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0日星期一

中紀委二把手何勇另外兩個接班人選浮出水面

《明鏡月刊》彭陽人




現在有人提議另外兩個人選接替何勇: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和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

早有人說過,在中國,從東部、南部調到西部去鍛煉的官員提拔快;西部土生土長的官員提拔慢。這種說法,有其道理,畢竟西部成長的官員,囿於落後的自然和人文環境,眼界、知識結構和觀念上都難以與東部、南部發達地區的官員相比。不過,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從青海成長起來的趙樂際,就是一個異數。

祖籍西安的趙樂際生於青海西寧,在青海當了知青,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後,又回到青海。在青海,他從最基層的學校教員幹到商業廳廳長、副省長、西寧市委書記。2000年,擔任省長時,年僅43歲,三年後升任青海省委書記,都是當時全國第一年輕省長與第一年輕省委書記。

據有關人士透露,趙治理青海思路也頗受高層認可。在青海這樣一個多民族聚居省份,趙樂際長期以來“平安青海”的理念和實踐使青海保持了相當程度的穩定。

另外,長期的落後地區治理經驗和年齡優勢,是趙樂際政治前途被普遍看好的兩大原因,因此他被調到陝西主政。陝西作為西北大省、內陸腹地,是西部開發的重要一環。200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趙樂際任陝西省委委員、常委、書記。2007年5月,出任陝西省委書記。2008年1月,當選為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從簡歷上不難發現,趙樂際在紀檢監察系統是真的沒什麼關係和背景。

而另外一個人選劉奇葆被傳本來是胡錦濤中意的接替中宣部部長劉云山的人選,如今他又被人看好去中紀委。

劉奇葆,1953年年1月出生,安徽省宿松縣人;和不少同齡人一樣,劉奇葆在中學畢業後,就回鄉務農;曾先後擔任過所在生產隊的指導員、大隊黨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等職。後來,獲得中共組織推薦,進入安徽師範大學學習,成為工農兵學員。1974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共安徽省委,先後在省委宣傳部和省委辦公廳秘書處工作,開始從政之路。

此後,劉奇葆一直安徽任職;並歷任共青團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副書記、書記;中共宿州市委副書記、宿州市市長等職。

1985年11月,32歲的劉奇葆進京,在共青團十一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為”書記處書記兼機關黨委書記。這時胡錦濤已經離開了團中央到貴州主政,在劉奇葆所在的這個班子中,一把手是宋德福,同時被增選為書記處書記的,還有原來的兩位候補書記張寶順、李克強,以及洛桑和馮軍,劉奇葆排在倒數第二。兩年半後,1988年5月,在共青團十二大上,劉奇葆再次當選為書記處書記,仍然排在倒數第二。

劉奇葆當年的團中央書記處同事,現在多是些中國最顯赫的名字:李克強,劉延東,李源潮,張寶順……

    現在不到定盤的時間

在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期間,1992年,劉奇葆從吉林大學國民經濟計劃與管理專業畢業,獲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學碩士學位。順便說一句,團中央領導人似乎與吉林大學關係非同尋常。劉奇葆的書記處同事張寶順、洛桑、馮軍,都在相近時間,獲得吉林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劉延東則是在1998年底獲吉林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學位。


劉奇葆

劉奇葆在團中央工作了將近八年,1993年8月,他調任《人民日報》報社副總編輯。顯然這只是個過渡跳板:《人民日報》其他領導和編輯記者,不會買這位前工農兵學員、剛剛拿到在職碩士學位的小年輕(當時他剛滿40歲)的帳。1994年7月,劉奇葆被調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機關黨組成員、國務院信息化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精神文明辦副主任。劉奇葆在這個冷板櫈上一坐就是六年沒動窩。

2000年9月,劉奇葆“外放”廣西壯族自治區,擔任黨委副書記、自治區黨校校長。在這個副職崗位上,他再一次六年沒動窩,直到2006年6月,才接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隨後於當年11月19日,正式當選為一把手。

200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宣佈,任命劉奇葆為四川省委書記,以接替調入中央工作的杜青林。2008年1月當選為四川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知情人士指出:與“共青團派”其他官員進行比較,考察他升遷的時機,有一個有趣的發現:胡錦濤是將與自己直接共過事的同事,如王兆國、劉延東、李源潮、李克強、張寶順、令計劃、蔡武,差不多全都提到省部級職位上之後,才輪到劉奇葆。

曾經在共青團系統工作過、對劉奇葆相當熟悉的知情人士對他有如此評價:以劉奇葆的素養和能力,他不是個幹才,既不能別闢蹊徑、開創局面,也不善提煉總結、提出思想,甚至也不擅鼓動煽惑、運動民眾。這也是中共人事安排的悲劇:劉奇葆這樣的官員,只因為資歷中有共青團這一段,便被加以重用,掌管足有8700萬人口命運的西南大省!

如果只是個庸才還好,劉奇葆在四川殘酷打壓維權人士譚作人、艾未未等讓他丟分不少,對汶川地震後調查校舍質量的呼聲也是推三阻四,更讓他國際形象不佳。

不過知情者指出,現在海內外傳言的十八大常委班子和高層人事的各種版本都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推測,現在根本不到定盤的時間。“2012年夏季的北戴河會議可以定下大盤,但政治局常委名單最後定盤,还要到十八大開會前一兩月左右。”(《明鏡月刊》第25期)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帝都一夜雨,街市万重泉”引发的感慨


京城一场大雨真是冲刷出了不少的污泥浊水。不仅“冲刷”出了官府长期不作为的恶果,官员普遍不称职的恶行。一场大灾才刚过去一天,北京市领导便公开要求首先要抓“灾后维稳”。多少人还生死未卜,多少人还在痛不欲生,官方首先重视的却是“维稳”,说穿了就是如何对民众进行监视、控制、抓人、镇压。正如网民在微博上愤怒表达的:“在救灾远未结束,没有搞清楚损失,责任和补救措施之前就急着要维稳?北京日报还有底线吗?”“有些人灾前不作为,灾后不仅不反思、不认错、不改正,而且居然要维稳,妄图以维稳来掩盖错误和罪过,以维稳的名义来保卫官位”。
2012年7月21日一场大雨袭击北京。作为中共首都的“首善之区”,—夜之间竟然上演出《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幕,说令人匪夷所思,也不为过。然而更重要的是人们从这—幕“戏”中却看到了更多值得深思的东西。

首先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假”字。所谓“假”,就是我们这“首善之区“北京的市政建设,从地面上望去高楼林立,广厦摩天。看不尽的市列珠玑,数不完的店盈罗绮,好一派灯红酒绿竞豪奢的景象。当局也常以此自傲、自炫。还不时借“老外”之口加以赞叹。然而在这表面光鲜的背后,地下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却是古语所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且其承受能力几乎像黛玉小姐—样“弱不禁风”,更“不堪—击”。所以—场几个小时的大雨,便让其原形毕露,呈现出“帝都一夜雨,街市万重泉”,北京城变中南海的“奇观”。这与当局什么事都只看重表面、只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作风,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地下排水管道等基础工程,平时老百姓看不见,“老外”更看不见。所以再脆弱,再糟糕也不影响我首都的光辉形象。于是能马虎便马虎,能凑合便凑合着用。这—任官员“拖”满了,把相关费用“节省”下来用于“三公消费”,皆大欢喜了,便“击鼓传花”式地交给下一任官员。下任官员照此办理再往下拖。而北京偏偏又是个少雨干旱的城市,更难遇暴雨。所以平时都相安无事,谁知这次老天爷偏不从人愿,要来“亲自视察”—下,结果便造成37人死亡或失踪,190万人受灾的大悲剧。这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而官方对这类数字向来是“宁肯漏报十人,也不会多报一个”。现在北京房山区也公开承认“伤亡重大”,至于具体数字,可能还是“国家机密”。即便就是37人死亡,在—个国家的首都里仅仅一场大雨,便造成这么多人死亡,不要说在西方民主国家,就是在台湾,马英九总统也得向民众鞠躬道歉,得下半旗致哀。一大批相关官员都得引咎辞职。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更大的“假上加假”。按照当局—贯的定式思维,这场大灾难,谁都没有责任。一切责任就是那罪该万死的“老天爷”。他竟然要给我们伟大的首都送来一场据说是“六十—年不遇的大雨”。此话据笔者理解那就是说,还是在1951年才下过这么大的雨。当时已是“解放后”了,但我们在“解放后”的党报、党刊上既没有看到那场雨使北京变成水乡泽国的任何报导,也没看到当时北京淹死了多少人的资料。可见当时北京的地下排水系统竟然能承受得了这场雨。我之所以用“竟然”—词,是因为当时北京的地下排水管道等工程,肯定是“旧社会”留下来的,都能承受得了这样的大雨。而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其科技水准,其建设的成就,自然比“万恶的旧社会”不知好了多少万倍。甚至卫星上天,“神女”升空了,莫非几根地下排水管道还不如当年么?怎么反而承受不了啦?这道理讲得过去么?能只怪“老天爷”吗?人们更有理由问问北京当局:为什么你这座城市能成功举办奥运却扛不住一场豪雨?你有最高的楼,却没有足够宽的下水道;你有最大的广场,却没有足够安全的路;你有最多的交通管制,却没有好的市政管理?当局所司何事?

让“老天爷”担罪之后,接下来的也是一种定式思维,就叫“丧事当成喜事办”。这本是我们党媒体的拿手好戏。每逢大地震,大矿难,大火灾,大洪水……通通套上此公式便“逢凶化吉”,坏事立马变成“好事”。其套路,不外乎领导如何重视,首长第—时间作出重要批示或亲赴现场,然后解放军如神兵天降,人民警察英勇现身……这一次又“发明”了个新名词曰“暴雨中闪光的‘北京精神’”。什么“政府职能部门积极行动,官民互助、人们守望相助”等等等等。甚至笔上生花到“不仅是对城市应急排险能力的考验,更是对人们精神上的一次洗礼”。好像这场大雨让北京焕然—新,大放光彩了似的。

然而不管党媒体如何口吐莲花般地说得天花乱坠,也掩盖不了此次暴雨袭来时,北京排险应急能力的脆弱,多少人在一片绝望中,死亡触手可及的恐怖情景。正如—位北京市民脱险后在网上写的那样:“我真的是从鬼门关走了回来,可惜还有很多人没有走回来……那场景太可怕了……原谅我,即使我们得救了,但是脑中首先弥漫的不是什么庆幸、‘北京精神’、感谢,而是黑色恐怖、脏水与尖叫声…..”而更令人遗憾的是,暴雨袭来时,许多高速公路收费站仍然在抓紧时间忙着收费,更有不少交警和交管员依然在“努力”的给淹在水中的车辆贴罚单,在他们心中想着的就是一个字:“钱”。网民“信王军”说:“昨晚的北京,因一场暴雨引发了不少人大发天灾财,三元桥某旅馆昨晚抬价到2160元一晚,就因为机场大巴只到三元桥。出租车从机场到城里竟要400元。”网民“马琳”说:“那些大发暴雨财的出租车司机,从国贸到三元桥20元的打车费硬是要100元才走,还大言不惭地说多少年你才被这么黑一次。我听后,相当无语……”更令人愤怒的是,政府的楼堂馆所没有一个免费为受灾的人开放的。真是官为贵,民为轻。这样的政府能叫“以人为本”,能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和谐社会”吗?这样的“北京精神”实在叫人不敢恭维!

而更悲惨的是生活在北京底层的外来务工者(当局称之为“农民工”的)。由于北京市内房价寸土寸金,这些人根本承受不起那昂贵的房租费。于是只好去租那一般是用来堆货、停车的地下室。7月21日,北京—处地下室在暴雨中被淹,一对姐弟被困家中。弟弟被救后回忆称屋里水位距天花板不足10厘米,他和姐姐刚打开房门被电击中,他四肢无法动弹又退回屋内。最后消防员将弟弟救出,其姐却已不幸遇难。这样的悲剧,谁知道发生了多少。这是什么“北京精神”的光环能掩盖得了的么?

更有那“饱汉哪知饿汉饥”的事叫人作呕。即便在这样的时刻,御用文人也忘不了要来为党讴歌助兴。7月22日北京时间09:08分,“央视”前主播赵忠祥在新浪实名注册微博发贴文称:“今晨暴雨雨过天晴,通过电视传来一片深深的感动……北京,大爱北京……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招来网民一片嘲骂。专栏作家赵楚对赵忠祥骂道:“舔菊不要脸!也不给子孙留点脸!呸”!更引起网民憎恶的是被称为大陆四大“毛左”份子的胡锡进、孔庆来、吴法天、司马南四人,一齐变态般地为这场暴雨叫好。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外地发微博,称“盼了多少年的北京大暴雨,正好下在我等飞机返回北京的当口。哈哈,走背字的我还是很兴奋,下吧,使劲儿下吧,最好下得北京大街上能抓鱼。我有耐心在远处的机场多待会儿。”

然后,孔庆东也发微博称“孔和尚出门看热闹,喜看首都成泽国”。

接着,吴法天发微博称,“青春是一场大雨。即使会感冒,也希望能重淋一次”。

而当晚十点半,在网上求救消息连连的情况下,司马南发微博称,“想起小时在乡下,下雨常常不躲照样干活。今天自己真是娇贵了。于是,脱了衣服,只着短裤,脖挎钥匙,一路呼喊,钻入雨中,专挑没过脚脖儿的地方奔跑,整整享受30分钟。好不快活啊。拧开水龙头冷水竟不惧,及出热水,美不能自持。原来雨不可怕”。这一个个变态的“毛左”,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民众不遭殃。

一场大雨真是冲刷出了不少的污泥浊水。不仅“冲刷”出了官府长期不作为的恶果,官员普遍不称职的恶行;也“冲刷”出了御用媒体的叭儿乖态,它们不是“媒体”而是“媚体”。不是社会教科书,舆论监督的工具,而只是为“皇室”助兴的乐团。更有那些御用文人,“毛左”份子的丑态,变态,无不令人痛恨。总之在这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灾害面前,官方从不做客观、理智的反思。不是推给老天,就是用一派颂歌来掩盖民众的悲痛。尤其是7月23日,一场大灾才刚过去一天,北京市领导便公开要求首先要抓“灾后维稳”。一贯极左的《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文章《当前要把工作重心转到救灾善后维稳上来》。多少人还生死未卜,多少人还在痛不欲生,官方首先重视的却是“维稳”,说穿了就是如何对民众进行监视、控制、抓人、镇压。正如一位网民在微博上愤怒表达的:“在救灾远未结束,没有搞清楚损失,责任和补救措施之前就急着要维稳?北京日报还有底线吗?”独立学者、诗人张修林更指出,“有些人灾前不作为,灾后不仅不反思、不认错、不改正,而且居然要维稳,妄图以维稳来掩盖错误和罪过,以维稳的名义来保卫官位”。

《北京日报》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代表的是北京当局的立场观点。一个不愿反思、不愿修正错误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而一个不愿反思、不愿改正错误的政府,最终必将被人民抛弃!

作者: 严家伟,民主中国

香港数万人示威 抗议“爱国主义教育”



香港居民7月29日在香港市中心区游行,抗议在中小学设立爱国主义课程。他们担心这会导致洗脑


美国之音


数万香港居民参加了一场抗议活动,反对政府计划在当地的学校设立中国爱国主义课程。

抗议者星期天呼吁政府放弃这项计划,他们担心该计划将导致用共产党的宣传对儿童进行洗脑。

抗议的组织者说,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到政府总部的游行吸引了9万人,警方的估计数字低一些,为3万2千人。

数以千计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参加游行,一些人推着坐在婴儿车里的婴儿,其他人带着走在他们身边的小学生和中学生。示威者中包括许多教师和民主活动人士。

香港政府鼓励小学在9月份设立目的在于建立国家自豪感和中国归属感的新课程。它拒绝接受示威者关于这些课程无异于洗脑的抱怨。

这场大规模抗议是最新一个迹象,显示公众对他们所认为的北京干预香港的不满正在增长。英国1997年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北京当时承诺香港将保持高度自治。

7月1号,有十万多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民主游行,这是八年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许多抗议者要求当天早些时候就职的香港新领导人梁振英辞职。梁振英是主要由忠于北京的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挑选的。

香港的第二把手、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宣布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监督爱国主义课程的设立。政府希望小学在三年试行期间在自愿的基础上开设这些课程,从2015年起这些课程就成为必修课。

新的课程包括教授一本名为“中国模式”的小册子,这个小册子赞扬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没有提到它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附近对抗议者的致命镇压。

美防长:阿勒颇暴力是敲在阿萨德棺材上的钉子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2012年7月29日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发言

 美国之音


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说,叙利亚当局对阿勒颇的军事进攻是敲在阿萨德总统棺材上的一颗钉子。阿勒颇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

帕内塔星期天在飞往突尼斯途中说,阿萨德对本国人民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他的政权已经完全丧失了合法性,并且正在走向末日。

帕内塔星期天乘飞机前往突尼斯,开始对突尼斯、埃及、以色列和约旦的五天访问。

帕内塔赞扬突尼斯人民在革命中取得了成功,并赞扬突尼斯军队在过渡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突尼斯人要求更多的人权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于2011年迫使长期执政的本·阿里总统流亡国外。2011年,突尼斯的抗议活动激发了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反抗浪潮。

梅德韋傑夫稱不排除再競選總統


【文匯網訊】據環球網7月30日援引俄羅斯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表示,不排除未來再次參加俄羅斯總統競選。

梅德韋傑夫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採訪時說:「我從來沒有過將來離開政治生活的打算,我將參加總統競選。當然,如果我們的人民還對此感興趣的話。」

「如果我們的人民對此厭倦,並對我說『再見』,在這種情況下,我會開始著手撰寫回憶錄。但我相信,到時候只要不是我自己,也不是我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不會有任何理由會讓我從積極的政治生活中退出。因此,對我而言,不排除任何可能。我不只是現在處於政治生活中,進行很多項工作,將來也還打算這樣」,梅德韋傑夫說。

2012年3月4日,俄羅斯舉行了第六屆總統選舉,普京以63.3%的高支持率第三次當選總統,任期為六年。5月9日,俄國家杜馬投票通過普京對梅德韋傑夫出任新一屆政府總理的提名。

胡錦濤講話為中共十八大作動員


【文匯網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日前在北京舉行,中共政治局九常委共同出席,胡錦濤發表重要講話。講話中胡錦濤強調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重要性,並提出用「三個毫不動搖」予以貫徹。

分析認為,胡錦濤的講話內容涉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及中共自身建設等方面,並以中共十六大以來的十年為時間跨度,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佈局的發展情況,提出實現未來發展的新要求。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認為,十八大召開前,中共最高領導人對這些重大問題進行闡述,統一了黨內思想,為十八大確定了基調,有利於凝聚黨內共識。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認為,講話不僅是統一思想的宣言書、科學發展的動員令,也是中共十八大後治國理政的路線圖。

觀察家注意到,改革開放貫穿在講話的始終,胡錦濤強調「全黨同志必須牢記,我國過去30多年的快速發展靠的是改革開放,我國未來發展也必須堅定不移依靠改革開放。」對此,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表示,正是堅持了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才取得一系列成就,但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始終伴隨著反對的聲音,尤其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污染等問題時,質疑、懷疑改革的聲音調門很高,甚至有人認為當前已步入「後改革時代」。

張希賢表示,中央高層明確表示不走回頭路,提出「堅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更加自覺、更加堅定地推進改革開放」,表明繼續改革的決心。謝春濤認為,高層此番表態更為鮮明、極具針對性,當前改革仍是解決上述矛盾的利器,這一表態有利於統一黨內對改革的共識。

講話還多次提及「科學發展觀」,認為中共之所以在十六大以來成就「黃金十年」,是因為在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形成和貫徹科學發展觀,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提供有力理論指導。謝春濤表示,這些年的實踐證明,科學發展觀能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複雜矛盾,黨內外對這一理論的認同度也不斷提高。

同時,講話也強調「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仍然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我們必須以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有力的舉措、更加完善的制度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張希賢說,這是中央根據當前和今後一段時間的實際作出的重要決定。

謝春濤和辛鳴也均認為當前強調繼續落實科學發展具有現實意義。他們指出,在當下中國,違背科學發展觀的現象也屢見不鮮,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社會上全方位生根仍需付出努力。
謝春濤認為,未來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科學發展,必須將科學發展觀不斷制度化,建立一系列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機制,並將其納入到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評價體制中去。

在講話中,胡錦濤也專辟一段談及「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強調將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原則、目標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貫穿到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在張希賢看來,這是中國下一步進一步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的切入點」。

辛鳴認為,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是對當今世界和當代中國發展大勢的深刻把握和自覺的認知,它與中共自身建設共同構成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保障。

當然,在當前機遇與挑戰並存的國內外條件下,中共作為執政黨要承擔使命,完成富民強國的歷史性任務,其自身建設也至關重要。講話中,胡錦濤也嚴肅指出,「新形勢下,黨所處歷史方位和執政條件、黨員隊伍組成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來自外部的風險前所未有,黨的建設方面特別是黨員、幹部隊伍出現了許多亟待解決的突出問題。」

分析認為,這說明中共高層對黨面臨的現實問題有清晰判斷,並有強烈的緊迫感、責任感,來不斷推進自身建設。

日本眼里的王子制纸中国工厂事件



童倩,BBC中文网日本特约记者


日本企业王子制纸在江苏南通市启东工厂的排污管工程计划遭遇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

日本不少传媒连日报道日本企业王子制纸在江苏南通市启东工厂的排污管工程计划遭遇当地民众大规模抗议事件。这些媒体都是一向关注中国的共同社、《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等亲中媒体。

最初报道的是共同社25日引用香港《东方日报》的消息,之后上述传媒的驻中国记者们纷纷赶到启东、从当地发回了报道。


环保维权成功的连锁性

综合过去几天的报道,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个是中国各地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群起抗议而成功阻止了当地政府涉及计划的连锁性个案。例如《朝日新闻》29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示威的连锁”、“通过网络各地的成功案例”,介绍了07年厦门成功阻止建设化工厂开端,经过大连反对建化工厂、四川什邡反对建金属提炼工厂等成功案例,说明通过网络号召发起的中国各地民生运动的明显力量。

《朝日新闻》说:“中国政府正致力维持社会安定,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党大会演讲中强调重视民主和法制的姿态,但各地示威的声音却突显着现实上的距离”。

官民反日动态

另一个焦点是启东民生运动和当局应对的动态和是否向反日运动发展,报道得相当细微。共同社28日报道的标题是“日资工厂排水计划示威超过5千人参加、部分暴徒化”、“对腐败官员的怒号”、“中国收拾示威回避反日转换、日本记者遭暴行”等,详细说明示威者既存在对当地官员腐败的愤怒,也存在不满罔顾当地环保的日资企业所延伸出的反日情绪。

共同社说“示威队伍指责当地政府卖国,提起中日主权对立深刻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警方没制止,看起来也有通过市民对日资工厂的抗议,来对日施加阻止购买尖阁诸岛计划压力的意图”。

《朝日新闻》国际报道部长渡边勉对在启东采访的上海支局长奥寺淳遭遇当地警方暴行28日发表了“不能容忍这种极为恶劣妨害正当采访”的声明,形容该报“正向中国政府抗议,要求道歉并归还相机和记者证”。

正视投资风险

还有一个焦点是投资新兴国的日企面临的当地维权意识上升的应对问题。《日本经济新闻》28日的社论标题是“正视新兴国的劳务风险”,内容以最近铃木汽车在印度遭遇工厂暴动为例,提出日企在印度、中国、越南等新兴国的工厂不时发生的劳务纠纷,指出应该尊重当地劳务惯例和培养管理劳务的专家,尽量降低劳务风险。

共同社一边报道王子制纸声称“忧虑”,一边也以标题为“投资新兴国的日本企业被迫正视权利意识”,指出日企在中国从2010年起发生的劳务纠纷“是新兴国家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的背景下,酿成劳工容易爆发不满的土壤”,共同社说:“日本国内市场萎缩,企业流向新兴国今后仍会持续,企业应比过去更重视新兴国投资环境的变化”。

BBC

鮑彤:谷開來是薄熙來的替罪羊


前重慶書記薄熙來的妻子谷開來因涉嫌參與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Neil Heywood)而被以故意殺人罪名起訴,成為近幾十年來中共政權下最大的政治醜聞。官媒上周報導稱,谷開來的罪行「證據確實、充分」;不過,據分析,對薄熙來的有關貪腐指控是否會送交司法起訴就不清楚了。

法新社報導,79歲高齡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在受訪時分析認為,北京方面以「故意殺人罪」起訴谷開來,很可能是想把她作為替罪羊,最終起到保護薄熙來及其背後支持者的目的。

北京起訴谷開來被指意在「棄車保帥」,也可能是把罪推給谷開來,以掩飾薄熙來本人的罪嫌,除了保護他在政壇的靠山,也可為薄案設下停損點。報導引述鮑彤分析認為,這很可能是中共在搞「老一套」:搞一場政治鬧劇,而等到新的政治醜聞發生後,還會舊計重演。他還分析說,面臨今秋在即的十年一度最高層領導層交接班,中共非常希望薄熙來風波能很快過去。

鮑彤認為,要想徹底解決薄熙來的問題就必須公開整個案情,包括到底誰是他的幕後支持者;他還指出,即使依照中國自己的法律,薄熙來和谷開來是夫妻,涉及到貪污腐敗的事情不可能說完全是妻子的責任。

報導稱,著名維權律師劉小燕表示,薄熙來時期出現的許多屈打成招的案子迄今為止還沒有一例得到糾正。劉小燕認為,薄熙來肯定會受到黨內處分,但是否會被送上法庭就很難說了。

另據英國傳媒消息指出,薄谷開來因遭海伍德威脅公開問題帳戶及婚外情秘密而動殺機,而英國軍情六處則被指為案件幕後黑手,為獲取中共高層情報而指令海伍德與薄谷開來發展關係。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引述香港「前哨」雜誌報導,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交代案中內幕時,透露海伍德隸屬倫敦一間由英國軍情六處前特工成立的策略顧問公司,並在軍情六處背後策畫下接近薄谷開來。

報導指出,薄谷開來與海伍德發展親密關係後不久,薄谷開來雖一度決定與海伍德停止關係,但軍情六處考慮薄熙來極有可能進入中共中央核心,因此指令海伍德維持與薄谷開來的關係,藉此掌握中共高層機密。而海伍德為求恢復舊情不惜作出威脅,表示要公開二人關係以公開谷財務狀況,結果惹來殺身之禍。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北京30日電

大陸促和平談判 台灣盼先擬共識



參加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左)看望在台遇車禍的哈爾濱教師,並向受傷教師代表葉雲贈茶。(新華社)


兩岸智庫29日在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針鋒相對討論政治議題,台灣學者強調兩岸談判走入深水區,必須建立共同價值、形成規範、建立機制,才能制度化推動兩岸和平發展;大陸學者則認為不能以時機不成熟做藉口,兩岸應儘速進行和平談判,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亞太基金會董事長趙春山在論壇上發言指出,兩岸必須用新思維在政治、社會和文化等領域,建立更多共同價值、制訂更具體的規範,並建立可行機制。

趙春山提出以下看法,一、兩岸政治定位應正視現實,並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維持現狀是正視政治現實,而不是意圖把現狀固定化,雙方不應好高鶩遠,不能急於求成而忽略漸進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二、兩岸建立軍事互信,不能忽略彼此對於安全的需求。三、以新思維構建兩岸在國際的新關係,進行角色分工,建立在國際社會和平共處的遊戲規則。

趙春山表示,兩岸必須要建立共同的價值觀。「三通」是在通心,當心靈不相通,那只是利益分配而已,當有了兩岸對和平發展的共同價值,就可研商行動準則,再據以建立保障機制。這樣,就不是只有兩岸經濟正常化,而是全面正常化。

大陸全國台研會副會長周志懷表示,靠道德觀和價值來規範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藉「時機尚不成熟」為藉口。大陸希望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來維持和平發展的制度化,不是台灣只「不武制度化」。

周志懷表示,兩岸有一個高度共識,即構建長期和平;和平的制度化目前沒有交集,兩岸必須走出非經即政的政經分離模式。周志懷建議:兩岸應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探索共同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有效辦法;儘快設立兩會辦事處,台商較多地區可設分支機構;探討為商簽兩岸和平協議創造條件的可行方式;共同塑造長期和平共同價值;適時開辦兩岸和平論壇逐步達成共識。

周志懷稱,隨時間推移,台灣拒絕兩岸政治協商談判的成本會越來越高,資本會越來越少。他舉國內生產毛額(GDP)為例,2000年台灣的GDP是大陸的四分之一,2010年只剩十二分之一。時間不會站在逆歷史潮流者一邊。

世界新聞網特派記者賴錦宏哈爾濱29日電

毛澤東活學活用“政變經”井岡山喧賓奪主


《新史記》馬雲


熟知中共幾十年歷史的人都明白,毛澤東是最擅長搞黨內鬥爭的,也就是中共隊伍中最“活學活用”“政變經”的行家里手。

毛 澤東擅長搞政變,當然在於他的奸雄本色,也因為他在黨內受過整肅,據他自己透露,曾經被多次革除職務,甚至被開除出黨。中共黨內鬥爭的殘酷,使得每一個人都知道,為了卑鄙的目的,必須採用卑鄙的手段。毛澤東雖然在中共早期一度無緣最高領導層,卻在陳獨秀、瞿秋白先後失寵於共產國際之後,一步步登上中共內部 的權力高峰。只要研究毛澤東如何從湖南一個小教書匠,躋身中共高層、繼而成為全黨至高無上的領袖,就可以懂得,政變在中共的歷史中屢試不爽,凡是在中共權力鬥爭中失手的,都沒有讀通“政變經”。

毛澤東雖然參加了中共在上海的成立會議,卻一直居於黨內的二線地位,因為比 起南陳(獨秀)或北李(大釗),他的幾篇文章只是初露鋒芒,根本上不了檔次。甚至和出自北京大學的張國燾相比,也差得很遠。張國燾在一大被選為主席,並被 選作負責組織工作,就是說,張國燾作為陳獨秀的代表,在剛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負有最主要的職責,而毛澤東則被打發去搞農民運動,直到國共合作時,才當上國 民黨代理宣傳部長,依然發言權不大。但是,毛澤東非常懂得發展自己的隊伍,從一開始就知道培養親信。

毛澤東在中共一 大召開後,立即返回湖南,介紹長沙自修大學的賀恕、夏明翰、陳佑魁、彭平之,湖南省立第一中學的喻寄渾,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郭亮,長沙法政專科學校的 李六如,長沙文化書社的李庠,長沙泥木工人任樹德,以及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的蔣先雲、蔣嘯青、黃靜源、唐朝英等人加入中共。1922年,毛澤東又介紹長 沙自修大學的劉惕莊、劉義,湖南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的高靜山,在長沙清水塘學習的陳弗章、余賁民,岳陽鐵路工人陸漢湖,以及由蘇聯、法國學習回國的盧天放、 李維漢等人加入中共。1925年,毛澤東回到家鄉韶山開展農民運動,介紹毛新梅、李耿侯、鐘志申、龐叔侃等人加入了中共。1926至1927年,毛澤東在 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期間,又介紹教員羅哲、張國基等加入了中共。儘管毛澤東在黨內還沒有取得領導地位,卻已經慢慢組織自己的人馬,這恐怕就是毛澤東 “過人之處”。

毛澤東曾經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被選為五位中央局委員之一,負責組織工作,還兼任中央局秘書,協助 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事務。當時,中央的文件需委員長和秘書聯合簽署才能發出。這時,毛澤東剛剛30歲。可是,一年後,他便被排擠出去,屢受打 擊,一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才算進入核心決策層。其間相隔11年。

1924年毛澤東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原因便 是同陳獨秀有意見分歧。1929年,在紅四軍七大上,他擔任的前委書記一職被選掉,除了因為紅四軍領導層意見分歧很大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大家感覺他有家長 制作風,脾氣大,於是,轉而選舉28歲的陳毅。紅四軍八大通知毛澤東開會,毛澤東表示,是非問題不解決,就不參加會議,寫信說,要打倒八面玲瓏的陳毅主 義。前委據此給了他一個黨內警告處分,命令他馬上去開會。毛澤東後來也總結過當時自己的一些不足,比如,他曾講到,中央蘇區時期有一次和毛澤覃爭論,氣急 處舉手就要打,毛澤覃說了一句“共產黨不是毛家祠堂”。這句話說得很真實,毛澤東就是要把中國共產黨變成毛家祠堂,就是要成為他的“家天下”。

毛澤東在延安依靠劉少奇、康生與陸定一當上中共最高領袖之前,早已在好幾個地方策動政變,奪得地盤,並以這些為資本,贏得斯大林掌控的共產國際的好感。

毛 澤東最為得意的就是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這已經成了他的一種情結,直到晚年,一旦黨內有不同聲音出現,他就喊出要“重上井岡山”,似乎這是他成功之 作。確實,井岡山是毛澤東策動政變的啼聲初試,也是他賴以積累資本、要挾中央與共產國際的傑作。分析毛澤東是如何走上井岡山並一步步篡奪領導權,可以對中 共擅長政變術有深刻的理解。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被排除出中共中央領導層之後,一直在湖南搞農民運動,直到1927年 8月,瞿秋白代替了陳獨秀,號召全黨發動武裝暴動,毛澤東才有了生機。不過,就是所謂“秋收起義”,也不是官版中共黨史上所說的“由毛澤東領導”,而是由 當時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彭公達任總指揮,毛澤東只是“前委書記”。

1927年9月9日,駐修水縣的原武漢政府警衛團(團長盧德銘是中共黨員)、安源路礦工人聯合平江、瀏陽農民義勇軍,舉行秋收起義。按照原計劃,起事隊伍先攻克平江、瀏陽,然後包抄長沙,但是,起義隊伍在平江、瀏陽先後失利,根本無法再進攻省會長沙。

9 月19日,隊伍在瀏陽的文家市會師,毛澤東說服大家放棄進攻長沙——也有史學家指出,放棄進攻長沙不是上級決定,而是毛澤東自己的主張,此事後來受到中央 追究責任。於是,隊伍前往江西萍鄉,在永新縣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被視為毛澤東的一大成功,而這支在秋收起義中潰敗的部隊在走投無路的關頭,出於無奈,投 奔早已落草井岡山的袁文才與王佐的部隊。

袁文才是永新縣人,曾是當地土匪組織“馬刀會”首領之一。根據維基百科的說 法,1927年7月,袁文才和結拜弟兄王佐等攻佔永新縣城,將中國共產黨在永新的負責人王懷、劉珍、賀子珍等人營救出獄,然後,迅速撤回井岡山,多次打敗 進剿的中華民國政府軍。這年9月,毛澤東苦於解決部隊的傷病員、輜重安頓、經濟給養等問題,也不知道帶這支部隊走向何方,於是,給袁文才寫了封信,探詢袁 文才的態度。袁文才接信後,派出了寧岡縣黨組織和自己的代表,前往三灣接頭。瞭解事情真相後,袁文才逐漸打消疑慮,主動打開山門,將毛澤東的這支部隊迎進 了茅坪,令其擺脫了困境。結拜兄弟王佐,在接到袁文才的來信後,也請毛的部隊進駐茨坪。毛澤東在袁文才、王佐大力幫助下,渡過了難關,在井岡山安營紮寨。


毛澤東與賀子珍結合,含有收伏袁文才、王佐部下人心的考慮。

沒 有袁文才和王佐的接納,毛澤東就沒有在井岡山割據的可能,也就沒有與賀子珍“由同志關係迅速轉變為愛人關係”的浪漫結合,恐怕也不會有毛澤東以後近50年 的叱吒風雲。可是,毛澤東上山之後,很快就反客為主,排擠袁文才和王佐。後來,中共中央乾脆在黨內文件中明確指出,“暴動前可以同他們(土匪)聯盟,暴動 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中共就是這樣利用當時的土匪武裝。毛澤東的部隊不僅上了井岡山,還要占山為王,像當年《水滸傳》裡“火併王倫”一樣,後 來殺死袁文才和王佐,完成了在井岡山的政變。
儘管現在的中共黨史把袁文才和王佐都封為烈士,也反復強調毛澤東與袁、王被冤殺無關。因為中共封鎖一切檔案,從井岡山開始的冤假錯案,後人多無從查明。但是,我們只要想一下,除掉袁文才和王佐,毛澤東是最大的獲利者,就可以明白裡面的陰謀詭計。

毛澤東在井岡山站穩腳跟之後,便設法擴大地盤,在黨內、軍內樹立威信。於是,就發生了中共歷史上有名的“富田兵變”,再次顯露了毛澤東清洗政敵的天賦。(《新史記》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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