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編譯 蕭憲聰
2012年中共十年一度的領導過渡，可說在驚滔駭浪中揭開序幕。王立軍事件點燃一系列政治醜聞的熊熊烈火，緊接著我們窺探身處高位的薄熙來如何腐敗和濫用權力，黨內接二連三爆發的權力鬥爭也是精彩絕倫、絕無冷場。所幸，十八大最終順利、和平舉行，讓搖搖欲墜的執政黨鬆了一口氣。備受長久期待的兩人──習近平與李克強將是國家未來十年的統治者，他們在8,200萬名黨員的共產黨裡分別排名第一、第二，分工明確，習近平負責定義中國的全球位置以及管好黨，而李克強則是21世紀的經濟總設計師。
政策要有改變以維持經濟活力
不論習或李都應該清楚明白：政策必須有所改變以維持未來的經濟活力。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中國分析師馬暘（Damien Ma）指出，目前促使中國晉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動力無法長久持續。以勞動力為例，中國工人越來越不便宜，越南和老撾顯然取代了這方面的優勢，老年人口也正逐年增加。此外，中國極度依賴的大量出口進入衰退期，且急速發展造成的代價，如嚴重的環境破壞與汙染，已緊迫到需要採取立即行動的地步。
中國政府刻意容忍2012年整體的經濟放緩，便是考量失衡加劇與資產泡沫化等問題後，不得不選擇的戰術。事實上，胡錦濤在十八大中提到，20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加倍，此目標意味著每年平均7%的經濟增長，比起過去動輒雙位數的輝煌增長率，領導人們腳踏實地的迎向未來。馬暘認為，經濟放緩同樣顯示著政府啟動再平衡的重要性，過去十年的增長動力幾乎不可能為下一個十年帶來一樣多的收穫，中國得調整經濟結構，像是增加社會福利支出、縮小收入不均及開放更多市場競爭。
中共仍舊堅持不政改
就算是民主國家，上述挑戰都不是簡單之事，更何況政治極度不透明、一心維穩的中共政權。如果習近平不能體悟政治變革的壓力早已危及統治基礎，那中共是否能有下一個十年值得存疑。同樣地，領導人進行政治改革的成功程度，將對中國重新平衡經濟有決定性的影響。可惜的是，根據過去紀錄，中共一向善於處理經濟議題，對政治卻態度保守，故步自封。
即使有些人將習近平看作“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年輕的鄧小平”，馬暘卻不認為他們的願望會實現，目前為止中共還是堅持絕不政治改革的底線，蘇聯和阿拉伯世界的例子讓它嚇壞了。變化勢必帶來昂貴成本，包含加速自身滅亡，內部的自發性政改恐怕是不可能之事。
中共面臨三大政治考驗
馬暘說，從某些角度來看，中共可謂自身崛起的受害者。老舊又僵化的列寧式獨裁政體明顯跟不上變化極快的中國社會，也無法適應人民的需求和期望，中共面臨的政治考驗由三個相互關聯的要素組成：崛起的中產階級、快速流通的信息與日益薄弱的政府公信力。
拿中國迫在眉睫的社會福利危機來說，一般被視為公共財（public good）的醫療保健、養老金和高等教育，現下必須仰賴“付費”和“關係”來取得服務，家長送禮給老師，換取孩子在班級中的優勢；又或者城市居民看醫生得花上大筆銀子，農村居民的緊急醫療事件更可能導致家庭破產。在中國，唯有出價最高的人或政治精英才有權享受生活，機會不平等從而凝聚社會不安。
現在中國中產階級表現出的行為，與以前其他國家興起的中產階級沒什麼兩樣。他們對脆弱的政治制度提出新要求，勇敢追求言論自由，也大聲抗議環境汙染，換句話說，這些曾為國家賺錢的人群，已迅速轉換成政府的新敵人。馬暘指出，儘管中產階級並未訴諸根本性的體制改變或呼籲暴力革命，但他們直言不諱的批評，一再衝擊中共合法性，加上信息傳遞無遠弗屆和社交媒體當道的兩個條件，中產階級向壟斷權力的政治精英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書。
中產階級是中國政府的新敵人。
新的挑戰書是落實憲政
“六四”時期，挑戰書上頭寫著急遽民主化，而當今的策略則有所不同：“實行憲政”成為了主軸。《紐約時報》的黃安偉（Edward Wong）和安思喬（Jonathan Ansfield）以“中國改革派呼籲落實憲政”為題，探討自《改革共識倡議書》以降知識分子力推的新觀念。記者寫道:文化大革命浩劫過後，幸免於難的領導人開始制定一部憲法，確保個人權利不被侵犯，統治者也應受到法律規範，防止他們一時心血來潮讓整個國家蒙受苦難。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82年通過這部憲法，除了保障公民享有個人財產所有權之外，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也表述其中，甚至還賦予代議立法機構完整權力。然而，誠如中國過去幾部命運多舛的憲法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同樣以名存實亡的方式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