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0日《歷史日報》

• 胡耀邦說他“又可愛，又可氣！”
• 梁启超的一本小书，学术史的一本大著
• 文革十年的标语口号
• 晚清的最后一位满族大佬荣禄
• 《皇室风流史》：宫廷三角恋与夭折的改革
• 苏联劳改营古拉格：不愿相信的存在
• 胡乔木：我有些话只能带进八宝山，死也不能说
• 中美合作所如何变成“杀人魔窟”
• “文革”的口碑历史——《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序
• 2013年4月9日《歷史日報》

遏禽流無心無力 追謠言有心有力

內地新禽流感愈演愈烈，但奇怪的是，當局不是集中精力遏制禽流感蔓延，盡快找到源頭及醫治之道，反而大力打擊被指傳播所謂禽流謠言的人，本末倒置，令人遺憾。

據報道，陝西、江蘇、福建、貴州等地日前先後拘捕十多名傳播禽流疫情的人士，指他們散布的消息蠱惑人心，擾亂社會秩序。這場全國性的打擊行動，顯示當局進行過縝密的偵查，並在第一時間公布，目的是殺一儆百，穩定人心。

問題是，這些所謂的謠言並非空穴來風，今次禽流感爆發一個多月，死亡人數節節攀升，蔓延範圍日見擴大，更可怕的是，當局至今沒有正式公布禽流感的源頭以及傳染途徑，也沒有研製出有效的藥物。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小道消息四處流傳一點也不奇怪。

想當年在官方正式報道沙士之前，也是因民間傳聞而曝光。當時廣東各地出現醋等物資的搶購潮，但無論是國家衞生部還是官方傳媒，一開始都異口同聲否定沙士存在，並宣稱疫情可控，但結果沙士迅速蔓延，謠言變成遙遠的預言。正因為有例在前，今次禽流感爆發之後，百姓寧可信小道消息，也不願聽信官方消息。

本末倒置 處處被動

謠言止於智者，但更止於公開。如果當局在訊息公開方面做到盡善盡美，禽流感一爆發時便迅速披露，緊急啟動預案，區分疫情等級，並迅速查明源頭，相信一切謠言都會煙消雲散，小道消息也不會有市場。如今當局捨正途而抄小道，遏制禽流疫情無所作為，卻對小道消息緊張兮兮，強力打壓，顯然是將力氣用錯了地方。

其實，如果當局將打壓所謂「謠言製造者」的財力警力用於遏制禽流感，恐怕早就事半功倍了。以死豬漂江為例，自從上海黃浦江發現死豬之後，又先後在湖南瀏陽河、四川西昌河道發現成百上千頭死豬漂在江面上。當初黃浦江發現上萬頭死豬，海內外輿論高度關注，要求當局迅速處置，防止出現生態危機，但沒想到按下葫蘆起了瓢，當局後知後覺，處處被動。說明當局並沒有吃一塹長一智，更沒有全國性的部署，一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假如當局像抓傳謠者那樣雷厲風行，迅速抓捕幾個濫拋死豬的無良業者，又何至於死豬漂江的場景隨處可見？

遏禽流無心無力，追謠言有心有力，折射出當局權力錯配和執政失焦，與民意背道而馳。第五代上台之後呼籲政府部門轉變作風，真抓實幹，但各級官僚尸位素餐，人浮於事，事關自身利益時人人爭先，關係到百姓福祉時個個退後，所謂執政為民，實際是執政為己，為人民服務，早就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第五代要想扭轉官場歪風，沒有金剛怒目之威與霹靂手段，罷一批庸官，殺一批貪官，恐無力回天。

太陽報

莫怨日寇太囂張 只恨國人忘教訓

日本枕戈待旦，隨時準備藉釣魚島爭端對華發動突襲，而中國卻不斷剷去日本侵華的歷史遺址。被列為「濟南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埋葬了成千上萬被日本侵略軍殺害同胞遺骸的山東濟南琵琶山萬人坑遺址，竟淪為商住開發區，紀念碑遭開發商挖掉！如此荒唐，勿忘國恥云乎哉？

濟南琵琶山萬人坑是二戰期間日軍集中殺害中國軍民的遺址，曾挖出大批遇害者遺骸，有關方面設立了紀念碑，日本老兵每年清明都到該遺址跪拜贖罪。紀念碑和萬人坑遺址所在地企業早前破產，連土地一起賣給了開發商。開發商嫌紀念碑礙事，派人清走，此舉如同在中華民族的歷史傷口上再撒上一把鹽。

有日本老兵因為良知受到譴責，年復一年前來請求死者的寬恕；可國人反而好了傷疤忘了痛，忘了如何安撫死難同胞的亡靈，忘了銘記這段充滿恥辱的歷史。施害者在紀念碑前贖罪，受害者卻毀滅遺址，難道國人的眼中只有錢嗎？同胞的血肉、屈辱歷史難道就這樣被湮沒？

利令智昏 愧對祖宗

這樣的例子近年來層出不窮，日本在南京進行慘絕人寰的大屠殺，這座城市帶着歷史的血淚。但奇怪的是，南京當局卻主動拆除日軍當年設在此地的亞洲最大慰安所，搞房地產開發，等同於給日軍的罪行毀滅證據。中國一直要求日本正視二戰侵略歷史，反對日本政府修改歷史教科書，但令人憤慨的是，中國自身就不願正視歷史，甚至不斷曲解歷史真相。中國如此自輕自賤，又怎麼能讓日本正視歷史呢？

南京市官員在訪問日本大阪期間，面對日本官員徹底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論居然一聲不吭，而且與對方互贈禮物，言談甚歡，如此卑躬屈膝，怎能不被人看輕。黑龍江省方正縣更是顛倒黑白，主動為日本當年侵華的東北拓荒團樹碑立傳，這種認賊作父，視敵為友的做法，變相為日本侵華平反，助長日寇的囂張氣燄。

忘記歷史就意味着背叛，中國一直要求日本「以史為鑑」，然而，如果日本侵華歷史罪證一個個被毀滅，留下的卻是類似方正縣這樣的「功德碑」，豈不是開門揖盜，公開歡迎日本皇軍早點回來？當今國人為了賺錢，可以罔顧歷史教訓，不顧民族大義，已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如何對得起列祖列宗和子孫後代！

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寸進尺，就是摸準了國人的奴性，號準了國人軟骨病的脈。人必自侮而後他人侮之，國必自賤而後他國賤之，中國如果將歷史教訓拋在一邊，就莫怨日本一次比一次猖狂。

東方日報

習近平提馬克思主義是為了讓保守派安心

《內幕》編譯 蕭憲聰

　　領導人對於改革的風險和陷阱了解多少？

　　2012年不只是令中共驚慌失措的一年，黨內光怪陸離的政治事件也提供評論家豐富素材，一切並不隨著十八大圓滿落幕而畫下句點，從去年11月以來，許多文章不約而同對習近平的改革前景提出關注，“新領導人是改革派或保守派”、“習近平是否有足夠力量來推動改革”以及“新領導班底必須為改革做出什麼”等問題屢見不鮮，儘管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研究員盧宜宜（Yiyi Lu）在《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上寫道，有太多結論不可避免地過於主觀和投機，以至於模糊了焦點。

　　盧宜宜認為，關於習近平的改革動向，其實有更好的問題值得討論，而且在進行分析前必須先承認兩個事實：第一，新領導人上任後的各項舉措和聲明，包含打擊腐敗與官僚主義，均意味著他們完全接受變革的必要性；第二，引用美國保守派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中國領導人將目標放在“某些變化”而非“整體變化”，“逐漸變化”但不是“劇烈變化”，總之，他們希望改革是有所控制的，排除革命或政權更替。

　　

　　習近平提馬克思主義是為了讓保守派安心。

　　在亨廷頓的想法裡，實施改革的困難性比起革命高得多，改革的方法、時間、順序和節奏都得小心處理，一旦處理不當，改革不會帶來更好的國家前途，反而成為革命催化劑，通過觀察近代歷史，無論19世紀末的中國或1980年代的蘇聯，都為亨廷頓的說法提供了最佳佐證。

　　因此盧宜宜說，在如此條件底下，我們不應該問習近平和其餘常委是否有意願展開變革，答案早就浮現，我們應該問的是：“領導人對於改革的風險和陷阱了解多少？他們又打算怎麼對付？”

　　關於第一個問題，王岐山曾推薦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造成國內搶購風潮；同時根據新華社，習近平強調“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所以兩個線索加總起來，有充分跡象表明領導人對改革之風險了然於心。

　　四大角度應付改革風險

　　那麼關鍵在於，他們該怎麼應對風險？盧宜宜選擇從四個角度來看。首先，習近平成為黨的總書記後，多次重要講話裡皆提到中國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在共產黨率領下運行改革，雖然這些言語不免讓自由派和海外觀察家感到失望，但一方面他必須讓保守派安心，確保黨和國家不會歷經蘇聯式崩潰；另一方面他也向自由派發出明確信號，國家不可能發生根本性大改變（如政黨輪替）。基於上述兩個理由，習不得不這麼說。

　　其次，或許有些人會批評，習近平的改革路徑模稜兩可，未見具有魄力的大動作，稱不上是真改革者，盧宜宜卻認為此乃一種策略，通過“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做法，領導人擁有彈性也有空間調整和修正任何改革措施，避免差錯，該主張的中心思想在於分階段實踐改革，劇烈式的徹底改革（非革命）本來就不存在共產黨的執政紀錄中，它還能確保統治者不會太快秀出底牌，幫助撫平潛在反對。

　　第三，習近平也曾指出，大力推動改革之餘，穩定性應放在首要考量，執政基礎不應受到損害，意味著改革強度與發展速度必須符合社會容忍度，寧可慢點、穩重點，衝的太快只會帶來反效果。

　　最後一點，習近平接班後推出的新舉措，絕大部分在於反腐、遏制官員特權以及改善官僚系統，相反地，新政府對於審查制度、言論自由和信息透明化等話題仍持謹慎態度，表示領導人優先考量的改革對象是那些能贏得廣泛民心或為黨保證利益的項目，他們意圖提高人民對政府的滿意度與期望，降低不滿情緒，而非討好自由派知識分子。

　　雖然中國新領導人的言行顯示他們深知改革的挑戰和風險，並努力保持國家穩定，但遺憾的是，他們未曾闡述詳細目標，我們不知道習近平腦中的改革方案是什麼，即使他試圖緩和人心，認為“改革開放是一項長期的、艱鉅的、繁重的事業，必須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幹下去”，民間仍難免發出質疑聲音。盧宜宜也指出，要問習近平的改革之路能走多遠沒有太大意義，畢竟對中共而言，改革這檔事永遠不會停止，無論專家是否相信習近平的改革決心，在他們寫下結論前，都應給領導人更多時間表現。

　

　　儒家價值觀在中國教育體系中佔有重要地位。

　　硬性民族主義說服人民效忠政府

　　然而比起改革，習近平運用“民族主義”倒是顯得特別積極與活躍。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Daniel A. Bell）於《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不諱言地指出，中國民族主義是一件壞事。19世紀到20世紀絕大部分時間，中國是遭受外國欺凌的受害者，而現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力量強大起來，身份也從被害者轉為加害者，虎視眈眈伺機而動，導致其他國家憂心忡忡。

“可持續發展”也是中國夢

《大事件》編譯 文道喻

　　經濟發展與環保間的兩難

　　過去30年，中國是世界上追求經濟成長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從一個貧窮落後、在文革中元氣大傷的國家，搖身一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幾乎是稱得上“奇蹟”般的成就。自1979年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向來是中國歷屆政府的重要任務，只要經濟搞得好，領導人便能為自己積累聲望和資本，進一步拓展政治生涯，同時安撫民心，因此，各階層的政策制定者在經濟領域一直有著強烈興趣。

　　然而，一昧追求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代價就是一連串的社會和環境問題，從而對經濟本身造成傷害。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側重於研究環境和資源經濟學的張俊傑教授（Junjie Zhang）於博客“亞洲社會”（Asia Society）發表文章指出，2008年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提供的統計，中國用以處理環境汙染的經費佔國民總收入10.51%。儘管中國於清末開啟現代化後就無法擺脫汙染陰影，但事實上，1980年以來的環境挑戰已大幅、急速增加，吸引國內外注意。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

　　目前中國的環境績效指數（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在132個國家中排名116，成績有待加強，且2007年正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加上工業迅速發展導致能源需求暴增和自然資源枯竭等問題，都使當局必須對環境政策重新思考。

　　中國政府也明白當前的經濟增長模式無法持續，對環境更是一大傷害。十八大工作報告中，胡錦濤指出未來將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包含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和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等項目，讓中國得以聲稱是發展中國家第一個將“可持續發展”視為重大國家戰略者。張俊傑認為，過去政府在物質方面取得很大進步，像是減少貧困和人口控制，而現在“可持續發展”不單純只是政治口號，將是至關重要的政策試點。

　　儘管如此，中國的考驗仍多如牛毛。國家大部分區域還是處於早期至中期的經濟發展階段，對能源索求無度，根深蒂固的社經結構問題也無法一天兩天就得到解決。中國雖已有“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但政策面依然不足，該在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間取得什麼樣程度的平衡並不好界定與衡量。根據2012年的里約+20會議，計算一個國家改善社會福利的行動將能檢視可持續發展的實現性，但張俊傑提醒，取捨之間的經濟、環境和社會代價常被忽視，舉例來說，如果為了消除貧困而導致環境惡化，能當作可持續的模式嗎？

　　另一方面，中國也面臨著與可持續發展相互衝突的目標。2011年底前，居住在農村的貧窮人口約有1.2億人，政府希望通過促進經濟增長來使更多人脫離貧困，但張俊傑指出，改善貧困跟環境問題高度相關，最壞的惡性循環可能是：由於人民試圖賺更多的錢，將砍伐森林、過度放牧和無限制使用農業土地等，於是密集的經濟發展為脆弱的生態系統帶來龐大壓力，並增加自然災害可能，從而減少效益。環境破壞不只侷限於單獨區域，許多人擔心，中國至今仍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早期階段，並不願致力於解決重要的全球性環境問題，像是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畢竟如此一來，他們害怕將加重工業成本和促使經濟增長放緩。

王立軍和谷開來都是大計畫下的棋子

《內幕》記者柯宇倩／谷開來被合肥中級法院判為殺害海伍德的主犯，處以死刑緩期執行。但《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作者在接受《內幕》採訪時指出，王立軍在整個案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才是主犯之一，甚至可能是首犯。

王立軍有殺海伍德的動機

谷開來和張曉軍被控故意殺人案，2012年8月9日開庭審理，8月20日有了判決，合肥中級法院指兩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谷開來是案中的主犯，判處死刑，緩刑2年，張曉軍是從犯，判處有期徒刑9年，谷開來和張曉軍當庭表示不上訴。

但2013年4月出版的《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A Death in the Lucky Holiday Hotel: Murder, Money, and an Epic Power Struggle in China）一書認為，王立軍才是殺害海伍德的主犯之一。此書由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總裁何頻與美國華裔作家黃文廣合著，藉由內部文件、消息人士所透露的訊息，曝光海伍德案不為人知的一面，已被《外交政策》推薦為2013年必看的25本書之一。

《中 國權貴的死亡遊戲》一書的受訪者之一、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法學博士陳小平對《內幕》解釋，海伍德死亡案是集團犯罪，每個人根據作用不同，分為首犯、主犯、從 犯。由越來越多披露的訊息來看，谷開來可能和張曉軍一樣，只是從犯，主犯可能是王立軍，或是位階比他高的人，甚至首犯也是另有其人，首犯雖然沒親自動手， 但是身為計畫者，罪是最重的。

王立軍殺害海伍德的動機為何呢？《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解釋，王立軍的動機有兩個，一個是個人政治上的野心，一個是希望薄熙來為朋友和自己在鐵嶺事件上解圍。

2011年6月，王立軍接到來自鐵嶺的電話，表示“後院失火”了，先是王立軍的好兄弟、鐵嶺公安局原局長谷鳳杰因買官賣官、貪污受賄被双規，一週後，六名官員，皆為王立軍的友人與忠實追隨者，全都受到調查。

王立軍一方面想為朋友解圍，另一方面覺得他人在敲山鎮虎，最後可能會整到自己，因此求助於薄熙來，但薄不願意涉入此事，也不準備給王立軍提升，王對此感到非常失望。同時，王立軍也發現中央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反應冷淡，擔心薄熙來最終會把打黑時的虐待、過份行徑算到自己的頭上。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指出，在十八大人事變動前、各方角逐要位之際，薄熙來有很多競爭對手，因此王立軍跟中央高層的“默契”，也促使王放膽策劃謀害海伍德。

全文將刊於《內幕》

《中國權貴的死亡遊戲》，登上蘋果書店的一周熱門書榜。

他接替習近平主管書記處，手下全是新面孔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程恭羲

　　2012年10月中旬出版的《明鏡月刊》第33期曾獨家披露：北戴河會議前，劉雲山已被淘汰出局，入常無望；北戴河會議後，他卻搖身一變成為最黑黑馬，不但躋身常委，而且還將主掌中央書記處。

　　11月15日，在十八屆政治局七名常委亮相後，新華社發佈了《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公報》，稱“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提名，通過了中央書記處成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劉奇葆、趙樂際、栗戰書、杜青林、趙洪祝、楊晶（蒙古族）”。

　　就這樣，現任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在明鏡新聞出版集團一個月前的獨家預報中，當上了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而他的前任正是剛剛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由於十七大後，習還擔任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等職，而劉雲山剛以黑馬亮相，就會一飛衝天嗎？顯然不是。

　　根據中共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領導下，處理黨政軍日常事務，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另有常務書記協助處理工作。這種作法有助於加強中央領導機構的聯繫，提高書記處的工作效率和權威，使重大黨政事務能夠得到及時處理。

　　同時，中央書記處承擔著大量日常性事務，在指導和監督各項工作、制定執行具體政策、加強黨的建設等方面，發揮領導職能。確立中央書記處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之後，就不易發生過去總書記利用中央書記處的職權，干預國務院擬定的政策與計劃，致使總書記和總理發生摩擦的問題。

　　十七屆中央书记处書記共有六人，除習近平外還有，中宣部部長劉雲山，中組部長李源潮，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何勇，中央辦公廳主任令計劃，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

　　而劉雲山執掌下的中央書記處共有七名書記，比上屆增加一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劉雲山這張“老面孔”，新一屆中央書記處一下子出現六張“新面孔”：現任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現任陝西省委書記趙樂際，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現任浙江省委書記趙洪祝，現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楊晶。

　　

　　　　　　2012年11月16日，劉雲山首次以政治局常委身份亮相，會見外賓。


　　動車追尾令他成媒體“罪人”

　　已掌管中宣部十個年頭的劉雲山，沒有想到，2011年7月23日發生的溫州動車追尾事故，會讓自己和中宣部成為媒體和輿論的“敵人”，他更沒有想到，中國網民已把他和他所領導的中宣部視為“歷史的罪人”。

　　追尾事故發生的第二天，即24日的《人民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四大官媒，頭版新聞對追尾事故隻字未提，這幾份媒體的頭版頭條都是中央軍委舉行晋昇上將軍銜儀式。

　　媒體人姬宇陽在微博上表示：我覺得，這四個頭版，應該送去世界新聞博物館去，讓全世界人民參觀一下。一份叫“人民”的報紙頭版，對於死了幾十個人的重大災難，直接無視。

　　而“報紙觀察”微博例舉了24日日本的四份報紙頭條驚人的一致，都是高速動車（專題）追尾慘案。而國內其他傳統和網絡媒體則是密集式重點報導，紙媒機會是清一色的在頭版報導了動車事故。對比之下，四大官媒的“以人為本”顯得如此蒼白，或許可以原諒他們，他們的理念原本就是“以官老爺爲本”。

　　24日上午，上面給央媒下達追加指示：“對溫州事故報導的最新要求：1、死傷數字以權威部門發佈為凖；2、報導頻度不要太密；3、要多報導感人事迹，如義務獻血和出租車司機不收錢等等；4、對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以權威部門的發佈為凖；5、不要做反思和評論。”

　　隨即，一則媒體從業人員收到的手機訓令，在網民中流傳開來：溫州動車事故從現在起以“大災面前有大愛”為主題報導，不質疑、不展開、不聯想、個人微博也不要轉載，節目中可提供相應服務信息，音樂注意氛圍。

　　也有媒體人證實，中宣部曾要求各媒體報導正面報導此事，對關鍵信息以新華社為凖，並曾下令各地方媒體召回前往溫州採訪的記者。

　　另據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伯克利分校新聞學院屬下的《中國數字時代》網絡雜誌透露，中宣部指示包括一系列的“不”：各地媒體不派記者去採訪；不要鏈接高鐵發展相關信息；不做反思性報導；報導頻度不要太密；對事故原因不要挖掘；不要做反思和評論；不質疑，不展開，不聯想。

　　倍具諷刺意味的是，總理溫家寶28日在事故現場對溫州動車事故處理“公開透明”的宣示言猶在耳，29日，中宣部再連下數道禁令，叫停了中國媒體關於此事的報導與評論，連早前“大災面前有大愛”為主題報導的指示也一並否定。7月29日晚，中宣部的禁令在微博上被多位媒體從業者證實並被廣泛傳播。


　　媒體向中宣部“默哀”

　　7月29日晚9時30分左右，網友在新浪微博上發：“通知來了，你們懂的！”“這已是第二份通知了”；“無力、悲哀以及厭惡！”

　　來自中宣部新聞局的禁令稱，“鑒於7.23甬溫線特別重大鐵路交通事故，境內外輿情趨於複雜，各地方媒體包括子報子刊及所屬新聞網站，對事故相關報導要迅速降溫，除正面報導和權威部門發佈的動態消息外，不再做任何報導，不發任何評論。”

　　中宣部的這條禁令下達之後，中文微博一片哀聲。有多家報社的編輯在微博上貼出了因禁令被撤下的版面，也有記者在個人微薄上轉播再也無法上版的新聞。

　　《21世紀經濟報導》的編輯抱怨，原本有八個版的溫州動車追尾事故的相關報導，晚間禁令到達後，不得不臨時撤版換稿；財經週報《中國經營報》則有8個相關版面被迫臨時換搞。《新京報》撤下了新京報A15版《逝者》、A16版《目擊：我們都是幸存者》等多個版面；浙江的《錢江晚報》撤下了兩個版的《停下1分鐘》；西安《華商報》撤下了3個版的評論週刊。

　　《錢江晚報》的記者寫道：“這是讀者們永遠也不可能在報攤上、郵件中、網絡裡能看到的《錢江晚報》。感謝為這幾個版面所付出心血的同事們！向你們致敬！”

　　甚至官方新華社的稿件都被禁止。晚間，新華社緊急通知，此前向各報社訂戶播發的《（中國網事）期待一個負責任的交代——網絡熱帖〈“7.23”動車事故的五點存疑〉的記者調查》稿，“暫緩使用”。

　　更有報社編輯呼籲報社老總鼓起勇氣抵制禁令。媒體人阿丁呼籲，“媒體老總們，請在此刻積蓄勇氣、喚醒良知、拒絕附逆、幹掉猥瑣、放行真相；禁令是用來突破的，不是用來奴才聽令的，繩索是用來掙脫的，不是拿來自縛手脚的，這一回，能不能站著把新聞做了？”

　　一名北京新聞從業者說，“為今晚的扼殺氣憤却又無奈，不得不從。在中國，一切媒體都是黨報，一切新聞人都是臭不要臉，一切遇難者都是我們自己。”

　　南方報業媒體人喻塵在微博中說：“今夜，百家報紙在撤版，千位記者被斃稿；中國，萬個游魂無處安放，億個真相正在破碎。這個國家，無數隻惡棍的手，在羞辱著你。”

 (《明鏡月刊》37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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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假成真的革命夫婦

《新史記》魯直人 专稿

在上海中央局兩年

1932 年10月，楊光華被分配在中央組織局工作。1933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上海局改組江蘇省委，楊光華任秘書長。1934年3月1日，省委書記孔二和組 織部長李實同時被捕，臨時省委書記由趙立人代理。不久，趙立人向楊光華傳達中央局新的組織方案，其內容是：以後不許開三人以上的會議，只用個別接頭的辦 法，以免集體被捕。具體的接頭辦法是：中央局的代表到省委書記家，省委書記到各常委家，各常委到地方主管的各單位及區委書記家。楊光華表示反對這個新組織 方案，認為這個接頭方法很有害，中間若發生問題會失去聯繫，特別是難以防止敵人從中搗亂。楊光華建議一個人只知道一個地方，如書記只知道組織部長家，組織 部長只知道秘書長家，秘書長只知道宣傳部長家……這樣也體現了集體領導，可以防止敵人搞鬼。楊光華最後請趙立人向中央局轉達他的意見。

楊 光華的意見被否定了，江蘇省委撤銷了楊光華的秘書長職務，送交中央局處理。3月16日，臨時江蘇省委作出《關於粉碎子才同志機會主義反黨陰謀的決議》，給 子才（即楊光華）嚴重警告的處分和悔過自新的機會。中央局派楊光華去皖南巡視工作，一個月後，楊光華從皖南巡視回來的時候，江蘇臨時省委兩次遭到敵人破 壞，同年7月，楊光華又接受中央局重建江蘇省委任務，並在中央局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不久，中央組織局李竹聲、盛中亮相繼被捕，江蘇省委也連遭破壞，楊光華 已無法繼續在上海工作。中央局考慮楊光華搞過湘鄂西根據地工作，又搞過上海的白區工作，決定派他到滿洲省委去。那裏既有抗日的武裝鬥爭，又有奉天、哈爾濱 等大城市的地下工作，而中共滿洲省委則連遭破壞，需要重建。楊光華欣然從命。

弄假成真的革命夫婦

1934 年末，楊光華來赴哈爾濱代理滿洲省委書記，到中共滿洲省委所在地哈爾濱。前來接頭的竟是湘鄂西的老熟人譚國甫。譚國甫把楊光華帶到滿洲省委秘書長馮仲雲家 裏。此時，馮仲雲被派往珠河抗日根據地，留在這裏工作的只有宣傳部長譚國甫和秘書（趙毅敏的妻子）及他的妹妹馮詠瑩。

馮 詠瑩，1913年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1934年來到東北，到滿洲省委做地下工作。馮永瑩參加革命主要是受了其二哥的影響，其二哥就是叱吒風雲的東北抗日 聯軍著名將領馮仲雲。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馮永瑩決定到哈爾濱去找二哥馮仲雲。到了哈爾濱，二哥提出由她來搜集情報，並負責處理中共滿洲省委的一 些文件。1934年，團省委書記劉明佛被捕叛變，省委機關遭到破壞。這年10月，中央派楊光華來哈爾濱代理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後，為避免暴露身份，黨組織決 定讓楊光華與馮永瑩同居一室，假扮夫妻。後來，因兩人之間有了感情，黨組織就批准兩人結了婚，成為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弄假成真的革命夫婦之一。



陳雲參加了馮詠瑩的二哥馮仲雲骨灰安放儀式，慰問馮詠瑩和馮仲雲夫人薛文。

1934 年底，由於交通中斷，滿洲省委和上海中央局失去了聯繫，直接歸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領導。1935年4月，王明、康生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名義給滿洲省委 發來緊急電令，要滿洲省委派人到莫斯科去討論滿洲工作問題。內容有三條：一是要將滿洲省委的文件全部銷毀；二是滿洲省委所有負責同志全部到莫斯科討論滿洲 工作問題；三是滿洲省委所管轄的全部內部組織交趙毅敏的妻子管理。接到電令後，楊光華召開緊急會議，大家一致認為：中共代表團已對滿洲省委產生懷疑，但如 何才能消除這種不信任呢？有人認為，把有保存價值的歷史文件全部銷毀損失太大，將來對滿洲省委是如何處理重大問題的情況將無據可查。因此在清理文件時可以 保留一部分重要的文件轉送共產國際存檔。沒想到的是，偷帶文件的交通員順利抵蘇，文件卻在火車上被日軍截獲。爾後，敵人報紙上大肆宣傳得到了滿洲省委的重 要情報。共產國際得知此事，非常生氣，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認定省委書記楊光華就是內奸，於是，王明又重新下令：只許楊光華一人前往莫斯科。

1936 年春天，為了尋找丈夫，馮詠瑩拖著懷孕的身子也來到蘇聯。共產國際名義上安排她到莫斯科大學學習，實際上是對她進行監控。最讓馮詠瑩難過的是，她不但沒有 見到楊光華，而且他們的孩子也在保育院中不幸死亡。1938年，馮永瑩畢業後從蘇聯回到新疆，以小學教師的身份繼續為黨從事地下工作。1939年與新疆日 報社副社長汪小川（原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建國後曾任國家文物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結婚。1941年初因汪小川被組織上調去延安，馮也來到延安被服廠任會 計。幾年後，二人婚姻破裂。1945年，馮永瑩又離開延安去哈爾濱其二哥馮仲雲身邊，到熱河公安局工作。1948年，調任東北烈士子弟學校校長。1952 年，調任東北烈士紀念館當館長。直到幾年後又重新與楊光華結縭。1962年，隨丈夫一起回到武漢，調任湖北省政協秘書處副處長。1983年離休。

70 年後的2005年，已是92歲老人的馮詠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還清楚記得那時的一些往事。她對記者說：“楊光華絕對是正人君子，孤男寡女睡在一張床上幾個 月，他從來都沒有碰過我一下，我也不碰他。後來，我們之間有了感情，黨組織就批准我們結了婚。”（《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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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一反常态：主动找德国谈人权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最新发布的全球2012年死刑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在执行死刑方面的世界排名仍然居首位。对于中国的人权状况来说，新一届政府上任意味着什么？德国方面希望能够有所进步。 

德国联邦政府希望，中国迎来政府换届后，在人权问题上能够实现新的突破。德国外交部最近公布消息称，中国政府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向德国发 出邀请，于今年5月在北京与中国政府代表一起商讨人权问题。德国政府人权事务专员马库斯·勒宁（Markus Löning）在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这一最新举动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

 

德国政府人权事务专员马库斯·勒宁（Markus Löning）

 

过去几年中，德国在德中"人权对话"问题上，不断与中方产生争执。中国方面也多次取消或推迟举行"人权对话"活动。一般来说，一年一度 的"人权对话"应该轮流在中德两地之间举行。双方最后一次会晤的时间是2012年10月，但并没有产生具体结果。随后柏林方面表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人权对话"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定动作"。

德国政府人权事务专员勒宁希望习李政府上台后能够做出新的表态。所以，这份来的很快的对话邀请是"非常好的迹象"。这位隶属德国自民党的政治人士向德新社 表示："现在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必须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正如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过去几年中有所上升，如今在人权问题方面也必须迎头赶上。"

中国的又一个"世界第一"

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本周三公布了一份2012年全球死刑统计报告。其中指出，中国在执行死刑数量方面仍然遥遥领先。随后是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美 国。"大赦国际"在这份年度统计中援引已被证实的数据指出，2012年，全球范围内有21个国家执行了682次死刑，比2011年多出2次。

 

中国执行死刑的具体数目仍然是“不能说的秘密”

 

然而，该组织的这一统计数字并不包括中国的死刑执行数量。"大赦国际"称，中国比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执行死刑的数目都多，但一直将具 体数字保密。人权活动人士估计，这一数字在每年6000至8000左右。由于缺少可靠的统计数据"大赦国际"组织从2009年开始停止公布中国执行死刑的 估计数字。

鉴于最新公布的死刑统计，勒宁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停止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只有这样才符合一个有着伟大文化和文明国家的形象。"

同时，这位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也反驳了德中人权对话已经变成空洞的仪式的说法。他指出："在这个论坛上，我们可以提及人权领域的任何问题。尤其是经常能使个案达成从轻处罚。"勒宁相信，通过对话，德国也能够对中国内部的改革进程产生影响。

他透露，中国的反政府人士也要求德国政府不能放弃和中方展开对话。勒宁表示："我经常听到异议人士说：'德国的声音能够得到中国政府的重视。你们说的，他们会听。'"德中双方从2003年开始，启动了"人权对话"机制。

综合报道：德新社、美联社         
编译：任琛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中文网

美韩提升监视级别日本宣布全面警戒 美韩提升监视级别日本宣布全面警戒

作者 法广

面对朝鲜可能随时发射一枚或数枚导弹的紧张局势，韩国与美国星期三同时提升监视级别。美韩联合指挥部把情报监视级别从三级提升至二级，该级别意味着面临“重大威胁”。如果再升一级，就等同于战争。日本同日也声明“进入全面警戒状态”，并且做好准备，随时拦截任何威胁日本的导弹。昨天，日本已在东京市中心部署了爱国者反导导弹。

抵达罗马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朝鲜半岛局势“十分危险，小小事故就会使局势不可控制”。

全然不顾周边国家及盟国中国的警告，朝鲜近日在东海岸部署了2枚“舞水端”射程4000公里的导弹，射程可覆盖韩国、日本、美国关岛。

韩国军情机构称，朝鲜可在今天起至4月15日发射一枚或数枚导弹，15日是已故朝鲜统治者金日成出生的日子。从朝鲜携带导弹的移动发射台运行的情况分析，朝鲜甚至可以发射数枚导弹射程1300公里的“芦洞”导弹以及短程导弹“飞毛腿”。

韩国媒体引述政府来源的消息指出，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朝鲜正在做多次发射导弹的准备。韩国军方表示，可能会朝日本海或南方发射。新发现朝鲜东部咸镜南道一带，有4至5座移动式导弹发射台。

部分国家认为朝鲜不过是指手画脚，空口恐嚇的分析激怒了朝鲜，朝鲜在星期二强化战争气氛，要求在韩国的所有外国人离开，声称要打一场热核战。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