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0日星期二

大陆国保被指跨境入港追踪维权人士


刘卫平(右)率队参与香港7.1大游行(刘卫平提供)

 
美国之音黎堡
香港 - 中国一个维权组织表示,他们的成员在香港参加七一大游行期间受到大陆国保人员的跟踪,其中一些骨干成员回到大陆后至今仍然下落不明。有法律学者说,大陆执法人员跨境到香港独立执法的现象屡见不鲜,而香港警方尽量回避与他们对峙。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百姓维权联盟表示,这个组织的中国大陆成员在香港参加一年一度七一大游行活动的前后和游行期间受到大陆公安系统的国内安全保卫局人员的跟踪和干扰。

*刘卫平:香港手机被干扰 国保混入游行队伍*

负责安排大陆成员来香港参与示威活动的联盟主席刘卫平说,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6月29号抵达香港访问的那一天开始到七一大游行结束的那几天,他的两个香 港手机一直受到干扰,他无法与大陆的成员进行正常通话。刘卫平对美国之音说,在大游行那天,一名国保人员一度混入他们的游行队伍,刺探来自大陆的示威人士 的资料,但被在场的示威人士识破。

刘卫平说:“我们是大陆来的,国保、公安是什么样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就走在队伍的右边,问旁边一个人:‘你从哪里来?’。我看到他穿一条蓝色的裤 子,一件草绿色的便衣的衬衣,他的腰上有微型的照相机和录音笔,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这就是国保,于是转过身,跟队伍后边的人讲:‘大家从 现在开始保持静音,拒绝任何记者的采访,国保已经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这个时候我看到他很尴尬,又不说话,也不辩解,也没有马上离去,大概持续了两三分 钟,他才灰溜溜地走掉了。”

在发现被国保人员盯梢后,中国百姓维权联盟决定在游行中途收起示威标语牌,然后各成员散开,融入大游行的队伍继续前进。

*百姓维权联盟多名成员仍失踪*

刘卫平说,有成员第二天在香港岛湾仔与自称是本地记者但据信是国保人员的男子对峙,并报警,对方自称是广东省公安厅来的,但香港警方以对方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为理由将他放行。

刘卫平星期二表示,多名参加香港七一大游行的大陆成员和相关活动的组织者迄今仍然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来自江西的两名成员宋宁生和曾九子,认为他们都已被当局拘捕。

刘卫平说:“宋和曾这两个人到现在依然联系不到。今天汇总的消息,江苏省镇江市的代表失踪,河北省代表失踪,湖南省代表报平安后失踪。”

*大陆警方跨境执法 港警被指不敢干预*

依据香港法律,中国大陆警方可以依据两地之间签署的司法合作协议在香港警方的协助下展开调查工作,但不得在香港境内独立执法。不过,刚刚退休的香港著名法 律学者王友金教授说,大陆便衣警察跨境到香港独立执法的现象屡见不鲜,而香港警方无法阻挡大陆警方,因此一般采取视而不见和回避的态度。

王友金说:“一些公安人员利用各种身份到香港来追办、追击所谓的罪犯,或者探听、调查证据,有多起这样的事件发生,被香港人发现。警方在这方面也都知道。 香港警方采取消极的态度,不会去积极调查过问这些事。除非事情发生了、扩大了,变成政治事件了,警方才不得不参与或插手。”

中国百姓维权联盟上星期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指称在香港受到大陆国保人员的跟踪。本地多家媒体报道了这则消息。美国之音通过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希望了解香港警方对相关事件的看法,但到截稿时一直没有得到警方的回应。

过去几年中,香港发生过多起大陆警方被怀疑在香港执法的事件,包括2009年12月抗议大陆当局监禁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四名香港居民在罗湖桥香港一侧被大陆便衣警察扣押的事件。

香港政府前保安局局长李少光在回应相关事件时否认大陆警方跨境执法,并强调香港不允许境外执法人员在香港境内行使执法权。

全国公安学习“乌坎经验”


去年9月警民冲突后, 今年2月,乌坎村更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首次在不受官方操控下,一人一票的选举,由村民以普选方式选出村委会核心成员.
去年9月警民冲突后, 今年2月,乌坎村更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首次在不受官方操控下,一人一票的选举,由村民以普选方式选出村委会核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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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香港特约记者 郑汉良

广东当局处理汕头乌坎村事件的模式,相信已成为全国公安所学习的典范。根据《新京报》报道,公安部上月底起对全国1400名新上任 的市、县公安局长进行分批培训,处理乌坎事件闻名的广东省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有份讲课。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副书记王乐泉、公安部长孟建柱等政 法高官先前分别赞赏广东在社会管理、「创新维稳」方面的经验,相信乌坎经验将向全国推广。

报道指,公安部于6月26日至7月31日,分3期轮流训练2010年以来新上任的1400名市、县两级公安局长,课程包括如何提高执法 能力、应对网络舆论、驾驭基层复杂局面及促进警民关系等,授课者包括9名官员及十多名专家,如公安部长孟建柱、副部长黄明、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北京师 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著名刑法专家陈光中等。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首先提出「乌坎经验」的概念,声称要以乌坎取得的经验教训用来指导全省村级组织工作。5月28日朱明国再到乌坎村时,曾指示要建成「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秀典型」,并要往全国先进的目标看齐。
陆丰市乌坎村村民与地方政府因为土地出售问题发生纠纷,去年9月爆发数千人示威,警民发生多起冲突,一名村代表薛锦波在公安扣留期间离奇死亡,引发 警民对峙升级,到了年底,朱明国以省委副书记身份成立工作组,与村民代表临时理事会进行谈判,并承认民选之「乌坎代表临时理事会」地位,对村民过激行为不 追究。到了今年2月,乌坎村更进行了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首次在不受官方操控下,一人一票的选举,由村民以普选方式选出村委会核心成员。

朱明国之后曾到北京,逐一拜访政法委高层,均获高度赞赏,其中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7月3日对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等工作特别给予充分肯定,希望广东能在政法工作中大胆创新,为全国创新维稳理念、开创维稳新路径方面创造「方向性、指导性的经验」。
之后政法委副书记王乐泉、公安部长孟建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司法部长吴爱英、国家安全部长耿惠昌、武警总司令王建平,都分别向朱明国赞赏广东做法「有创意」、「走在全国前列」、「起到表率作用」等。

朱明国早前在《南方日报》撰文称,广东追求的「维稳」是一种「可持续稳定」,不是「静止、绝对的、『一潭死水』式的社会稳定」,而是在社会发展与进 步中的稳定,要用政治、文化、经济、法律等方法统筹推进。他批评一些地方干部对如「定时炸弹」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击鼓传花」,又反对对已发生的群体事 件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认为若忽视保障公众权利,回避与群众协商,最终会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

美国开始关注日中钓鱼岛主权纠纷


钓鱼岛
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资料照片)。

日本共同社周二(10日)报道,美国国务院高官表示“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的适用对象”。
报道说,美国高官说明这一见解是基于“尖阁诸岛是在日本政权的统治下,但美国对最终主权并没有特定立场,期待中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共同社说,“这是日本政府表明购岛方针以来,美国政府首次明确说尖阁诸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尽管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周二在记者会上否认周一结束访日的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曾在东京与首相野田佳彦和他本人的会谈中把钓鱼岛问题作议题,但共同社和时事通讯社,以及日本电视台周二都引述美国高官透露,克林顿与玄叶会谈中要求日方说明购买钓鱼岛的计划,日方回答说准备购岛。
克林顿还要求明确说明实际想法,日方说现在还在初步研究阶段,如有进展会告诉美国。
时事社说,克林顿后来在前往蒙古访问的专机上对随行记者团说,她担忧中日关系恶化。

美国因素

日美1951年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规定,美国有义务和责任保障日本安全和领土不受侵犯,作为日本放弃自卫能力以上军力的条件。
美国1972年把统治下的冲绳主权归还日本时,中美尚未建交,美国把二战中开始掌管的钓鱼岛一并交给了日本,但美国至今没承认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过去也对中日如果武力争夺钓鱼岛,美国是否协助日本的态度暧昧。
不过2010年10月克林顿首次表明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对象,此后日美多次联合军演包括了假设中国抢占钓鱼岛的夺岛训练。

日本主张

日本声称1895年发现无人使用过的钓鱼岛后纳入日本版图,日本说中国和台湾主张钓鱼岛主权是在1971年联合国发表钓鱼岛附近海底蕴藏天然资源的报告后开始,不过中台都宣称自古拥有钓鱼岛。
4月份以来因东京都和日本政府先后宣称计划向一名在日本宣称钓鱼岛的地主购岛,不断引起中国和台湾抗议。
周二起中国在东海开始6天的大规模军演被日本部分传媒形容为“针对日本购岛”,右派报纸《产经新闻》还报道中国军方少将罗援周一在《环球时报》载文提倡设置钓鱼岛附近军演专区等,美国此时说明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条约》对象的含义在日本引起关注。

BBC

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


据德国国际通讯社报道,中国外贸上月增速继续放缓。根据有关部门周二(7月10日)公布的数据,6月份,中国进口贸易总额增长6.3%,环比下降约50%;出口增加11.3%,环比减少4%,显示需求明显减少。

国际著名评级公司穆迪的一名分析家指出,进口增速降低幅度大于预期。他称,很明显,未来一个时期,出口不会扮演特别重要的角色。

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总体处于下滑状态。今年首季,中国经济增长8.1%,为2008年以来最低。对第二季度的预期值显示这一趋势还会持续。

德国之声

又一藏人在拉萨附近自焚


据德国国际通讯社报道,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周二(7月10日)报道说,中国境内又有一名藏人自焚。报道称,这名藏人上周六在西藏首府拉萨附近的一座建筑物前自焚,抗议中国的西藏政策。

目击者称,这名藏人点火自焚过程中高喊拥护藏人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口号。当局有关官员不愿证实此次自焚抗议事件。一年以来,中国境内已有约40名藏人自焚抗议。藏人采取这一抗议方式是为引起外界对藏人宗教自由首限制的关注,并要求当局允许达赖喇嘛回国。

达赖喇嘛曾多次在内部讲话中表示不赞同自焚行为,在公开场合下,他则有意作中立表述。在7月9日一期的《印度教徒报》刊登的一篇采访中,达赖喇嘛表示,自焚抗议行为让他面临两难境地。他指出,如果表示反对,有可能伤害为西藏人民而殉难的自焚者的家人;如果做出积极评价,北京政府就会指控他要为发生这种极端的抗议行为负责。

德国之声

中共治下触目惊心的新闻腐败透视


中国的新闻腐败,比起中共高官的腐败并不逊色,只不过新闻腐败更具隐秘性,不太容易察觉。从通常情况看,新闻媒体越强势,腐败的程度就越高。比如正部级的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其腐败往往会比副部级的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更甚,比如2011年上半年笔者通过一次会议获悉的一个信息称新华社上海分社——原本是一个正厅级单位,但是去年上半年居然创下超过1.5亿元的“收入”,令人惊讶。其因何获得巨额创收所得,令人不解。新华社上海分社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服务性机构,是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政府专门机构,即所谓“事业单位”,其人数不过百人,甚至记者不到五十人,但却有如此巨额收入,其中难道没有鲜为人知的腐败?或者更多是权力资源的幕后交易。新闻腐败,不仅仅有记者从业人员的个人腐败,还有机构的腐败,比如权力寻租,比如阻止舆论监督或垄断发稿权、新闻发布统一口径等。新华社各级负责人本职是为中共歌功颂德,行使其特别的话语权,又兼顾为新华社创收,当然守土有责,所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手抓,结果新华社官员的提拔速度也是惊人的,目前已知有多名新华社副社长改任地方省委常委、副省长或宣传部长,比如原副社长庹震出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原副社长鲁炜出任北京市常委、常务副市长,地方大员的职位远比新华社副社长更有提拔的空间,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就是从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提拔到新华社出任正部级的社长,而且在地方政府的权力更大,权力寻租的空间更加扩大。

新闻腐败必然与权力腐败挂钩,才能促进利益最大化。《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一位部门负责人亲口告诉笔者,某些年前湖北某市市长为了尽快提拔为省级官员,就找到这位负责人,要求在《人民日报》(不是海外版)上刊登一篇署名文章,至于价钱则没有说明,只是请记者提出来个数目(由记者开价或定价)。为什么呢?因为市长不知道《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不知该如何张口,数目说少了,则容易办不成事情。但这名部门负责人因为其个人原因不肯做这个事,就推脱了。但不久,他发现该市长的署名文章在《人民日报》刊发地方领导文章的显著版面见报了,没多久,该市长也确实得到了提拔,但至于花费多少钱,经谁的手,摆平或搞定了哪几位《人民日报》社长或副社长、副总编,恐怕只有掏钱的和拿钱的等少数人知道,他们心照不宣。新闻腐败,有的进入个人腰包,有的则进入所在媒体机构的账户然后再以奖金的方式分成,不光《人民日报》这样,新华社这样,《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也是如此,大家都有一个半公开的“潜规则”:跑步“钱”进,无“钱”不进。

据知情者披露,中共中央主办的还有一个正部级的新闻宣传机构叫《求是》杂志,原名《红旗》杂志,1988年6月即赵紫阳出任中共负责人之际因对其僵化风格不满意决定停刊,但邓小平又换汤不换药地办了一个《求是》杂志取代,“六四”后即1989年7月由原中央党校主办恢复为中共中央主办,该刊以发表中共中央及地方正部级领导人的文章为主,一些想提拔的官员趋之若鹜地想通过关系努力在该刊发表文章,然后尽快走上提拔之路。但是,《求是》半月刊容量有限,需要排队,或者希望渺茫,所以该刊又创办了另一个刊物《红旗文稿》,专门“钓鱼”吸引一些想在《求是》杂志发表文章但得不得满足的地方领导人、部门领导人前来,他们的文章可以在《红旗文稿》上发表,每年获得惊人利润。甚至该杂志还在地方办有“特刊”、“专版”,成立所谓“组稿站”、“记者站”、“办事处”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山寨版”,只要花钱,几乎没有不能刊登的文章——当然前提不能出现任何政治敏感问题。诸如歌功颂德或者吹捧自己政绩的文章,只要有钱开路,则是处处绿灯。一个杂志,仅仅靠刊登一些带赞助性质的领导讲话,几个经济发达省份的记者站就可以每年获利轻松达到1000万元以上。不光《红旗文稿》这样,就连云南省以刊登长篇小说见长的文学刊物《大家》旬刊也利用版面刊登收费论文,新华社的报道称每年获利至少一百多万,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报道称:“据推算,该‘野鸡刊’每年为杂志社敛财,不会少于2000万元。”但比起正部级的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来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新闻腐败,说白了就是出卖自己掌握的公共舆论平台,即所在媒体的发稿资源,所谓守土有责,其实就是守“利”有责,一般编辑也能从中腐败。比如《人民日报》或《地方日报》、《青年报》等等,每天大约有十六或三十二个版面,除了国际新闻版面很难利用自己的版面拿到“红包”外,其他版面比如经济新闻、社会新闻、农村新闻、教育新闻、文化新闻、科技新闻、理论版等等,编辑或部门负责人都可以拿手中的“版面”换取自己惊人的利益,有人对于国土有“寸土寸金”的说法,但编辑控制的版面也是“寸土寸金”,几个厘米宽的豆腐块版面就可以有数百乃至数千元的个人收入。没有关系,没有钱,无名作者几乎不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所以,如今的新闻记者、编辑,几乎都富得流油,他们也都是“靠水吃水,靠山吃山”,比如《法制日报》的记者利用其与各级政法委、公检法和司法部门、监狱部门的特殊关系,为当事人“跑案子”,当“敲门砖”,甚至联系律师串通法官,收取不菲的“特殊办案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强奸民意,而且最后还不用写稿,更不用辛苦发稿,只要把官司搞定,不见报比见报拿的“红包”更多;再比如最高检察院办的《检察日报》、《人民检察》杂志,就是靠吃各级检察院而活得滋润,最高法院则是有《人民法院报》、《人民司法》等机关报刊靠着各级法院、律师事务所等养活,这些报纸又是其主管单位的“小金库”,无论是负责人还是普通编辑、记者无不有自己获利的“责任田”,“几分耕耘,几分收获”,一年下来,灰色隐形收入远远超过工资奖金等合法收入。当然,报纸并不都像《人民日报》、《法制日报》那样好过,比如一些实力不太雄厚的报纸如《中国律师报》(中国律师协会主办)、《中国合作新报》、《北京新报》等等,因为后台不硬,或者报道审查不严出轨了,早些年就被停刊了,所以有后台的媒体就“赢家通吃”,没有后台的不是等死,就是找死,记者、编辑也先后被遣散走人。

中共治下的媒体特色就是“宁愿当党狗,不能乱张口”,所谓党的喉舌其实是“利益最大化”,“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比“舆论监督”、“异地监督”更为重要,“报喜不报忧”更是党报党刊的日常特色,以至于中央部门的党报党刊和各地的日报几乎都是有偿新闻,几乎都党八股文章,或者都是领导讲话或会议新闻,通过一张报纸上的通讯和消息的写法,就可以计算出这张报纸的编辑、记者有多少“个人收入”或部门“小金库”收入。一般中国大陆各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主办的新闻发布会几乎都有“红包”,即车马费,是记者、编辑个人的写稿、发稿辛苦费,常常在百元以上至万元以内。这些新闻版面,就等于编辑、记者的自留地,如果编辑本人同时兼任记者,即采编合一,则出卖版面的收入都可以全部归自己。如果记者本人没有版面可以发稿,则要拿出其个人“红包”的一半分给编辑,这样稿子就那个畅通无阻地得以在报纸上发表,让出钱者心安理得。一些记者除了发稿赚取个人好处之外,他们还可以利用批评报道要挟地方政府的人员,要求地方领导人行贿报社,或送钱给报社,这就是有名的“舆论不监督”、“异地不监督”。《农民日报》河北记者站一站长李某就因为发现河北某地发生一起矿难并隐瞒死亡人数,要求当地县委宣传部出钱订阅报纸,比如订阅1000份或2000份报纸,报纸数额高达四五十万元,而地方政府用公费订阅了报纸之后,记者站长本人可以从中获得30%或者更多的个人回报。此外,《农民日报》陕西记者站、云南记者站的站长们也都是如此“示范”,被抓的只是冰山一角。当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记者也会采取通过为某些领导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由要求地方宣传部订阅其旗下媒体,比如中国银行、大型油田、电厂、联通、电信、移动等国企,有些单位订阅报纸常常高达数千份(订阅单位常常转送给客户或当废纸卖掉),最后公费买单,记者个人也随之“致富”。

对于一些媒体来说,靠舆论歌功颂德创收远比舆论监督更有吸引力,舆论监督往往有风险,甚至被监督单位“后台硬”可以导致该监督稿件“胎死腹中”,记者、编辑和报社常常无利可图,而有偿新闻、版面交易、吹捧领导等等常常使报社赚个钵满盆满。新闻腐败的结果常常导致报纸无人看,但没关系,本来报纸就是党的喉舌,本来就不讲真话,满纸是垃圾言论,一旦党垮了,这些喉舌也会随之而垮,谁愿意为它的生死负责呢?

而对于一张报纸来说,某些版面的编辑记者和某些栏目的负责人,都可以因版面交易、出卖版面而致富,但对于一些没有新闻腐败机会的版面或其他弱势媒体的编辑、记者来说,则是尽量胡编乱造,发表虚假的洗脑言论,忽悠受众,比如报纸上的软文广告太多,无聊搞笑的信息太多,报纸之间相互重复的信息太多,还有虚假低俗的东西太多,这些内容多是变相广告,或者从网络上无偿下载使用,导致一张报纸看起来不是有偿新闻,就是垃圾信息。这些垃圾报纸,最后只能成为废纸。当然,如果中国立即政治转型进入自由办报时代,这些垃圾党报就会完全倒闭,一张也不会剩下。或许,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办的《真理报》在关门前被人唾弃那样。

巩义献,民主中国

流动着的民意可否把握

民意是流动的,不会永远地定格在“左”或“右”上,也不会像信仰者那样永远地定格在“真理”上。这就是民意,最真实的民意,它可能犯错,但是,纠错的任务也 是由民意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权威性、绝对性、真理性的强制力加以纠正。这种强制性纠正的骨牌效应就必然使得背离民意成为一种自然的、合理的事情,最终在 强制性的作用下,确立一种奴役性的社会制度。

一些人认为,民意很难把握,此民意与彼民意之间有很大冲突,无法确定什么是真正的民意或者顺应什么样的民意。在此状态下,这些人认为,自己的“信仰”或“真理”有理由引领、左右民意。

这 些人假定了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民意有善恶之分,有高贵卑贱之分,有真理谬误之分,即民意有道德意义。符合道德规范的需要弘扬,反之需要极力加以遏制。其 二,民意是无法确定的,由此,民意需要“引导”,引导到一个“正确”的轨道。有“引导”的问题就有“引导者”与“被引导者”的关系问题——两者之间的最真 实,最无法回避的关系就是“智者”与“愚钝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其目的首先是要确立一种社会等级,社会秩序,其次,也是要将不确定的民意变为可以 计算,可以衡量,可以确定的民意。两个前提缺一不可,民意必须是道德的,必须是确定的——不确定要被引导为确定。言外之意是,不道德、不确定的民意可以忽 略不计,不作为民意考虑。

民主是为了“民”,可又不能屈从于“民”,这一观点的成立就源于以上两个前提。不道德的不能屈从,不确定的也 不能——不确定让其不知如何屈从。这样,民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所有人都可以高举,可所有人又都不可以不拿他当回事,依旧一厢情愿的坚持自己的理念, 自己的努力,并让人相信只有这样才会最有利于“民”。民意是一个被抽象了的概念,对一个被抽象了的概念做具体的解读,就会感觉到杂乱无章,不知所以然。当 然,如果抽象完全偏离具体,被抽象的东西也是被扭曲的,这种扭曲实际上依旧是个别人的意念,个别人的一厢情愿。这就要求,所抽象的一定是民意中的共同部 分。比如,在涉及到中国的民主转型问题上,和平与暴力之争表现的再激烈,也可以在“渴望民主实现”上找到共识,抽象为民意。

但是,在一 个特定的阶段被抽象的民意并不享有一劳永逸的真理性,也就是说,今天的民意,明天未必就是民意。在专制制度下渴望民主是民意,在民主实现后民意很可能就将 兴趣转移到其他的问题上而非依旧集中在专制与民主上。比如,现在西方的民意在经济、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就会向左转移,希望政府做更多的事,对经济活动有更 多的干预,保证人民的福利、生活水平不要下降太快。这也意味着,当经济、债务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就会自然的想到“钱袋子”,想到如何富裕起来的问 题,当想到这些时,人们又会向右转,希望政府不要过多的干预经济行为。民主社会一直在左与右中流动且这种流动都不能被忽视,否则,政府的正当性就会遭到质 疑。这说明,衡量一个社会,一个政府的正当性其标准只有一个,是否顺应民意。

这种流动的民意在专制下是否可能——如果我们仅仅将民意抽 象在“左与右”的问题上?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很困惑,不否定当前民意的“左倾”,同时,又不愿意顺从。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左的民意即毛时代的左令人恐 怖。同时,毛时代的左也背离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不具有真理性。

在毛时代,社会上的现象表现为顺从与贫穷,极度贫穷。人们的精神与物质 生活极度匮乏。连基本的生理与生存本能都无法得到释放,得到满足。在如此状态下,人们渴望自由,渴望富裕就是在正常不过的。那时的民意是向“右”的,右顺 从了民意,也就自然代表了民意。在精神世界极度恐怖及物质生活极度贫穷的现实状态下,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自由与富裕,而忽略了其他的问题,忽略了平等与公 正,那时的所有人似乎都是平等的,平等的恐惧政治,平等的贫穷。

在“邓时代”,民意转换为渴望平等与公正。有限的自由实现了,多数人也 不再饥肠辘辘。自由对多数人而言一定是有限的,取决于人生的兴趣、选择、信仰、价值的不同。这样有限的自由就会令很多人感到满足,把兴趣或重点转移到了个 人的、最直接的、“自由”之外的问题上,转移到了平等与公正上了——社会的不平等,不公正成为人们最关注或最希望解决的问题。这倒不是说,不再有自由与贫 穷的问题,人们都已经自由或富裕了,而是说自由与贫穷不再如此紧迫呈现在人们面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极度“刺眼”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与不公 正。人们似乎在向左转,憎恨那些通过垄断,通过犯罪获得、增加的财富,憎恨这些罪恶的财富在肆无忌惮的彰显,践踏着社会赖以维系的最基本底线,最基本准 则。

“毛时代”的民意表现为“右”是因为“毛时代”的极左,“邓时代”的民意表现为“左”是因为极右。当任何一种极端出现时,相对立的 民意的出现就成为自然,他是平衡极端的有效方法。民意的实质是想平衡极右,却被有话语权的,别有用心的人解读为要恢复极左,要恢复到毛时代的赤贫状态下。 最为可悲的是,很多“右”的人士也误读了民意,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解读,理解为真实的民意,以为民众真的痛恨财富。

民意是流动的,不会永 远地定格在“左”或“右”上,也不会像信仰者那样永远地定格在“真理”上。这就是民意,最真实的民意,它可能犯错,但是,纠错的任务也是由民意自己来解 决,而不是由权威性、绝对性、真理性的强制力加以纠正。这种强制性纠正的骨牌效应就必然使得背离民意成为一种自然的、合理的事情,最终在强制性的作用下, 确立一种奴役性的社会制度。

将民意抽象在“左与右”的问题上还有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似乎民意只对个别领袖的个别政策感兴趣,如此, 人们还会陷入到对个别人及对个别政策的评价上,比如,毛泽东要放宽一下社会自由度,搞些经济建设就好了,邓小平缩小一下贫富差距就好了,等等,而忽略掉更 为关键的东西——专制制度的本质。于是,我们还可以对流动着的,或左或右的民意再做一个更大范畴的抽象,不再将重点集中在个别人的人品、能力、信念及个别 政策的优劣上,而是将重点集中在专制制度的满意度上,在满意度上寻找“民间意见”的共同处。这样,看似流动的,“抓不住”的民意就很容易得到与把握。

对 政治家而言,真正的得到与把握民意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政治家个人的前途,个人的历史地位,个人的得失及政治谋略,政治手段及方法的制定与实施的有 效性上,还关系到国家及民族的未来是否能够走向一条正确的轨道——否定专制制度的最充分理由就是专制制度背离、扼杀了民意,而正确的轨道就是恢复对民意的 尊重及民意作为主导者的,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刘京生,民主中国

王容芬:中国最需要的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空间


就所谓杨佳案四周年,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认为,联系到最近的吴法天和周燕争执案、什邡事件,消除暴力迫害、避免冤死无辜以及肢体冲突,中国最需要的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空间。中国共产党应该不失时机地接受教训,急流转舵。


围绕中国共产党创立九十一周年的七月一日,国内发生了什邡民众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维护环境再次被暴力镇压迫害事件,北京则发生了吴法天和周燕的群体争执冲突事件。无独有偶,四年前的七月一号曾经发生过所谓杨佳袭警案件。针对杨佳事件,以及她自己对于杨佳事件的看法,旅德社会学家王容芬博士认为,反对暴力迫害,冤死无辜,以及避免把争论变成群体冲突的根本办法就是言论自由,为此,中国共产党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转舵的机会。为此,记者采访了王容芬博士。

王容芬博士对记者说,“从四月份开始,薄熙来出事的时候,我过去写了有十几万字关于杨佳的材料,我就准备一步一步地发到中文网站。缘起是因为有一位德国教授在无偿地把我的这些杨佳材料都翻译成德文。”

对此,对于四年前的七一杨佳事件,王容芬博士说,“我想德国人不知道,中国人也不知道杨佳究竟是怎么回事。有的人把杨佳崇拜成简直是神一样的英雄,七秒钟杀五个警察。几分钟就跑到二十一楼,几个楼连续连杀带伤,特别出气。有的人认为杨佳不可取,就是刑事犯罪行为,暴力行为;有的还把他说成是法西斯的、原始正义的。

那杨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想把那些我对于这个案件的分析,用的都是他们自己公开的证人、证言、证词都弄到中国网上,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把这个案子重新翻起来。”

为此,王容芬博士感慨地说,“不行,我发了八十多遍,试了各种网,如凯地、天涯……几秒钟就给你删了,后来干脆您没有操作权限,我基本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权,在中国却得不到保障。上面一层层的网管啊,绿坝啊规定下来,一直到小版主那里,版主比五毛还要可恶。五毛还要付出点劳动,他就干脆嘁叱咔嚓毙你,杀你,侵犯你的人权。”

王容芬博士认为,杨佳事件,吴法天周燕事件,只有开放言论自由,事情才有可能真相大白。但是今年的七一前后发生的事情,让人们看到,中共依然走在绝路上。“中共当局到现在还不觉悟。贵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还不借薄熙来事件,以他为借鉴就改。不行,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RFA 天溢

陳良宇案:江澤民清理門戶,胡錦濤順水推舟

坊間流傳:江澤民鬥垮陳希同,瓦解了北京幫;胡錦濤整倒陳良宇,重創了上海幫。但《新史記》記者日前從接近北京中共高層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話,陳希同是江澤民鬥垮的,不假;但后一句話,陳良宇是胡錦濤整倒的,則不實——陳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仍然是江澤民


《新史記》特約記者 孔繁琳


六年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垮台之後,坊間一直流傳有一種將“二陳”(兩個陳姓政治局委員)並列的說法:江澤民鬥垮陳希同,瓦解了北 京幫;胡錦濤整倒陳良宇,重創了上海幫。但《新史記》記者日前從接近北京中共高層的知情人得知,前一句話,陳希同是江澤民鬥垮的,不假;但后一句話,說陳 良宇是胡錦濤整倒的,則不實。陳良宇垮台的主要推手,仍然是江澤民——雖然他此時已經正式交卸了所有黨政軍領導職務。



陳良宇春風得意時。


“上海王”栽得很蹊蹺

與所有落馬官員的故事如出一轍,陳良宇垮台前的幾天經歷極具諷刺性:
9月21日,陳良宇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第一次最高法院院長會議開幕式,並陪同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幹,在主席台上與各國最高法院院長握手道別。
9月23日夜間,上海國際田徑黃金大獎賽在上海體育場熱力上演,陳良宇與市長韓正等上海四套班子頭面人物傾巢而出,為“飛人”劉翔加油。眾多上海市民通過電視直播,看到坐在嘉賓席的陳良宇也露出微笑。
誰也想不到,晴天霹靂來得這麼迅疾,這就是陳良宇最後一次風光地出現在公眾場合。
《新 史記》記者獲知,9月24日,陳良宇與韓正接到赴京開會的通知。陳到京後,胡錦濤、江澤民、政治局常委曾慶紅及中組部部長賀國強一起找他談話,向他宣布處 理決定後,陳良宇就被“雙規”扣留接受調查,沒有讓他出席當日的政治局會議。與韓正談話,也是由上述胡錦濤、江澤民四人一起進行的,告知由他代理上海市委 書記。
9月24日,中共政治局舉行會議,第一項議程就是審議中紀委《關於陳良宇同志有關問題初核情況的報告》,決定依據《黨章》和《中共紀 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由中紀委對陳良宇的問題立案檢查,免去陳良宇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委員職務;宣布由上海市委副書記、市長韓正代理書記一職。
9月25日上午,與韓正一起來到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長賀國強,在上 海展覽館舉行的市委緊急會議上,正式宣布這一重大消息,稱根據目前調查,陳良宇涉及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資金、為一些不法企業主謀取利益、 袒護有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的身邊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謀取不正當利益等嚴重違紀問題,造成了惡劣的政治影響。所有司局級以上幹部,鴉雀無聲,都 被震傻了,大氣都不敢出。


此前上海早已風聲鶴唳。好幾年來,在腐敗令民怨沸騰、各地不斷傳來 高官落馬消息之時,上海卻一直儼然是一方凈土,似乎與大案要案不搭界。陳良宇在江澤民和中央的“上海幫”支持下,掌控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但他沒有想到 會在上海社會保障基金弊案上馬失前蹄:前上海勞動與社會保障局長祝均一,將委託給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約32億資金,以該局下屬上海市企業年金發展中心的名 義,向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張榮坤提供“貸款”,用以收購滬杭高速公路的經營權。挪用社保基金本身就違規,貸款時更沒有任何擔保,期間有關官員 均接受了巨额賄賂。

祝均一是黃菊擔任上海市長時欽點出任勞動局長的。張榮坤是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名譽副會長,黃菊的妻子余慧文則是該會負責實際工作的副會長,是非法鉅額貸款的中間牽線人。
這個案子涉及官員和親屬、民營企業家和國企老總,操作模式也一改過去簡單的權錢交易,而是通過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資本運作”,展現出一幅金融時代官商勾結的新圖景。
中紀委專案組對祝均一進行“雙規”,查封他的辦公室和文件櫃,隨後帶離上海,到江蘇某地接受審查。緊接著,上海電氣執行董事兼母公司上海電氣集團副總裁韓國璋,上海電氣首席執行官、董事長兼執行董事王成明、上海社保局基金監管處長陸祺偉也都被“雙規”。
陳良宇案的另一條線是其前秘書、市委、市府前副祕書長、剛剛調任寶山區長的秦裕,以及由陳良宇創辦的上海新黃浦集團的董事長吳明烈。在陳良宇落馬之前,也相繼被“雙規”。(《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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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9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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