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宏泰﹕中產階級好痛

香港《明報》

2月29日的《明報》報道，法國人因香港經濟好、機會多而湧來尋商機、謀發展，其總人數在14年間增加逾倍。法國駐港總領事館的統計數字顯示，截至2011年底，在該領事館登記的人士共約1.04萬人，而若果加上那些沒到該領事館登記的人士，估計總數約達1.5萬人左右。值得指出的是，這些人士絕對不像內地人士湧到西方社會尋找機會的那樣大多從事低下層工作，而是佔據專業、管理或高技術階層。

進入21世紀，亞洲——尤其中國及印度——出現經濟持續增長的勢頭，就業空間與環境提升，但歐洲及美洲的經濟則相對呆滯，「歐債危機」及「金融海嘯」的交互影響，更加速了產業的萎縮，失業問題不斷惡化。正因世界經濟格局的逆轉，而全球化年代無論資訊、資本、能源及人力資源等的高度流動性，令愈來愈多歐美國家的人力資源流向亞洲，尋找機會，另闢生天，自不待言。

較正面看 香港人才薈萃精英雲集

作為高度國際化的城市，加上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歷史及文化背景，香港顯然成為歐美外流人力資源其中一個理想落腳熱點，像法國人在14年間湧港人數倍升的情，相信亦適用於英美德瑞等國，而備受國債問題困擾的「歐豬」（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及西班牙）各國，可能更甚。若以法國人14年間湧港人數翻了一番粗略推斷，回歸以來，歐美國家人力資源來港謀生的人數，若沒達一倍之巨，亦應該相去不遠。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自回歸之後，內地專業、管理或高技術人士來港工作者亦有增無減，其中更有不少是內地居民在港攻讀學士或更高學位後留港發展的，而日本、台灣、印度，以至東南亞等地的專業及精英階層，來港尋求發展、施展抱負的人士，相信亦同樣有增無減、為數不少。更不用說那些九七年前移民海外，之後發現香港始終較多機會而「回流」的人士。

產生的陣痛 社會階層往下流動

從較正面的角度看，香港人才薈萃、精英雲集，當然可以帶來巨大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直接或間接的巨大效益，有助提升香港在全球化時代的綜合競爭能力，但產生的陣痛——尤其是促使社會階層往下流動的壓力及問題，同樣不容忽視。為何精英雲集會拉扯到社會階層往下流動的問題呢？剛公布的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數據，或者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資料。

附表是2001、2006及2011年按職業劃分的工作人口數據。簡單而言，經理及行政人員的比率，由2001年的佔整體工作人口10.7%微升至2006年的10.8%，然後是2011年的下滑至10.1%。專業人員佔工作人口的比率一直緩慢上升，比率由2001年的5.5%上升至2006年的6.1%及2011年的6.5%，而輔助專業人員的上升幅度最為明顯，2001、2006及2011年的比率分別為15.3%、16.1%及19.6%。一般而言，擔任以上工作崗位的人士，可被看作新中產階級，這與馬克思理論中的傳統中產階級——即小商人、小工業家及小農主，明顯不同，社會學家因而稱之為新中產階級，以作區別。

由於現代社會職業分工日趨精細，在新中產階級之外，其實還有不同工種，文員、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員則被分類為邊緣中產階級。附表顯示，文員佔整體工作人口的比率由2001年的16.3%轉變為2006年的16.9%及2011年的15.6%，而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的比率在2001、2006及2011年間的比率，則分別為15.0%、16.4%及16.2%。

在邊緣中產階級之下，粗略地歸類為工人階級。這個階級基本上由兩個組別的從業員組成：其一是工藝、機台及機械操作與裝配人員，其比率在2001、2006及2011年的數據分別17.2%、14.7%及12.4%；其二是非技術工作、漁農業及不能分類者組成，其比率在2001、2006及2011年的調查分別是19.8%、19.1%及19.6%（見表）。

由於本文只想集中談談中產問題，讓我們回到新中產階級10年來社會流動的問題上。一個十分清晰的圖像是：經理及行政人員所佔工作人口的比率，自2001年以來幾乎停止不前；專業人員明顯有所增長，但比率似跟不上整體人口教育水平的增長，而屬於新中產階級底部的輔助專業人員，10年間的升幅則相當明顯。

新中產階級上層 十分擁擠

若果我們結合本文提及的歐美各國專業、管理及高技術的人數，10多年來湧港謀生急升，加上內地、台灣、日本及東南亞等地亦有不少精英視港為大展拳腳的舞台，甚至有部分原本移民海外港人的「回流」，而人口普查數據中經理及行政人員與專業人員比率在10年間變化不大的情，則可十分具體地說明，新中產階級的上層，已出現十分擁擠（擠塞）的現象，其擠壓的結果，則是新中產階級下層的比率大幅上升。更為關鍵的問題是，部分本來可以晉升到新中產階級上層的淪為了下層，那麼本來可以在新中產階級下層的人士，必然被推往邊緣中產階級，餘此類推。這或者正是我們常說的「下流社會」問題。香港的中產人士近年來怨氣日增，或者根源於此。

被推往邊緣中產階級

在談到香港的社會流動問題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呂大樂教授曾經很精闢地說過，香港的中產階級面對的困局是「前進無路，後有追兵」，這無疑刺中要害，亦道出不少中產人士的心聲。由於香港屬於開放型國際城市，廣納四方才（財）一直被視作支持本身發展的重要基石，我們一如既往堅持此原則是毫無疑問的、不應動搖的，而香港人不怕競爭、歡迎競爭，以至做事積極、強調效率、肯拼敢搏亦是人盡皆知的。

筆者認為，現時新中產階級擁擠問題的癥結，在於經濟結構欠缺多元，而大財團壟斷市場，則令中小企生存空間收窄，因而削弱了企業創造更多經理及行政人員職位的能力。簡單而言，若果特區政府早年提及的六大產業——尤其教育、醫療、環保及創意產業——能真正落實（當然這些產業須避免大財團壟斷局面），不但可強化香港經濟結構的多元化，亦肯定可以提供更多新中產階級的工作崗位。

一句話：只有將餅做大，讓社會上階有更多空間與機會，其他各個階層自然會一層接一層往上升，「社會下流」的怨氣自然會消失於無形。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社會及政治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