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明鏡月刊》崔武年

　　八十年代的中組部青年幹部局好像不太關心“誰是誰的兒子”、“誰做過誰的秘書”之類。不能說完全沒有哪個領導專門就某個人打過招呼或作過“批示”，但一般地說，這個人衹是被做了個案的安排而不會進入這個名單。

　　那時候選這個名單的時候，總體上是沒有請托、送禮、“跑官”、“買官”乃至“賣官”之事的。在具體工作中，強調了“低起點，遠後方”的思想和“用一套制度代替一套習慣”的思想，嘗試了諸如“德才測評”、“民主推薦”等新的考察方法，要求都要親筆寫一個“自傳”，考察組集體與考察對象談話，等等。

　　這個名單裡的人也不都是個個優秀——姑且以“做官”為標準，官越大越“優秀”——雖然基本上都是所謂的“地廳級幹部”，大約二分之一以上的進入了“省部”，還有一些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可是後來出事的也有若干，比如著名的陳良宇、田鳳山、陳同海等，有事但還沒出事的有沒有呢？肯定也有，但那也應該是後來的故事了。

　　在這裡，我首先要說的一個意思是：“第三梯隊”的實踐證明，那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因為這個“領導”是個不二選擇，而且是大部分中國人都接受的選擇——靠制度選人，靠制度管人，可能更保險、更長久些。

　　三

　　那麼現在是個什麼情況呢？前面我說過，經過了“六四”，經過了這二十幾年的江湖歷練，現在的情況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根據網上看到的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準確，但我知道官方沒有糾正或是闢謠——和報上登的消息，作為一個有近四十年黨齡的“退休工資領取者”，我簡直坐臥不安、憤怒異常了！

　　下面，特列舉一、二：

　　“2010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該報告披露：地廳級以上官員已形成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的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131萬中國縣團級以上官員及其家屬佔有全民財富的80％”；

　　“在2010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10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於其餘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的總和。據《遠東經濟評論》2010年第4期報道：至2010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過90％）是高幹官員子女，他們擁有資產達20450餘億元，平均每人6.7億元。五個最重要的領域——金融、外貿、地產等行業中，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官員子女的手中”；

十七大会后亮相的政治局常委

　　“在2011年的‘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國內著名反腐專家、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喆談到廣受社會關注的‘裸官’問題時氣憤地說：從媒體曝光的情況看，從1995年到2005年，我們有118萬官員配偶和子女在國外定居。對這些官員，他們應該及時向組織彙報，其配偶和子女到國外去定居留學，費用從何而來，是誰提供資助的？118萬是一種什麼概念？也就是我們平均每個省都有將近4萬‘裸官’，即使按照2000多個市縣來算，每個市縣也有50多人。如此眾多，用燎原之勢來形容我們的‘裸官’現象一點也不為過”；

　　“美國政府統計，中共部級以上官員（包含已退位）的兒子輩擁有美國綠卡或公民身份的佔74.5％，孫輩則達到91％或以上。他們在身份上早已經是美國人了。崔顥評論：也就是說，中國是由一群美國人的爹媽來管理的，他們可能為這個國家的未來負責嗎？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共和’，也不‘人民’，甚至都不‘中華’了”；

　　“滿清政府從1842年開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開始賠款，到清朝滅亡前的60多年裡，一共向眾列強賠付白銀折合人民幣712億。而從八十年代到現在短短的二十多年裡，貪官轉移到國外的資金有500億美元之巨，合4135億人民幣——而後者是前者的5.8倍”；

　　另外，說到子女經商發財，光是我看到的，被網上直呼其名的現職中央常委有七人，退下來的有九人——為尊者諱，恕不在這裡提名了——如果是真的，那倒真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而且是大富、巨富）！對此，我不知道我們這些位高權重和德高望重的“人民公僕”和“人民的兒子”作何看法？如果不是真的，為什麼不光明正大的公佈真的情況？

　　至於說到我們的報紙刊物，我估摸全國各地各級總有上萬種之多吧！如果有興趣，你可以大略翻一下，可以說無日無有腐敗官員法庭受審、被判入獄，而且官職大到省部，案值多過上億的簡直可說是“燦若河漢”！

　　我要說，所有上面這些事情如果是真的，那麼它們基本上都是發生在我們黨的幹部選拔制度越來越完善、對領導幹部的廉政要求越來越嚴格的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這二十幾年！

　　我還要說，所有上面說到的這些高級官員、“太子黨”之類應該基本上都沒有進入那個“第三梯隊”名單——而且人家也早已經不屑於什麼“名單”了——對於他們而言，制度如同白紙，是“有”等同於“無”的！

　　等等！

　　列舉這些“官方沒有糾正或是闢謠”乃至有限度的公開報道的消息，我還要說明點什麼呢？很簡單，就是一句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這個“領導”仍然是一個不二選擇，不過已經是越來越依靠“維穩”來保障的“選擇”了——過了這二十幾年，有制度可能也不行了！（《明镜月刊》31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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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對家人的行為不可能一無所知”

《調查》雜誌社記者范方華／2010年，中國作家余杰所著的《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已披露過溫家寶家人坐擁巨額家產的細節，2012年，《紐約時報》報導溫家人秘密財富的文章，激起千層浪。余杰在接受《調查》雜誌社專訪時表示，《紐約時報》的報導讓他眼睛一亮的地方，是溫家寶高齡90歲的母親也涉入其中。報導出來後，仍有不少學者支持溫家寶，余杰說，這是2000年中國專制主義傳統下培育出來的奴性人格，要改變這樣的思維方式，還要長時間的努力。

溫家寶對家人的行為不可能一無所知

《紐約時報》的報導顯示了溫家寶家人的名下擁有巨額資產，但關於資產的取得細節，合法或非法獲得，並未多做說明。余杰對《調查》雜誌社表示，要知道溫家寶家人具體怎樣得到這些利益很難，是否溫家寶本人涉及貪腐，或只是家人瞞著他做事，並非《紐約時報》這樣一個外國媒體或像他這樣的獨立知識份子能判斷的。

香港前總督麥理浩於1974年成立負責打擊貪污的獨立執法機構——廉政公署後，大幅改善了香港的貪污腐敗，讓香港被國際譽為“廉潔之都”。余杰說，未來中國若能仿效香港，建立廉政公署，由一個部門完全獨立地對領導人及其家屬進行調查，才有可能清楚得知溫家寶家屬的財產取得方式。“這只有在中國實現民主化、中國司法取得獨立性後才可能實現。”

而在余杰看來，溫家寶對於他夫人、母親、弟弟等家屬的財富，應該多少知情，不可能完全一無所知，因此溫家寶應也要負相當的責任。實際上，根據《紐約時報》引用維基解密裡一份對美國國務院的電文，顯示溫家寶對其親屬的商業交易有所了解，且相當不滿。

《紐約時報》的報導震撼國際後，北京律師白濤、王衛東10月27日以溫家寶家人的名義發出聲明，強調《紐約時報》關於溫家寶家人及親友擁有鉅額隱祕財產的報導不實，溫家寶家人有的沒有從事經營活動，即使有的有，也沒有從事任何非法經營活動，未持任何公司股份，溫家寶母親除工資及退休金外，無其他任何收入和財產，而溫家寶從未在家人的經營活動中起到任何作用，他的親屬，以及這些親屬的朋友、同事的一切經營活動均由他們本人負責，聲明說，將對《紐約時報》保留追究其法律責任的權利。

余杰對《調查》雜誌社表示，這份聲明只是越描越黑，雖說是溫家寶家人委託的律師，但溫家寶的家人是指誰，連名字都沒寫出來。“現在很多記者要聯繫這兩位律師，也沒見到他們有進一步的說話，聲明中只是他們自己武斷的否定，沒有真正提出材料。”

余杰認為，如果聲明真正要有說服力，應該附上大量的佐證材料，因為《紐約時報》當初的報導佔了三個大版，若想要把《紐約時報》的報導否定掉，就必須提出更詳盡的材料，否則單方面的否認不會有任何效果。

事件是放鬆對傳媒管制的契機

根據《調查》雜誌社取得的獨家消息，溫基寶的家人已經擬定了一封致《紐約時報》的信，直接澄清該報關於溫家財富報導的失實之處。知情人士對《調查》雜誌社說，由溫家寶兒子溫雲松起草的這封英文信，可能要等中共十八大之後才能投書《紐約時報》，因為溫家寶不想此事影響到十八大的召開。另一消息指溫家寶向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建議，盡快落實領導幹部財產公佈規則，他願意率先公佈個人和家庭財產。

余杰對《調查》雜誌社表示，下一步溫家寶要做的，應該是把這件事作為契機，放鬆宣安部門對新聞傳媒的控制，比如把《紐約時報》網站解禁、把對該事件的網路討論解禁，同時開放其他媒體對這件事的報導，這才是更加迫在眉睫的事，也才是真正可能挽回溫家寶、挽回中國政府形象的方式。

只是，對於中共開放黨禁報禁，或是進行政治改革，余杰其實不抱樂觀態度。“因為現在他們已經是龐大的利益連體，相信任何一家西方媒體做這種調查報導，都可發現現任的9個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已經退休的元老，都和溫家寶家族很相似，甚至很多家族的貪污情況超過溫家寶。”

余杰（余杰提供《調查》雜誌社）

中央文件诬蔑我父親暗帶手槍，要上專列幹掉毛主席

《新史記》于鵬飛　杜鵑

王維國的兒子王大章強調：對待歷史問題要客觀，要實事求是。不能想說就說，不想說就不說，更不能亂說。我父親當時明明是上火車見了毛的，中央文件上卻講我父親口袋裏裝了把手槍，要上去幹掉毛主席，因為沒讓他上去，所以就沒幹成，這就是胡編亂造了嘛！在汪東興寫的那本書裏，故意隱去我父親上火車見毛的事。汪是歷史知情人、見證人，但他故意隱瞞實情，再加上江騰蛟的口供，造成很壞影響。我父親若沒上火車，哪兒來毛的談話內容？怎麼會有“密報”之罪？我怎麼會被隔離審查、被開除黨籍、做復員處理？

王大章講，我和母親是在父親被隔離審查的第二天（9月21號）失去自由的。記得將近11月份，我知道的事情基本上都交代完了。因為中央文件上講了父親要利用接見的機會謀害毛主席，所以專案組在這個事情上大做文章。

他們先是高度質疑我1971年9月10號怎麼猜到毛主席來上海了？他們問“你怎麼會知道？這是我們國家一號機密呀！毛主席的行蹤被你知道了，這還得了？你算個什麼啊！可能嗎？”在他們看來，23歲的我“還是個毛孩子呢！”

我實話實說：是我根據1970年毛主席那次來上海，我父親“失蹤”了幾天，這次他又和上次一樣，所以我猜到的。“那不可能的！”他們根本不信。

我又把怎麼猜出來的幾個要點詳細解釋給他們。我反問他們：“根據這幾個方面，你們分析一下，是不是主席到上海來了？”他們幾個坐在那裏，都不吭氣，樣子很尷尬。因為如果同意，就等於認可我的說法；如果不同意，那就證明自己笨。

也許他們心裏認為我是有道理的，是說得通的，但他們並不滿意，因為他們是有目的的，他們一定要讓我證明：毛主席到上海來不是我分析出來的，而是我母親告訴我的，就可以證明是我父親告訴她的。剛開始我還不理解：為什麼一定要叫我寫成是她開的門呢？後來他們反覆“引導”我，慢慢地把他們的意圖流露出來了，我逐漸明白了他們的目的，那這麼行啊？那更不行了！

我母親當時是空4軍後勤部的副政委，就在9月9號那天，即毛澤東來上海的前一天，她和後勤部部長胡錦生兩個人正好去了虹橋機場附近的後勤倉庫裏檢查工作。本來後勤部門去倉庫是很平常的，但就因為第二天毛到了那裏，專案組就想把此事和我父親“謀害毛主席”掛上鉤，搞成我父親派我母親在毛來的前一天，到虹橋機場那裏進行了“活動”，安排謀害的事情去了！他們想把9月9號我母親檢查工作、10號我從學校回家、毛主席來上海接見了我父親……原本這幾件完全不搭界的事情串起來，從我身上引到我母親身上，再引到我父親身上，最後和林立果的兩謀聯繫起來……這樣“謀害毛主席”的情節就順了，罪證就“確鑿”了。

當時我被關在馬橋營房裏的乒乓球室，整整一個冬天，連澡也不給洗，就為這一個問題，逼供、誘供、威脅、哄騙，什麼方法都用上了，對我軟硬兼施。

進學習班約一個月後，空4軍的人換成了地方的人。來提審的一男一女，年紀有點大，用來記錄的是當時已經停刊的《支部生活》的信箋紙。常來有四五個人，有時六個人，年輕人記錄；當兵的那個架勢簡直不可一世。年紀大的講話打著官腔：“啊？上次洪文同志不是也接見你了嗎？講你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你只要和你反革命的父母劃清界限，總歸還是可以教育好的嘛！我們還是相信你嘛！”旁邊那個當兵的馬上就把眼睛一瞪，“啪”地一拍桌子，唱白臉：“啊？你還想跟你父親一樣追隨林彪？抱著林彪的陰魂不放？那就關你一輩子！”

從1972年夏天到年底這段時間裏，他們反反覆復問我——9月10號你從學校回家，是誰給你開的門啊？我說是我大妹妹王伏峰。因為本來就是她。

他們不厭其煩：“不對。咱們再從頭來哦：你從復旦回家，敲門，然後有人來給你開門，是
誰呀？”“王伏峰。”“不對！是不是你媽媽？”“不是我媽媽，是王伏峰。”那個年紀大的女的就假裝很耐心地開導我，“咱們從頭再來一遍啊——那天學校開會，你就從開完會講起……好，開完會以後呢，你回家去了，對吧？然後你一敲門……誰從樓上下來給你開的門吶？”

我仍然說是王伏峰。

她說：“不對，應該是你母親杜貴珍，她從樓上下來了，給你開的門，然後她告訴你‘毛主席來了’。”

我講，不是她，我母親那時候已經睡覺了。

當兵的“梆啷”把桌子一拍，斥責我：“還是這麼頑固！”

因為想哄我聽他們的，方法也不能太強硬，所以一旦我分辯幾句，他們就不談了，光說“你好好回憶回憶，回去再寫一份”。第一次交代這個問題，我很認真地打了個草稿，抄寫一份交給他們。所以後來每讓我再寫，我都照抄一遍。常常是過了個把禮拜他們又來了，很誠懇地開導我：“你寫的東西我們看過了，看來你這個思想還是有問題啊！你不是認真地交待問題，你是隱瞞啊！還是繼續地抱有幻想啊？”反正就用這一類的話敲打我，連哄帶嚇唬。

王維國、杜貴珍夫婦。攝於1970年冬。（作者提供）

弄到後來我也急了：那你說我應該怎麼說啊？

他們的臉掛不住了：啊？你這是什麼意思？你什麼態度？！

我說：我實事求是說了，你們又說我不是實事求是。那你們說，你們怎麼說，我就怎麼說。
啊？你這是什麼態度啊！難道我們逼你說假話嗎？

我講：我實事求是地說了，你們不相信，那你們不是逼我說假話嗎？

好！這就是你對我們的態度啊！？他們氣勢洶洶：回去以後繼續寫，繼續思考，把前後順序寫好以後交給我們！

我回去仍然把底稿又抄一遍。就這樣，前後抄了十幾、二十遍，最後他們找我談——“我們看過你的交代了，你很不老實！你現在給我們背啊？你這個腦子應該是不錯的嘛！啊？我們看到後來連標點符號都是一樣的啦！”我說：“你老叫我寫這一段嘛，本來就是這麼回事嘛。”

他們就為了這件事，一定要套出我的話，但事實不是這樣，我當然不能瞎寫啊，那是我的娘啊，如果我編造了假話，會把她逼死了啊！而且把我父親也牽扯進去了！所以我一直頂住了他們的壓力，始終不鬆口。

專案組還曾經拿王大章妹妹給母親的信來瓦解他的意志，說她表現好，要他和父母劃清界限，揭發他們，他們嘲諷他：“你看你寫的都是什麼東西啊？”關於《紀要》和林立果的“兩謀”，都是他進了學習班以後才被告知的。有一次他們為了上“文件”，要他把怎麼去北京的情況謄抄一遍，並且“指導”他怎麼寫，他就是不同意寫上“兩謀”，因為“是你們告訴我的，我之前並不知道”。這些人沒辦法，只好同意不寫。後來他們看他再也榨不出什麼油水來了，1973年4月20號將他放了出來。

1976年10月6號，王洪文領導下的空4軍黨委“清查辦公室”來到王大章所在的單位，讓他在結論上簽字。結論把“密報”放到了第二條，第一條“罪狀”竟然是“對林彪南逃廣州的陰謀有覺察”，他問“南逃廣州的陰謀”是什麼？來人說“另立中央，搞反革命武裝政變！”王大章講：我不過是猜到林立果可能飛往廣州，怎麼能叫“對林彪南逃廣州的陰謀有覺察”呢？這不等於說我對“兩謀”知情不舉了嘛！我申明自己並不知道林彪到廣州幹什麼，但他們很自豪地堅稱：“我們的組長是（王）洪文同志，我們不會搞錯，絕對不會冤枉你的！‘覺察’二字用的非常準確。”我們單位的書記一聽“王洪文”的大名嚇壞了，硬逼著我簽了字。就這樣，本來只是我和父親之間的一個猜想，卻被專案組不懷好意地留下“尾巴”，像政治上的污點，讓人有說不清的感覺。

上述內容闡明了冤假錯案的根源和炮製手法。

王大章的母親杜貴珍1924年3月18日出生於河北永年，1938年1月還不到14歲的她，就跟著哥哥入伍參加了革命，後來又到了延安，於同年9月入黨，並且進入中央黨校學習，是同齡人中資歷很老的抗日幹部，對黨對國家一片赤誠。1971年時黨齡已有33年的她被隔離審查至1979年釋放。杜在裏面得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出來時她已經不認得兒女，情緒十分不穩定，並伴有幻聽幻視，病程到底多長、多重，沒有人告訴家人。出來時她隨身帶著幾十個紙卷，每卷大約三、四十公分寬，將近十米長，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所謂的“交代”，全都是前言不搭後語的“瘋話”。病情後經專家診治和家人的精心照看才稍有緩解。她清醒的時候說：空4軍專案組有個姓冉的人一拍桌子，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寫了什麼。（《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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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第十三次要求派专家入藏区调查

作者杨眉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周五呼吁中国政府对受到压制而绝望自焚的藏民迅速做出回应，她在一份公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将藏民的行使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自由的正当权利的行为谴责为是暴力行为，使她深感担忧。皮莱呼吁中国政府尊重的公民和平聚会的权利，并且释放所有仅仅因为和平聚会而遭到拘押的藏民。

皮莱同时也呼吁藏人放弃以自焚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呼吁藏族宗教领袖说服藏民不要选择如此极端的抗议方式。她同时也呼吁中国政府允许联合国专家自由的进入藏区做独立调查，这已经是联合国第十三次正式向中国提出上述要求，此前的十二次要求都遭到了北京的拒绝。估计这一次中方也不会做出正面的回应。

正如法国世界报驻京记者贝德罗莱地所评论的那样，中国官方对藏人自焚议题的回答三年以来一直是同一句套话，那就是指控以达赖喇嘛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试图以煽动藏人自焚来达到分裂的目的。中国官方僵硬死板的立场与国际社会的软弱无力的呼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与此同时，以自焚来表示抗议的藏人的数字继续不断的上升。或许是由于中国十八大即将召开，最近一段时间来，藏人自焚事件骤然上升，上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国刚刚度过了一个藏人自焚的高峰期，在短短的七天内，居然就有七人点火自焚。这就使去年二月以来，自焚藏人的总数超过了六十人。其中至少有五十人在自焚中丧生。

为了保障十八大的正常召开，中国当局近期来在全国各地不断加强维稳力度，北京的维权律师以及异议人士有的被驱逐出北京，有的则受到高度的监控，同样，中国政府按惯例加强了对藏区的安全监控。据总部设在海外的西藏之声报道说，四川甘孜藏区藏人常用的手机微信通讯系统已被切断。目前藏人与外界通讯的唯一途径是有线电话，其他通讯工具都已被封锁。另外，西藏之声还报道说，上个月底，中国四川警方又在藏区逮捕了七名僧人，他们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其他无数被逮捕的藏人一样，被指控张贴传单或者协助他人自焚。

另有消息报道说，大约从一个月前开始，外地藏人很难进入到象拉萨这样的大城市，当局在城市周边设置了很多检查站。北京藏语作家唯色不久前就在她的博客中讲述了她坐火车从北京到拉萨的经历，她试图同车上的汉人交流，当她谈到自焚的藏人时，也有汉人会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自焚，但是，绝大多数汉人所感兴趣是窗外的风景，他们所想到的是如何好好地享受这十多天的公休假。当列车抵达拉萨火车站时，汉人都兴奋地、自由地走出火车站，而藏人们却不得不一个挨一个地接受警察的检查。当他们从检查站出来时，唯色听到傍边两位来自青海的藏人留着泪说：谁能想象藏人进入拉萨居然会这么艰难？

藏人难于进入拉萨，这种在自己的家乡成为异地客人的感受是大多数藏人的同感，而北京在西藏花费的巨额投资，最终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难道不值得北京执政高层认真的反思吗？

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九月低前往四川阿坝地区访问，阿坝地区是藏人自焚人数最多的地区，骆家辉不久前在网上与美国各地民众交流了他在阿坝地区的所见所闻。骆家辉说，他到阿坝地区去，是为了了解藏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他说：“美国对过去几年来发生的暴力以及自焚事件深感关切。认为这非常糟糕。因为，没有人想自焚，他们是因为被逼无奈。死去的人太多了，太多了。”骆家辉还在会谈中恳请北京政府与藏人代表举行会谈，重新审视那些激发暴力和自焚事件的西藏政策。

不知骆家辉是否在与中方领导人会谈时直接提出上述请求，也不知北京是否对此作出回应。总而言之，如果说，美国的民众可以有机会同他们的驻华大使直接在网上谈论藏人议题的话，中国的老百姓中却很少有人知道那些点燃自己的身体来抗议的藏人们，更没有人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采取如此绝望的方式来抗议。如果有一天，中国人也能够自由地了解西藏所发生的一切的话，藏人或许也没有必要再自焚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台湾立法委员首次删减自己的补助津贴

张佩芝

台湾立法院执政党和在野党达成共识，决定把立法委员现有的各种补助津贴减半，这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国会成员自己削减自己的问政津贴。有立法委员表示，在立法委员起头之后，也要求马英九行政部门把自己的各种特别补助费用减半。

最近几天，立法委员一直以来领取的各种补助津贴在台湾引发所谓“自肥”争议。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星期四和立法院执政党和在野党立委检讨了十五项立委问政津贴后，达成共识宣布，为了共体时艰，立法委员决定删减自己每年领取的许多补助津贴项目，删减金额总共将近一亿台币，相当于三百多万美元。立法委员以后每人每年将少领取八十多万元办公补助费。

立法院长王金平说：“完全删除八项，就是刚才宣布过的，住宿补助费，立法研究补助费，高速公路通行费，助理业务活动费，开会期间驾驶误餐费，生日礼券，还有行动电话购置费。”

王金平表示，另外还稍微删减国会交流事务费用、行动电话费用、文具费用等四项补助，服务处租金、立委健康检查费及办公室业务费等三项补助费用不删。预计，这个决定将在明年一月一号正式生效。

这次台湾立法委员之所以会删减自己的补助津贴，主要是立法院首先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要求删除退休军公教人员的年终慰问金，但是媒体报导说，很多立委的津贴补助也不合法。首先提议删减立委自己补助费的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蔡正元，他原本提议把九项补助费用全部删减，引发蓝绿立委不满，但是立委受到媒体和公众舆论压力，不得已达成了把补助费用减半的共识。

立法委员自砍费用后，预计接下来就是要削减行政部门的各种办公补贴费用和特别费。媒体舆论并报导说，另外所有没有法律依据的官员补助经费也要摊在阳光下检讨。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其昌说，台湾政府财政改革刻不容缓，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主张中央各部会首长特别费、总统国务机要费、行政院长行政机要费，以及行政院长特别费，全部削减一半。 “这些钱都是用来交际应酬，有时用来馈赠送礼，这些钱就是部会首长的私房钱。在立法院共体时艰的情况下，立法院删了自己的预算，我们也呼吁，并且要求总统做为国家领导者、行政院长总揽国家大政、部会首长是国家高官，我们应该一起樽节开支、响应国家改造。”

虽然补助津贴大幅缩水，但是台湾立法委员每年仍可领取大约将近两百六十万台币，也就是近九万美元的薪资。另外，结婚生育、子女教育等也有补助费用。

美国之音中文网

胡耀邦子十八大前提中共改革責任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周六（11月3日）在中國媒體撰文提出中共在推進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以及落實社會主義憲政法治上的責任。

胡德平在《改革不可廢　承諾不可棄》一文中表示，改革要重點解決、破除國有企業的襲斷問題，創造條件讓民營企業逐步進入襲斷行業。他鼓勵公平競爭，開放平等市場。

除了經濟以外，胡德平在文中並以「文革」的教訓為例，指出推動實施憲法和社會主義憲政是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基本任務之一。

他認為，不少時候權大於法、黨政權力干涉司法的情況仍然存在。「國家的憲政法治體系還並不夠完善，還有很大的可以改善和提高的空間。」

BBC中文網

咼中校：中國政改學習獅城南非緬甸

北京政改關注新加坡﹑南非及緬甸三種模式，探索法治、既往不咎及黨主立憲，以和平轉型。

十八大前夕北京輿論不斷為政治改革進行吹風，而《紐約時報》最近關於溫家寶家族「隱形財富」的報道，也為中共政改轉型提供了契機。北京消息人士稱，這次事件對中共是危機，也是轉機，高層在支持溫家寶反擊的同時，也認識到加快改革的必要性。他說，對於如何實現平穩轉型，北京高層目前正在關注三種模式：

一是新加坡模式。因為新加坡既可以實行國際上通行的多元民主，又能保持執政黨的長期執政，以維持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的歷史紀錄，因此對中共有著極強的吸引力。但這種借民主之形、行威權之實的模式能否在中國行得通，頗有爭議。

二是南非模式。真相與和解，寬恕與未來，被認為是南非政治順利實現轉型正義的關鍵。類似的還有香港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促進香港法治社會的建立，也是以「既往不咎」為策略。學者戴晴曾提出借鑑南非模式，實現六四和解。

三是緬甸模式。從極權的軍政府體制轉變為民主憲政社會，緬甸這兩年轉型之快，讓世界各國大為吃驚。緬甸轉型之所以為中共關注，在於緬甸轉型中軍隊仍然主導整個過程，控制社會局勢，先立憲，在憲法中確保軍隊在議會中的席位，用法律對反對黨派進行限制。這個模式被觀察人士東方遠稱為「軍主立憲」，他認為中國如果借鑑的話，可以搞成「黨主立憲」。不過，緬甸轉型仍在進行中，結果如何仍待觀察。

亞洲週刊

知台習近平高喊愛拚才會贏

「細節就是落實」！這是2002年時任福建省長的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受訪時談話，17年福建經驗，因緣際會造就他成為中共歷屆領導人中、可能是最知台的一位。

1985年、32歲的習近平擔任廈門市副市長，在最接近台灣的大陸省份－福建，他一待17年，從政的精華歲月在這個東南沿海省紮深根，歷屆大陸領導人當中還無人出其右。

跟習近平有過接觸的福建人士透露，在福建期間，他引進台資力度大，在他任上，大陸第1座台商會館「廈門台商會館」竣工招商。

而他任福建省委副書記時分管農村工作，大力發展外向型農業，主動吸收國外和台灣的農業先進技術、信息、資金發展，當時也有不少台灣茶農移往福建開闢茶園。

但台灣得注意的是，習近平知台、但不見得親台，即便習近平對台灣問題有任何個人的看法，也很難凌駕於中共的集體領導模式之上。

對足球有高度興趣的習近平，未來在兩岸關係的場域、甚至台灣參與國際空間上，他會如何指揮「踢球」？不管習近平是採取積極進攻還是消極的的防守策略，台灣都得有自己的對策，才能有得分機會。1011103

中央社記者鄭崇生台北3日電

中共18大劉雲山突被看重

中共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前夕，中共宣傳部部長劉雲山突然被看重，傳說可能會擔任政治局常委及國家副主席。

9月底，總部設在美國的明鏡新聞網重點報導了上述消息，立即引起關注。

根據網上資料，劉雲山生於1947年，今年65歲，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

海外一些媒體指出，劉雲山是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的人馬，因此受重用不足為奇。但也有香港分析家指出，即使劉雲山是胡錦濤的人馬，也不是受重用的嫡系。

分析家並說，劉雲山也可以被視為前總書記江澤民的人馬，因為他從江澤民時代留任至今。但即使他是江澤民的人馬，也同樣不是嫡系。

因此，從人脈關係看，他既不是「胡派」、也不是「江派」的嫡系，缺乏晉身政治局甚至副國家主席的理據。

但分析家指出，也許正因為劉雲山兩派都有關係，兩面都不得罪，在派系權力鬥爭中，可以扮演平衡角色，這也是他可能成為政治局常委的原因。

但如果客觀分析，劉雲山過往的工作表現平常，也不是中共中央各領導小組核心成員，他能夠進入政治局常委的話，將會有點令人意外。

事實上，劉雲山自2002年擔任中宣部長以來，外界對其負面看法較多，指他為了維穩，箝制輿論手段層出不窮，與大陸社會愈來愈開放的發展不符。

香港早有分析指出，箝制宣傳固然是中共維穩的重要工具，但隨著社會發展進步，這種不合時宜的工具也有損中共的形象，中共可能會較願意丟掉這個包袱。

綜合網上資料，近幾年來大陸社會不乏攻擊中宣部和劉雲山的消息。

2011年7月，溫州發生動車脫軌並造成40人死亡的嚴重事故後，外傳中宣部下令嚴禁報導，因此遭外界猛烈批評。

在此之前，香港媒體少有猜測劉雲山晉身政治局常委的新聞，直到近日劉雲山突然成為大熱，引起港媒關注；一些分析家則相信，劉雲山能夠入局，應是「胡派」和「江派」權力協調的結果。1011103

中央社記者張謙香港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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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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