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4月8日星期日

温家宝的复仇：最佳演员的最好谢幕演出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这是红色太子党精英们30年来为争夺共产党的核心控制权而上演的又一幕肮脏故事。

如果温家宝果如他的批评者所言是“中国最好的演员”，那么温上演了一出最好的谢幕演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度会议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雄辩并激情地回答了三个小时问题，他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混乱的事件之一打开了辩论之门并亲手给他曾经强大的对手——现在被废黜的重庆共产党大佬薄熙来——的政治棺财钉上最后一根钉。在打倒薄的同时，温家宝也实现了双重复仇——薄在过去曾无数次的反对温及温的导师。

通过对重庆问题的婉转措辞，温家宝暗示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的“唱红打黑”模式，是走文革的回头路。薄的下台，以及震撼世界的中共领导层的分裂公告在第二天继续震动着中国政坛。从某种程度上讲，该事件是自1989年以来的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含蓄但明白无误地，温家宝将薄描述为一位试图推翻中国数十年的经济改革成就，反对对外开放，并挑战中国现代化努力的角色。在迫切的政治改革和类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间，温选择的是挑战薄。这也是薄熙来和温家宝两种不同政治主张之间30年来斗争的顶峰。在温家宝的世界，扳倒薄熙来是路线之争的第一步。中国政治的两条主线，一个是毛泽东的红色路线，另一则是胡耀邦的民主路线。胡耀邦是1980年代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温的导师，也是引发1989年六四学运的主要人物。

今年10月，共产党可能会迎来十年一次的领导层交替，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组合会将权力传递给一个新的由目前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团队。大多数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将退休。温家宝希望他能影响那些即将走上关键位置的人，历史会因此继续记录他的职业生涯。温家宝和薄熙来因自己的个人才能脱颖而出。这两位中共政治局的成员，代表中国政治精英中分化出的不同派别。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包括对三十年的共产党执政的共识——坚持“改革开放”以及不放松政治控制——但这个信念正在不平等、腐败和信任危机的重压下摇摇欲坠。两个改革者的背景、个性和就此应对的政治处方大不一样。

薄利用了自己感召力和政治技能。他展现出非凡的能力，在重庆市委书记四年半任期内，他调动政治和财政资源，通过粉碎该市的黑社会震慑了全国——不合作的官员、律师和企业家。他重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但又无耻地粉饰自己并以毛泽东为偶像。他提倡革命怀旧思潮，以短信方式传达毛泽东语录并因此流行，政府工作人员还被要求唱“红色歌曲”，那些旧的爱国主义的题材压倒性地涌入重庆电视节目。

另一方面，薄熙来一直在挑战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政治共识。与此同时，温家宝，则扮演着一个博学多才、言之凿凿、正直儒家总理的角色，这对邓小平时代共识的另一面——绝对的政治控制也是一种挑战。他不断阐述那种需要通过法律、正义和民主限制政府权力的理念。为做到这一点，他着手在官方体系上帮助“恢复”那些20世纪80年代被清除的改革派领导，特别是胡耀邦，使他们的名字成为官方话语的象征。每一个党的领导人都知道，想要在国家的未来中获得重大利益，他们必须首先争取控制对过去诠释的话语权。

直到上个月薄还颇有实力，他的太子党网络及“重庆模式”正为他攫取国家的更高层权力，但温家宝所作的努力已经产生了一些实效。薄作为一个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的态势结束在2月6日，当重庆警察局长，也是他的得力助手，王立军，开车去当地的英国领事馆预约外交会见，然后王为保全自己的生命，逃离并进入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据西方政府官员的信息，王带着对薄一家人犯罪行为的戏剧化指控，包括有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死亡。在北京眼里，这是40年来已知的最高级别官员企图叛逃，这一切发生在薄的管辖下。“王立军叛国投敌”，中国情报官员如是引用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说法。

温家宝，出身于清贫的教师家庭，目睹了自己家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的被批斗和攻击，他的权力上升得益于他留给一系列中共元老的深刻印象。薄则出生与政治世家。父亲是党的元老薄一波。薄就读于中国最富盛名的北京第4中学。其时薄尚未满17岁，当时太子党子弟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女间的裂痕引爆了深刻的阶级斗争。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几个月，薄的校友创作了押韵歌谣，成为太子党们引用的战歌，而薄则成为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积极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

北京第4中学的学生红卫兵将一个旧的餐厅转为监禁教师和其他反动派的可怕的囚室。红卫兵在这里诅咒凌辱人们，并用人血在墙上写下“红色恐怖万岁”。

但是，短短几个月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目标转向毛的战友们，毛动员红卫兵小将阵营反对旧的“保皇派”。薄一波随即被打为“反革命叛徒 ”，薄熙来也随后入狱，囚禁6年，而他的母亲则在广州被捕，在押送的过程中死亡，对外则宣布为“自杀”。

邓小平1981年主持通过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自此文化大革命已被官方正式定性为一场“浩劫”。但党从来没有解释发生了什么事。通过提高对“文化大革命”幽灵的批判，温家宝撕开了共产党历史穹窿的裂纹：残暴、部分事实和公然捏造谎言的中国。

而胡耀邦，这个被温家宝视为导师的人，在文革爆发前五天，被毛泽东严厉批评其领导下的共青团系统。在随后被拘留的六个星期中，胡耀邦被罚站，从脖子到背部都被木制的巨型标语牌捆绑。六个星期后，他们叫胡的十八岁的儿子胡德华来接他回家。“当我看到他的样子，我哭了”，胡德华告诉笔者。“父亲告诉我‘不要这样没出息，让我们回家，这些并不重要’。”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时，胡耀邦已经重新复出工作。作为组织部的负责人，胡率领着一支改革派推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升恢复了一批被打倒的同僚的职位。邓小平在1980年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威，邓随即提升胡耀邦为党的总书记。20世纪80年代初，党从日常社会生活领域迅速退出，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人开始享受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但中国政治的基本准则保持不变。在关键时刻有没有法制，也没有独立的仲裁者，决定性的力量只有权力。

1985年，大部分元老已将自己的子女提升到重要岗位。胡耀邦招募温家宝，以这个普通教师的儿子，掌管他的中央办公厅——一个类似于内阁秘书的位置。第二年，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做了跟两个星期前温家宝发言惊人地相似的演讲。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悲剧，他对当时的宣传部长说“它不会再次以相同的形式出现。”

也许他暗示一些即将到来的事件。1986年，党的元老绝对政治控制的需求与日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更宽松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发生冲突。胡耀邦试图限制太子党的腐败，故意弱化党的意识形态，并容忍学生抗议。到年底，党的元老们已经无法忍受。

一群幕后的权力元老判断胡已经走得太远。在1987年1月，党内元老召开了为期5天的批评和侮辱胡的会议，一个“党内民主生活会议。”对胡批评最严厉的正是——薄熙来的父亲。

胡德华，胡最小的儿子，与妻子住在一个大而破旧的四合院中，那是北京封闭的领导禁苑中南海的西侧，在那里他呆了一辈子。他回忆说，温家宝今天正在讲述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实际上是他的家人和他的父亲，胡耀邦的故事。

胡德华告诉他的父亲是如何痛苦，但并不感到惊讶，当他看到党的元老用胡的政治覆灭，来推动在中国进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时。党的官员也要求胡德华对他父亲的政治思想进行反对，但他拒绝了。

胡德华说：“在1986年。如果有人说要‘自由化’，那么所有人都会站出来批评他”。 “当这个国家本来应该向民主化和法治过渡的时候，进程再一次翻转过来。”

胡德华告诉他的父亲，他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胡耀邦表示同意，1987年的反自由化运动的方法和意识形态直接来自“文化大革命”。但胡耀邦告诉儿子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他说，中国人20年前并没有加入精英的权力游戏。他呼吁反自由化运动“中型文化革命”，并警告说，一些小的文化革命无疑将出现。

值得庆幸的是，或许，胡耀邦不能看到他的1989年4月去世如何引发了在天安门广场的公共悼念，与同时间的其他领导人相较，中国学生支持他的诚实和人道。抗议活动演变成一个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大规模示威，并提出反对官倒的口号。

温家宝仍然留在党的中央办公厅负责工作，现在他为胡耀邦工作的改革派继任者赵紫阳服务。一张著名的图片显示温家宝站在赵的后面，他的上司对那些拒绝离开广场的学生宣布：“我来得太晚了”。此后不久，邓小平和党的元老下令坦克屠城镇压，引发了另一种文革式的抽搐并为共产党的历史添加了又一桩新的血腥证据。薄一波提出清除温家宝，但其他党的元老们被温家宝从支持赵转向支持戒严留下深刻的印象。温家宝玩弄着无情的官场规则，他的职业生涯则继续进展。

胡耀邦在1987年被清除后很大程度上仍被官方所粉饰。原因在于胡没有公开挑战党，胡的支持者，包括所有当前和未来可能掌权的党的书记和总理：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这四个人在中国传统春节期间会都定期走访胡家。但是，他们当中只有温家宝公开继承了他导师的政治遗产。

两年前，在胡耀邦逝世21周年之际，温家宝罕有的《人民日报》发文悼念，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里是引人注目的，国家领导人很少给予人们个人生活以公开暗示。 “在那些年里他对我的教诲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上”，温写道。

尽管子女有特殊世袭到高层办公室的权利，胡教导他的孩子不要有到党的核心去工作的想法。即便如此，他的长子胡德平，也晋升到统战部副部长。去年，胡德平利用太子党的遗产和网络，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父亲的书，并由温家宝题写序言。改革派的领袖和其他太子党子弟举办了一系列的闭门研讨会，试图形成一项关于改革的共识。

第一次也是最低调的研讨会，在7月份引燃了有关薄熙来 “重庆模式”与更自由的 “广东模式”孰优孰劣的公共辩论。第二次，8月份，庆祝 “四人帮” 被逮捕35周年的关门会抨击了文化大革命。在9月的第三次会议则探讨了30年前发布的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确认为文革是一场灾难，决不能再次重演。

也是在9月的聚会上，胡德平、温家宝后来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这一主题并将之公布在网站上，“底线是确保批评的意见，从根本上谴责文革。近年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有些人似乎喜欢鼓吹‘文革’复兴，有些人尽管不相信‘文革’，但试图利用它。我认为我们必须警惕这些现象！”
潜台词是薄熙来必须停止把共产党拖回到最激进的，无法无天的过去。问题是，薄能通过赞美杀死自己母亲的运动而掌握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吗？

胡德平告诉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太子党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封建贵族的残余—— 老式的专制特权——可能会再次出现：

“如果我们真的要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代价将是巨大的。我们有勇气接受那个代价？如果我们现在就这样做，肯定有成本，我们敢于承担这个成本吗？现在是合适的时间吗？我不说肯定。但是，我认为它可能会在一些地方引发一些混乱，一些暂时的混乱，以及一些本地化的混乱。我们应该为此准备好。”

胡德平挺身而出，试图借用他父亲的遗产，以帮助塑造中国的未来。他同国家主席胡锦涛及他预期的接班人习近平讨论“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在温家宝的新闻发布会上，薄熙来最终走向覆灭。中国政治的参与者们正关注这场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框架内薄垮台引发的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未来的权力之战。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能断定温家宝是代表他个人还是代表党，”最近一位准确预测薄熙来垮台，已退休的部长级官员如是说。“也许80％代表他自己，20％代表党，我们就此不得而知。”

通过清除薄熙来领导的中国左派运动，薄的批评者现正在谈论着关于薄领导下残酷的政治和肉体上的“红色恐怖”，温家宝则以实际行动开始赢得一些过去反对他的人。

“在过去，我对温家宝没有正面的看法，因为他说了很多东西，但没有做”，一位在媒体工作并与中国的领导圈有着长时间联系的人说。“现在我意识到只要能说出来，这一点就很重要。说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即便他被体制束缚，不可能实现什么。”

作为胡耀邦最忠实的门徒，胡耀邦猝死时，温家宝一路护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最后安葬。他借用胡和他的孩子奠定政治理念，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回头，捍卫邓小平1981年来对左派的强硬立场。但是，同时他也在重塑党30年来对自由右派的共识。

胡德华，胡最小的儿子，一个月前在中国媒体采访时罕见地阐述了这些区别：“我的父亲和邓小平之间的区别是：邓小平要拯救党；我的父亲想救的是人，普通的老百姓”。

温家宝将薄的下台视为一个关键的能够进一步推动改革的机会，但党内的权力争夺和政治斗争使他举步维艰。温转向普通中国公众，部分原因是因为党早失去政治话语的垄断权并且自其内部进行改革的道路已被阻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温引导公众去施压一项欠缺公正体系的制度，而这一体制正是他毕生为之奋斗但最终却无所适从的政党所造成的。

（英文原文载美国《外交政策》）

2012年3月29日

作者：约翰加诺特译者：《纵览中国》编辑部

《纵览中国》

温克坚：沉痛悼念方励之先生

方先生走了，忽然传来的噩耗，让我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发呆半响，内心悲愤交加，好久不能平静。又一个被逼流亡的老人客死他乡，某些机构多了一分罪恶，而我们多了一分耻辱。
和宾雁先生一样，方先生是影响我早年精神成长的一个重要符号性人物。87年初，所谓的反自由化浪潮从官方媒体席卷而来的时候，懵懂无知的我们根本不知道背后的曲折复杂，一些让人似懂非懂的概念体系，也让我们感到茫然。但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是搞运动，需要各种各样的精神效忠仪式。因此虽然远离这场观念斗争的中心，但是高中校园里，学校依旧会上行下效，组织一系列坚持信仰马列主义的仪式，政治课教师们也会在课堂上振振有词的批评自由化思想。

正是在这种错乱的运动式教育批判中，让自小受到严密洗脑教育的我们，知道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说法，要知道自从小学以来，所谓的那些政治课程，大概就是学生们共同感受到的折磨，宏大的概念，生硬的逻辑，不容分说的灌输，却又无法逃避----因为直接影响考试成绩。因此，当听到方先生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这真的击中了我们长久被马克思主义折磨的学生们内心叛逆情感，那张感觉真的不啻一种闪电，似乎对正统政治教育的叛逆得到了一个巨大的背书。因此，一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客观上是极大的传播了一些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当年精神上被关进马列黑箱的我们，从此看到了另外一种亮光，从此党国的一系列政治说教开始褪色，个体精神上的反抗从此开始生长。虽然由于知识能力的局限，当时尚没有能力充分了解方先生等人的价值主张，但是在接下来的成长岁月，一条新的路标已经确立，马列黑箱已经无法把我们禁锢，那些被官方批判的各种自由化学说和书籍，成为我们囫囵吞枣的精神食粮。

后来，枪声响起，政治寒冬降临，方先生去国，一个狂飙激进的思想启蒙十年结束了，但是武器的批判并没有能维系正统意识形态的生命周期，相反，枪声也是对原来意识形态的死亡宣判，从此以后，共产政教分离，一个激进的世俗化进程开始了，GDP增长，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等成为社会的核心动能。而当年方先生那辈人物开启的新的社会观念体系，并没有被完全扼杀和消解。在寒冬中，她们依旧在成长，提供了这个社会自我赋权的早期养分。91年以后，民间抗争虽然一直处在社会边缘，但是静水流深，抗争运动一直都没有消亡，而到了21世纪，因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自由，因为恐惧阴影的消散，民间力量终于已经长大成年，可以脱离权力体系的控制，而独立的设置社会发展议程了，接下来十年最重要的任务，将是社会力量如何反制权力体系，实现把老虎关进笼子的宪政权力架构。
方先生出国后的轨迹，我了解不多，大抵知道他一方面潜心于天体物理的研究，在他的专业领域，成为了少数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学家；另外一方面，对于大陆的自由和人权事业，他推动创立了一些重要的机构，20多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国内社会潮流的演变，我知道，他是乐观的，他相信他是有机会重返故土的。

方先生去国多年，国内年轻一辈也许对他已经不甚了解，不过微博上不断屏蔽他的死亡讯息，说明方先生依然让某些机构害怕。作为方先生当年言论罪证之一，方先生曾经说：“有些东西是外强中干的，它并没有多少力量，你冲了他之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捅一捅影响还是很大的，小小的动作动作，全国就非常紧张。”方先生当年对体制的洞察力，正是如今社会现实生态的反映。

微博上环球时报的胡锡进，因为角色在身，经常需要胡言乱语，但是他对方先生有个批评，认为“方先生的追求和用力没有同中国的进步合上拍子，“这我倒认为是一种赞誉。方先生自然没有同很多御用知识分子那样，和官方步调亦步亦趋，回溯最近30多年的历史脉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见，方先生是这个社会进程中的最重要的先行者和拓荒者之一，方先生当年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如今变成了社会主流共识了。

胡平老师的Google+上，对方先生的近况有所描述，他说：“印象中，方先生身体很好。前年他还写文章纪念他的母亲，说“特别感谢母亲让我有一副70多年不进医院的身体，但去年一年，方先生得了两次重病，住了两次医院。6月份，方先生得了极为罕见的“亚利桑那山谷热”，被送进医院，体重减轻20多磅，病重时不能站立。不过很快就好了。11月份又得了一次大病，心脏，肝和肾都出了问题，被送进濒危病室，但没几天又好了，会诊的6位医生（3洋人，2来自大陆，1来自台湾）无结论，无一致解释。不多久方先生又上课了。只是这一次，未能再现奇迹。”
惜乎，自由未竟，方先生已凋零，恸乎，民主之日，当为方先生呼，魂兮，归来。

作者: 温克坚，民主中国

鄧小平對毛澤東允許他留在黨內“表示衷心感激”

毛澤東從批江青到批鄧小平的嬗變（19）

《新史記》鄭仲兵

筆者引述並評說《鄧小平年譜》記錄的1975年間和1976年春季鄧小平復出後，從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至再度下台的歷史過程（續）：

1976年1月—4月
在江青、張春橋指使下（按：又說是江青、張春橋），遲群主持編造了《鄧小平言論摘錄》、《鄧小平言論與馬列毛主席教導對照》、《鄧小平言論與孔孟之道對照》、《鄧小平與機會主義路線頭子言論對照》等材料。（按：這是毛整人，置人於死地的一貫手法，也算是一大發明創造！）

1976年2月2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按：指【1976年】1號文件），宣佈：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生病期間，由陳錫聯負責主持中央軍委的工作。……自中共中央通知發出後，鄧小平實際上被停止中央的領導工作，（按：恐怕是被停止了一切工作，只有聆聽大批判的份了。）葉劍英實際上被停止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

1976年2月25日—3月初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打招呼會議），傳達經毛澤東批准、由毛遠新整理的毛澤東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多次談話。……會上，華國鋒代表中央講話提出：當前，就是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錯誤路線；（按：已經上綱到“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對鄧小平同志的問題，可以點名批判。

1976年3月2日
江青擅自召集（按：何謂擅自召集？）出席中央打招呼會議的12個省、自治區領導人會議，當眾誣衊鄧小平是“反革命兩面派”、“法西斯”，“代表買辦、地主資產階級”。……江青要求把她講話的部分內容印發全國一事，毛澤東批示：“不應該印發，此事是不妥的。”

1976年3月3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華國鋒在打招呼會議上的講話，“批鄧”問題在黨內公開。（按：實際上早已公開）

1976年3月26日
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江青等的策劃下，遲群等帶領清華大學五名師生代表列席會議，以“匯報清華大學運動”為名，當面攻擊鄧小平“是黨內資產階級的頭子”，“要搶班奪權、另立中央”，“復辟資本主義”。（按：何以見得不是毛策劃的？什麼“出席政治局擴大會”，明明是出席批鬥會！）

1976年3月下旬
南京等地爆發聲討“四人幫”一夥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1976年4月4日
清明節，北京天安門廣場出現了200多萬人次參加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群眾運動，使全國性的悼念、抗議活動達到高潮。……鄧小平要求全家人在這期間都不去天安門廣場。

1976年“四五”運動。

1976年4月5日
上午，鄧小平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張春橋當面誣衊鄧小平是“納吉”。

1976年4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按：未通知鄧小平、葉劍英等出席），一致通過：一、《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二、《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決議》還提出“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本日下午，鄧小平夫婦被遷至東交民巷一處住所住下，並與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繫。

1976年4月8日
夜，鄧小平通過汪東興轉呈給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信。在信中表示：“完全擁護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擔任黨的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決定。”“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按：竟能說得出口，真是可憐之至！）（《新史記》第6期）

她又把我救出去——我所见到的叶群（2）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将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3

那个时期，每隔三四个月，叶群就会请我们到她家中去，主要是看电影，多是一些国产片，还有香港片。在少有文化生活的文革当中，这是我非常向往的。休息中叶群和我母亲说一说话，大多是生活和健康，我母亲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她们谈得投机。
我见到的叶群只穿军装，有一次我母亲说她的衬衣颜色不错，叶群解开军衣上面的扣子让她看，是一件没有衣袖的“假领子”。叶群笑着说，这样节省也好洗，但穿上了要小心，不能露馅。

1968年春节，母亲带着我们去给叶群拜年。我们在客厅里坐了一会，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对叶群耳语了几句。叶群对我说，“首长叫你去一下，问问学校的情况。”

我进了一个长形的约有三十平方米大小的会客厅，里面显得空荡，只有面对面地摆着两套陈旧沙发，没有任何其他摆设。林彪坐在那儿，我感到非常拘束。他示意我坐在他傍边，用祥和的眼看着我，让我放松了紧张的心情。林彪问我清华大学里的情况，学生们都在作什么。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提到了校内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情况。我在说，林只是听，当我说到造反派批斗老师，打击不同派别的同学，还派出了人到全国各地参加对当地的党政机关夺权、参加打砸抢时，林彪说了一句：“那样不好。”脸上流出了一丝不满的表情。

我们说了大约二十分钟，内勤进来了，说叫我出去吃饭。他给林彪托来一个大盘子，上面有一个普通保温杯和擦手的毛巾、餐具。当他把保温杯放在茶几上把盖子打开时，里面用白开水泡了一个白面馒头。

我则被领着到了餐厅，叶群已经陪着我母亲和弟妹在那儿了。饭桌上摆了四盘菜，一个青椒炒肉丝、一个西红柿炒鸡蛋、一个炒白菜，一个红烧对虾。叶群说：“自己人，就简单点。”豆豆说：“平时没有这么好，今天特别加了菜。”她用手指着那盘红烧对虾。

晚上看了电影，我们临走时，叶群送客到门口，说了句，“老二很懂事，聪明机灵”。我想她是指刚才林彪找我问话的事吧。

4

1968 年4月6日凌晨4点多，我从睡梦中被父亲叫起来，他问我在学校里散布过中央文革什么坏话没有。我说，春节去林彪家时我说过造反派的情况，我最近因为肝脏检验指标高，一直在家里休息，没有去过学校。父亲训了我一句“你别给我惹麻烦，给我走远一点！”早上7点钟，我被匆忙送到西郊机场，搭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返回长沙的飞机离开了北京，然后到了驻广东的解放军四十二军，用“程光”的谐音以名代姓当兵锻炼。

我由此开始了军旅生涯，这个改变我生活轨迹的事中有叶群。这是我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是在1968年4月5日晚上的中央碰头会上，江青突然拿出一叠材料说：“邱会作的儿子是清华大学反中央文革的头目，应当逮捕归案。”之前，江青用这种方法整了“联动”红卫兵组织，抓了董必武等许多高级干部的子女关进监狱进行残害。

面对江青的追查，叶群急中生智说：“老邱的那个儿子早当兵去了，不在北京。”江青哑口无言。事后我还听说，叶群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温玉成打了个招呼，要他对清华大学管事的人说说，别揪住老邱的儿子不放。但我仍然小心谨慎，在部队里，除了师团主要领导知道我是谁，其他人不知道我一个大学生为什么突然到连队来当兵。这样不但让我很安全，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使我得到了锻炼，虽然部队生活非常艰苦，但比那些被江青点名抓起来关进监狱的干部子弟处境好多了。
1969年以后，在校大学生开始了分配。因为有人关照，我的档案和分到广州军区的大学生档案一起从学校送到了部队干部部门。江青揪人的风波终于躲过去了。

5

当兵锻炼半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见习的宣传干事，从此我有了休假，每年回到北京的假期里，总会遇到一两次到毛家湾那儿的机会，是叶群叫我母亲带着子女去，常常是玩一玩和看电影。叶群对其他一些高级干部也这样，包括一些外地来京的军队领导和他们的家属。每次我见了叶群，她都和我说几句话，问问我当兵和部队里的情况。

1970年7月下旬我休假并为部队办点事，回到北京之后，见我母亲向北戴河打电话，知道叶群他们在那。我母亲在电话上和叶群说到我哥哥的婚事。（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锻炼、工作，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是她把我父亲救出来——我所见到的叶群（1）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将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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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叶群的样子，是看了一张相片，那是六十年代初林彪在公园休息散步时拍摄的。林彪身着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有个衣着简朴的妇女在身边。他们和其他的游人一样休闲地走着，看不出来傍边有特殊的警卫。那时中国领袖人物的肖像在公共场合张挂，正中是毛主席像，两边的是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总书记邓小平的像。他们多数人形象为人们所熟悉，因为常常可以在报纸画报上看到他们的身影，只是陈云、林彪深居简出，而他们夫人更鲜为人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所在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们四处奔走，哪里有首长接见讲话就到那里去看去听。因为我父亲邱会作在军队工作，我特别关注全军文革领导小组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只要知道就会赶去。我在人群中远远地看到了叶群，她是全军文革成员。

1967 年1月，我的父亲遭受造反派的连续武斗被打成重伤，在他将被造反派置于死地之际，被叶群持林彪的手令接了出去，安排到西山治疗休养，那里是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军事禁地。我们全家从心眼里感谢做出这一决定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也感谢促成这件事的叶剑英和深夜到总后大院接出人来的叶群。

1967 年3月底，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在总后礼堂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我父亲恢复工作的决定。那年晚春的一天晚上天黑之后，我正在总后大院的家门口，突然有辆小轿车停了下来，有人下车问这里是不是邱部长的家。我说是，但他现在不在家。来人又问，你母亲在吗？我说在。

他回去开了车门，一个中年妇女下了车，我一看是叶群。她问：“你是老几？”她猜出了我是谁。我说：“是老二。”我一边朝屋里喊，“有客人来了！”一边把叶群领进家里。叶群见到迎出来的我母亲说，来看看你和孩子，也来看看你们的家。

叶群在我母亲的引领下看了看，说：“没想到你们的家这么简朴。”她坐下来和我母亲说起了话，谈的都是日常起居和家常之事，没有一点“政治”，她操北京普通话口音，和蔼善谈。

叶群没有彼时“中央领导”的威严，看上去亲切随意，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位来串门的阿姨。叶群坐了大约不到一小时要走，在她即将起身时，我拿出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请她题词。我作此举，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叶群并不介意，接过了语录本，在扉页上写了“读毛主席的书”，下面签了“叶宜敬”。我很惊讶，她似乎看出来了，说这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本名。

事后我才知道，叶群1920年生，祖籍福建闽侯，为书香门第望族，童年时被父亲带到北京读小学，成绩一直优异，青少年时接受革命思想，193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时投身“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 年初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国女子大学组教科科长。她的资历比一般人猜想的要早得多，是抗战之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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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我的母亲带我们出门，说是到毛家湾，那里是林彪的住处。我很早就知道那里，因为我就读的北京四中和那相距很近，我放学回家，总要路过那里。我们高考之前的体检在平安里医院，它是与毛家湾林彪住处只隔着一道墙的小医院。体检时同学们议论说，隔壁住的是中国最年轻最能打仗的元帅林彪。

此时我再到毛家湾，平安里医院已迁走，改成了中央警卫团的驻地。我们进了门，叶群迎上来，领着我们到了一处简朴的客厅。叶群对我母亲说，她和邱部长经常见面，和家里人见的少，接你们来坐一坐玩一玩。后来我才知道，中央为了加强军队的领导，成立了军委“四人小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其成员有吴法宪、邱会作、张秀川和叶群，父亲和她成了同事。

那天在场的还有林立衡，又叫林豆豆。我曾在报纸上看过她回忆原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散文，文革初期又读过她写的《爸爸教我写文章》，知道她在空军报社工作。我们刚到时，林立果朝我母亲问了个好，不久就离开了。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曾就读北京四中，高我一级。我原来就认识他，只是没有当面说过话。这次他问了一句，“你在清华呀？我们在四中时见过。”林立果穿着空军衣服。之前我在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时，听那里的同学说，他已离开学校到空军参军了。

叶群和母亲聊天时，让我九岁的妹妹坐在身边，问她在家里作些什么？大学中学小学都已停课，妹妹没法上课了，有时和小朋友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当宣传歌颂毛泽东思想的“红小兵”。叶群听到这儿，对一边的林豆豆说，找一些书给小妹妹看，要找一些好书，人要从小好好读书学习才行，别荒废了时光。

叶群说的“好书”是什么？我很想知道，那时盛行赠送各种印刷精美的毛泽东选集或“歌颂红太阳”的书，它们既是一种“忠字品”，也是生活工作必用之物。人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早请示”要挥动《毛主席语录》本，而“天天读”则必须读上几段毛主席著作，有时还要背诵。

过了些天果然送来了几本书，它们已经有点陈旧，是文革以前出版的适合儿童的读物。我记得有《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白洋淀》，还有不能凑成整套书的几本《十万个为什么》。我随手拿起来看了看，书脊上贴着公共藏书的专用编号标签，有的封面上有“空政图书馆”或“空军报”的印记。

我还记得《西流水村的孩子们》的内容。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它是学校要求的暑假课外读物，内容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北方农村里一群少年的生活。书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印象很深：孩子们脱下自己的布鞋，一只连一只地把通过村子附近铁路的转弯处内侧铁轨垫高，使急速行驶而过的日本鬼子军用列车颠覆了。他们成了“抗日小英雄”。

以后，叶群又送来了一些学习写毛笔字的字帖，还有她亲笔写的一些条幅，其中有几个是写给我妹妹的，具体的字我记不准确了，都是一些要奋发学习的座右铭或古训。叶群的字工整漂亮有力，看似柳体，字距行间整齐、排布有序，初看上去有如书法精品，但我贴近了端详，发现上面事先用铅笔轻轻划上格子，写好毛笔字后再擦去，一些地方留有线格的痕迹。虽说书法佳品要有功力，并非一天两天就可以成就，但叶群如此专心用功，还是令我惊讶。这么久了我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当时无论墙上挂的还是书上印的，凡是鼓励人们学习的警句，都是马列和毛泽东的语录，突然看到叶群书写的那些当时被斥为“四旧”和“封资修”的内容，令我感到很新奇。从那以后，我有意找了很多中外历史和哲学理论书籍阅读，使我在那个年代里没有浪费更多的光阴。（未完待续）

独立中文笔会悼唁方励之先生公告

（2012年4月7日）

独立中文笔会惊悉，著名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先生于昨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家中骤然去世，享年76岁，本会同仁在此痛表哀悼，并向方先生遗孀李淑娴女士及亲友致以深切慰问。

方励之先生也是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自1980年代以来就积极致力于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人权和民主化，激励了无数青年走上改革国家社会的道路，筚路蓝缕，贡献巨大。1989年六四屠杀后，方先生夫妇几经波折，被迫流亡海外，仍心系六四受难者和中国人权民主运动。方先生曾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多年，曾参与推动提名“天安门母亲”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并于2010年12月10日到奥斯陆参加本会荣誉会长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与本会代表欢聚一堂，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中国本土再相聚庆贺。岂料仅过一年多，方先生就悄然长逝，令本会同仁万分痛惜，一切期望终成遗愿。在痛悼方先生的同时，独立中文笔会谴责中国当局20多年来一直剥夺方先生等众多流亡者及其他受害者自由进出祖国等基本人权，呼吁国内外各界敦促中国政府顺应世界文明人道潮流，不要一再使人们改善中国基本人权的期望化成遗憾。

独立中文笔会深信，方励之先生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精神不灭，必将继续发扬光大，他的遗愿一定会实现。

方励之先生，安息吧！

独立中文笔会

法国《解放报》追忆中国民主运动先驱方励之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方励之4月6日在美国逝世，引起了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法新社以一篇题为“中国萨哈罗夫-方励之辞世”报道了激励了八九民运一代人的方励之。法国《世界报》把方励之称之为是天安门精神之父。电视一台、《费加罗报》、《十字架报》、《回声报》等全国发行的报刊和媒体均在电子版及时报道了方励之逝世的消息。法国免费小报《20分钟》也以“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方励之在美国逝世”为题刊登了方励之的死讯。

法国《解放报》4月7日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方励之辞世的消息。该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民主运动先驱-方励之告别人间。”该篇文章大标题下配有一个通缉令的截图。截图上有一男一女。男人是方励之，女性是他的妻子李淑娴。这个截图是从 1989年6月12日中央电视台播放市公安局通缉俩人的消息上截下的。
《解放报》介绍说：“方励之是天体物理学教授，他没有想过死在异国他乡。”文章写道：“1989年1月6日他向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表公开信，建议利用当年建国40周年的时机，释放民运人士魏京生。但由于在六四事件期间，他的妻子支持过学生的诉求，六四事件第二天与妻子避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6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他们的罪名是夫妇俩人煽动王丹等学运人士搞动乱。”

《解放报》说，北京当局与华盛顿为此展开了谈判。一年后，北京“默许”方励之和妻子李淑娴于1990年6月25日乘坐美国一架军机先前往英国，半年后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解放报》写道：1986年时，方励之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这个副校长选择了一个人挑战中共政体。由此，方励之的名字也很快成了要颠覆政权的代名词。
《解放报》继续介绍说：“1986年12月初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因对人大代表的橡皮图章性质不满而抗议，进而引发全国性的八六学潮。在1986年12月4日晚上的学生集会上，方励之在会上说：民主不是自上而下给予的，而是从下向上争取的。方励之的演讲赢得了场上1万2千名学生的雷电般的掌声。很快八六学潮遍及到中国29个省市。”

1987年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方励之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1987年1月17日他不再担任中国科学科技大学副校长一职，方励之随后被调到北京天文台，当了一名普通的研究员。
1988年秋在北京，方励之积极参加当时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会，并接受外国传媒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很多北京学生认同方励之的想法。

《解放报》说：为了不给当权者整肃他的借口，方励之本人并没有参加任何游行。两个月的学生游行震撼了北京当局。天安门流血事件之后，方励之坚信共产党会垮台。
《解放报》最后写道：近几年，方励之把中共体制喻为拉美70年代右派式独裁政权。他促请西方社会不要再幻想，经济发展会不可避免地把中国带向民主之路的论调是错的。《解放报》最后引用方励之祝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发言说：“日本 20世纪初不幸的历史告诫人们，一个无视人权的渐强国家会给世界和平带来威胁。”

作者: 小乔，R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