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9日星期四

回歸十五年 政改試驗田

中國人的傳統政治文化,大凡政權更替、江山易主,或是堯舜禪讓,或是湯武革命,兩者都是順天應人,合乎正道。中共的奪天下、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屬於湯武革命,其順天應人、合乎正道是不容置疑的,就是「置疑」也沒用,也改變不了歷史的軌迹。「國民黨反動派」、「蔣家王朝」罵共產黨是匪、是逆,剿匪二十餘年反被「匪」滅,趕出大陸,即可證明「天道、天意」應在誰的身上,這已是毋須再爭論的問題,歷史早就有了結論。

中共的問題在於取天下雖定,但坐天下和建設國家不能再堅持傳統政治體制那一套,必須繼續順乎時代和世界潮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還政於民,否則還會墜入中國歷史的周期率,在腐敗之中面臨又一次「湯武革命」,屆時天道天意就會應在挑戰者身上。這個危險性,中共是看到了,也試圖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但既得利益和政治惰性實在太深太重太大,中共總是動彈不得,也不知如何入手。

不過,中國有個香港,九七年從英國人手裏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基本法》規定最終實現行政長官、立法會全部由普選產生,也即還政於民,推行民主。從這個意義看,香港可以是中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成功實施政治體制改革的先行者、試驗田,可為中國內地最終推動政改、實現民主選舉、還政於民提供寶貴經驗。這是香港回歸後實施「一國兩制」對中國現代化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又一價值所在。

香港回歸已十五周年,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和「香港政改」決議,五年後香港將首次「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立法會全部直選。這是回歸十五年「一國兩制」最可圈可點的「政治成就」。

柳扶風

東方日報

兩岸經貿制度化重要里程碑

第八次江陳會在颱風過後順利舉行,大家關注的《投保協議》終要正式簽署,對在大陸投資的台商是莫大的喜訊,也是兩岸關係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台商在大陸投資出現不少糾紛,甚至在企業開始茁壯發展時,就受當地合作夥伴的刁難甚而被「扼殺」,或走上法庭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經過兩年多的探討協商,兩岸投保協議終可簽署,實是得來不易,不過有這紙法律協議並不能完全消除台商在大陸的糾紛。正本清源,是大陸仍不能正視台商的身份,在大陸經營企業必須有大陸人士作為企業的負責人,往往事業成功就被當地人吞併,多少冤屈上到法庭申訴,也未獲得公平公正的判決。

星雲大師在江蘇宜興建大覺寺,寺廟雄偉恢宏帶動起當地的觀光事業,但星雲大師卻不得成為寺廟的法定登記人,必須由大陸人士代持,實有不通情達理之處。大陸應考慮台商赴大陸在若干年後可取得居留權直接成為企業主,如此才能掌握自己的事業。但無論如何在消極層面,今有《投保協議》的確讓台商在大陸投資的保障,進入一個更法治與制度化的階段,這是值得肯定的。

這次簽署的《投保協議》,把雙方經貿與投資的爭端,不論是台商對投資人或政府都制度化,如果發生爭議,只要雙方當事人同意,可在兩岸或兩岸之外的第三地進行仲裁,不再受限於大陸法規只能在大陸地區仲裁的規定,這是台商的喜訊,因為大陸的判決台商縱使贏了官司也難以執行,更遑論仲裁了。因之,香港在兩岸間可扮演積極的角色,成為兩岸的仲裁中心,香港的法治不但國際化,最具資格也最能取信於民,香港在兩岸間仍有獨特的功能。

江素惠

東方日報

裸官是中共死穴 高官變身無間道

薄熙來妻子谷開來在合肥受審,全球關注。這宗案件折射出裸官事件已成中共的死穴,若再不下力氣根治,高官不僅被外國情治機構控制,當局亦會失去民心。

海伍德案的根源在於谷開來涉嫌利用外國人作人頭戶,向國外轉移家族財產,最後被人要挾,以致殺人滅口。海伍德被指與英國情治部門關係千絲萬縷,使案件變得撲朔迷離,加上夾雜金錢、桃色、政治等元素,猶如一部荷里活大片。

由於社會矛盾尖銳,很多中國官員擔心政權不穩,紛紛將妻兒移民國外買個保險。這些人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其實是在西方國家情治部門的控制之下。這些高官的把柄被人捏住,不得不俯首聽命,淪為埋伏在中國政府內部的代理人。不客氣地說,這些裸官的逃亡之路,已變成西方國家暗中控制中國的通道。

放生裸官 掩耳盜鈴

近年,中東、北非地區發生顏色革命,無論利比亞還是敍利亞,很多高官甚至政府總理都主動投靠西方,表面上是「投奔自由」,實際上是他們在海外的銀行帳戶被西方國家凍結,如果不聽話,不僅財產丟失,而且腐敗醜聞也要被曝光,無奈之下只好倒戈。控制裸官,已成為西方國家控制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手段。

俄羅斯也存在大量裸官。有俄羅斯記者認真統計俄國政府官員和議員公布的財產申報清單,發現目前有一百多名政府官員和議員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境內擁有公寓、別墅、地皮等形式的不動產,銀行帳戶更是多不勝數。為了阻止裸官蔓延,切斷西方國家對俄羅斯政客的暗中控制,國家杜馬議員日前動議,禁止本國官員和議員在俄境外擁有不動產、存款和外國公司股票,並對在海外隱匿資產的本國公務員處以五百萬至一千萬盧布以下罰款或者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且三年內不得進入俄公務員隊伍。這個新法案的對象包括總統、政府內閣成員、上下議院議員、聯邦及各級政府官員、國有企業工作人員,以至總檢察院工作人員。

俄羅斯雷厲風行打擊裸官,相比之下,中國卻不斷放生裸官。廣東早前出台規定,裸官不許出任一把手,但可出任副職。這個禁令相當於掩耳盜鈴,難道裸官出任副省長、副廳長或副市長,就不會損害政府的威信,就不會出現殘民以逞、官商勾結的事件,就不會成為西方國家埋伏在中國的無間道?

海伍德案給北京敲響了警鐘,但更多人是從權鬥的角度去解讀,而沒有關注到問題的要害是裸官。當局三令五申要加強黨的純潔性,問題是黨內潛伏着大量裸官,怎麼可能純潔呢?

東方日報

海伍德案件的發言權在調查人員身上


“經復查,現有證據證明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此為新華社至今對海伍德案唯一發出的文稿,但究竟證據是什麼、重大作案嫌疑又為何,官方一直未做出說明。紐約律師李進進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這類案件的消息,必須由刑事部門或檢查部門發佈,案件的發言權在調查人員身上,應該由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人做決定,而不是根據上級命令來行事,政治干預調查人員的判定,是目前中國法治發展最落後的環節


《大事件》記者  胡立


李進進1977年擔任武漢市公安局九處刑警,1978年入讀湖北財經學院法律本科,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的一批法學院學生。1982年進入北京大學法律系攻讀憲法專業,畢業後到中南政法學院講授中國憲法。1987年取得法律博士學位。1993年赴美後,1998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同年取得紐約州律師資格,目前為紐約州律師,處理各類民事、刑事案件。

應由在前線調查的人做決定

2011年5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在紐約肯尼迪機場被紐約和新澤西港務局官員帶走,並移交給警方。之後,紐約警方宣布,以三項罪名正式起訴卡恩,理由是他涉嫌對一名酒店女傭“性侵犯與強奸未遂”。幾個月來,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調查了包括卡恩與指控者迪亞洛(Nafissatou Diallo)等人,最後,檢方考慮到迪亞洛的可信度存在嚴重問題,做出撤訴請求。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若比較海伍德案和卡恩案,可看出中國的作法和西方法治國家的作法有明顯差別。一個在美國如此大組織的主席涉案,是由最基層的分局,等同中國的派出所來處理,而不是由FBI或其他大組織出面,雖然FBI或許會派員協助或需要掌控消息,但案子的主要調查、起訴、逮捕等,仍是由分局在辦、讓基層法院受理。

反觀海伍德案,李進進認為,顯然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由基層警察來辦案。“根據法治國家的程序,不管什麼身份,即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涉及刑事案件,也應該將由基層警察處理。換句話說,海伍德案應該交由王立軍手下的區級警察辦理,並由區級法院審理,但現在中共不是按照法治原則,而是政治原則處理薄熙來、谷開來案。”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諸如此類涉及殺人、最後可能判死刑或無期徒刑的案件,應交由重慶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中國的大問題是,沒有一個獨立的調查機構,公安機關沒有獨立的執法部門,政治力量干涉太多。”

王立軍先前身為重慶市公安局局長,根據外傳消息,海伍德死亡之後,王立軍曾試圖指示部屬隱瞞真實案情。如今,王立軍已被免去公安局局長頭銜,此時將海伍德案交由重慶基層警察處理,是否恰當?李進進認為,王立軍出了問題、無法處理案件,這不成問題,因為,王立軍的手下仍應該依照法律辦事,而不是聽局長的吩咐。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除非是案件的調查方法、調查方向,基層警察可聽局長的建議外,其他諸如毛髮、血液的來源、谷開來是否殺人等問題,局長並沒有發言權,發言權仍在調查人員的身上,不能因為薄熙來、谷開來或王立軍有政治影響力,就干預調查人員的判定,政治干預,是目前中國法治發展最落後的環節。

李進進說,一個案件,應該由掌握第一手資料的人,也就是在前線調查的人來做決定,而不是根據上級命令來決定。“台灣跟中國大陸相差極大的地方,可從台灣司法處理陳水扁案的方式看出。台灣從逮捕、關押禁見,到保釋等,任何的政治機關都無法干預辦案,完全按照法律程序,由檢察機關獨立處理,現在的台灣,可說走在世界法治的前頭。”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案明顯反映出中國法治並沒有建立起來,案件仍在中央幾個人的控制之下,這些人根據政治需要,利用司法途徑,對另一些人進行政治處罰,造成中國社會的混亂。

根據目前透露出的消息,海伍德的屍體被發現後,現場的辦案人員在查看後,已經知道海伍德是被謀殺,謀殺的手法是毒殺,而使用之毒物若為氰化鉀,現場判定時也不難看出。李進進指出,現場勘驗只是初步的,如果有任何疑點,要得到最後結論,還必須進行解剖,但海伍德的屍體並未解剖,而是直接火化,本身就有問題。

路透社報導,王立軍的4名手下懷疑海伍德是中毒而死,拒絕在海伍德死亡報告上簽字,王立軍曾向薄熙來透露此事。數日後,薄熙來擅自解除了王立軍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職務,王立軍也曾為了自保,安排手下竊聽重慶官員的電話,並祕密錄下自己與薄熙來對話。但在王立軍發現自己的祕書、司機、祕書、執行竊聽人員失蹤後,擔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據報,王立軍5名心腹和司機被薄熙來秘密抓捕,其中2人遭刑訊逼供致死,1人被逼供後自殺。

李進進對《大事件》表示,海伍德案到了王立軍手中變成飲酒過量死亡,底下的勘查人員、法醫人員還被迫簽字,這是政治干涉司法的最典型例子。若2人被逼供致死的消息屬實,代表中國的法治和人權狀況非常令人擔憂。

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反映出公安局長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護。李進進認為,如果王立軍底下有人認為海伍德是被謀殺,而非飲酒過量死亡,有一天此案還會被翻出來,到時王立軍位置難保;謀殺案通常很難瞞得住。王立軍可能考慮到紙包不住火,因此找薄熙來攤牌。

李進進指出,王立軍跟薄熙來攤牌,就是希望薄熙來可以保護自己,但薄熙來不但不願伸出援手,甚至放話指王立軍有精神病,造成王立軍的恐懼。因此,王立軍只有往領事館逃跑。(《大事件》)




香港新聞自由面臨越來越大威脅


《明鏡》記者范方華/香港記者協會2012年的最新調查指出,有超過八成的記者認為曾蔭權任內的7年來,新聞自由有所倒退,媒體自我審查現象趨嚴重,同一時間,香港銷量最高的英語報紙《南華早報》也爆出總編輯王向偉打壓旗下記者與敏感新聞的事件,似是呼應了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


有政協背景的總編+在中國投資的老闆=自我審查?

蔡翔祁20113月份離開《南華早報》時,已有英文媒體指出蔡翔祁是因為對中國相關報導的方針和老闆有分歧才辭去,當時該報的聲明表示,蔡翔祁20097月加入早報,一直是其副手畢德爾、王向偉、拉文受到器重的領導。

1993年,馬來西亞華裔富商郭鶴年(Robert Kuok)從英國人手中買下《南華早報》。1923年出生的郭鶴年是馬來西亞的著名企業家,1990年,印尼《經濟匯訊》將郭鶴年評為馬來西亞的首富,90年代開始,《福布斯》幾乎每年都把郭鶴年列為亞洲十大富豪之一,郭鶴年如今在中國大陸的投資據傳超過50億美元。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郭鶴年接手《南華早報》後,總編一職便不斷換人,人員流動也頻繁,中國版編輯林和立、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貝克(Jasper Becker)、編輯霍金斯(Stewart Hawkins)、港聞採訪主任陳旭權、特稿部主任安德森、教育組編輯Liz Heron等人,以及不少資深記者都相繼離開《南華早報》,蔡翔祁與拉文離開後,《南華早報》委任王向偉和譚衛兒出任正副總編輯,原署任總編輯職位的畢德爾轉做特刊。

王向偉是中國吉林省政協委員,在北京修讀新聞傳播和寫作,曾任職於英文《中國日報》,1996年進入《南華早報》,2000年接任林和立出任中國新聞版編輯,慕亦仁認為,一直有“審查新聞”名聲的王向偉沒多少做新聞的一線經驗,從來就沒“跑過口” ,並且在很多事件,已經顯露出他新聞判斷的不準確,但或許郭鶴年和他兒女就是看上他這點。

慕亦仁對《明鏡》表示,自己的稿子屢被拒絕,有兩個可能性,第一,與王向偉有關,因他具有政協的身份,也比較保守、親北京,第二,與郭鶴年有關,他不想得罪北京,因此用王向偉,就是覺得可以讓他們放心。

 “王向偉在《南華早報》供職期間,好幾位外國編輯都曾被任命為總編輯,但他們都在與這位前《中國日報》記者兼吉林省政協委員鬥爭失敗后離職了。郭鶴年家族總是清楚地表明他們支持誰。”慕亦仁在《陽光時務》的文章中寫道。

2011年,慕亦仁親眼見到在中國政府的迫害下,人權律師和其他異見人士的恐嚇和痛楚,慕亦仁想將這股使人恐懼的新社會趨勢作為報導主題,向中國新聞編輯組的編輯進言,當時的副總編拉文在度假,慕亦仁的提案立刻被該組的編輯駁回,理由是《南華早報》已經做過受迫害的人權律師的相關選題了。慕亦仁寫了便條,解釋這次是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趨勢,但慕亦仁未得到回覆。

幾周後拉文返回工作崗位,慕亦仁將提案交給他,拉文迅速回覆,要慕亦仁著手進行採訪,但就在慕亦仁完成了整篇報導後,稿子在中國新聞組壓了三個月沒有發出,慕亦仁後來發現,這是王向偉想讓一篇報導的時效性縮水時常用的手法。他向拉文發了電郵,拉文無奈解釋道,他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大的職權了。三個月後,慕亦仁的《異見人士的沉默》(Silence of the Dissidents)發表了,他也憑藉這篇稿子拿下兩個獎項。

至於副總編輯譚衛兒,則畢業於廣州中山大學外語系,曾在香港英文《虎報》任記者,任職亞視副總裁時,因誤報江澤民死訊風波而請辭,後加入《南華早報》,不到兩個月即升為副總編輯。

慕亦仁認為譚衛兒也是將《南華早報》染紅的一股力量。2012年初,該報刊登了譚衛兒採訪十一世班禪喇嘛的報導,“她都只問一些很簡單的問題,很明顯不想涉及敏感的區域,那這樣值得報導嗎?”

5年前,慕亦仁和《南華早報》還有合約、王向偉還只負責中國新聞版時,兩人在北京一起採訪了政府官員,採訪前,王向偉要求慕亦仁別問敏感問題,並在報導寫完後讓他過目。“我覺得,即使你有身份地位、跟很多領導人關係密切,如果不能報導出事實,如果不能問得深入,這些都沒有用,沒有一點新聞價值。”慕亦仁對《明鏡》說。

慕亦仁對《明鏡》表示,有傳聞指北京不願見到《南華早報》在外國人手裡,因此建議郭鶴年買下該報,此消息無法證實真假,但可確定的是,香港的新聞自由正面臨越來越大的威脅,因為現在香港很多報紙都在商人的手裡,很這些商人中又有許多人都在大陸投資,誰也沒敢得罪北京。“這樣的人不應該擁有報紙,因為對新聞的中立性是一種干擾。”慕亦仁說。

現任香港記者協會麥燕庭也曾表示,香港很多媒體經營者被聘入人大或政協,使得媒體被赤化,很多年輕新進的記者完全遵照主管要求去做,自己被新聞審查了都不知道。

慕亦仁對《明鏡》表示,他在香港認識的大陸和香港記者,都沒有人會自我審查,他們都很願意報導敏感的新聞、很重視新聞自由,但《南華早報》的總編輯和副總編輯卻有新聞自我審查的傾向,讓很多記者不高興。



 《南華早報》總編王向偉

開審谷開來:如此粗糙,匆促


檢舉為不當影片

中共十八大前的謎底層層揭曉


因為王立軍叛逃事件和薄熙來倒台事件,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十八大正在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政治爭鬥,全世界都看清中共十八大常委候選人的真實面目。

薄熙來不是個省油燈,但沒想到打碎這盞油燈的正是他自己,引火焚身的正是他的入常大夢。然而,薄熙來點燃的這場大火,不但燒毀了自己,更把早已坐在火山口上的中共燒得焦頭爛額,不知所措。

本書從全新角度對中共十八大11名常委候選人進行全方位政治解剖,用最新的觀察和判斷來全面解開十八大前的層層謎底。

11名候選人鹿死誰手?何頻曾獨領全球媒體,準確預報中共十六、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名單,現在,他在本書中披露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爭奪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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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鏡書刊“破牆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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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雜誌陳列在加州大學柏克萊(伯克利)分校校區的Books Inc.書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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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頻:等待下一次政變的來臨


  《明鏡月刊》何頻




   所有的髒水都潑到王薄身上

  一個當權者不會政治改革、人民不能革命起義的國家,政變是政治唯一的出氣口。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就是一部不斷政變的歷史。當然,毫無疑問,最後也會是政變來結束這段歷史。

  從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路線鬥爭,到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反腐肅貪,本質上無一不是政變,無一不是用非程序的方式將政敵趕下台,這是一長串名單,毛鄧時期,政變中最重要的失敗者至少包括高崗、彭德懷、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等等,而江胡時代,二十年便在四個直轄巿中收拾了三個巿委書記,他們是陳希同、陳良宇、薄熙來,江澤民更借鄧小平之手,在軍中成功進行了“和平”兵變,清洗了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及其派系。

  這是連續劇。那些被這場政變趕下台的人,往往是上一場政變的參與者或得益者,劉少奇、鄧小平、林彪、“四人幫”、薄一波、楊氏兄弟、陳希同等等,不都身兼害人者和受害者兩個角色麽?

  這又是一套重復上演的老把戲。陰謀政變一旦成功,伴隨的是無恥的慶功和效忠,若干年後,又往往是充滿正義感的平反、翻案,而活著的復出者,過幾年又充滿激情地用政變的手段將別人整掉。

  政變從來不缺敗將的罪名。官方權威的文件,民間豐富的演義,可以迅速將任何一個一批昨天還指點江山的什麼主席、元帥、總書記、政治局委員,迅速變成不但政治上罪大惡極、人格上卑鄙下流的妖魔。下一場政變,又將這一切推翻,無數人出來證明:被平反的人的罪名是壞人誣陷而成的,同時,他們便將同樣的罪名放在剛剛被打倒的人的頭上。

  中共的信譽便是這樣破產的。即使中共當權者一直在努力銷毀、掩蓋這一場場政變的真相,但有限的信息也足以證明:中共歷任和現任最高層的成員中,幾乎人人參加過政變,不同的只是參與陰謀的程度而已。

  這當然比古代的宮廷政變複雜多了。我不知道未來歷史學家能否講得清這些歷史,我們的後代可能沒辦法不蔑視這段歷史,他們很難理解:這些低級政治把戲為什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總是可以玩下去?

  不經過公民選舉、不接受公開監督的政權,不管他管治國家多長時間,本質上他還是革命黨而非執政黨,這種秘密式、黑幫式的一黨體制決定了,只有靠陰謀才能生存,只有靠陰謀才能爬升,只有不斷整掉對手,才能讓自己權傾一時。

  正在上演的王立軍、薄熙來亊件,不知道是中共的第幾十場政變。跟之前所有的政變一樣,他倆昨天還是政壇當紅、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卻連犯罪嫌疑人最起碼的自我辯護的權利都沒有,而且,在他們垮台之後,所有的髒水都潑到他們身上。

   “相信黨中央”成了相信政變勝利者

  即使作為看客,我們也需要判斷力。首先要明白:這不是好人和壞人、英雄和惡魔之戰,而是小人和壞人、惡鬼和惡魔之戰,這不是改革和反改革、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之爭,而是權力和權位、利益和利益之爭,除非引發更大的政變,根本不可能有什麼平反“六四”、政治改革的事立即發生。

  如果檢查一下中共的信用記錄,他們歷來給政治失敗者編織的罪名,幾乎全部都經不起歷史考驗,不斷地翻案,就是不斷推翻之前所謂權威的官方結論、文件,那麼,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中共官方對王立軍、薄熙來的任何定性。所謂要“相信黨中央”,不過就是要相信政變勝利者的說詞。

  溫家寶最後一場總理記者會上的“文革說”,被廣泛解讀為劍指重慶,指“唱紅打黑”走的“文革”道路。如果是這樣,就應該引出更有意義的兩個問題:為什麼會有薄熙來在重慶的胡作非為?為什麼有多位政治局常委前往重慶支持“唱紅打黑”?

  其實答案很簡單,正是胡錦濤在政治上不作為(不折騰)、溫家寶只知做秀講空話,正是掌權者們堅拒政治體制改革,才有重慶這種“唱紅打黑”的變態行為!而且,重慶這種變態民粹行為,得到相當多老百姓、官員的支持也是真實的,因為薄熙來、王立軍們在變態表演的時候,還是做了一些利民之事。何況,“唱紅打黑”可以滿足那些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主義者、左派人士的幻覺。其它地方的官員呢?會比薄熙來、王立軍做得要好?

  “文革”為什麼在中國是一個被官方“徹底否定”卻不准民間公開討論的問題?其實,不只是“文革”一旦真正揭開蓋子,沒有幾個中共官員不被暴露出其醜陋,更重要的是,中共當今的官方話語系統、掌權思路還是沿襲了“文革”這一套。這個基礎,又豈是薄熙來、王立軍能打得下來的?還不是在胡錦濤帶領下,抗拒民主普世價值觀,這幾年全國才“一片紅”呀!正是官員們太熟悉“文革”這個套路了,才跑到重慶去過一把“文革”癮!如果沒有這麼多政治局常委支持,重慶能發光?如果依照溫家寶的思路,不等於說這些常委支持的是走“文革”道路?那你們的黨中央不是明擺著分裂了嗎?

   “六四”平反說是可疑的

  現在,海外媒體關於王立軍、薄熙來事件有很多離奇的報道,使人難以置信。其中某些信息,是不是某些政治勢力的試水動作,我們沒有證據,但至少關於“六四”平反說是可疑的。依照英國《金融時報》的說法,溫家寶多次提出要求平反“六四”,而遭遇薄熙來的反對。這裡面的問題是,在中共最髙決策層中,重慶巿委書記薄熙來有足以反對總理溫家寶提議的實力嗎?即使薄熙來反對,難道溫家寶們就會因為他這一票反對,就擱置平反“六四”?如果不只有薄熙來反對,那不又一次證明你們的黨中央明擺著分裂嗎?

  “六四”肯定是要翻案的,幾乎每一個人都相信這一點。這不僅僅是歷史罪案,而且是政治變化最大的道德資源。從理論上,任何人推動平反“六四”都是值得肯定的,不過,如果有人只是從中撈取名利,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行為,其實比什麼都不做更可恥。實質性的行為有多難?去趙紫陽故居看望一下、慰問一下“六四”受難者家屬,比滿口詩詞典故有力量多了!

  中國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法庭,沒有一個可以公開辯論的政治平台,我們用不著為薄熙來、王立軍去辯護、去反撃對手,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他們被打倒的更多層面。


薄熙來“唱紅”是為了頭上的頂子染得更紅。

  事實上,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王立軍的“打黑”,用的是“黑打黑”的手法;薄熙來的“唱紅”,是為了頭上的頂子染得更紅。因為這不是王立軍、薄熙來孤立的個人行為,這是中共幾乎所有公安局長、大小官吏的共性。

  進一步說,在中國司法過程中,豈只是“黑打黑”,更多的是“黑打白”,多少無辜平民,遭公安司法剝奪人權!在官位爭奪過程中,薄熙來所謂高調“唱紅”為了十八大,雖然噁心,但總算有一點“陽謀”,那些裝作低調的官員,往往更是爭權奪利的陰謀高手。

    等待下一場政變的來臨

  無論如何,在這個官本位的國度,官吏是這個國家的精英群體。但當今這個群體,比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官吏都容易腐敗,更容易成為大小政變的失敗者,成為這個體制的犧牲品。如果他們天生是善的,那麼是這個體制將他們變成惡人;如果他們天生是惡的,那麼是這個體制使他們變得更惡。只要有正常的心智,都很清楚,只有政治公平、透明,走民主之路,這個群體才能免於生活在不安全狀態下,才能減少禍國殃民的能量。

  民主之門如何打開?我在文章前面說過,一個當權者不會政治改革、人民不能革命起義的國家,只能靠政變。而政變是專制政權永遠驅趕不走的魔咒,既生於政變,必死於政變。我們雖然不幸被綁架在這場把戲的觀眾席上,但我們還是看到了政變的某些進化跡象。這一次重慶政變,不管勝利者最終給薄熙來、王立軍什麼罪名,也不管薄熙來能否東山再起,都是中共一次比較真實的大分裂,雖然這種分裂難以反映在那一套官式語言中,但誰都知道,所有的陰謀就在空話假話套話中生長,陰謀成熟的標誌就是政變,而政變最終的出路只能是民主。
  讓我們等待下一場政變的來臨吧。(2012年3月29日於迪克斯山莊)(《明鏡月刊》第27期)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740?apKey=fedd22f528

世界媒体看中国:谷开来其人


谷开来被控故意杀人及伙同他人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

 
美国之音齐之丰
中国执政党共产党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被中国当局指控故意杀人、及伙同他人杀害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审判在安徽合肥举行。

在审判日到来之际,世界媒体和中国公众一样在不约而同地思考一个大问题,这就是,谷开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中国的婕姬,麦克白夫人?*

在谷开来被认为是故意杀人的消息曝光之前,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被普遍认为十拿九稳地要在定于今秋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上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即中央政治局常委。

以势不可挡的势头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薄熙来因妻子而坠落,不禁让中国国内外成千上万的看客唏嘘慨叹,也让他们不禁想起莎士比亚那些动人心魄的戏剧。

在审判即将开始之际,美国网络新闻杂志《每日野兽》发表驻北京记者刘美远(Melinda Liu)的报道说:

“中国网民把她称作‘中国的麦克白夫人’。因为容貌姣好,出身显赫(其父是中国的一位将军),她也被称作‘中国的婕姬’。谷开来将被庭审一天,对她的审判将是中国的世纪之审,是大约30年前毛泽东死后激进的‘四人帮’受审以来所未见的。”

谈到谷开来,评论家或议论者看来都容易文思飞扬,把她与莎士比亚著名悲剧中的著名人物和世界名人联系起来。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麦克白》当 中的一个主要人物。麦夫人野心勃勃,怂恿丈夫杀人篡位,结果跟丈夫双双走上死路。婕姬(Jackie O)则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后来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

*黑暗小说,红色中国*

将谷开来的案件文学化,看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在谷开来审判到来之际,法国西南部夏朗德省的《自由夏朗德报》发表报道,标题是“红色中国的探案小说”。

这个标题的法文原文是“Roman noir en Chine rouge”,其表面、字面意思是“红色中国的黑色小说”。法国不愧是世界小说名著《红与黑》的诞生地,红与黑的套路对法国报纸写手来说可谓驾轻就熟。

在这文字/文学意味浓厚的标题之下,《自由夏朗德报》的报道本身依然是文学味浓厚:

“谷开来是国际间著名的律师、知名的作家、一度冉冉上升的中国政治明星薄熙来的妻子。她本人经商,生活奢华,后来被控故意杀人。她的一个同事说,直到今年 春天,作为著名律师和薄熙来的第二任妻子在中外都被看作是一个‘智力超群、富有魅力、容貌姣好’的女子。现年53岁的她在今年春天成为中国最近几十年来一 起最轰动的丑闻的中心人物。新华社说,有‘确凿的’证据可以指控她在去年11月毒杀了一个英国商人。”

以上是《自由夏朗德报》报道的言简意赅、可圈可点的头一段。这段文字的可圈可点显然在于它点出、凸出了一个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体所回避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对谷开来是一个什么人,官方媒体的说法跟谷开来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说法红黑分明,大相径庭。

*谷开来并非恶魔*

按照中国官方公开、半公开、或秘密释放出来的说法,谷开来简直可以跟心狠手辣、声言为了丈夫篡位而不惜将自己吃奶的孩子亲手摔死的麦克白夫人有一拼。

在媒体被中共严密掌控的中国,就谷开来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她是否真的杀了人、她是否有杀人动机等等重要问题,中国媒体只能奉命转载、重复中共的说法。

即使是中共官方的说法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漏洞,中国媒体也只能是奉命转载和重复,不能进行独立自由的报道。于是,为中国公众和其他人展示另一种谷开来形象的任务就落到了海外媒体、世界媒体的身上。

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7月27日发表记者布里斯·佩德罗莱蒂的长篇报道,讲述薄熙来-谷开来夫妇眼下在中国身陷其中的政治兼法律纠葛。报道说,在山城重庆,谷来开是否杀人的问题依然是迷雾弥漫。

重庆的律师周力泰就对谷开来是否有故意杀人的可能性或动机表示深重的怀疑。佩德罗莱蒂援引他的话说:

“可以看看谷开来的出身。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而且本人还是一个律师,是中共一位有志晋升最高领导层的高干的妻子。说她杀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除非她是彻底疯狂了,才能干出这种残忍的事情。”

谷开来90岁的老母亲、中共老革命家范承秀则辗转透过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对中国官方有关她女儿的说法提出强烈的抗议和质疑。范承秀表示,当局对谷开来犯罪杀人的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谷开来没有谋财害命的动机,也没有杀人的狠心。

*中国依然与世隔绝*

在谷开来审判到来之日,中外媒体有关报道的巨大差异凸显出高唱“与时俱进”、“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在很重要的方面与世隔绝,沉陷于当局管制新闻的过去而不能自拔。

一方面是中国千百份报纸不能进行独立自由的报道,不得不千篇一律、一字不差地重复、转载官方的说法。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媒体对中国官方说法提出五花八门的质疑。世界媒体的这种质疑可以用路透社一则报道的标题为代表:

Villain or scapegoat? Gu Kailai faces trial in China
是恶棍还是替罪羊?谷开来在中国面临审判

这里所谓的“恶棍”不需要再解释,所谓的“替罪羊”则显然是指在中共诡异的权力斗争中,有人要通过拿倒谷开来,进而拿倒薄熙来。

中国当局审判谷开来,世界媒体则审判中国当局、审判当局控制之下的新闻媒体。路透社的报道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审判词:

“到底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有关的完整真相不可能从执政党控制的法庭和媒体透露出来。在这宗神神秘秘、充满含沙射影的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一直没有机会发言或自辩。”

*刑事审判?政治审判?*

对谷开来的审判向全世界展示或暴露了中国距离法治国家还很远,中国的法律充其量不过是政治的婢女甚至是玩偶。在谷开来审判日到来之际,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

“(谷开来的丈夫)薄熙来因严重违纪而受到调查。如何处理他的问题至今让中共领导层内部动摇。对谷开来公判的走向必然会影响到今秋中共党代会的领导班子权力交接,因此,‘政治审判’的气味逐渐浓厚。”

“人权律师刘晓原在接受本社采访的时候指出,‘这一案件不是一般的杀人案,只是涉及出于金钱麻烦而起意杀人的问题,跟国家机密无关,应当公开审理,司法程序应当客观公正,严格按照法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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