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3月22日星期四

建國20年主要口號：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今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9年10月1日　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的集會和遊行。10時，毛澤東和林彪登上天安門城樓，林彪代表毛澤東、中共中央講話：

同志們，朋友們：今天，是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在全國人民歡慶這個光輝節日的時候，我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全國各族的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紅衛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分子致敬！向英雄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致敬！向一切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人們和海外僑胞致敬！向來自世界各國的同志們、朋友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向你們問好！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偉大領袖毛主席向全世界莊嚴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一誕生，就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我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20年來，全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沿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奮發圖強，艱苦奮鬥，把一個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造成為先進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我們的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20年的鬥爭中，我們鞏固了無產階級政權，勝利地粉碎了國內外敵人的顛覆陰謀和破壞活動，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在進行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我們還進行了政治戰線、思想戰線和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空前大普及，為億萬人民所掌握，極大地改變著人們的精神面貌，促進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蒸蒸日上。我國各族人民空前團結。無產階級專政更加鞏固。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像巨人一樣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成為反帝反修的一個強大政治力量。

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都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證明，偉大領袖毛主席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作出了極其重要的新貢獻，開拓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的光輝道路。全國人民從長期的鬥爭中得出一個真理：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就是勝利。

在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主席發出了“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的偉大號召，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戰鬥意志。

現在，我們要繼續高舉九大團結、勝利的旗幟，全面落實九大提出的各項戰鬥任務，落實毛主席提出的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群眾運動，進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要抓緊革命大批判，認真搞好鬥、批、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掀起革命和生產的新高潮。

同志們！我們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我們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導，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繼續發揚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精神，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光榮革命傳統，充分發揮廣大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把社會主義祖國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把我們的國防力量建設得更加強大。

20年來，國際形勢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空前高漲，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空前孤立。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為了擺脫內外交困的處境，他們互相勾結，互相爭奪，實行擴軍備戰，並且妄圖策劃對我國的侵略戰爭，公然對我國進行核訛詐。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我國歷來堅持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我們的立場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全國人民要提高警惕，加強戰備，隨時準備殲滅一切敢於來犯的敵人。我們一定要解放臺灣。我們警告美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英雄的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不可戰勝的。如果你們硬要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我們就堅決奉陪到底！我國遼闊的土地，到處都將是你們的墳墓！

我們永遠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堅決支持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反帝、反修鬥爭；堅決支持英雄的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國戰爭進行到底；堅決支持老撾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泰國反動派入侵老撾的正義鬥爭；堅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的正義鬥爭；堅決支持五大洲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鬥爭！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特別要反對以原子彈為武器的侵略戰爭！如果這種戰爭發生，全世界人民就應以革命戰爭消滅侵略戰爭，從現在起就要有所準備！（口號略）

遊行隊伍呼喊的主要口號之一：提高警惕，保衛祖國，要準備打仗！
毛澤東、林彪在城樓上會見錫蘭、瑞典、義大利等國外賓。
晚上，毛澤東、林彪同首都50多萬軍民一起觀看焰火。
林彪書贈葉群：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贈宜敬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十.一。（《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高瑜呼吁温家宝解除对鲍彤长达16年监视

赵紫阳前秘书鲍彤2008年摄于北京家中。

北京独立学者和前著名记者高瑜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她对海外媒体报道温家宝准备为六四平反进行政改的消息不太相信，但乐观其成。她同时呼吁：假如温家宝真的有意为六四平反的话，就应该首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解除对鲍彤先生长达16年之久和多达32个常年监视人员的状况。

英国《金融时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总理温家宝正在为重新评估六四事件进行前期工作，并准备启动他近年来一直鼓吹的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曾分别3次提出重新评估六四，但都遭到反对，薄熙来是其中一个反对者。

北京独立学者和前著名记者高瑜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她对海外媒体报道温家宝准备为六四平反进行政改的消息不太相信。因为六四事件时，作为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虽然不得不陪赵紫阳去过天安门广场，但也曾经拒绝执行总书记赵紫阳的一些指示，比如让出访国外的人大主席万里提前回国。赵去世后的15年中，温家宝从来没有看过老上级赵紫阳。因此高瑜女士说她不相信温家宝真的会提出重新评估六四的问题，但乐观其成。她同时呼吁：假如温家宝真的有意为六四平反的话，就应该首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解除对鲍彤先生长达16年之久的种种监视。

高瑜说：“我确定不了有关温家宝的政改的说法是个流言还是新闻，我不知道它的真实性。在我看来，我不太相信，因为鲍彤先生从监狱出来后，已经被软禁16年了。他因为六四而坐监狱，出来后到现在16年了，现在还有多达32个公安人员和安全人员对他进行软禁，对他家全天监听，对他进行跟踪，来人登记等等。我说你(指温家宝)先把鲍彤的问题给解决了。鲍彤这次给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只打了59分，不及格。他(指温家宝)如果能把六四的整体问题解决了，他功德无量，青史留名。但是(我看)他根本不可能解决，今年就是维稳啊，他敢在18大之年解决六四？我就承认他们真的要政治改革了。这十年，虽然你们(胡温)做的不及格，只有59分，但是如果你们能最后给六四平反，说明你们起码是些负责任的政治家，你们没有把最大的政治难题再推给第五届领导人去解决。但对这点，我是不太信的。”

肖曼，法广

李乾：自由派的忧虑与极左派的密谋

“今天我来是来找共同点的。大家都知道我的一些认识和在座的有一些距离，但是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有一些我们都能够接受的东西。今天我之所以能这样想，是因为情况有了变化，就是出了王立军这个事情。在王立军出这个事之前，我想的就不是寻找共同点，而是想一旦他们上台我该如何逃命的问题。”

　　三月初，乌有之乡搞了一个到湖北红安的红色旅游，这个红色旅游的真正重头戏是在武汉两天的活动，第一天由韩德强，老田（田立为），阳和平（阳早、春寒之子）分别做报告。第二天（3月5号）是座谈。座谈时有老田，阳和平等二十来人。笔者参加了这个座谈会，上面的话就是笔者发言的开场白。

　　关于逃命的说法我是有根据的。
　　在2010年的一次饭局上，一个和我私交很好且非常活跃的左派朋友拍着胸说：左派上了台，我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是戏言吗？我宁愿这话是一个戏言，如果不幸不是戏言，我则完全相信这朋友的真诚和担当。不论是不是戏言，从这天起我就多了一个思考：左派上台真会杀人吗？

　　尽管乌有之乡网站里大都是些暴力思维的渲泻，但我最初并不认为这些渲泻就表明他们真的要杀人，觉得这只是有人还沉浸于暴力革命思维里，说说而已，并且不会是乌有之乡的主流。我开始相信左派真的要杀人，并且是要大规模地杀人，是从乌有之乡不遗余力地鼓噪，要在宪法中恢复惩治汉奸的内容时开始的。如果说他们先前搞的公诉茅于轼，还是遮遮掩掩，让人对他们的真实意图看不太清的话，那么，他们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征集恢复惩治汉奸条例的签名并上书全国人大，则就明明白白地告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所有认同普世价值、赞成民主政治的人，都是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都要以“汉奸”的罪名加以惩治，如何惩治？用乌有之乡里常用语言来说，就是杀气腾腾的“汉奸的末日到了”。

　　想杀人、要杀人是一回事，有没有那个能量、有没有那个可能杀人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刀，就凭乌有之乡的鼓噪有那个可能么？那么，乌有之乡有没有依仗的刀？如果有，那么这刀在哪里呢？

　　在搞这个签名活动之前，乌有之乡早就对重庆的“唱红打黑”赞口不绝，吹捧薄熙来到了肉麻的地步。问题的关键是，这只是乌有之乡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还是乌有之乡本来就是薄熙来的喇叭？或者说乌有之乡就是重庆模式的一个阵地？重庆市当局高规格接待乌有之乡组织的红色旅游团，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互动，不能不让人怀疑重庆当局和乌有之乡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把重庆的打黑和乌有之乡鼓噪联系起来，不能不怀疑重庆的打黑就是在全国上演惩治汉奸的预演。

　　那么重庆是如何打黑的呢？

　　对重庆打黑的认识，不少人都有一个过程。出于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本能厌恶和痛恨，在李庄案发生之前，网上的舆论是一边倒地为重庆打黑叫好。当时我也是重庆打黑的支持者，甚至认为民间能发出薄熙来做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呼声，是对死水一潭状态的一个有益的冲击。

　　但这种认识维持的时间很短，李庄案的出现让我和很多人彻底改变了对重庆打黑的认识，网上也出现了几乎一边倒的质疑声。尽管李庄案只暴露了重庆打黑的冰山一角，但已足够说明重庆打黑的黑打性质，是在践踏法律，假公济私，愚弄公众，欺世盗名。在如此打黑面前，所有善良的人们不能不对重庆打黑的总导演薄熙来睁大眼睛，重新审视。如果让一个予取予夺，无法无天的人掌握了最高权力，谁的脑袋都不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重庆打黑行动在先，乌有之乡惩治汉奸的鼓噪在后，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惩治汉奸是重庆打黑的发展，这个设计太高明了。“黑社会”的罪名多多少少还要点内容，枉法时还需要花点气力拼凑罪证，“汉奸”这个罪名使用起来则可以随心所欲，看着谁不顺眼或者谁敢对他有一点异议，“汉奸”帽子一戴，想怎么整就算怎能么整，可以轻飘地把天下的非我族类用“汉奸”的罪名一网打尽。“汉奸“这个筐的巨大容量无疑是“黑社会”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险恶的高招让人不能不关注另一个人——乌有之乡的理论家——张宏良。

　　2011年9月22号，有朋友告知，张宏良要去如梦轩演讲，希望我也去听一下，但要注意必要的礼貌。

　　如梦轩是武汉的一个超然于左右之上的文化沙龙，作家教授、专家学者、十年文革老者，辛亥元勋后裔，开国将军二代，引车卖浆传人，新左派闻达，自由派草根，都可以在这里各抒己见。清华四一四的理论家周泉樱、文革研究专家徐海亮，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庾华，辛亥元勋后裔李承弘、蔡礼鸿，著名作家胡发云等都在这里做过讲座，就像笔者这样的无名小卒也不知天高地厚地在这里做过一个美国宪法的专题，竟也可在两个多小时候的时间里吸引住听众。新左派代表人物田立为是这里的常客，我与他不仅熟识而且时有思想切磋。张宏良能来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在去如梦轩的路上我都想好了对策：新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逻辑，结论武断，张宏良的讲话在逻辑上的混乱早有领教，这次也一定会让我找到破绽，然后以其之矛攻其之盾。

　　张宏良的讲演一点都没出我的意料，出于礼貌我只是点到为止。
　　没想到这次会证实我的一个怀疑。

　　张宏良前呼后拥地一来到如梦轩，随行人员中就有人不可抑制地炫耀：张教授是通了天的人物，中国面临巨变，张教授将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还介绍说坐在张宏良旁边的一个穿浅红色体恤的某大学的教授，就是未来湖北省委的书记。狂飙三步曲的作者王仁昌在发言中说汉正街将有十万人上街维权，散会后这位未来的省委书记把王仁昌拉到一边说：老同志，不要牺牲在黎明前，再忍耐一下，要不了半年，中国就要大变的。

　　右四是张宏良右二就是那位未来的湖北省委书记。

　　我意外的收获就是明白无误地知道了掌控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就是重庆的人，他们将在半年内动手。

　　张宏良等人如此地卖力地四处煽风点火，煽动仇恨，分裂群众，为薄熙来上位摇旗呐喊，原来是为自己能够在未来的权力集团里分得一杯羹，为了非分地夺得权力，他们要杀人一点都不意外。现在网上传言王立军揭露说，薄熙来准备牺牲50万人，我是不怀疑其真实性的。

　　人们一直期待中共高层有人来冲击其僵化的体制，但我绝不认同用密谋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更不能接受的是用血腥的暴力来恢复中共的主流都一再宣称的不能再走的弯路，并将其推向极端。薄熙来的图谋如果得逞，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大倒退，而且中国人民在几十年间积蓄的改革能量将被引导到一个极其错误的方向，用血腥的方式消耗殆尽。

　　然而当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时，作为一介草民，除了逃命还能干什么呢？这就是我的逃命之说的由来。

　　现在中共果断挫败了薄熙来的图谋，让不少人悬着心暂时放了下来。一段时间内乌有之乡等左派网站也打不开了，一直在鼓噪要取自由派项上人头的新左派，此时举起了要言论自由的旗帜，言论自由我举双手赞成，但要把这次乌有之乡等网站被封也归于此范畴，那是在混淆视听。谁都清楚乌有之乡等网站的核心人物介入了密谋，关闭这些网站我相信只是一个临时的组织措施，与言论自由不自由无关，网上明里暗里挺薄的极左派言论还少吗？

　　民主和法制是惩治和防范社会倒退的最有效手段，每一个期待着中国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希望能看到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在王立军事件的处理上“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理。调查和处理的结果一定会给人民以回答，并且要经受住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这个道理全国人民都懂得。因此，我们对未来抱有信心。”

　　在民主和法制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之前，每一个善良的中国公民，都不能不高度警惕极左和暴力的幽灵。

　　2012-03-21完稿

李乾，來稿

童大焕：告别主义，回到问题和程序

——兼谈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谨慎责任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两次提到对文革的警惕，分别是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庆王立军事件时。

　　在今天这个贫富两极分化突出、腐败相当严重的时代，不论是大众还是精英，很多人失去基本的理智和耐心，“他们充满仇恨，毫不妥协，急于求成，寻求复仇多于共识，不是把民主当成追求的目标与理想，而是当成达成个人理想与‘夺权’的手段”（杨恒均语），这种态势下，文革和文革思维卷土重来，并非危言耸听。

　　这样一种“人人自危”的转型时代，往往也是文化思想史上的“百家争鸣”时代，如春秋战国和五四时代。在这样的“头脑时代”，思想和文化对社会的走向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在这种社会情绪偏于激进的时代和历史选择关键节点上，知识分子负有特别的谨慎责任，不能坠入李敖所说的“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的病态中。人类的历史就和人生的选择一样，关键时刻往往只有那么几步，向左一步是地狱，向右一步是天堂。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告别“主义”，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求解”和“程序构建”中。

　　我们从来不缺各种各样道貌岸然的主义，却缺乏通往这些美好愿望的路径和程序。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质正义。万丈高楼，起于垒土，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毁灭往往只在一瞬之间。细节决定成败，知识分子要格外谨慎，用工程技术的审慎思维对待社会的变革和构建，一枚不合格螺丝就有可能导致航天计划的失败，社会作为更复杂的系统，更应该注重细节的组织与构建。魔鬼就在细节之中。

　　在“历史紧要关头”，我们最应该担心和防范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大众、精英和一些火中取栗者趁机鼓吹强化政府权力和管制，鼓吹为了达到某种所谓高尚的目的，可以目无法纪和人权，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步步把中国带入深渊。因为社会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不少人开始怀念文革，怀念用非正常的激进手段重新分配社会财富。然而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每次“左”倾，受伤害最大的必定是“人民”。

　　一个只讲意图不循规律规则、不择手段、不问责任伦理的民族，奴役和贫穷就是惟一归宿。

　　知识分子要做理性的建设者，做独立的敢于直面强权和民粹的智者和勇者。不要高估大众的智商，投资大师罗杰斯就如此忠告女儿：“记住，有一半人口的智商在中位数之下。”

　　“靠仇恨驱动的诈骗”决定了一些人必须靠煽动仇恨吸引拥护者，言论不极端不刺激就不能打动听众，任何折衷妥协的主张都不能被容忍，任何不够极端的人都会被排斥。这便是我们要重点防范的对象。

　　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不是震天动地、冠冕堂皇的口号史，而是悄无声息的财政史。任何主义和理想，都必须落实到最简单最基础的钱“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正如重庆的“共富模式”，据《中国经营报》3月9日报道，2010年重庆“民生十条”涉及投资3400多亿元，2011年“共富12条”涉及的投资高达1.2万亿元。而3月19日该报又报道：即使到财政收入猛增的2011年，重庆财政收入也不足3000亿元。“寅吃卯粮”，最后仍要由百姓买单。正如识者所言，重庆模式无非掠夺民企资产，再拉巨额银行债务支撑短期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为野心家阴谋家的飞黄腾达铺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

　　“薄雾迷城”，《中国经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

作者:童大焕，来源: 作者博客

江青的抵制：终于与邓小平闹翻脸

《新史記》鄭仲兵

為發泄胸中不平，施加壓力以改變毛的決策，江青在1974年接連有兩次大鬧騰。
一次是針對毛提名鄧小平為團長，參加4月9日召開的聯合國第六屆特別大會（按常規應由周恩來出席）。

1974年3月20日前後，毛澤東在周恩來、江青皆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王海容讓外交部以部的名義向中央寫報告，提名鄧小平為團長。幾個月前因外事而痛遭毛撻伐的周恩來，於3月24日即簽署同意，並報毛澤東（周主管外交部）。毛即行圈閱。

未料，江青堅決反對，並大鬧政治局，幾次強令外交部撤回報告。為此，毛曾表示，“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高文謙《晚年周恩來》508頁）說明江的意見和情緒對毛不是不起作用的。由於周恩來的周旋，政治局委員（包括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知道是毛的決定後，都一致表示擁護，只有江青保留自己意見。

3月27日，毛致書江青：“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373頁）江青被迫給毛回信，表示擁護。

4月3-5日，政治局討論鄧小平赴聯大發言稿等事宜，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皆稱病缺席，明顯表露出他們的情緒。

鄧小平參加聯合國第六屆特別大會。

4月6日，鄧小平離京赴美。周恩來抱病偕葉劍英、李先念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群眾代表數千人到機場歡送。鄧在聯大發言主題是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發言稿經毛看過。4月19日，鄧返京，周等數千眾又到機場，舉行盛大歡迎儀式。

鄧出席聯大的前前後後，江青與鄧小平的齟齬，已然公開化，其與周恩來對鄧小平的寬容和支持，形成鮮明對比。這也為爾後毛、江、周、鄧四角關係的發展做了鋪墊。

江青的第二次鬧騰是針對毛澤東1974年國慶後提出籌備四屆人大，並提議鄧小平擔任第一副總理。
江青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策劃了“風慶輪事件”，採取打周（恩來）及鄧（小平）的策略。風慶輪是我國自行設計和製造的萬噸貨輪。江青等人批主張向國外買船、租船是“洋奴哲學”、“賣國主義”，攻擊周恩來，並及協助周工作的鄧小平。

10 月14日，江青在刊登有《風慶輪問題》的《動態清樣》做了批註，並給在京政治局委員寫信：“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階級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都批示同意江的意見。周恩來批示“已閱”，毛澤東和鄧小平只是畫了圈。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例會。江青又提出風慶輪問題，鄧小平未發言。江青質問：“小平同志，總理住院後，國務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態度？”鄧小平沒有回答。江青又說：“你不講話不行，這件事你是支持，還是反對，你要表明態度。你要向政治局講清楚。”鄧回答：“我已經圈閱了，我還要調查。”江又逼問道：“你對‘洋奴哲學’持什麼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回答：“政治局開會討論問題，要平等嘛，不能用這樣的態度對人呀！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寫贊成你的意見嗎？”鄧小平復出，第一次給江青以下馬威，江豈能容忍，於是大吵大鬧起來。經李先念勸阻，鄧忿忿離場。（參看《晚年周恩來》 400-401頁）（《新史記》第6期）

邱会作：我带有红军全部实力统计，受特别保护

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先刊登该书第三章“‘左’倾路线时的瑞金”。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三章 “左”倾路线时的瑞金

离开家乡到瑞金

子：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

父：兴国县“扩红”的新兵团二千多人向瑞金出发，补充红五军团。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
新兵团补进五军团之前，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主要是上政治课。内容是：到了红五军团后要听从党的领导，团结士兵和下级军官，努力学习军事技术，要成为政治建军的新力量。

我们和一些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来的人分插编入五军团后，在每个连队中占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原来二十六路军的人抱成一团，反对新来的人，纠纷不断，甚至斗殴，矛盾非常尖锐。我是团部的青年委员、宣传队长，开展工作非常困难，不仅青年工作搞不起来，政治工作也搞不起来，这支部队的国民党军队旧习气差不多没有改变。

那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配给五军团一批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工系统，部队风气开始变了。不久，在五军团中开展了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的“三大运动”，即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

子：用这些方法解决红五军团里团结问题，怕是效果不佳。

父：军队要团结，那得靠战斗。

1932 年初，红军三军团和五军团一起攻打赣州，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在前面。由于没有经验，部队遭受了敌人的反突击。敌人封锁了突破口，部队被围困，处在欲进不能、欲退无路的危险境地。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善长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搏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了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编为红军后的首次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我们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内部也更加团结了，大家是生死与共过的战友了嘛。1932年秋，我被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我都舍不得离开这支部队了。

子：瑞金是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到那儿学习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父：部队选送学员条件很严格：要求阶级成分好；经过战斗考验；略有文化，年纪要轻。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

子：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许多日后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所学校。

父：我入校之后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调出部分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在其中。不久，军械班并入了供给队，我在供给队里学习，一直到毕业。我们这期在校只有半年多，我学习非常努力。我小时读过两年半私塾，但局限于中国旧文化，新知识很少。到了红军学校，我学的就广泛了：作为政治基础知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ABC；作为军事常识，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粗浅的天文和地理；作为军械班和供给队的课程，学习了一些科学常识、算术和财务原理。这些新的文化知识对我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不差，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战斗部队受过严格训练，到了红军学校，我对内务、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我曾是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1933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第五期学员将要分配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的人到学校来找我谈话。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但猜测一定有什么缘故。果然，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又是党员（我于1932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而我们这一期其他人都到了各基层部队。我们两人到供给部财政处，我任会计，他任出纳。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

子：一般人不了解这项工作。

父：它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负责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业务范围为：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力统计。总供给部只有我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我有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可以出入中革军委各部门，并受特别保护。平日里，我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与我同行。他们并非保护我，而是我身上带有红军全部实力统计，他们是保护绝对机密的。国家保卫局规定：执行任务的保卫员有保护机要人员绝对安全的责任，如果发现他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权力。

我担任机要统计工作之后，行政业务主要是同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政委叶季壮直接发生工作关系，不久，我又被提升为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我同杨至成关系密切，他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好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成叫我为他办理文书和机要。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去，因此中央苏区许多地方我都到过，让我开阔了眼界。

子：你到供给部的时候，正值党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在组织上肃清和左倾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有很多这方面的回忆。

父：供给部有个别工作人员有贪污行为，杨至成受当权的王明路线的人的责怪，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部里不设政治部门。除了国家保卫局一个专职特派员负责保卫监督之外，其余政治工作上的具体事都是我这个政治指导员管了，我是总供给部政委叶季壮的直接助手。我同他的关系甚为密切，待他当了部长兼政委，我们关系更深了。叶季壮是广西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报社记者、总编辑，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他是非常可敬可亲的兄长。我和叶季壮的关系要比和杨至成更加亲密。

我到供给部工作几个月后，在党内也担任了职务，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之前，又任命我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我还是1934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并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总供给部的兼职政治保卫员（这是秘密的）。总之，我从红军学校毕业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上特别可靠的人加以重用了。（《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温家宝或在任期末平反六四启动政改

VOA记者: 萧洵 | 香港

图片来源: AP

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矗立在天安门前的民主女神像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披露，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来曾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为“六四”平反；在薄熙来被免职之后，或会下注对天安门屠杀进行重新评价，以启动政改。

*英媒：中共高层透露温多次提平反六四*

《金融时报》3月20日的一篇报道引述消息来源的话说，中国总理温家宝近年三次在中共高层秘密会议上提出为“六四”平反，但每次都遭到其同僚的反对；而薄熙来则是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之一。

文章说，熟悉上层内部讨论的人透露，温家宝在试探性地为打破对“六四”的定论做准备，以启动他近年来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

*中共关于“六四”定论至今未变*

中共当局1989年6月4日动用武力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后，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中共对六四的这一定论至今未变。

《金融时报》报道说，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等中共元老在89天安门学生抗议扩展到全国各地时，一再向邓小平施压，要求邓采取强硬措施，派兵镇压。

许多中共前高层领导，以及他们的后代，都因当初的屠杀决定而蒙污，例如在“六四”镇压后被挑选接任党政军一把手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江泽民的前任赵紫阳当年曾不赞成开枪镇压。到2005年逝世前，赵紫阳一直被软禁。

《金融时报》文章提到一副为人熟知的照片。照片中，最后一次公开亮相的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学生，而温家宝当时站在他的身边。

*中共高层“六四”强硬势力消退*

这篇文章将中共高层对六四问题的分歧大致分为三类：支持屠杀并从中获利，反对以任何形式对“六四”做重新评价的人、因此受到伤害的人，以及未受影响的人。

该文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当年的当事人已经越来越少，重新评价“六四”的体制上的阻力也在消退。文章说，温家宝或许会在余下的任期内下赌注纠正历史错误，启动政治改革。

*陈子明：对“平反六四”坚信不疑*

在“六四”事件后被关押多年的异议人士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谈及他对“平反六四”的看法时说，他在过去二十年间对此始终坚信不疑。

陈子明说，自己从各种渠道也了解到，中共内部有一大批人也有这样的意图。他认为现在“平反六四”已有广泛民意基础，时机也越来越成熟。

这位政治学者说，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曾提过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改在“六四”后被搁置；如果“六四”不得以重新评价，政改思路是无法贯彻的。

陈子明说：“温家宝在（人大会议）记者招待会上讲，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有一套想法了；而且信誓旦旦地说，大家不光要看我怎么说，还要看我怎么做。那么他要做的话也只能现在做了。否则到十八大以后，就不是他的事了。”

*林和立：中国强调维稳 “平反六四”不乐观*

不过，香港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林和立则对近期中共“平反六四”不那么乐观。他认为，尽管中共党内有开明派支持平反，温家宝也多次提过这个事，但中共出于“维稳”考虑，不会碰这个事。

林和立说：“中国不同的党派的共识是，可见的将来不要碰这个问题…十八大习近平接班以后，也不会重提这个问题，或是对于‘六四’提出比较新的平反或者其他的处理方法。因为目前中共还是以稳重为主要的目标。”

陈子明认为，上层所谓“红二代”之中，在“平反六四”问题上也态度不一。他说，从薄熙来搞“唱红打黑”的表现看，他是属于压制平反的那一派。至于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中共领导人的“太子党”习近平在“六四”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陈子明称，虽然他本人对习近平了解不多，但一些与习关系密切的人告诉他，可以相信习近平会做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