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30日星期日

明鏡獨家:大變數,汪洋可能取代劉雲山?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劉京生



     原定10月中旬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延遲到11月上旬召開,又給十八屆政治局常委、委員以及中央軍委、各部委、省巿領導成員的人事調整提供了變動機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汪洋是否取代劉雲山為政治局常委。

     劉雲山原本內定為新的常委,且將一躍成為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這則消息經明鏡新聞網獨家披露之後,引起黨內外強烈質疑。「劉雲山除了買通外國人,出了一本拍馬屁的江澤民傳,其他一無建樹」,一位中共高層官員對明鏡新聞網說。


     劉雲山

    出身團派的劉雲山,從一名業餘記者爬升到中宣部長,進而成為十八大最大黑馬之一,打破了文革結束以來中共人事歷史記錄。觀察家多認為,他主持中宣部工作期間,是中國新聞界自文革以來最黑暗的時期。

     同時,輿論普遍對汪洋未能內定為政治局常委表示失望。汪洋和總理溫家寶一樣,是口喊改革響亮的領導人,兩人的根本區別是,汪洋的家屬不象溫家寶家屬一樣有醜聞相隨。汪洋對鳥坎民眾抗爭事件的溫和處理,贏得了非常好的名聲。

     北京媒體高層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未來一個月,不知道又會發生什麼驚天震地的事。如果汪洋真的成為新的黑馬,眾多的職位又得重調。」

     「這有點象過家家,但後面是慘烈的爭鬥。薄熙來因此而陣亡,誰是下一個?汪洋能最終勝出嗎?劉雲山會輕易認輸?中國的政治總有意外。」北京政界人士對明鏡網如是說。

重慶模式比韓台資本主義還要更強勢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再改革
——蕭功秦答問錄

《外參》記者 胡立



帶有左派色彩的新威權主義

蕭功秦曾在這個會上的第點建議,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而不意識形態來解釋重慶模式,更為合理,蕭功秦指出,有些中國官員認為重慶的成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說什麼資本主義是搞兩極分化,而重慶沒有兩極分化,因而來說明它是社會主義。“我委婉地質疑了這點:恰恰有些資本主義國兩極分化的程度,比中國遠遠小得,例如亞洲四小龍,由此可見評價兩極分化的標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建議用非意識型態的方式作總結。”“重慶模式的成功,可以沿著新權威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用新權威主義的理論重新概括它,或以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來概括重慶模式的運作機制,就更加合理了。”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似乎比韓國、台灣的“凝聚性資本主義”還要更強勢,在經濟上與國際市場經濟打通,進大出,是一種“政府動員——市場競爭“相結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動員力強的優勢,例如重慶國營企業,必須承擔將三分之一的利潤拿出來,為“三通一平”的基礎建設與“五個重慶”建設負起責,與許多地區的國企的自利主義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眾所周知,東北有家制藥廠其辦公室豪華裝修比凡爾賽宮有過之無不及。

蕭功秦把他的觀點概括為,重慶探索與薄熙來事件並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只有作這樣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貢獻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他說,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對待重慶探索,也應該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自從薄熙來事件後,社會上把重慶人所做的一切,簡單化地理解為薄熙來的陰謀奪權的手段與伎倆,因此不值得學習與借鑒。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因為有了薄熙來這樣一個“壞人”,從他的動機上可推導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自己野心與陰謀服務的,既然從道德上看他充滿道德污點,所以重慶模式整體來說也就沒有價值,把重慶所做的對普羅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時予以否定了。

蕭認為,這樣做會產生另一種後,那就是,極左派會挑撥重慶民生建設中受益的普羅群眾,來反對中央政府對薄熙來事件處理,以此來達到東山再起。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這樣做。蕭功秦說,早在薄熙來事件在媒體上傳出以後,許多人認為自由派勝了,但他認為,現在左右之爭遠沒有結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階段。他說他的估計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來出事後,勢力一夜之間打弱,蕭功秦認為,左派有個思維上的嚴重誤區,左派認為他們需要一個奇理斯馬式的救星,這個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領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與否,是與這個救星具體聯繫在一起的,當救星本身被發現是個與刑事案件有牽涉的陰謀家後,左派也就失語了。現在左派總是宣稱薄熙來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為他鳴冤叫屈,可以說是一種不明智的駝鳥心態,就是出於這種糾結而擺脫不了。(《外參》)

蕭功秦在西康瀘定橋。(蕭功秦提供《外參》)

九常委中秋夜高调亮相 倒薄问题达成一致


中国举行国庆招待会(美国之音记者 东方拍摄)

美国之音记者 东方

大陆民众国庆长假涌港 港人亦喜亦忧


香港主权回归人心仍未归(资料图片)

美国之音黎堡

国学大师南怀瑾曾因躲避台湾政治而远走美国

中文网络照片

法广
 
著名两岸国学大师南怀瑾昨天在苏州去世,享年95岁。南怀瑾的逝世引发许多中国网友的留言,充满惋惜和称颂之意。南怀瑾曾经为了避免卷入台湾政治而远走美国,在维吉尼亚州成立“东西学院”。但据传,李登辉曾经利用南怀瑾的人脉关系,安排密使与中共秘密谈判。



据介绍,南怀瑾是浙江温州人,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到台湾,后成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由于他精通儒、释、道思想,拥有众多粉丝。拜其门下者不乏政商高层,包括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

南怀瑾曾经为了避免卷入台湾政治而远走美国,在维吉尼亚州成立“东西学院”。但据传,李登辉曾经利用南怀瑾的人脉关系,安排密使与中共秘密谈判。
 
南怀瑾还曾旅居过香港,当时不少两岸的政商名流在其门下听学。
 

南怀瑾在1980年代筹资金为其家乡兴建“金温”铁路,该铁路1998年建成通车。南怀瑾2004年移居上海,并在2006年后长住苏州,并创立了太湖大学堂。

薄瓜瓜在社交网站为父亲辩护


薄瓜瓜在哈佛毕业典礼上
薄瓜瓜表示难以相信父亲薄熙来受到的指控

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美国时间星期六(9月29日)在社交网站Tumblr上发表声明,对父亲受到的指控提出质疑。
薄熙来被指滥用职权、受贿以及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在9月28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薄瓜瓜对薄熙来所受的指控表示“难以相信”,他表示这与他一直以来所了解的父亲完全不同。
24岁的薄瓜瓜表示,薄熙来推行的政策虽然有争议,但他所了解的薄熙来是一个理念正直且忠于职守的人。
薄瓜瓜在声明中说,父亲一直教育他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不要做一个只看重自己私利的人,而他自己也一直在努力按照父亲的建议去做。

薄瓜瓜在声明的最后表示将等待对父亲的司法判决结果。

薄瓜瓜的母亲谷开来被控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已经在8月份被判处死缓。

薄瓜瓜是薄熙来的第二子,也是薄熙来与谷开来唯一的孩子。

他在今年5月从哈佛取得硕士学位,目前据信仍在美国居住。
BBC

薄熙來案引爆的政治炸彈曾燒到軍隊高層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高小軍



薄熙來的案件所引發的政治炸彈,燃燒到了中國軍隊高層。三月下旬以來,隨著重慶各級黨政官員紛紛表態過關,軍隊內部的整頓學習也在同時進行,軍報要求一切聽從黨中央、胡主席指揮,軍隊高級幹部面臨著表態過關、重新站隊的問題。

  在處理薄熙來的關鍵時期,軍隊內部進行思想整頓,顯然是要求統一思想認識。消息人士稱,軍隊內部有高級幹部對薄熙來問題有不同看法,而且在過去就明確支持過重慶的做法,而現在他們要重新表態站隊。

  4月16日,中共黨媒《求是》雜誌刊登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文章《增強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在文中稱,中國軍方應該“深刻認識講政治顧大局守紀律的極端重要性”、“始終堅持用法規制度規範部隊工作和生活秩序,嚴格約束官兵言行舉止,確保全軍上下集中統一和純潔鞏固”。

  劉亞洲是原三野21軍187團政委劉建德之子,其妻子為中共元老李先念之女李小林。其代表作品有《金門戰役檢討》、《信念與道德》、《甲申再祭》、《大國策》等等。此前,劉亞洲曾自稱“願做自由思想的殉道者”。被認為是中共軍方內具有民主思想和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人物,是軍隊內少有的有強烈憂患意識的將領;不過,也有反對的聲音,認為他過度宣揚美國的軍事實力,貶低目前中共的軍事力量,飽受爭議。

  此前的4月11日,中共黨媒刊發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女婿、海軍政委劉曉江文章,呼籲勿打探、聽信、傳播“小道消息”,

  隨後,《人民日報》刊發二炮兵政治部主任殷方龍中將的文章稱,強調更加堅定自覺地聽黨指揮、維護大局及嚴守紀律。在遇到講感情與講原則難以統一時,個人之間、上下級之間小情小義,要服從中共事業發展需要的大情大義云云,文章所指似乎十分明確。

  這一系列的軍內高級將領的高調表態,被外界解讀為這是自4月10日中共官方宣佈“薄熙來事件”初步調查結果後,中國軍方紅二代對中央 “效忠輸誠”並主動與薄熙來切割的立場。

  當然,也有觀察人士表示,雖然外界普遍將薄熙來、劉亞洲等同歸為紅二代、太子黨,但是,這個稱謂也僅僅是個籠統的概括,並不能統一為一個“勢力的概念”,在紅二代中,雖有人相交甚好,甚至結為秦晉之好,但是,也有不少人之間往來甚少,所以,要對此有概念上的切割。

  與當年陳希同和陳良宇事件不同的是,薄熙來事件爆發後,中共高層表現出空前的緊張,《解放軍報》、《人民日報》和《求是》雜誌(即原來的《紅旗》雜誌)不斷地發表文章,呼吁軍隊聽從黨中央的指揮,各地幹部,尤其重慶地區的各級幹部和軍隊高級幹部紛紛表明效忠立場,其態勢十分相似於林彪事件後的當時中國政治局面。這除了說明薄熙來政治上的能量遠大於此前人們預估之外,或許不排除軍隊內部出現相當程度上的不穩甚至分裂。。

  58歲的殷方龍為二砲政委張海陽上將的直接下屬,由他而不是張海政委陽出面“效忠”,似乎不夠級別,這本身就容易讓人產生聯想。

  更有媒體指出,張海陽出訪前的上一次公開露面,是3月初陪同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視察駐陝西部隊,劉源則在首都規劃委員會全體會議上露面。也就是說,1個多月的時間裡,沒有張海陽的消息。

  有評論稱,正是在這種微妙形勢下,張海陽以一種不高不低的姿態出訪,一方面表明他目前沒有“出事”,同時也表明,中共高層在他和薄熙來之間做出切割的姿態和努力,最大限度地減輕薄熙來事件對軍隊的衝擊,力保軍隊穩定。在這個意義上,張海陽的出訪是中共政治上的一種需要。

  但與此同時,上層對成都軍區展開調查。
  據香港英文《南華日報》報導,中共中央軍委已派出五個調查小組,分赴四川、重慶、昆明及貴州等地,深入調查被罷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與成都軍區的關係,而薄熙來的父親、中共元老薄一波在雲南的舊部14集團軍也正被調查。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五個小組已被派駐成都軍區,調查該軍區是否有高級軍官或所轄部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捲入薄熙來案。”

  消息來源沒有給出細節,比如誰在接受調查,但是有猜測指成都軍區的幾個將軍與薄熙來關係密切。

  報導說,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突然高調亮相成都軍區,引起外界高度關注。他在視察時強調:“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進一步重視和防範重大安全問題,確保不發生影響全局、干擾大局的問題。”


    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在某集團軍陸航旅、某步兵師和成都軍區機關調研中,郭伯雄指出,要教育引導廣大官兵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切實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一切行動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和胡主席指揮。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領域鬥爭,教育廣大官兵不聽、不信、不傳各種政治謠言,嚴防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確保部隊政治堅定、純潔鞏固。要更加註重拓展和深化軍事鬥爭準備,不斷提高部隊以打贏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能力為核心的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要更加注重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和保持部隊自身安全穩定,進一步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和責任意識,積極協助地方做好維護社會穩定的工作以及隨時應對可能出現的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情況的準備,確保一聲令下能夠迅即出動,堅決完成任務。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進一步重視和做好防範重大安全問題的工作,確保不發生影響全局、干擾大局的問題。

  成都軍區所轄部隊涵蓋地處中國西南部的重慶市以及四川、雲南、貴州及西藏的警備區及集團軍。重慶警備區即隸屬於成都軍區,而薄熙來2月在王立軍案發生後曾高調前往參觀的昆明14集團軍,也隸屬於成都軍區,該部隊由其父薄一波創建。

  消息來源指出,駐紮在昆明的14集團軍目前正被調查。
  一種消息說,江澤民清明節前從上海回到了北京,藉參加曾慶紅父親曾山去世四十周年活動機會,發揮對十八大人事安排的影響。明鏡新聞網查證,江澤民最近都住在北京西山,多次接見軍方將領,其中包括軍方最高掌權人物、軍委副主席郭伯雄,並安排郭先後前往蘭州軍軍區、成都軍區布局和調查。(《明鏡月刊》29期)

《明鏡》月刊 第32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5000?apKey=fedd22f528

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動手的真正盤算是什麽?


《新史記》蘆笛



隨著蘇聯檔案解密,有的學者開始認為,斯大林同意北韓入侵南韓與艾奇遜的演說無關,並對斯大林的動機提出了新的解釋。據我有限閱讀所及,大致有三類看法。

第一種看法
第 一種看法是沈志華教授在回答“鳳凰網”採訪時說的。他認為,斯大林決定發動韓戰的目的非常簡單,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複雜——是因為《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 約》簽訂後,他在中國丟失了中長路、旅順港。蘇聯的太平洋艦隊沒有不凍港,失去了出海口,所以他要控制朝鮮半島,取得不凍港,“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 軍事風險”,所以就同意了金日成發動戰爭。(注18)



沈志華教授。(高伐林攝)

竊以為,此說恐難成立:

第一,它只是個猜測,既無直接證據亦無間接證據支持。

第二,它難以自洽:據我不完全的瞭解,北韓境內就有清津、興南、南浦、金策、元山、雄基等六個港口,其中有四個港口冬季仍可航行,何必去南韓搶?

第三、它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斯大林最突出的特點,是極度謹慎,專門欺軟怕硬,避強淩弱,只在安全的前提下作最大限度的擴張。二戰前,他千方百計避免與德國和日本衝突,欺淩弱國卻無所不為。二戰後,他又千方百計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甚至不惜默默忍辱。

沈 志華教授自己就揭示了這些事實:韓戰爆發後,美軍飛機多次侵犯蘇聯領空,甚至在1950年9月4日擊落了一架從旅順基地起飛進行訓練飛行的蘇聯轟炸機。蘇 聯提出了抗議,但被美國拒絕。在進一步提出抗議前,斯大林還讓下面再次核實情況是否準確。美軍越過三八線的第二天,麥克阿瑟派兩架噴氣式戰鬥機襲擊了蘇聯 濱海地區蘇哈亞市附近的一個機場,蘇聯作了唾面自乾的最大克制:既沒有派飛機升空迎敵,也沒有使用防空火力還擊。次日外長葛羅米柯召見美國參贊表示抗議, 但美方拒絕接受抗議照會。蘇聯人只好把照會寄給美國大使館,卻又被美國大使館退回。斯大林不但忍氣吞聲,還把這看成是美國的警告,嚇得再不敢履行當初作出 的派空軍為中國軍隊助戰的承諾了。(注19)

如此慎重的人,怎麼可能為了取得一個不凍港就去輕率冒險?

第 四,根據上述第三條可知,斯大林下決心的前提,一定是覺得北韓冒險不會引發與美國的直接衝突,亦即沈教授說的“這樣做,又沒有大的政治和軍事風險”。這個 前提不滿足,則哪怕南韓有再好的港口,他也只會咽下饞涎。因此,想要不凍港不足以構成斯大林下決心的充分條件,更不可能是其必要條件。它當然有誘惑作用, 但在他的利弊權衡中實在是無足輕重。

實際上,斯大林在很長時間內都在擔憂介入與美國的直接衝突。1950年1月以 前,斯大林一直禁止北韓向南韓啟釁,只許北韓自衛反擊。1949年9月初,金日成向莫斯科請戰,準備奪占甕津半島及從甕津半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 地區。如果國際局勢許可,就繼續向南方挺進,聲稱他們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奪取南朝鮮(注20)。斯大林於是命令蘇聯使館進行調查,評估雙方實力、南 方人民對北方發動戰爭的可能反應,以及美國對北韓入侵的可能反應。蘇聯代辦調查後向莫斯科報告,人民軍實力不足以速勝,戰爭可能遷延不決,美國人很可能會 介入,並利用它來作反蘇宣傳。即使光是奪下甕津都會使得戰事擴大,為美國人干涉提供藉口。(注21)

據此,9月24日,蘇共政治局否決了北韓的入侵計劃,理由之一是它會向美國提供獲得聯合國授權派兵的法律依據,使得美國在朝鮮長期駐兵,推遲朝鮮的統一。(注22)

10月30日,斯大林因蘇聯大使容許北韓沿著邊境進攻南韓位置而申斥了他,說:“這些挑釁對我們的利益是非常危險的,有可能使得敵人發動一場大戰。”(注23)

因此,斯大林像當年生怕觸發與納粹的大戰一樣,小心翼翼地避免捲入與美國的直接對抗。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個政治局指示準確地預見了後事。從這些證據來看,竊以為,為了個溫水港就輕率決定冒險,不像是這位不世出的戰略大師幹得出來的事。

斯 大林的態度開始鬆動,乃是1950年1月底的事。1月17日,金日成向蘇聯大使哭訴,說若再不“解放”南韓,則他將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要求去見斯大林, 獲得批准他進攻南韓的命令。若是斯大林不見他,他就要設法去見毛澤東。他強調說,毛澤東曾答應他在中國戰爭結束後將給予援助。(注24)

1月30日,斯大林致電蘇聯駐朝大使:
“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採取如此大的舉措,是需要充分準備的。此舉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會談此事,那麼,我隨時準備接見他並同他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並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注25)

因 此,儘管“幫助”的內容十分含混,斯大林畢竟是幾年來頭一次鬆了口。但3天后他又通知金日成,這事必須保持絕密,既不能告訴其他朝鮮領導人,也不能告訴中 國同志(注26)。直到3月18日,他才同意向金日成提供軍火(注27)。而他批准金日成發動戰爭,則是4月的事了。光從他花上這麼長的時間才打定了主意 就能看出,這對他來說並非容易作出的決定。只是他後來覺得可以避開與美國交戰的危險,才最終有條件地批准了金日成的冒險。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他把自己的 考慮說得清清楚楚。

注釋:

18 沈志華:《朝鮮戰爭“陰謀論”是斯大林編的》,http://phtv.ifeng.com/project/special/38junduandao/shishi/detail_2010_12/10/3447719_0.shtml

19 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證據》,《史學集刊》,2007年第1期

20 沈志華主編:《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電子書,無頁碼。

21 Tunkin to the Soviet Foreign Ministry, 14 September 1949, in Cold War Cris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hereafter CWIHPB), issues 6-7,p. 7. 1995/1996

22 Politburo Directive for Shtykov, 24 September 1949,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p. 6-8.

23 Kathryn Weathersby, 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2, no. 4, pp. 446-47.

24 Shtykov to Stalin, 19 January 1950, in Cold War Crises, CWIHPB, p. 8.

25 《斯大林關於同意會晤金日成討論統一問題致什特科夫電》,《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26 Kathryn Weathersby, ‘‘Should We Fear This?”: Stalin and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no. 39,  p7.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July 2002.

27 《斯大林關於同意向人民軍提供所需裝備致什特科夫電》,1953年3月18日,《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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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9日《明鏡郵報》

2012年9月29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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