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高等教育学历人数将迅速赶超欧美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新兴工业国家将在2020年之前成为全球拥有高等教育学历人数最多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周三公布的数据，到2020年，全球2亿名年龄在25到34岁之间的大学文凭拥有者当中，40％都将是来自这两个国家，而仅仅中国所占据的比例就达29％。

该组织在新发布的教育报告中指出，相比之下，美国和欧盟国家加在一起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将会下降至25％左右。

主要发展中大国在逐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也在高等教育领域迎头赶上，已经几乎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德国之声

铁腕戴上丝绒手套

“来吧，”托尼·瑟普拉诺(Tony Soprano)在电视剧《黑道家族》(The Sopronos)的第一集这样对他的心理医生梅尔菲说，这位医生正在伸手去取处方笺，托尼说：“让百优解上吧。” 托尼患上了恐慌症。当个黑帮老大再也不像从前那么轻松。旧的秩序正在瓦解。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台了些新办法，比如《反诈骗腐败组织集体犯罪法》(RICO)。他的家人让他心乱如麻。他说，恐慌症感觉“就像一瓶姜汁汽水在我脑袋里晃荡”。 按图放大 Travis Daub 《独裁者的学习曲线：全球民主之战内幕》的作者威廉·J.道布森。 在 读威廉·J.道布森(William J. Dobson)这本睿智而又引人入胜的《独裁者的学习曲线：全球民主之战内幕》(Dictator’s Learning Curve)时，你很难不会联想到托尼遇上的烦心事。这本书深入探寻了，在2012年，身为一个独裁狠角色将会遇到多少让人头痛的复杂局面。这些暴君，他 们恐怕也在服用着抗抑郁药。 早 期的独裁者，比如斯大林、波尔布特、毛泽东以及伊迪·阿明日子过得很轻松。那会儿没有YouTube，没有Facebook，没有Twitter。“而 今，这个世界的独裁者必须要放弃任何隐瞒其恶行的希望，”道布森在书中观察道：“假如你下令进行武装镇压——哪怕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口——你也应该知道， 它很有可能会被一部iPhone拍摄下来，并且在全球传播。”新的独裁者，从俄罗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到委内瑞拉的乌戈·查维兹(Hugo Chávez )再到中国更加面目模糊的技术官僚，他们仍然残暴野蛮，但他们已经开始学习适应。作者说，这些类型的领导者，“比起以往更世故、更精明、更狡猾”。 大 规模逮捕和行刑队？对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来说，这些法子太笨了，甚至落伍。如今想要取缔异见团体，收税员和健康审核官更能派上用场。作者说，现今的独裁者会 在演讲中“大谈自由、公正与法治”，以混淆视听。他们想要展现出公正与和谐，这与事实恰恰相反。新的铁腕已经到来，而它缩在了漂白的笑脸背后。 道布森是《Slate》网络杂志的政治与外交编辑；此前他是《外交事务》杂志的编辑。为了采写这本尖锐的著作，他多次踏遍全球，据他自己估计，大概旅行了9.3万英里（大约15万公里）。 他采访了200多人，近距离观察了独裁者用来控制民众的越发狡诈的手段，他的描述令人胆寒而沮丧。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策略，无非是混淆视听。公民们再也无法明确地知道，那条线究竟画在哪里。一个委内瑞拉人告诉作者：“恐怖不会留下指纹。” 不 过，道布森的这本书不仅仅是狡猾的独裁者的梦魇目录。对于民主拥护者如何相应地改变策略以应对新情况，他同样感兴趣——事实上是更加感兴趣。其中一些新举 措已在“阿拉伯之春”中展示了出来。在这场运动中，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的专制者纷纷倒台。其他办法仍在持续酝酿中。他关于公民如何运用全新、有的放矢的 策略对抗现代独裁者的描述，简直是异常鼓舞人心。 道 布森描绘了一些全球领先的草根民主倡导人的画像，这些人在知识、策略与财经方面提出了种种呼吁。其中一位草根明星是吉恩·夏普(Gene Sharp)，这位美国知识分子撰写了一本关于如何推翻独裁者的小册子，叫《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93页厚，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供人们下载。 不过道布森最令人振奋之处还在于他立论扎实，与活动家广泛交流，并解释了他们的各种策略。他指出，更多人愿意加入反抗行动，前提是行动在夜间或是在黑暗中进行，“以免遭到当局的监控。” 他探讨了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前，吸纳军警队伍中同情分子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吸收这些人的子女或许还更加有价值。他引用了一位策略家的话，“如果指挥官们看到自己的子女走在人群前列，他们不大可能下令镇压。” 在 谈及民主运动可以采取幽默的方式时，他说得十分巧妙。普京曾关闭了一家播放《南方公园》(South Park)的电视台，结果活动家们举起了“普金杀了肯尼”(Putin Killed Kenny)的标语。这些人“在捍卫言论自由，”道布森写道：“但他们没法直接这样去表达。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在保卫肯尼和卡特曼这些动画角色。” 一位委内瑞拉的反对派人士用生动的语言谈起了该书中的许多经验教训，他说：“假如你要抗击迈克·泰森(Mike Tyson)，不能跟他比拳头，因为就算他已经疯了，他还是能把你给打死。但如果你能叫板他来场象棋比赛，恐怕还能有取胜的机会。” 《独 裁者的学习曲线》描述的各种策略步法轻灵敏捷，不过书中的一大重点在于，提出民主运动不能仅仅止步于此。快活的想法与嬉皮服饰还不够。道布森写道：“革 命，如果希望取得成功的话，需要的是规划、准备以及机智的理解力，要对一个除了保住权力别无他想的压迫政权有充分的预期，并在智力上胜过对方。” 道布森还指出，事情可能会突然起变化，“但为了这可能到来的一天，通常运动或组织在此之前已经从事了数月或数年危险的（时而是单调的）工作。”一位民主领袖用更直白的话来说明：“临时性的自发行动只会害你送命。” 如 果运气够好的话，道布森的书将走进那些渴望自由的人民手中。他们将在书中找到乐观的调子，同时也会看到严酷的现实。作者引用了有关政治自由的数据以及全球 民主运动的数据，自2005年到2010年，相关数据一直在下滑。现代的独裁主义者已经学会了灵活的新手段以谋求发展。 “近来，我有种感觉，好像我是在终场时才进来的，”在《黑道家族》第一集中托尼这样说。然后他补了一句：“好日子已经结束了。”道布森的书提出了一种假设，那就是今天的许多独裁者或许体会到了类似的烦忧。只需要民众恰如其分地推一把，就能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斩断忧思。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2年6月11日。

—— 作者：DWIGHT GARNER 译者： 詹涓，纽约时报中文网

專訪袁偉時：不恪守法治觀念導致辛亥革命失敗

《明鏡月刊》記者　駱晨


“關於辛亥革命性質的界定，最不靠譜的是‘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論’。這一說法，旨在證明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高明，共產黨比同盟會-國民黨正確，指責後者不敢發動工農，因而不敢和不能把戰火燒遍全國，導致辛亥革命失 敗。這其實是昧於實際情況的宣傳語言，”曾讓中宣部十分惱火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再次發出讓官方御用史學界看來礙眼、聽來刺耳的聲音。

袁偉時教授。（Jonas攝）


冰點停刊整頓因他的文章而起

1912年元旦，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正式宣告誕生。整整100年後的2012年前夕，《新 史記》雜誌刊出剛剛迎來自己八十大夀的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接受專訪的答問《清末已在改革，爲何爆發革命？》，分析了中國由一個老大帝國變為共和國的來龍去 脈，以及整整一個世紀以來，“共和”徒有其名、而無其實的原因。
袁偉時教授是廣東興寧人，本爲哲學教授，但後來以晚清到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和 思想變遷為主要關注和研究對象，成爲這一研究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出版有《中國現代哲學史稿》、《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與人物》 、《路標與靈魂的拷問》等。主編《現代與傳統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文叢》等。
袁偉時教授對清末民初變遷的見解，一再挑戰中國官方 史學界的結論。2005年11月15日，他在《中國青年報》著名的“冰點”週刊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以他多年研究成果，澄清中國教科書中的謬誤和 片面說法，觸怒高層，被中宣部認定為“犯了嚴重政治錯誤”，引發軒然大波，導致“冰點”週刊停刊整頓，主編撤換。但是袁偉時教授並沒有屈服，最近六年來， 他著述、接受採訪更勤，其敏銳犀利的觀點不僅在史學界別樹一幟，也在社會上産生較大影響，逐漸深入人心。
《新史記》記者向袁偉時教授提出了當 前辛亥革命研究中有爭議的、而讀者又迫切希望得到解答的八個問題，包括“辛亥革命是什麽性質的革命？”“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功，哪些方面遭遇了失敗？失敗的 原因是什麽？”“清廷已啓動了憲政改革，爲何還會爆發革命？”“辛亥之後數十年的亂局，人們追溯到與《臨時約法》嚴重缺陷有關，您對《臨時約法》如何評 價？”“如何看待辛亥革命與傳統的關係？”等。
袁偉時教授開宗明義就說：“每個問題都應撰寫專文，才能說透。”但他盡力簡明扼要地以書面形式一一作了回答。

民初紛爭的禍源是《臨時約法》

袁偉時對《新史記》記者指出：辛亥革命有三大收穫：1，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2，言論自由；3，三綱坍塌，宗法專制的思想體系開始瓦解。而失敗則 在這些收穫沒有鞏固下來。主要原因，他認爲，是“北洋實力派和國民黨都沒有牢固樹立法治觀念。他們口頭上也講法治，但行動上往往背道而馳”。
例如：袁世凱居然成立軍政執法處，不經司法部門肆意抓人、殺人；同盟會和國民黨這一方呢？1，動輒暗殺或捕殺和自己意見不合或被懷疑為政敵的人；2，一不 如意，就起兵鬧事，用槍杆子解決矛盾。“二次革命”，“護法戰爭”，“北伐”，“東征”，“國民革命”，直到政權奪到自己手上為止。這些行動都被美化為不 容置疑的“革命”，一一檢視，大都是權力或利益之爭。
袁偉時以宋教仁被刺案爲例：當時全國各界異口同聲，呼籲通過司法程序解決宋案，實行法 治，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最大的“國情”！可惜，孫文等國民黨領導人充耳不聞，先是冀圖暗殺袁世凱；繼而不顧黨內外反對，不自量力，一意孤行，發動“二次革 命”，冀圖用槍杆子決是非，法治進程因此中斷，一個多月後，全軍覆沒。袁偉時指出：出現這個局面，不是由於“國情特別”，也不是民眾水平低下，而是國民黨 領袖尚未告別草莽英雄的氣概，染上革命幼稚病，抗拒法治，從而造成這樣的惡果。
袁偉時教授更援引1925年民國元老熊希齡和胡適、馬君武等人 的看法說，“戰禍，全由於《臨時約法》之不良”，他認爲，“這是經得起推敲的定論”。在系統地分析了《臨時約法》的各項弊端後，袁偉時對《新史記》總結 說：“說到底，這是革命幼稚病發作，使出一個連環計，把一手交出去的權力，換個手要回來。”
他認爲，制訂《臨時約法》的這些失誤，一直影響民初政局的發展，是各項紛爭的制度原因。
晚清大變局中的歷史人物，應該說，都是當時中華民族的傑出精英，爲什麽會一連串失誤，導致百年來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疊遭坎坷？袁偉時並未對此問題 詳細展開，但他告訴《新史記》記者，有兩個原因非常值得重視：一是受限於傳統的重負，二是沉溺於抽象的正義和多數人利益。他們總是自負地認為自己生長的土 地有悠久和輝煌的文化，總是構想出一些超越現代文明已有高度的美妙藍圖，就是不肯首先紮紮實實吸納現代文明和其他民族的制度成果，建築釋放中國人創造力的 社會制度平台——“百年來，一個接一個的飛來橫禍，都是傳統包袱加民粹空想共冶一爐為思想源頭的”！
有分析人士認爲，袁偉時的這些見解又會引起不小的爭論。（《明鏡月刊》第25期）

《国家利益》：中国的深海野心

核心提示：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确保经济飞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是资源密集型的。随着中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形成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北京会强烈关切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自由通航问题。要具备控制海洋的能力，中国还要做大量的追赶工作。

原文：China's Blue-Water Ambitions
发表：2012年7月6日
作者：Kailash K. Prasad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校对



从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的正当性源于确保经济飞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是资源密集型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业绩艳羡不已的人不应忽视稳定的能源供应线在维护政治现状方面发挥的作用。而今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这一点，因为北京对石油、金属和矿产的索求已让它远离了本国海岸。

随着中国在非洲和中东地区形成复杂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北京会强烈关切印度洋以及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自由通航问题。但中国对在家门口与他国共同承担海洋安全责任感到不快，这并不奇怪。鉴于在上述海域巡逻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美国——所具备的相对实力，中国担心，如果出现危机，它在进入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时可能会受阻。更糟糕的是，北京可能要被迫对其长期秉持的对一个远超出国际法认可范围的地区的主权逻辑作出妥协。

要具备控制海洋的能力，中国还要做大量的追赶工作。世界上最大的21艘军舰加在一起的总排水量是6750万吨，剔除美国海军，全球还剩下46%，大约是3630万吨。尽管排水量的分布并不是衡量海军实力的精确标准，但它与美国海军的绝对优势一道，令对现状不满、正在崛起的大国不会感觉良好。

不幸的是，中国经过三十年海军现代化进程所能展示的只是几艘核动力攻击潜艇和弹道导弹潜艇，这些潜艇与世界顶尖海军旗下的潜艇相比很落后，还有就是一艘航空母舰，而中国现在刚刚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航母，再有就是一些反舰弹道导弹了。

能让北京真正具备竞争优势的只有反舰弹道导弹。五角大楼报告说，这些高机动性导弹的射程为1000英里。由于即便是下一代海军战机在距离预定目标600英里以外发起攻击也会因航程不足而无法返回航母，打掉潜在敌人对西太平洋大部分海域的准入能力看来是可能做到的。

但就近期而言，中国的深海野心很可能仍无法实现。一艘经过翻修的苏联时期的航母、反舰弹道导弹和几艘不具备隐形能力的核潜艇并不能让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远离本国海岸的海域执行复杂的作战任务，即使中国的水手们能够掌握新船。

根据人民解放军海军当前所作的主要部署来看，其影响很可能在距该国较近的海域被人感觉到。"宋"级、"明"级大型军舰、以柴油发动机发电的"罗密欧"级潜艇、双体船、船坞登陆舰及其它短程和岸基武器将会对邻国的日常性选择——特别是与中国还是美国加强联盟关系的问题——造成影响。

中国渴望其海上邻国能接受该国的海军现代化努力。这种支持在当前看来至关重要，因为缅甸显然已失去作为替代性能源走廊的作用。此事曾引发北京的一些人士怀疑，为确保自然资源供应安全而寄希望于通过花大笔钱去发展极为脆弱的关系是否稳妥。

但如果中国有意继续实施在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对抗中看到的那种冒险政策的话，大多数国家都不太可能对中国海军的野心抱有热心。随着印度和澳大利亚等距离较远的国家也要面临一个实力壮大的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的友好言论几乎无法让人消除疑虑。日本和韩国也发现，最好对中国不断壮大的实力进行制衡，而不能期望北京的军事策划者们不会因对现状不满而采取行动。澳大利亚已着手耗资400亿美元，对其潜艇编队进行最初阶段的整修。印度最近收到俄罗斯制造的一艘"鲨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此外，该国还在制造本国核潜艇并增建一艘航母。日本则在扩充本国的潜艇编队，这是该国过去36年来首次采取这种动作。韩国也在改进本国的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

在该地区作出误判会付出高昂代价。目前很难认为，这种环境会对中国多么有利。从表面上看，壮大海军实力可让北京更轻松地发挥影响力。但如果中国的海军现代化进程促使本地区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的话，那么就很难确定人民解放军海军还能希望在长期具备什么优势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称霸看来不太可能。而一旦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可能导致北京在强国林立且缺乏信任的后院地区更加孤立和脆弱。

黄卧云：历史选择了民主

　　我们常常听到的历史选择论，或称历史必然论，作为对一种制度的辩护颠倒了它本来的意义，把一个发展中的阶段性的结果当作了最后的不可改变的结果对待。就本义而言，历史的选择恰好意味着选择的可更改性。连续的、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人类活动构成了历史，历史的选择也就是人类的选择。每一代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一代人的选择不能代替下一代人的选择，上一代人更无权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下一代，因此，历史的选择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任何阶段性的选择都只是暂时的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都需要重新认证。民主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它始终保证选择的开放性，历史选择民主，民主也让历史选择。

　　过去的100多年中，世界经历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主义和政治实验，诸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神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经过时间之河的大浪淘沙，大众从来没有像现这样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什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民主成为各国人民的不二之选。


　　民主思想已被年轻一代所掌握

　　中东革命最近接连出现新的转机：历经了数月动荡的埃及迎来了埃及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的选举并产生了总统穆尔西，终结了长达60年的军人统治。虽然分析人士指出埃及军方势力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并将继续掌控埃及，但埃及通向民主的大道已经打开，无人可以重新阻断，这是没有悬念的；曾宣布已准备为了叙利亚而死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对人民坚持了长久的镇压和屠杀后，其世袭暴政再也撑不下去，表示愿意交出权力。

　　中东独裁者的下场各有不同，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各自选择的结果。卡扎菲以武力抗拒到底，最后死得很惨；穆巴拉克在进行最初的强硬镇压、造成800多人丧生后放弃了挣扎，被送上刑事法庭并判处终身监禁，意志和身体很快被彻底摧垮；手上沾满了鲜血的叙利亚巴沙尔的结局估计不会好，俄罗斯方面已宣布不会为其提供政治避难。

　　中东革命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即青年人成为政治变革的主角走到了舞台的中央。突尼期的年轻人点燃了中东反抗之火，在本·阿里下台11天后，埃及的年轻人把革命带到了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利比亚的年轻人显示了最大的勇气，从没有拿过枪的他们冲上了前线与卡扎菲的部队对抗。

　　阿拉伯青年的行为验证了一句老话：革命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正如有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中东的年轻人与西方的同龄人相比，在渴望自由和民主上并无不同。通过社交网站和手机媒体，阿拉伯青年建立了以前难以想象的广泛联系和沟通，也空前地增强了他们的政治意识，使这个一直被法老和军事独裁者所统治、民众变得麻木的社会，在年轻人的带动下表现出了对民主、自由的强烈热爱，这种强烈的热爱进而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力，人们得以摆脱在长期的威权管制下形成的恐惧。

　　青年成为中东革命的主角绝非偶然。青年最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技术，他们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网络上大量的信息使他们能够冲破统治者的信息限制，在统治者继续沿用过去的方法驯服年轻一代、并且认为收效良好时，年轻有为的一代对新生活的憧憬使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在社会平静的表面下，那些蓬勃跳跃的心灵在随时等待时机。突尼期青年布阿齐兹的自焚立即被失业的大学毕业生抓住，他们在facebook上传播消息和截图，交换思想，在没有任何“一声炮响”的情况下，出乎全世界意料的中东革命开始了。

　　作为当事人的本国统治者更是没有想到力量对比会如此急剧地转化。在穆巴拉克统治的30年中，民众从没有停止过对政府的反抗，但由于规模有限，很快就被政府扑灭了。2011年2月11日，在穆巴拉克被反对者轰下台前几小时，埃及6位退休的将军在一家私人俱乐部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他们能代表谁？”其中一人说，“喊声是挺大，但别忘了，还有7900万埃及人没来解放广场，那才是大多数。”他们还以为当前这些示威者不过是再一次小打小闹，将和过去一样有始无终，成不了气候，然而，他们绝没有想到，那天下午穆巴拉克就投降了。

　　历史上的变革通常是疾风暴雨般地展开，社会中种种苦难和邪恶经过长期的日积月累，人民已无法继续忍受下去，酝酿已久的反抗风暴终于横扫旧的权势阶层，新的统治者开始上场。

　　当代的民主变革已是另一种图景。对具有民主思想的一代人来说，革命已不是更换统治者的同义词，他们不需要承诺给他们带来幸福生活的新的统治者，他们要建立以普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制度。经验告诉他们，只有一人一票的普选才能确保大众掌握最后的政治发言权。埃及民众在最初推翻穆巴拉克后，以欢呼和鲜花来迎接军方的坦克，然而，当军方没有如期按照事先的承诺交出权力时，百万埃及人再次走到广场抗议。于是有人幸灾乐祸，说这是埃及混乱局势的开始。这种论调所以肤浅，是因为它没有看到，正是某种混乱孕育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它意味着民众对民主目标坚忍不拔的坚持。我们无须为埃及的未来担心，在这个中东最大的国家里，积极的变化有目共睹，现在，它的人民至少拥有了表达自由和勇气，他们不再恐惧，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民主化成就，这也是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埃及人再也不用惧怕穆巴拉克统治下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的逮捕和情报探子的告密。

　　中东国家的上次革命发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在摆脱西方控制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号下，一批年轻的中下层军官陆续发动革命，他们也几乎是革命的唯一参与者。1952年埃及陆军中校纳赛尔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国王，成立阿拉伯埃及共和国。1958年伊拉克如法炮制，其“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国王，成立伊拉克共和国；同年，叙利亚的军官发动政变，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纳赛尔的崇拜者、利比亚野心勃勃、27岁的中尉军官卡扎菲也效法埃及革命，1969年领导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一场混乱无序的闹剧般的夺权行动中不可思议地获得了胜利，成立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中东各国的成功夺权者都建立起自己不受限制的强大权力。

　　民众主导的革命，民众享有革命的成果；少数人的革命，或少数人主导的革命，其成果也由少数人享有。革命功臣及其权力继承者往往把国家当作取之不尽的利益之源。从萨达姆，穆巴拉克到卡扎菲，中东专制者没有例外地无不拥有数额巨大的家族财富。专制制度从最好的治理效果看，如有研究者总结的那样，“在强有力的国王统治之下，国家差不多在各方面都昌盛兴旺，只是人民受压迫”。

　　用生命和鲜血在革命中筑起的权力神坛，通常要用生命和鲜血来祭祀。第一次中东革命催生出来的这些政权中，最残酷无情的要数萨达姆当局，在其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根据伊拉克本国宪法和《世界人权宣言》所应享有的个人、公民、政治和工作权利安于现状全被剥夺，他们受到任意处决、羁押、酷刑、宗教迫害。独裁者平时尽最大努力把自己装扮成热爱人民的领袖，但在保住个人权力的斗争中，他们最终暴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历史不是任意发展的。从一个时段看，历史发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出场的历史人物影响到历史画面的色彩和明暗，但从宏观历史进程看，历史发展显示了明确的目标性，它总是向更善、更合理的方向发展，这表明，善作为内在的力量总在潜在地发挥着作用。善的意志规定了人类历史的方向，使它不会永久地朝着恶的方向发展，人类的善必须在某个地方制止恶的发展。道德的发展推动政治社会不断向善，这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的：“凭借不间断的努力，达到生存的最高形式。”推动进步的革命看上去是一种外部的表面上的力量，在它的下面，却潜伏着善的意志，“像土壤覆盖着的坚硬岩层，以其坚固的内核稳定地支撑着地面”。

　　善的力量是无法抗拒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抗拒它，但不能永远抗拒它，这使民主最终摆脱靠偶然机遇取胜的命运。虽然关键少数在当代民主进程中依然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但它对卓绝超常的民主英雄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了，换句话说，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英雄大大增多了。2011年至今的中东革命显示，每一个公民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都能成为民主英雄。


　　围观迫使他们“还政于民”

　　和中东相比，早先一些时候，巴基斯坦、泰国和不丹三个亚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来得更加温和。曾经通过政变上台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为了获得连任而清除最高法院的反对派，在2007年11月发动第二次政变，但事隔3个月，这个国家就举行了自由的议会选举。泰国军方在2006年9月以腐败为由推翻民选的他信政府，成立了由政变领导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接管国家权力，15个月后，它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还政于民”的承诺。而我们的另一个小邻国不丹，在2008年3月波澜不兴地完成了从君主国到民主国的转变。

　　它们是20世纪末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平稳转型大趋势的继续。在许多个国家，无论世袭君主，军事独裁者，还是极权主义国家领导人，抑或顽固坚持种族主义的政党，都相继把政治选举权交给了人民。智利的皮诺切特、南非的国民党、韩国的全斗焕、卢泰愚、台湾地区的蒋经国都包括在这个名单中。

　　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和泰国军方都没有到无法掌控局面的地步，他们没有山穷水尽，人民革命的风暴没有来临，两国局势甚至堪称稳定，而仁慈国王统治下的不丹国，经济繁荣兴旺，人民生活幸福。

　　穆沙拉夫的确允诺过要弃武从文，但如果要继续实行军事统治，恐怕国内也没有现实的力量能够加以阻止。他毫无疑义地牢固地控制着军队领导权。如果从稳定压倒一切的角度看，他有极为强大的理由保持不变，如国内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分子活动猖獗；被赶下台的谢里夫伺机回国参选，制造动乱；只有自己才能为国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他统治的8年中，国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25%。

　　泰国军方为了把自己的军事行动与夺取政权划清界限，表明它仅仅是一次清理腐败的行动，一开始就宣布临时政府将在1年之内把权力交给民选政府。在军方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期间，政变领导人完全有能力做到自我授权，组建自己的永久性政府。

　　选择了民主，就意味着选择了甘愿承受失败和对自己不利的局面。由于民主选举从不预先许诺任何人以权力，每个候选人、每个参选的集团和政党都要面对可能的失利。巴基斯坦的大选中，总统穆沙拉夫领导的党遭受了挫败，而反对他的两大政党获得联合组织政府的权利，这对在几个月前由议会选举的产生的总统不能不是个打击。泰国的人民力量党在选举中明确声称是“他信的代理人”，并通过打他信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和执政党，这一选举结果也不是政变领导人乐意看到的。

　　什么因素促使他们放弃权力或者部分放弃权力？从自身利益上去解释是行不通的。根据一种观点，专制者转向民主的一个前提，是其自身利益在民主条件下能够得到保证。这个前提极难成立，因为民主本身就是对专制利益的否定，两者不能共存。说他们由于对民主具有坚定的信念而选择了民主，对他们中的个别人可能是真实的，但对于更多的人，则不能使人信服。

　　合乎情理的解释是，他们受到来自自身的心理压力，而且这种压力足够强大，使他们能够超越单纯个人利益的算计。对人生来说，毕竟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这一心理压力与外部压力有一定的关联，但不同于外部压力。外部压力不能让独裁者改弦更张。对来自国内方面的压力，他可以通过强化警察和军事力量以提高对社会的压力保持稳定，对来自国外的压力，他可以置若罔闻。对舆论反应敏感的人，在民众的反对意见面前会谨慎行事，但这不是独裁者所为，独裁者要做的是消除反对的声音，控制舆论，并把舆论引导到自己有利的方向上来。

　　外部压力能够转化为对统治者的内心压力，需要他们有最起码的耻耻辱感和民主共识。把人视为“有文化的有机体”的观点，指出了人类群体被特定文化所铸造的事实，同时也暗示，人们可以因文化的相互影响而改变观念。由民主文化培育出来的人们，与由专制文化培育出来人们，对待权力的观点完全不同。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是美国唯一未经选举而就职的总统，接替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辞去的总统之职。从众议员到副总统，他也没经过选举，从副总统到总统，他也没经过选举，这使他有如重负在身，在总统就职演讲中，他直率地告诉美国公众：“我十分清楚你们没有选举我当总统，所以我请你们用你们的祈祷确认我为你们的总统……”

　　在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中，民主观念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吸引世界各国人民，除了那些极度封闭的国家外，一般人都已经认识到，合法权力只能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凡是不经民主选举得到的权力，无论是篡夺得到的权力，还是自我授予的权力，都不具有合法基础，这就让未经人民授权而得到权力的人产生耻辱感。在道德重压下，他们不得不面对民主原则。

　　从日常经验中，也可以观察到人们在道德压力下产生的行为变化。在人们普遍认为拾到的财物就理所当然归于自己时，一个拾到巨款的人就不会有物归原主的心理压力，他可能心安理得地占有了。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法律明确规定占有他人失去的财物乃是非法所得，他对意外拾取的财物就失去了正当占有的心理依据，具有道德反思能力的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问心无愧地花销了，内心受到了压力，特别是当他看到别的人都在纷纷交出拾取的财物后，他更不能无动于衷了，他的内心在挣扎，是交出，还是留下？是要尊严，还是要财物？

　　民主的外部压力仍然是重要的，只是它不一定表现为尖锐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不少时候，外部压力就是已经被大众所掌握的民主思想，它像阳光照耀黑暗中的物体那样，静悄悄地、但持久地发挥作用。古罗马的一位哲学家描写的阳光特性，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民主思想所带来的这种压力的特性：

　　“阳光照射下来，分布到所有的方向，这种分布就是扩展。当它遇到任何挡住它的去路和切断空气的固体时，它可以说是被隔开了，但是光仍然在那里保持着稳定，并不滑动或缩小。它不对挡住它去路的障碍做激烈的冲撞，同时也不畏缩，而是稳定地照亮接受它的东西，因为一个物体如果不接受它的话，它就得不到光亮。”

　　制止不法行为，只要我们围观和用目光直视或者斥责正在实施不法行为的人，往往就能收到效果，他会自动收手，而不一定需要强制性的警察行动。只要他还没有丧失对不正当行为的耻辱感，这种围观带给他们的耻辱感就将使他停止不法活动。民主压力由外部转化到人的内心的过程，与这一过程是一样的，它必须借助于人的道德反思能力。

　　随着民主之光的普遍照耀，绝对权力主义的荒谬本质也被人们看得更加清楚。侥幸仅存的绝对权力在世界上被割裂在几个孤岛上，不但引起全国民众的围观，也引起全世界的围观。众目睽睽之下，考验着它们的抗压能力。南非国民党的种族主义政权最终能主动交出权力，除了南非黑人的坚决反抗，也同国际社会坚持对它施加压力是分不开的。


人民不腐败，民主不会远

　　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受政治实践和政治哲学共同影响，政治实践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控制权力，使被统治者免受统治者个人意志的任意支配；政治哲学受伟大的平等理想的激发，从善的角度探寻政治权力的最终源头。前者通过确立法律的最高地位，把君主的权力置于法律之下；后者通过确认人民的最高地位，把国家权力最终放到人民手中。理想与实践两股潮流成就了民主制度。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就在于把政治哲学的最高的善通过法律规定成为制度现实。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一种总体的法律安排：人民同意是国家权力的惟一来源，人民用他们的选票决定谁暂时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

　　民主不是一个关于发展模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权力正当性的法律问题，由民主选择产生的权力，才是可以理解的有正当理由的权力，并在法律上有效的权力。民主的终极意义就在于，人民始终保持民主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力。因此在法律意义，民主不是一个可以讨价还价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的问题，因为人们无权在合法与不合法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就如人们无权在犯罪与不犯罪之间自由选择--选择犯罪就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只有保证了民主选择，政治才不会腐败，政府也才不会腐败。过去，衡量一个具体政府有无合法性的重要标准，是看它是否实施了良好的治理，“得民心者得天下”。政府颁演万能的角色，既是真理的向导，民众的指路人，又是国家富强的根本。现在，人类政治把维护正义作为自己最根本的目标。政治正义是评判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标准，它包含双重意思，一是权力的产生必须是符合正义原则，即它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人民的同意；一是权力的使用必须是正义的，即它不是依个人意志而为，而是依法律的意志行事。

　　维护正义的政治职责，对政治领导人的品质有着某些特殊要求。人们相信，真正的政治家，其使命就是全身心地服务于国家和公众事业。他们被合理的期待，当他们决定了选择以政治为生的时候，就已决定接受符合公共精神的道德生活，就已放弃了把享乐作为生活目标。这虽然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政治领导人形象，但也是一把必要的标尺，这些品质对于担负国家管理职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政治领导与政府治理有着不一样的含义，政府是社会的管理者，它在法律的指导下，根据规定完成自己的日常工作，从业人员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熟悉专业化管理。政治领导负有精神引领的责任，它要体现出一个国家的价值追求，它通过政党和政治家的行为和价值观念集中展现国家的精神形象。政党存在的价值，就是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保证各怀私欲的政客以必不可少的正直、诚实、节制、负责、守法精神，忠诚于国家和人民。他们追求理想，行为上表现出一定的精神境界，将有助于提升民族的精神。他们的傲慢，自大，不负责任，没有自律，反映了一个国家法律的无能和人民的渺小；他们追求私利和权势，缺乏理想和精神追求，将危害民族的整体精神。

　　政府在推进经济进步方面作用很小，虽然政治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明显的。曾在西方盛行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在取得短暂性成果后被放弃，是因为政府过度干预经济被证明是有害的。经济发达的民主国家，它在经济上的成功并不归功于民主政府，而是归功于民主社会，如果说民主政府对经济有什么长期性贡献的话，也主要是表现在对自由社会的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上。

　　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原动力，它来自于经济人对利润的追求，人类在科技上取得的进步，以及市场的拓展。经济自身的动力是如此强劲，以至于只要它具有适当的自由空间，即使在政治动荡的环境中也依然能够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中国工业在1912至192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达13·4％，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世界市场变化的结果，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发展也是因为同一时期中国没有有效的全国性政府，由于政府不能正常地行使管理职权，中国经济获得了暂时的自由发展机会。

　　民主是因为促进了自由而有利于经济成长的，自由是一国繁荣的全部奥秘，最好的治理就是促进自由，只有民主政府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经济目的不是民主的目的，民主史是关于人类追求平等、正义和自由所进行的全部努力的纪录，它是一部人类的以正义为导向的精神运动史，而不是物质发展的历史。

　　民主的现实和民主机制的正常运转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人民对自由与正义的热爱和对自身权利的坚持。人民有了这样的品质，当他们的自由与权利受到威胁或处于危险中的时候，就会积极运用自身的力量消除危险。如果人民一旦腐败，也就是他们都只为各自的生计而求自保，苟且偷生，甘愿为奴，对民主的期待就会落空，因为民主的馅饼从不会自天降，而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民主也会堕落。

　　只要一国人民没有腐败，没有堕落，国家就不会腐败和堕落，有的国家在专制垮台后尚未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甚至出现了民主进程的暂时中断和逆转，但它们已再也不能建立起稳定的专制体制了。中东国家在革命后一时不能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这非常正常；而正是它们的人民在民主上达成了基本共识，这些国家并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因部落和复杂的宗教冲突而分裂，只要它们的人民坚持而不是放弃用行动表达其民主理想，中东国家建立稳定的民主制度就指日可待。

　　世界民主大规模的拓展，取决于民主的实现不再依赖于偶然的历史机缘，而是依靠民主思想的深入、人民争取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和扩大影响。和很多真理的命运一样，民主真理在经过有意无意的抵制、篡改、歪曲和误解后，发出的光芒更加耀眼和绚丽，更加坚定了人们对它的信仰。

　　黄卧云，共识网

《卫报》：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

核心提示：在全球各地，资本主义都陷入危机，人们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包括很多年轻人。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除了马克思，谁还可能是更好的阅读对象呢？没错，卡尔·马克思现在属于主流——天晓得到何时才是尽头。

原文：Why Marxism is on the rise again
发表：2012年7月4日
作者：Stuart Jeffries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一名公用部门的工人去年在伦敦东部罢工。图片：KeystoneUSA-ZUMA/Rex Features】

（原文提要：在全球各地，资本主义都陷入危机——但替代选择究竟是什么？噢，某位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遐想如何呢？没错，卡尔·马克思现在属于主流——天晓得到何时才是尽头。）

阶级矛盾曾经显得很直截了当。在有史以来位居第二的畅销书《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顺便提一下，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是《圣经》——给人的感觉却像色欲小说《五十度灰》。）

今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掘墓人著书立说之后164年，事实几乎恰恰相反。无产阶级远远没有埋葬资本主义，而是让其苟延残喘。过度劳累、薪酬极低的工人们表面上被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所解放了，但他们却被驱使到自杀边缘，为的是让西方人继续玩他们的iPad。中国的钱为美国买单，否则美国就会破产。

这种讽刺意味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那里也没有白费。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雅克·朗西埃说："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主导地位今天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该党为离开本土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廉价劳力，剥夺工人的自我组织权利。好在，要建立一个与今天相比不那么荒唐和更为公正的世界是有可能的。"

这种希望也许还解释了我们的经济灾难时代的另一个荒谬可笑的真相——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名著《资本论》的销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如此。它们的销量的增加的同时，英国工人在帮助银行走出困境，以使这个衰败的体系保持运转，让富人安享优裕的生活，却让其他人在债台高筑、朝不保夕的工作或者更为糟糕的境况中苦苦挣扎。有一位叫做何念的中国戏剧导演甚至利用《资本论》的复兴创作了一部载歌载舞的音乐剧。

最近，卡尔·马克思被开姆尼斯的德国储蓄银行的顾客从一份有10位竞争者的名单中选中，出现在新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上面，这可能是这位留着漂亮胡须的革命理论家最惹人喜爱的咸鱼翻身。从1953年到1990年，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开姆尼斯叫做马克思城。显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20多年，前东德并没有将自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一笔抹掉。路透社2008年报道说，对东德人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52％的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不适宜的"，43％的人说，他们想要恢复社会主义。虽然卡尔·马克思可能已经死去并葬在海格特墓地，但他却依然在渴望获得贷款的德国人中大行其道。自己的头像被用在一张让德国人进一步深陷债务的信用卡上，马克思会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吗？

在伦敦，数千人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组织的为期5天的狂欢节"马克思主义2012"。虽然这项活动每年都举办，但让组织者楚纳拉感到吃惊的是，近年来，参与者当中的年轻人大量增加。楚纳拉说："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生兴趣——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并且尤其是像我们目前陷入的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

鼓吹马克思主义仍起作用的书籍一直都不缺少。英国文学教授特里·伊格尔顿去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为什么马克思是正确的》书。法国毛主义哲学家阿兰·巴迪乌出版了一本名叫《共产主义猜想》的小红书，封面上有一颗红星（带有浓厚的毛色彩，也很时尚）。在书中，他号召信徒们开创共产主义理想的第三个时代（前两个时代分别是从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到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被屠杀、从1917年到1976年毛的文化革命失败）。这一切难道不是一种妄想吗？

马克思的庄严理想对我们的有用程度难道不就像手织机对于苹果电脑公司在创新方面的声誉的作用吗？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梦想在2012年难道不是毫不相干的？我对朗西埃说，毕竟，资产阶级没有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朗西埃拒绝悲观："资产阶级已经学会让被剥削阶级为其危机买单，并利用他们来解除自己敌人的武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否定历史必然性思想，断定目前的情况是永恒不变的。掘墓人依然存在，存在于生活朝不保夕的工人之中，比如远东那些遭到过度剥削的工厂工人。而今天的大众运动——在希腊和其他地方的——也表明，存在着一种新的意志，就是不让我们的政府和银行家给人民造成危机。"

那至少是一位七十多岁的马克思主义教授的看法。那么抱有马克思主义情怀的更为年轻的人们又如何呢？布莱克韦尔－帕尔是伦敦戈德史密斯学院的一名22岁的学生，刚刚完成英语和戏剧专业的本科学业。我问她为什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合乎时宜。她说："要点在于，撒切尔当政，或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扯在一起的时候，年轻一代还没有出生。我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它视为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的一种方式。想想埃及正在发生的事情。穆巴拉克倒台时是那么激动人心。它打破了许多成见，比如在穆斯林世界人们不会为了民主而奋斗。这证明了革命作为一个过程而非一起事件的正当性。因此，埃及发生了革命、反革命和反反革命。我们从中学到的是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可以肯定，这就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复兴的关键：对年轻一代来说，它并没有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群岛的玷污。同样对年轻一代而言，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似乎无可置疑，推翻它不可想象——中的必胜欢呼并没有像对老一辈那样对他们的想象力产生窒息作用。

布莱克韦尔-帕尔周四将在马克思主义狂欢节上就切·格瓦拉和古巴革命问题发表演讲。她忐忑不安地说："这将是我第一次就马克思主义发表演讲。"但是，在当今时代，思考格瓦拉和卡斯特罗有何意义？可以肯定，对今天的工人斗争来说，社会主义暴力革命是不相干的，对吗？她答道："根本不是这样！英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相当有趣。我们有一个很弱很弱的、陷入内讧的政府。我想，只要我们能够真正组织起来，就能把他们赶下台。"英国能有自己的解放广场、自己的卡斯特罗7.26运动吗？让一个年轻女子去梦想吧。经过去年的骚乱，而今天大多数英国人都与政府内阁中的富人远远隔绝，只有蠢材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了得到不同的见解，我找到了欧文·琼斯。他现年27岁，是新左派的招贴画男孩，著有2011年的政治畅销书《愤青：工人阶级的妖魔化》（Chavs：the Demonisation of Working Class）。他在开往布莱顿的火车上，前去参加团结会议。他指出："虽然英国不会有流血的革命，但一个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是有希望的。"

他说，实际上，19世纪60年代，晚年的马克思设想了这种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认为它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以外的手段来实现。"他的确考虑了扩大选举权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和平手段。今天，就连托洛茨基主义左派也不要求进行武装革命。激进的左派会说，与资本主义的决裂只能通过民主，以及组织劳动人民建立和维护对抗破坏性力量的公正社会来实现。"

琼斯回忆说，他的父亲——20世纪70年代的一位武装斗争的支持者——持有相信打入内部解决问题的意见，主张确保工党政府当选，然后组织劳动人民来保障政府兑现诺言。他说："我认为这就是所应采取的模式。"多么缺乏新工党色彩啊。尽管如此，交谈之后，琼斯给我发短信，说明他不是武装斗争的支持者或托派。他更想让一届实行激进政治纲领的工党政府上台。他所设想的是工党1974年2月的选举宣言的词句。这项宣言表达了"实现力量与财富的对比朝着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的根本和不可逆转的转变"的意图。且让一个年轻小伙去梦想吧。

至于琼斯这本书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前提是人们重新对阶级政治产生了兴趣，这是马克斯和恩格斯对工业社会分析的基石。琼斯说："这本书要是在四年前写的，就会被人们斥之为上世纪60年代的阶级概念。但是，阶级又回到我们的现实当中，因为这场经济危机对人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还因为联合政府的箴言'我们都相聚于此'令人作呕、荒唐可笑。现在不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坚持认为我们都是中产阶级。本届政府的改革以阶级为基础。比如，增值税的增加对劳动人民产生的影响是不成比例的。"

他说："这是一场公开的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在2016年的日子将不如本世纪初。但是，如果你支持在这方面蒙受苦难的占人口30%的民众，你就会被指责为阶级斗士。"

这与朗西埃告诉我的事情如出一辙。这位教授认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一个仍然站得住脚的观点是阶级斗争。我们的工厂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国家出现了非工业化，工厂的工作外包给了劳动力比较便宜并且比较听话的国家，这与资产阶级统治者在阶级斗争中的行动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外，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艰难度过经济萧条为什么具有某些教导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他的新著《少于虚无：黑格尔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阴影》中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用于我们现在经历的危机中。齐泽克认为，基本的阶级对抗是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

两者之间的区别何在？他解释说，每一种商品都有使用价值，这是按照其满足需要和需求的用途衡量的。与此相对，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历来根据生产时使用的劳动力衡量。齐泽克认为，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变成自主价值。他说："它转变成了自我推动的投机资本这样的幽灵，它之需要生产力和现实的人，仅仅是将他们作为自身暂时的可处置的具象。马克思就是从这一对抗中架构起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的：当现实粉碎了钱生钱，小钱生大钱这样的自我生成的幻象的时候，危机就发生了，因为这种投机的疯狂不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只会爆发更大的危机。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就在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那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交换价值遵循着自身的逻辑，按自己的疯狂舞步跳舞，全然不顾真实人的真实需求。" （译注：以上引文来自何吉贤的译文）

在这样的艰难时期，除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灾难主义理论家卡尔·马克思以外，谁还可能是更好的阅读对象呢？然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重新产生的兴趣被归结为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辩护。兰开郡埃奇·希尔大学民主理论与实践教授艾伦·约翰逊最近在为《世界事务》杂志写的一篇关于"新共产主义"的博文中说："最近，一种引起巨大的苦难和痛苦、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世界观正在卷土重来；这是一种新形式的左翼极权主义，在知识界享有盛名，但却追求政治权力。"

约翰逊写道："新共产主义事关重大，不仅是因为它受到知识界欢迎，而且因为它可能在社会民主主义精疲力竭、财政紧缩和知识界自我厌恶的背景下影响到不同层次的欧洲青年。尽管它有吸引力，但是我们不能显得无奈，听之任之。"

这是我们担心的事情：齐泽克、巴迪乌、朗西埃和伊格尔顿等下贱的老左派会腐蚀无辜年轻人的思想。但是，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是否意味着你会因此接受一种比纳粹造成的死亡还多的世界观？《共产党宣言》和古拉格群岛没有直接的联系，青年左派也没有理由不加鉴别地采纳巴迪乌的令人胆寒的观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在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说，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市场体系的矛盾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赤裸裸的自身利益、残酷无情的'现金支付'、剥削体制和永远无法克服的"无止境的积累"。这个本质上不稳定的体系在一系列变革和重构发展的某一时刻，将导致一种再也不能称为资本主义的状态。"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梦想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将是什么样子呢？霍布斯鲍姆认为，这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对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相呼应的可能性极小，与苏联时代"确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呼应的可能性更小。他接着说，然而，它必定会涉及从私人占有向全球范围的社会管理的转变。他说："这种转变将采取什么形式以及它将在多大程度上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的人文价值，将取决于带来这种转变的政治行动。"

这肯定是最为自由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和我们为斗争所作的准备，或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末尾所说的那样："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上海天主教辅理主教依然失踪 官方表态

 

前香港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右二)参与示威

 

 

 

美国之音黎堡

香港--中国上海天主教教区一位高层神职人员在突然宣布辞去在官方爱国会中的职务后仍然下落不明，当局首次对事件表态。香港一个宗教权益团体向北京中央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当局恢复马达钦主教人身自由，并允许他继续履行神职。

上海天主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在上星期六天主教爱国会为他举行的祝圣礼上突然宣布辞去自己在爱国会中的一切官职，以便专心从事神职。之后，他被人带离教堂，迄今为止一直与外界失去联系。

一些人猜测他被带到上海郊外的天主教圣地佘山修道院反省，但教友们和媒体记者在那里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美国之音星期三下午致电中国天主教上海教区试图了解马达钦的现状，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爱国会：祝圣活动涉嫌严重违规*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质疑，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会一团)星期三发表一条简短声明，称上星期六7月7号上海教区助理主教祝圣活动“涉嫌严重违反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关于选圣主教的规定”， “一会一团”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评估。

在马达钦宣布脱离天主教爱国会的现场除了有近千名为他鼓掌的教徒外，还有天主教爱国会的负责人和政府宗教局的官员。

外界普遍认为，马达钦主教借祝圣的机会当众与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分道扬镳，令中国当局感到意外、尴尬和不满，因此他可能被当局软禁。

*港人示威要求恢复马达钦的自由*

星期三，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的十多名成员游行到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外，要求当局解除对马达钦主教的软禁。

他们高喊 “停止打压马达钦主教”的口号，举着“停止非法祝圣主教”等标语牌，要求中国当局停止打压宗教自由。示威者包括前香港天主教教区枢机主教陈日君。

马达钦是梵蒂冈教廷任命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同时又被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任命为上海教区助理主教。他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担任常委，又是上海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任。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委员潘嘉伟在游行前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说，在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任职的神职人员公开宣布脱离这个官方机构的现象极为罕见，显示神职人员感到官方对教会的控制已经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

*潘嘉伟：事件显示官方控制教会已忍无可忍*

潘嘉伟(右)称官方控制教会已忍无可忍

 

 

​​潘嘉伟说：“马达钦主教用非常聪明的方法在祝圣礼讲话的时候说自己不方便担任爱国会的职务，这样来表示他的反抗。在中国大陆公开教会的神父都不能忍受爱国会的控制，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讯息。”

中国目前大约有1000万天主教信徒，分别属于官方认可的天主教爱国会属下的各地教区，以及忠于梵蒂冈教廷但拒绝服从天主教爱国会管辖的地下教会。中国当 局要求各地教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但是许多教徒认为，中国的宪法和相关的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了他们自由选择 宗教信仰的权利，当局无权要求他们归属官方的天主教爱国会。

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曾在2007年致中国教会的信中表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企图凌驾主教之上，主导教会的活动，不符合天主教教义。

梵蒂冈与北京关系一直相当紧张，但双方做出过一些妥协试图缓和双边关系，包括互相承认对方对神职人员的任命。观察人士说，受到双方承认的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突然做出选边决定，为中梵关系增添了新的变数。

中国形势急剧恶化的势头

梁京

中国形势最近出现了急剧恶化的势头，中共政权有可能以许多人意想不到的速度遭遇他们最不愿看到的局面，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的集中爆发。

中国形势之所以比许多人预想的要严峻，首先是因为经济下行来势之猛，超出了决策者的意料。决策者发现，稳住经济增长速度比他们原来想像的要困难得多。更麻烦的是，由于最高权力交接的不确定性因薄熙来事件的发生而大大增加，使得原本棘手的经济决策变得更加困难。面对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逻辑上，决策者存在的一种选择就是顺势启动重大改革，比如收入分配改革。一方面减少分配不公，一方面增加整个经济和社会承受经济低速增长的能力。

但是，这样的改革必定触动既得利益而引起强大抵抗，同时，因事前并无准备，这种仓促启动的重大改革不可能马上成功，而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不断试错。显然，这对于即将交班的决策者是无法做到的，而对于即将接班的决策者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的授权，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的位子究竟是什么。于是，决策者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试图敷衍过去，等权力交接完成以后再说。但在经济急剧下行的压力下，这种敷衍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将进一步增加经济的不确定性，让未来的决策者陷入更大困境。比如说，现在大量增加流动性，会不会再度吹大房价泡沫，会不会导致恶性通胀。在这些不确定性的阴影下，实体经济不可能恢复而只会进一步萎缩，从而加剧经济危机。

而近来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表明，中国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矛盾，也到了随时爆发的临界点。经济危机的深化，正在使得社会危机面临失控的极大危险。从乌坎的官民冲突，到中山的群体冲突，再到最近什邡的集体抗争，显现了中国群体事件以前没有的一些重要特征。其中最深刻，也最令当局恐惧的特征，就是被称为90后的年轻一代，正在以他们的父辈未有的决绝和勇气，投入政治反抗。这个事实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底层民众，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年轻一代已完全失去了对中共主动改革的任何希望。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继续隐忍，而要放手一搏，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拼个鱼死网破。青年一代的这种姿态，迫使中共不得不试图调整维稳和所谓“社会管理”方式，但这种调整谈何容易。

过去二十年，尤其是在胡锦涛执政的所谓“黄金十年”中，中共政权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体沉沦和腐败。导致这一现像的有两个重要机制，一个就是不惜代价地追求经济增长，“一切向钱看”，另外一个机制就是所谓的“干部年轻化”，即强制性地，不断用新一代干部替换老一代干部。地方父母官如走马灯似地调换。邓小平当初用来扫除改革阻力的有效手段，在六四以后成为全面推动腐败最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不仅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膨胀了中共的官僚阶层，而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完成了一场价值革命。为官的好处空前之大，而官场的竞争也空前激烈。竞争的规则非常清楚，那就是看谁更能讨上司的“欢心”，更能克服传统价值的束缚和良知带来的心理压力。这早已不是官场的秘诀，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普适价值”。

在这种生存竞争中胜出的新一代中共官僚和权贵，不要说不懂中国传统官僚的基本操守，而且也完全不懂老一代中共官员的那一套。他们对底层的苦难和社会灾难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可怕的是，中共新一代官僚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集体幻觉：他们搭上的是一条永不沉没的巨轮，因此他们既没有应对即将爆发的危机的能力，更没有心理准备。

许多人低估中国形势严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实力而不懂得中共政权不得不靠一代不懂廉耻，只懂吹牛拍马，颠倒黑白，装腔作势，和以强凌弱的官僚来应对全面的社会危机。他们不知道，在“盛世”中长大的一代权贵与穷二代之间，一场不期而至的历史性大对抗，将给未来十年的中国，带来无尽的变数。（rfa）

什邡人民雄起了！中国人民雄起！

——什邡抗暴运动的启示：中国政治转型的雏形


今年七月初，为抗议四川德阳什邡市兴建宏达钼铜冶炼厂，上万当地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示威。当局出动大量军警暴力镇压，施放催泪弹和震爆弹驱赶抗议民众。但是，示威学生和市民却不畏当局的强暴，在一片“什邡雄起”的口号声中，持续上街抗议，最终迫使当局放弃兴建计划和调换市委书记。什邡抗暴事件是继“八九六四运动”以来仅见的大规模学生和市民抗议运动，也是重庆万县与双桥、广东中山和香港等地万人抗议活动的继续和深化，为中国未来政治制度的转型做了一次成功的预演。
                   
“八九六四运动”以来仅有
                
四川什邡抗暴运动，是自“六四运动”以来第一次由学生发起并推动的抗议运动。这批90后学生的不怕牺牲和顽强抗争的精神，也是“六四运动”之后所罕见。他们不怕被逮捕，不怕被开除学籍，不怕警察的殴打和施放的催泪弹和震爆弹，且高喊“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
                
与“八九六四”时相同，什邡抗暴运动得到了周边地区学生和民众乃至全国范围内各方面人士的广泛声援和支持，使该运动跨地区化和跨省化，并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众多知名人士纷纷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表达对什邡民众示威的同情与支持，谴责当局的暴力行为。一些民意领袖和维权人士（如李承鹏、王克勤、陈云飞等）也公开表态支持什邡抗议运动，并亲自前往什邡参加当地学生和民众的抗议。大陆知名作家韩寒还发文谴责当局，表示“愿扛住了八级地震的人们，能扛住追打”。军警的暴行也引起了大陆媒体的强烈谴责与反弹。一些记者挺身为网民顶着压力发声。很多媒体利用评论文章来谴责当局的暴力镇压，如7月4日《中青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有些事，无法假装看不见”的文章，以表示其对什邡当局暴力镇压的不满。网路上更是一片此起彼伏的对军警暴行的声讨和谴责声。在这种情况下，当局已无法完全阻止信息的传播和各种媒体的异议声。众多知名人士及媒体的干预和参与，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对什邡抗议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同样与“八九六四”或“阿拉伯之春”相似，在什邡参加镇压的军警遭到民众的唾弃和抵制，很多商店和铺面都谢绝特警入内，拒绝为特警服务，让特警买不到、吃不到和喝不到东西，使军警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处境。在民众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绵阳、什邡及成都的特警互相推諉和否认他们使用了催泪弹和震爆弹来驱赶民众，有些特警甚至拒绝执行镇压民众的命令，脱下军装，站到示威的学生和民众一边。
               
但一个新现象是，某些官媒（如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在对待什邡事件上，也一改过去回避和遮掩的传统，“强力报导”和责怪什邡特警暴力驱散民众。另外，网友发现，在大陆，一些有关什邡事件的微博一度未被删贴，而且特警的暴力行径几乎遭到整个舆论界的谴责和唾骂。
                  
什邡事件与社会变革运动
                
与重庆万盛和双桥万人抗议示威事件相比，什邡学生和民众的抗议运动与前苏联及东欧民主转型和“阿拉伯之春”等运动有着更多相似的地方。这些成功的政治变革运动，几乎都是因所在国严重的制度和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政府腐败、政治禁锢、社会不公和民意被愚弄和强奸等）所引发，都主要是由年轻人带头推动，都得到周边和其他地区以及几乎整个社会舆论的支持，参与镇压者都成为民众和媒体的众矢之的，最后都迫使当权者或当局屈服，等等。
               
经验告诉人们，凡是成功的社会革命或运动基本上都得具备如下的几个条件：一、由某一突发事件（在执政党内或党外）引发，民众上街抗议示威（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其真正的动因均是民众对现存制度和生活状况的不满和愤怨，事件本身只是一个导火线或发泄口而已）；二、抗议受到社会其他阶层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三、社会精英的参与和主导（先党外后党内）；四、媒体的跟进和广泛传播（造成全社会的连锁反应）；五、上层权力人物的迎合与参与（投机也好，真心实意也好）；六、警察与军队的抗命、倒戈或哗变；七、局势完全失控，现政权最终倒台。
                           
什邡学生和民众抗议运动已经具备了部分上述的条件：一、政府无视和强奸民意，强行兴建宏达钼铜冶炼厂，导致当地学生和民众上街抗议；二、抗议示威遭到军警血腥镇压，激起舆论和各界人士的愤怒和强烈反弹，导致社会各方面对什邡抗议的声援和支持；三、军警暴力完全失去道义支持，暴力镇压失效，一些军警甚至抗命拒绝镇压民众；四、当局最终不得不屈从民意，放弃原计划，改变方略。
           
尽管什邡抗议运动还不具备象前苏联及东欧民主转型和“阿拉伯之春”等运动的所有充要条件，但是什邡事件已展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个雏形，为中国今后的民主运动提供了范例和做了预演。什邡精神和模式将成为未来大陆民众维权抗议运动的一块基石，并会不断地得到发扬光大。什邡人雄起来了，四川人雄起来了，全中国人最终也将雄起来。
        
什邡抗议运动的启示
           
同重庆万县和双桥等地的示威活动一样，什邡的学生和民众抗暴运动昭示了如下的信息：中共的政权和体制日渐不得人心和失去其合法性，民众的维权意识和抗争意志不断提高，政府的高压维稳和暴力镇压已失去效应，民众已不怕和不畏军警的强暴，越来越多的精英人士以不同的形式发音和发声来表达他们对当局的不满，官方在对待民众抗议上也越来越束手无策且出现内部分歧，民众的维权抗议活动日益增多和不断得到扩大，一个波及整个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运动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中共专制政体已为时不多，中国专制和暴力政治的丧钟已经敲响。
        
中共党内有变革意识的人（所谓的改革派）应抓住什邡等运动提供的契机，发挥自己的智慧，走顺应民意的路，大胆与民间的自由民主力量联手，共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为早日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做出自己的贡献。
             
什邡事件给中国民主力量的启示则是：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动力来自民间，中国民主的希望在民间，中国社会转型的实现靠民间，中国的民主化是一个由下至上、由民众到精英和由基层运动到上层变革的进程，中国的民主力量应尽最大的力量去参与、组织、支持和宣传大陆各地的民众维权抗议活动，联合一切力量去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转型。一句话：参与参与再参与，传播传播再传播，推动推动再推动，直到民主到来的那一天。
                                 
什邡人民雄起来了！中国人民雄起！四川人带头，全国人跟上！

彭涛

英媒：中国天主教徒的艰难选择

英国《泰晤士报》星期三（11日）发表社论说，中国的天主教徒一直面临忠于教皇还是信仰中国共产党的艰难选择。

文章说，中国天主教上海教区辅理主教马达钦（中国官方称助理主教）在星期六（8日）接受祝圣时，公开宣称是获梵蒂冈委任，并放弃天主教爱国会职务，获得在场的1200名天主教徒的喝彩欢迎。

但马达钦在做出这一宣布后，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络，据信，他已被当局拘禁。

文章说，马达钦放弃天主教爱国会职务显示他不想成为北京的一名傀儡。

马达钦也是中国第一位放弃天主教爱国会职务的神职人员。

文章分析说，中国决定拘禁马达钦的决定是短视的战略，但与此同时也显示，北京当局不想向罗马天主教皇妥协的立场。北京与梵蒂冈的关系目前无疑进一步紧张恶化。

据信，中国共有大约1200万天主教徒， 其中570万人属于受共产党控制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而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大约有190多名，但梵蒂冈的罗马教皇并不认可中国的自行任命。

信奉罗马教皇的中国天主教人士通常属于地下教会的成员，有时还会受到被监禁的危险。

虽然中国的宪法保障信仰自由，但实际上这种自由是受到限制的。对于中国的天主教徒来说，罗马教皇的地位正是对这种自由限制的考验。

同时，也是对天主教徒忠贞的一种考验，也就是说教皇分化了中国的天主教徒，是信共产党的天主教爱国会，还是信仰罗马教皇？而这种权力的较量是中国当局不愿意接受的。

文章最后说，中国领教了经济自由所带来的好处，现在它必须要认识到限制社会自由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而只能适得其反。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