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選凝：香港新聞霸權的偽善

香港新聞自由爭議是偽命題。媒體霸權的偽善和違反專業的操作，以新聞自由之名誤導讀者。

賈選凝，一九八八年生於北京，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碩士。現為香港媒體從業者。專欄文字散見於《信報》、《南方都市報》。

　

香港一些媒體從業者在回歸前後，一直評說香港沒有新聞自由。這種判斷總能將矛盾的焦點直指核心價值，觸動人們最敏感的那根神經。香港記者協會最新數據表示，近六成從業者擔憂新政府將加強對媒體箝制、收緊資訊發放。但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最近著名作家白先勇來香港書展演講時，就指出香港新聞自由勝過了台灣和新加坡。

香港不是沒有新聞自由，而是有太多新聞自由被濫用。香港新聞業的現狀恰恰是在呼喚「自由」的同時，也扭曲著「自由」的本來意義，隱藏了背後媒體霸權的偽善。

媒體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制衡公權力，強調其倫理規範。而被廣泛認可的新聞道德也不只是「獨立自由」，更要合乎「真實」、「客觀」、「莊重負責」、「專業表現」等要求，並以「客觀報道」為主導原則——將意見與事實分開、正反互陳、不摻雜偏見。

但在香港的媒體生態下，意見與事實的邊界卻模糊不清——特首選戰背後，是不同傳媒的立場之爭，「事實」並不依照國際新聞學準則的「中立客觀」進行陳述，而是被媒體背後財團的立場所左右，以筆名發表的文章，將事實與評論、意見相混淆。反對梁振英媒體中，既有用專欄寫手（團隊）名義，散播缺乏憑據的小道消息，也有偷換概念，將港人對中央政權的複雜疑慮，直接投射為對梁振英個人的強力抵制。

梁振英當選後，僭建事件被無限放大（其實一些媒體老闆家裏都有僭建），某些媒體不斷發放流言，說北京要逼迫梁振英下台。讀者如果只看這些媒體，會以為梁振英「出師未捷身先死」，要匆匆下台，但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堅挺，高達百分之五十四以上，反映民心望治，抗拒這些媒體霸權的抹黑。

媒體霸權的最大優勢，就是以新聞自由的名義，不斷滿足公眾的集體「窺私慾」。從過去的娛樂界到今天的政界，某些媒體的籌碼就是不斷揭發陰私，以黑白二分法來論述複雜的公共議題，不是深入地探討公共政策，而是刺激社會的集體焦慮感。回歸前後，香港人都普遍焦慮是否自由會被打折扣。這種心理最易被傳媒所利用。港媒的窺視癖又因香港受眾的擁戴而茁壯，相輔相成，形成惡性循環。

香港的「新聞自由」爭議其實是偽命題。多少偽善和違反專業的新聞操作，都以「新聞自由」之名，誤導讀者。傳媒競爭已失去專業規範，而淪為媒體集團老闆操控的工具。

當港人對公權力時刻保持警惕的同時，不該忘記媒體本身也會行使「私權力」。當傳媒一邊標榜「自由」價值，一邊藉此佔據道德高地、操縱民意時，「自由」便成了壟斷話語權的可怕工具。Warren Breed的「社會控制研究」指出，新聞的處理往往以控制者的需求為基礎；港人對失去「自由」的恐懼，恰好成為媒體操控他們的有效手段。

像香港《蘋果日報》在政治動員上的角色，早已是一個政治宣傳機器，而不是一家媒體。它對民意取向深度介入，早已不只通過報紙，更在七一遊行時，發標語給市民人手一份，黨同伐異，以愛港名義，突顯它所簡單定義的「政治正確」。這實際上只是變相的意識形態操控——當《蘋果》在強調自由時，它的專欄卻讓香港大學外科學系主任盧寵茂的「鐵醫手記」黯然消失，因為他在七一回歸問題的看法不同，網絡上支持他的帖子都被刪除。香港一些民眾害怕被北京洗腦，卻陷入被《蘋果》的洗腦而不自知。「新聞自由」在不健康的媒體生態中，會被扭曲為另一種壓抑民智、令人們失去判識力的專制。

面對越趨強勢的中國大陸時，捍衛「自由」，是捍衛核心價值，也是捍衛港人的生活方式。缺乏專業操守的傳媒正是利用這一點，煽風點火、加重港人的「被迫害想像」，向市民灌輸一種莫名的焦慮感。

香港新聞業的質素下滑，並非因為不夠自由，而正是濫用自由，失去了它應有的公正、嚴謹與承擔。

關鍵是香港媒體都被「蘋果化」，走向「腥、色、羶」，而沒有像《紐約時報》那樣的大報，具有超越黨派的公信力，不會被惡質的品味所劫持，也不會將事實與意見混淆。香港有著中國大陸根本無法企及的新聞自由環境，媒體從業者既不該盲目悲觀，更不該將整個傳媒生態所面臨的考驗簡化為「自由危機」，而是應思考怎樣善用新聞自由、尊重新聞價值、不以偏概全、不誤導民意、不以扮演監察執政者的角色為藉口而推動一黨之私，為自己財團的利益服務。報章不是唯利是圖的牛仔褲工廠，而是社會的公器。

從受眾的角度而言，香港民眾也不該寄望傳媒不斷滿足他們集體偷窺的癖好，新聞不是被扭曲了的「偷窺癖」消費品。港人要打破這樣的惡性循環，才能破除被媒體霸權綁架的宿命。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