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 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先刊登该书第三章“‘左’倾路线时的瑞金”。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 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 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三章 “左”倾路线时的瑞金
离开家乡到瑞金
子：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暴动，参加了红军，被编为第五军团。
父：兴国县“扩红”的新兵团二千多人向瑞金出发，补充红五军团。我作为骨干也在其中。
新兵团补进五军团之前，在瑞金附近进行了短期训练，主要是上政治课。内容是：到了红五军团后要听从党的领导，团结士兵和下级军官，努力学习军事技术，要成为政治建军的新力量。
我 们和一些从其他红军老部队调来的人分插编入五军团后，在每个连队中占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原来二十六路军的人抱成一团，反对新来的人，纠纷不断，甚至斗 殴，矛盾非常尖锐。我是团部的青年委员、宣传队长，开展工作非常困难，不仅青年工作搞不起来，政治工作也搞不起来，这支部队的国民党军队旧习气差不多没有 改变。
那时，正逢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出“政治建军”的方针，即在各个部队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中革军委从其他红军 老部队调配给五军团一批政治工作干部，从上到下建立了政工系统，部队风气开始变了。不久，在五军团中开展了以反对军阀主义为中心的“三大运动”，即提倡官 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团结共事。
子：用这些方法解决红五军团里团结问题，怕是效果不佳。
父：军队要团结，那得靠战斗。
1932 年初，红军三军团和五军团一起攻打赣州，打开突破口之后，三军团冲在前面。由于没有经验，部队遭受了敌人的反突击。敌人封锁了突破口，部队被围困，处在欲 进不能、欲退无路的危险境地。这时五军团发挥了他们善长巷战近战的特点，进行肉搏战，用大刀杀开了一条血路，救出了三军团。这是红五军团编为红军后的首次 大战斗，打得非常英勇，在红军中树立了威信。从此，我们五军团不仅和红军其他部队团结了，内部也更加团结了，大家是生死与共过的战友了嘛。1932年秋， 我被选送到瑞金的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五期学习，我都舍不得离开这支部队了。
子：瑞金是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是中央苏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到那儿学习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父：部队选送学员条件很严格：要求阶级成分好；经过战斗考验；略有文化，年纪要轻。红军学校的校长是刘伯承。
子：他是我军军事教育的开拓者，许多日后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都出自这所学校。
父： 我入校之后在政治团学习，后来上级要求调出部分政治条件好的学员到特科营军械班学习，我在其中。不久，军械班并入了供给队，我在供给队里学习，一直到毕 业。我们这期在校只有半年多，我学习非常努力。我小时读过两年半私塾，但局限于中国旧文化，新知识很少。到了红军学校，我学的就广泛了：作为政治基础知 识，学习了马克思主义ABC；作为军事常识，学习了战术战斗条例、粗浅的天文和地理；作为军械班和供给队的课程，学习了一些科学常识、算术和财务原理。这 些新的文化知识对我是一次启蒙教育。学习中，我不仅“文”的好，“武”的也不差，我是从士兵一步一步上来的，在战斗部队受过严格训练，到了红军学校，我对 内务、队列、射击、投弹、田径等样样在行。我曾是学校评选的模范班的班长，百米赛跑还得过一等奖。1933年春，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在 第五期学员将要分配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的人到学校来找我谈话。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但猜测一定有什么缘故。果然，由于我学习成绩突出，家庭成份好，又是 党员（我于1932年由团员转为党员），毕业时和另一个叫刘吉仁的学员被留在瑞金红军总部机关，分配到总供给部。而我们这一期其他人都到了各基层部队。我 们两人到供给部财政处，我任会计，他任出纳。不久，我兼任总供给部的机要统计员。
子：一般人不了解这项工作。
父： 它是非常重要的职务，负责全军与总供给部有关的军务实力统计，是一项绝对机密的工作，业务范围为：红军人员、兵力、枪支、马匹、军械、弹药、粮秣的全部实 力统计。总供给部只有我知道全军的这些数字。我担任这项工作之前，经过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审查并由周恩来副主席批准。我有保卫局的特殊工作证，可以出入 中革军委各部门，并受特别保护。平日里，我去中革军委办理这方面的业务，规定我不能个人行动，至少有两个保卫人员与我同行。他们并非保护我，而是我身上带 有红军全部实力统计，他们是保护绝对机密的。国家保卫局规定：执行任务的保卫员有保护机要人员绝对安全的责任，如果发现他有离队或投敌行为，有当场枪毙的 权力。
我担任机要统计工作之后，行政业务主要是同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政委叶季壮直接发生工作关系，不久，我又被提 升为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成为部长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我同杨至成关系密切，他比我大十二岁，是出身于黄埔军校和参加过南昌暴动的老资格，但他把我当作忘 年交。我俩不仅是上下级，也是好朋友。那时供给部没有秘书，杨至成叫我为他办理文书和机要。他出差办事一般都带我去，因此中央苏区许多地方我都到过，让我 开阔了眼界。
子：你到供给部的时候，正值党内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实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在组织上肃清和左倾意见不一致或无辜的人。有很多这方面的回忆。
父：供给部有个别工作人员有贪污行为，杨至成受当权的王明路线的人的责怪，被打了下去。之后，叶季壮出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总供给部机构非常精干，部里不设政治部门。除了国家保卫局一个专职特派员负责保卫监督之外，其余政治工作上的具体事都是我这个政治指导员管了，我是总供给部 政委叶季壮的直接助手。我同他的关系甚为密切，待他当了部长兼政委，我们关系更深了。叶季壮是广西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参加革命前曾做过报社记者、 总编辑，社会知识丰富。他对一般人不爱多说话，但和我时常聊天，从不把我当外人，使我感到他是非常可敬可亲的兄长。我和叶季壮的关系要比和杨至成更加亲 密。
我到供给部工作几个月后，在党内也担任了职务，总政治部组织部指定我为总供给部机关党支部书记，长征之前，又任 命我为军委军事工业局的党总支书记。军事工业局是中革军委独立的部门，由总供给部指导工作。我还是1934年初在瑞金召开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大 会选出的人民检察院工农检察委员，并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派驻总供给部的兼职政治保卫员（这是秘密的）。总之，我从红军学校毕业以后，组织上就把我列为政治 上特别可靠的人加以重用了。（《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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