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發生規模6.0地震

（中央社台北9日電）大陸新疆今晨發生芮氏規模6.0地震，目前尚未傳出人員傷亡。

新華社報導，據中國地震台網中心測量結果，新疆和田地區洛浦縣今天上午6時50分發生規模6.0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因震央位於人煙稀少的沙漠地區，目前尚未傳出傷亡及損失。

受地震影響，烏魯木齊鐵路局臨時把正在南疆鐵路受影響區段運行的15趟列車停駛；塔里木油田鑽井也感受到震動，但無設備損失及人員傷亡。

報導說，這次地震震度較大，影響範圍廣，包括阿克蘇、喀什、和田、巴州、伊犁等地均有震感。甚至有烏魯木齊市民稱，「烏魯木齊有明顯震感，我被震醒了」。

震央所在處新疆洛浦縣位於崑崙山北麓、塔裏木盆地邊緣，東鄰策勒縣，南靠崑崙山，西與和田縣、和田市相接，北與阿克蘇市、阿瓦提縣毗鄰。1010309

粵省長：香港個媒挑撥兩地關係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9日電）中國大陸廣東省省長朱小丹今天罕見批評香港個別媒體「挑撥」陸港關係，「居心叵測」。

官方香港電台報導，出席北京「兩會（人大和政協）」的朱小丹在記者會上談到「雙非」孕婦問題時，發出了有關批評。

報導引述他說，「香港有個別媒體藉『雙非』問題，挑撥兩地關係，居心叵測。」

朱小丹表示，「雙非」問題複雜，他與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會面時，對方以凝重態度說，「雙非」對香港造成很大壓力，希望大陸方面體諒，讓香港民眾放心。

朱小丹說，廣東方面高度重視有關問題，承諾在最短時間內提出方案，同時不希望此事影響多年來緊密的粵港關係，令兩地產生誤解，造成隔閡。

所謂的「雙非」問題，是指在港出生的大陸嬰兒的父母都並非香港居民。

香港回歸以後，本地終審法院曾裁定一名父母親都不是香港居民、但在港出生的小孩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自此，來港生孩子的大陸孕婦愈來愈多。

去年，來港生小孩的陸婦激增，達到3萬多人，而由於他們占用了政府資源，令社會呈現反彈，要求政府用各種方法禁止陸婦來港生子。

2月，當港陸部分網友因陸客在香港捷運吃東西而爆發罵戰之際，個別報章刊登廣告，暗諷大陸民眾為「蝗蟲」。

有關廣告隨即引來社會極大反彈，認為已觸犯自由社會的道德底線。在社會反彈和譴責後，類似用語在媒體上已銷聲匿跡。

大陸今年「兩會」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11屆全國委員會第5次會議3日先登場，接著5日起召開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1010309

薄熙來：有人給我潑髒水

（中央社記者黃季寬、邱國強北京9日電）王立軍事件發生後，外界對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和家人的形象有各種傳言，薄熙來今天表示，有人給重慶、給他和他的家人「潑髒水」，他非常氣憤。

薄熙來在大陸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重慶團全體會議上答覆中外媒體提問時，做以上表示。

他 表示，今天有很多記者在場，他要表明他在重慶打黑除惡「有思想準備，是要觸及一些人的利益，是會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而且已經形成黑惡集團的這些人，社會 聯繫還滿廣泛的，是有輿論威力的。我們敢於打黑，就像古人說的『敢同惡鬼爭高下，不向霸王讓寸分』，就是要有這種精神。」

薄熙來說，「也有不少人給重慶潑髒水，給我本人給家庭潑髒水，甚至說我兒子在外邊學習，開紅色法拉利，一派胡言，我感到非常氣憤。」

講到這裡，薄熙來並且加重語氣重複了一次「一派胡言」。

他 說「不僅我兒子，我和我夫人也沒有任何個人資產，幾十年就是這樣下來。我夫人本來是司法部很早以前就認可的律師，在大連期間搞律師事務所就很成功，結果就 是怕有人給我們造謠，說我們通過她的律師事務所還想掙點錢，二十年前把她的幾個分所全部關掉，現在（她）就幾乎在家裡做些家務，我對她做出的犧牲很感 動。」

對於有人質疑他的兒子上牛津哈佛等名校，那些學費那來的？薄熙來強調「全額獎學金，我也說清楚」。

王立軍原為重慶 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有「打黑英雄」之稱，是薄熙來左右手，但2月初他被卸去公安局長職務，隨後接受休假式治療，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的事件，因而引發 中共高層權力內鬥各種猜測。　　　

王立軍事件發生後，網路上出現許多針對薄熙來或王立軍等人未經查證傳言。1010309

小心外交陣線外弛內張問題

台灣《聯合報》

近年兩岸關係穩定，兩岸在全球的外交交鋒也轉趨緩和；在此之際，我國派駐幾個傳統友好國家的代表卻同時傳出異動調整不順暢，乃至關係停滯的問題。這種「外弛內張」的現象，究竟外交體系出了什麼問題，馬總統恐不能掉以輕心。

駐星代表史亞平因踩到台星關係紅線遭調回，繼任人選等候星國的同意已經多時，直到昨天才同意由謝發達接任。在此之前，國防部長高華柱率團訪星的消息遭綠營立委在違反雙方保密協定下輕率曝光，對雙方關係則更雪上加霜。與此同時，駐日代表馮寄台退休，接替的沈斯淳則因日語程度及缺乏「知日」背景，亦招致外界議論。

史亞平是馬英九欽點的駐星代表，她無法獲得新加坡政府的信賴，也許不必上綱為星國與馬總統的芥蒂。但雙邊摩擦已長達數月，其間更曾委託連戰利用出席APEC居間傳話，希望由國安會前祕書長丁懋時赴星溝通，卻遭婉拒；由此可見，新加坡的不悅恐非芝麻小事。我方提名的新代表遲遲始獲對方同意，包括台星洽簽經濟夥伴協議延擱了近兩年，恐有更深層的原因，馬政府的應對恐嫌遲緩。

史亞平是五年級外交官中受到重用的代表人物，她的鎩羽而歸，不僅是她個人的挫折，也是中生代外交官試煉的挫敗。再看沈斯淳的爭議，他雖有「專業外交官」的資歷，但出使日本這樣文化獨特的國家，畢竟與其派駐捷克和加拿大的經驗截然不同；缺乏知日背景，總是讓人感到不足。儘管馬總統以「直達天聽」為沈斯淳加持，但反觀史亞平的「天聽」卻弄到台星關係亮起紅燈，可見外交關係的穩定更在乎平日的步步為營，而不在乎外交官的個人關係。

駐日代表無法尋求適當的知日人士出任，若不是政府擇才的偏失，那恐怕就是外交人才庫的空虛問題了。包括駐美代表袁健生，即將屆滿七十歲退休，如何尋覓其接任人選，目前也是馬政府的棘手問題。尤其在美牛問題衝擊下，ＴＩＦＡ、軍售等議題擱置不前，在在增加了選擇使者的難度。勉強派出新人，恐不足以膺重任；再請老將出馬，又增加體系升遷阻塞的怨懟。

這種青黃不接的現象，其實是台灣兩度政黨輪替所帶來的副作用，迄今無法有效解決。簡單地說，陳水扁執政的八年，因國家認同的歧異，對外交體系造成了強烈的排擠作用及震盪效應。八年之中，在外行領導及政治干擾下，不僅讓外交官的升遷和價值出現了異化和斷裂，也造成不少人才流失；但這個現象，卻未能在馬政府的首任四年適度修補或調整。相反的，由於兩岸關係的修和，外交陣線從先前的對峙狀態變成休兵狀態，不僅顯得鬆懈，有些地方甚至因無法產生新的工作方針，而失去士氣和紀律。

最明顯的例子，近年駐外單位頻頻爆出風紀問題，甚至私德醜聞，已嚴重影響台灣的國家形象。去年中我駐斐濟大使秦日新在駐地爆發不倫戀，同時涉嫌濫用公款；其後我駐堪薩斯代表處長劉姍姍涉嫌虐傭，更在美國遭逮捕受審；近日，更傳出駐南非一等祕書呂清揚因代墊公款問題而謂遭外交部打壓，一度揚言要向南非尋求「政治庇護」。這一連串不倫戀、苛虐外傭及政治庇護醜聞，一方面顯示外交部在管理上的失當，另方面也暴露了外交官員缺乏私德的倫理危機；這比起外交人才的捉襟見肘，危險性恐怕猶有過之。

從台星關係的生變，到外交的人才斷層，到駐外人員的醜聞事件頻傳，都反映當前外交體系管理螺絲鬆弛，且埋藏著更深刻的認同和倫理危機。我們要提醒馬總統注意的是：在兩岸關係走向和解之際，仍不可輕忽台灣多邊外交之平衡；在為免簽證國家破百而自得之餘，不能忘記更深層的外交耕耘。這一連串「外弛內張」的現象，已經發出了嚴重的警訊。

人大重慶開放日 上百記者被阻入內採訪

台灣《中國時報》

大陸人大會議的重慶代表團，今天舉行開放日，成為媒體追逐焦點，但是一早傳出報導說，有上百名記者被阻止進入採訪廳採訪。

重慶代表團的開放日，是因王立軍事件而受到媒體關注。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露面更是焦點所在。

重慶官員昨天才對媒體承諾，會非常開放地面對大家，開放時間會比較長，大家想知道的都可以知道。

但今天上午有許多記者被工作人員阻止進入採訪廳，理由是記者們沒有提前在網上提出採訪申請。

烏坎經驗的創新意義

台灣《中國時報》

舉世矚目的廣東陸豐烏坎村民，正在以民主組織村民委員會，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法律明定的村民自治。針對烏坎選舉，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了兩點，一，這不是創新，而是落實法律；二，廣東方面會總結經驗，用來推動村級組織的建設。這兩點說得很實在，如果廣東當局說到也做到，反而有著某種「創新」的意義。

　首先，汪洋說的對，烏坎選舉只是在實踐憲法與法律。從另個角度來說，烏坎選舉的意義在推進了本已停滯、甚至倒退多年的大陸村民自治進程。村民委員會在公社時代是所謂的生產大隊，是國家政權機關的延伸，1980年，廣西宜山農民自發自主的組織了大陸第一個村民委員會，後來村民自治的理念更納入1982年的大陸新憲法，隨後在1987年更頒布相關法令，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自治組織在中國大地推廣。

　部分媒體把烏坎村的民主選舉稱為大陸第一次，其實是錯誤的。這次烏坎村選舉中出現的差額選舉、祕密投票間、競選演說等等被外界稱道的作為，其實在大陸村民自治過程中早已不斷出現。只不過近年來，或由於地方官員的干擾阻撓、或由於農村集體經濟崩壞，村民缺少關心村務的動力、甚或由於惡勢力把持、賄選等情況，村民自治出現停滯倒退。現在，一方面是烏坎村民透過實踐法定的民主權利來維權，一方面是廣東當局宣示落實法律的誠意，我們當然希望能帶動大陸新一波的、真正村民當家作主的村民自治熱潮，甚至進而推動下一步的政治改革，若能如此，烏坎選舉就有了新時代的新意義。

　其次，汪洋說烏坎選舉「沒有創新」，其中有層意義在於，中共本來就該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這是中共不斷講的執政為民理念，的確「沒有新意」。

　烏坎村民展開激烈維權抗爭後，廣東省當局最終採取了開明的作法，不但與群眾代表談判，接受群眾合理訴求，更承認群眾自發組成的「臨時理事會」，到目前為止也實現了不秋後算帳的承諾，並積極協助烏坎村民自治的各項工作。

　我們知道，汪洋曾強調要捨得向社會組織放權，敢於讓社會組織接力，凡是社會組織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交給它們。在烏坎事件中，我們看到廣東當局實踐「向社會放權」理念的契機，也看到大陸上層與基層、體制內開明力量與體制外維權民眾良性互動、帶動改革、保障民權的曙光。如果烏坎經驗真的能夠成為被複製、改進的模式，而不是曇花一現的個案，將會是烏坎事件最具突破性、最創新的意義。

　村民自治曾被海內外視為中國民主化的萌芽、或是地基。提議將村民委員會納入憲法的大陸全國人大前委員長彭真就曾說：村民委員會「是最廣泛的民主實踐。他們把一個村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鄉的事情；把一個鄉的事情管好了，逐漸就會管一個縣的事情」，「辦好村民委員會……，是國家政治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對於……實現人民當家做主，具有重大的、深遠的意義。」我們深盼烏坎村民和廣東當局都能體察到烏坎民主實踐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重要意義，能夠汲取過去的經驗教訓，讓真正的村民自治、村務公開在烏坎生根、發展，從而輻射到全大陸，帶動民主政治的健全成長。

下屆人代選舉 首次城鄉同比例

香港文匯報（兩會報道組 趙一存）

昨日公佈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顯示，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到2013年3月任期屆滿，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將於2013年1月選出。是次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是選舉法修改後首次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進行選舉，作為首次實行城鄉同票同權選舉，人大代表名額將按城鄉約每67萬人分配1名。其中，黨政領導幹部代表的比例將比上屆有所降低。

　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昨日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李建國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向大會作關於《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關於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問題的決定(草案)》的說明。

體現人人、地區、民族平等

　李建國表示，根據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到2013年3月任期屆滿，屆滿之前需選舉產生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新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額不超過3,000人。該決定草案獲通過後，將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本決定對代表名額進行具體分配。他指出，全國人大代表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組成人員，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法參加行使國家權力。

　李建國介紹，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的最大特點是首次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即每一個全國人大代表代表相同的城鄉人口數。同時，需要對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全國人大代表名額重新進行分配，以更好地體現人人平等、地區平等、民族平等。

農民工代表人數大幅增加

　根據決定草案，省、自治區、直轄市應選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名額，由根據人口數計算確定的名額數、相同的地區基本名額數和其他應選名額數構成。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名額中，按照人口數分配的代表名額為2,000名，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人口數計算的名額數，按城鄉約每67萬人分配1名。省、自治區、直轄市各分配相同的地區基本名額數為8名，總計248名。

　省、自治區、直轄市應選的其他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名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照法律規定另行分配。

　在選舉少數民族人大代表方面，全國人大代表名額中，需留出一定的名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另行分配，以保證人口特少的民族、地區和各方面代表人士比較集中的地區都有適當的代表名額。

　此外，決定草案還規定，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基層代表特別是一線工人、農民和專業技術人員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屆有所上升，農民工代表人數要比上屆有較大幅度增加，黨政領導幹部代表的比例要比上屆有所下降。連任代表應佔一定比例。

　在婦女代表方面，決定草案提出，新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婦女代表的比例應高於上屆。李建國表示，全國人大代表中應當有適當數量的婦女代表，並逐步提高婦女代表的比例。

胡德平﹕潛規則成改革阻力

香港《明報》

已故國家主席胡耀邦之子、中共改革派大將胡德平表示，中國在取得經濟奇蹟的過程中人民受益，利益集團也受益，壟斷集團更受益，官商勾結賺錢最多，這個矛盾必須要解決。他警告﹕「不按規則辦事、甚至按潛規則和人情來辦事已經成為改革的重大阻力。」他重申自己一貫主張，即改革應以土地為突破口，在農村建立土地集體所有制，阻遏農民失地問題。

環球網

鄭宏泰﹕中產階級好痛

香港《明報》

2月29日的《明報》報道，法國人因香港經濟好、機會多而湧來尋商機、謀發展，其總人數在14年間增加逾倍。法國駐港總領事館的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11年底，在該領事館登記的人士共約1.04萬人，而若果加上那些沒到該領事館登記的人士，估計總數約達1.5萬人左右。值得指出的是，這些人士絕對不像內地人士湧到西方社會尋找機會的那樣大多從事低下層工作，而是佔據專業、管理或高技術階層。

進入21世紀，亞洲——尤其中國及印度——出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勢頭，就業空間與環境提升，但歐洲及美洲的經濟則相對呆滯，「歐債危機」及「金融海嘯」的交互影響，更加速了產業的萎縮，失業問題不斷惡化。正因世界經濟格局的逆轉，而全球化年代無論資訊、資本、能源及人力資源等的高度流動性，令愈來愈多歐美國家的人力資源流向亞洲，尋找機會，另闢生天，自不待言。

較正面看 香港人才薈萃精英雲集

作為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加上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及文化背景，香港顯然成為歐美外流人力資源其中一個理想落腳熱點，像法國人在14年間湧港人數倍升的情，相信亦適用於英美德瑞等國，而備受國債問題困擾的「歐豬」（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及西班牙）各國，可能更甚。若以法國人14年間湧港人數翻了一番粗略推斷，回歸以來，歐美國家人力資源來港謀生的人數，若沒達一倍之巨，亦應該相去不遠。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自回歸之後，內地專業、管理或高技術人士來港工作者亦有增無減，其中更有不少是內地居民在港攻讀學士或更高學位後留港發展的，而日本、台灣、印度，以至東南亞等地的專業及精英階層，來港尋求發展、施展抱負的人士，相信亦同樣有增無減、為數不少。更不用說那些九七年前移民海外，之後發現香港始終較多機會而「回流」的人士。

產生的陣痛 社會階層往下流動

從較正面的角度看，香港人才薈萃、精英雲集，當然可以帶來巨大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直接或間接的巨大效益，有助提升香港在全球化時代的綜合競爭能力，但產生的陣痛——尤其是促使社會階層往下流動的壓力及問題，同樣不容忽視。為何精英雲集會拉扯到社會階層往下流動的問題呢？剛公布的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數據，或者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資料。

附表是2001、2006及2011年按職業劃分的工作人口數據。簡單而言，經理及行政人員的比率，由2001年的佔整體工作人口10.7%微升至2006年的10.8%，然後是2011年的下滑至10.1%。專業人員佔工作人口的比率一直緩慢上升，比率由2001年的5.5%上升至2006年的6.1%及2011年的6.5%，而輔助專業人員的上升幅度最為明顯，2001、2006及2011年的比率分別為15.3%、16.1%及19.6%。一般而言，擔任以上工作崗位的人士，可被看作新中產階級，這與馬克思理論中的傳統中產階級——即小商人、小工業家及小農主，明顯不同，社會學家因而稱之為新中產階級，以作區別。

由於現代社會職業分工日趨精細，在新中產階級之外，其實還有不同工種，文員、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員則被分類為邊緣中產階級。附表顯示，文員佔整體工作人口的比率由2001年的16.3%轉變為2006年的16.9%及2011年的15.6%，而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的比率在2001、2006及2011年間的比率，則分別為15.0%、16.4%及16.2%。

在邊緣中產階級之下，粗略地歸類為工人階級。這個階級基本上由兩個組別的從業員組成：其一是工藝、機台及機械操作與裝配人員，其比率在2001、2006及2011年的數據分別17.2%、14.7%及12.4%；其二是非技術工作、漁農業及不能分類者組成，其比率在2001、2006及2011年的調查分別是19.8%、19.1%及19.6%（見表）。

由於本文只想集中談談中產問題，讓我們回到新中產階級10年來社會流動的問題上。一個十分清晰的圖像是：經理及行政人員所佔工作人口的比率，自2001年以來幾乎停止不前；專業人員明顯有所增長，但比率似跟不上整體人口教育水平的增長，而屬於新中產階級底部的輔助專業人員，10年間的升幅則相當明顯。

新中產階級上層 十分擁擠

若果我們結合本文提及的歐美各國專業、管理及高技術的人數，10多年來湧港謀生急升，加上內地、台灣、日本及東南亞等地亦有不少精英視港為大展拳腳的舞台，甚至有部分原本移民海外港人的「回流」，而人口普查數據中經理及行政人員與專業人員比率在10年間變化不大的情，則可十分具體地說明，新中產階級的上層，已出現十分擁擠（擠塞）的現象，其擠壓的結果，則是新中產階級下層的比率大幅上升。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部分本來可以晉升到新中產階級上層的淪為了下層，那麼本來可以在新中產階級下層的人士，必然被推往邊緣中產階級，餘此類推。這或者正是我們常說的「下流社會」問題。香港的中產人士近年來怨氣日增，或者根源於此。

被推往邊緣中產階級

在談到香港的社會流動問題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呂大樂教授曾經很精闢地說過，香港的中產階級面對的困局是「前進無路，後有追兵」，這無疑刺中要害，亦道出不少中產人士的心聲。由於香港屬於開放型國際城市，廣納四方才（財）一直被視作支持本身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們一如既往堅持此原則是毫無疑問的、不應動搖的，而香港人不怕競爭、歡迎競爭，以至做事積極、強調效率、肯拼敢搏亦是人盡皆知的。

筆者認為，現時新中產階級擁擠問題的癥結，在於經濟結構欠缺多元，而大財團壟斷市場，則令中小企生存空間收窄，因而削弱了企業創造更多經理及行政人員職位的能力。簡單而言，若果特區政府早年提及的六大產業——尤其教育、醫療、環保及創意產業——能真正落實（當然這些產業須避免大財團壟斷局面），不但可強化香港經濟結構的多元化，亦肯定可以提供更多新中產階級的工作崗位。

一句話：只有將餅做大，讓社會上階有更多空間與機會，其他各個階層自然會一層接一層往上升，「社會下流」的怨氣自然會消失於無形。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拒答丁子霖是否愛國 梁避談六四 政綱百多字談政制 稱留討論空間

香港《明報》

特首候選人梁振英昨公布近60頁的修訂政綱，「政制發展」放在最後，只佔百多字，梁振英解釋是留下較多討論空間，並非不重視港人普選訴求。對於平反六四，他昨早接受商台訪問時沒正面回應，主持人追問他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和六四死難學生是否愛國，他亦拒絕評論。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批評，無論唐英年或梁振英，在六四立場也是迴避，更斥梁振英的「權力慾」掩蓋過良心。

梁振英在商台訪問中被問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時，他沒正面回應﹕「我是抱覑愛國家、愛人民的心，繼續為國家做事。」主持人追問六四會否終有一天獲得平反，梁說自己的工作「不是只在一兩點或一兩個問題上」，「我看大家都是為國家的發展和香港的發展，我們一齊努力。」

自言「為國家人民不斷努力」

主持人再問他認為丁子霖是否愛國，梁稱不評論個別人士；至於死於六四的學生是否愛國，梁振英說﹕「六四事件上，當然有好多情節，但我個人堅持重申剛才的講法，為國家、人民會不斷努力。」

李卓人：梁權力慾蓋過良心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批評，梁振英當年刊登聲明譴責北京屠殺市民的「熱血不再」，「他權力慾掩蓋過良心，只顧要做特首，向北京獻媚，絕口不提六四這禁區」。

梁振英昨發表修訂政綱，洋洋千字中，關於「政制發展」只有3段約160字，包括2016年取消區議會委任議席、考慮擴大2016年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的辦法。

而昨晚普選聯論壇，梁振英也缺席，但他否認不重視港人的普選訴求，只稱是時間上安排不到。普選聯論壇最終只得候選人唐英年和何俊仁赴會。席間唐英年重申考慮取消功能界別公司票，讓2016年立法會組成更接近普選，而特首選舉的提名門檻不會高過現在（現時為1200人選委會中取150提名票）。

梁缺席普選聯論壇

不過，何俊仁質疑唐英年沒交代特首選舉會否有篩選機制，亦有在場人士指若泛民主派將來不能參選特首，便是篩選。唐英年沒正面回應，指特首普選辦法不能為某政黨度身訂做。

問及六四 唐：保抒發感受自由

會上有人問及唐英年對平反六四的取態，唐英年沒正面回應，只說﹕「相信每一個香港人記得當年自己在哪裏有什麼感受，我理解香港人有感受。作為特首，我會確保香港人抒發感受的自由，確保自由永遠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