制，試圖融合在一起，又將現實政治生活中出現的基層自治、維權、民選等政治現象，混搭起來，希望找到民主政治的第三條道路。

在中國現實政治生活中，各種思潮迭起，各種主義聲張，是由特別的國情所決定。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已走過階段性進程，市場經濟體制初成，提出了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的進一步要求，公民社會正在形成中。與之同時，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未能同步推進，出現壟斷政治權力的乏力，只能依靠所謂「維穩」暴力來維繫。而壟斷的政治權力又在這種變形中出現深度腐敗，已到難以自救的地步。

更進一步來說，目前的主義之爭，又主要體現為執政黨為其執政的合法性、執政黨為其領導的政府施政的有效性，在苦苦思索改革之路。而民間以維權出發點，由人權、經濟權利而政治權利，探求變革之門。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主義的交鋒暫無結果，中共18大上作政治報告的仍是胡錦濤，總結過去可能是他的主要任務。但這種主義的交鋒，勢將引領出中共18大後中國政治生態出現重大變局。

【2012-02-28/泰國世界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