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中共要搞改革,否則薄熙來死不了”




外參記者柯宇倩/最新一期《明鏡月刊》披露薄熙來被中共最高層定下“三大罪”後,新華社4月10日晚間11時證實中央因薄熙來涉嫌嚴重違紀,決定依據《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國共產黨紀律檢查機關案件檢查工作條例》的有關規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由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其立案調查。

王軍濤:薄熙來仍可能東山再起

在此之前,部分評論人士認為,薄熙來仍至少可保留中央政治局委員委員一職到中共十八大,中央或讓薄熙來擔任有名無實的職位,讓他體面的退休,新華社4月10日的消息幾乎等於宣布薄熙來仕途的結束。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中國異議人士王軍濤此前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認為,薄熙來雖然被撤職,但政治生命剛剛開始。王軍濤的看法,有分析認為太過樂觀。

雖然對薄熙來的政治舉措無法認同,但王軍濤受訪時指出, 在重慶時,薄熙來成了一個意見領袖,給了新左派一個實踐的機會,但是受黨國體制的約束,薄熙來不可能有真正的當政治領袖和精神領袖的機會,中央免除了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職務後,讓他完成成為左派政治和精神領袖的蛻變,王軍濤認為,如果兩年內中國政治出現變局,薄熙來一定會東山再起。

薄熙來遭“雙停”的消息披露後,王軍濤仍認為薄熙來的政治生命沒有完全終止。王軍濤接受《外參》採訪時表示,目前終止的只是共產黨體制內支持薄熙來的聲音,但當體制外三項條件具備時,薄熙來還可東山再起。

王軍濤解釋,第一,薄熙來要願意東山再起,王軍濤認為薄熙來有這樣的意志,他不會甘心失敗,第二,在薄熙來仍身強體健、有能力時,中國發生政治轉型,第三,中共當局不把薄熙來做掉。

王軍濤對《外參》說,中共當局毀掉薄熙來的方式有兩個,第一,軟禁薄熙來,但是在中國政治破局時,所有對政治犯的迫害都解除了,因此軟禁薄熙來沒有用,第二,抹黑薄熙來,但中國開禁後,社會和官場將呈現混亂狀態,相較之下,薄熙來的事會變得不那麼嚴重,就如同清末轉型還未到時,大家對清官提出各式各樣的指責,但轉型發生後,大家發現官場都相當黑暗,特別是新產生的軍閥更黑更亂。

但薄熙來的政治生涯也可能就此打住。王軍濤補充,如果中共中央在下一輪的改革中,把薄熙來要做的事情給做了,那麼薄熙來就不被需要,他也無法東山再起了。

薄熙來與陳良宇、陳希同的差異

1995年,前政治局委員、前北京市委書記的陳希同因副市長王寶森涉貪自殺,2年後被開除黨籍,接著被控貪污罪、玩忽職守罪,判囚16年;2006年,由於秦裕案和社保基金挪用案,中央宣部革去陳良宇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的職務,之後陳良宇被開除黨籍、判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囚18年。薄熙來被免去職務並遭立案調查,很難不令人聯想到陳希同與陳良宇案。

王軍濤對《外參》分析,薄熙來不像陳良宇或陳希同。“陳良宇和陳希同案在民眾看來純粹是權力鬥爭,看不出兩人下台或不下台有什麼區別。”王軍濤認為,薄熙來有兩處與陳良宇和陳希同不同。第一,對社會腐敗和不公極度不滿、思念毛澤東、希望中國走一條新道路的毛左和新左來說,薄熙來是一個代表旗幟,第二,在想救黨、救國、救父輩江山的紅二代看來,薄熙來是一個本來能成為他們領袖的出色人物。

王軍濤表示,對於上述兩類人來說,薄熙來是一種政治需要。“說他有多壞都沒用,就好像現在說毛澤東壞,有些人不相信,認為是抹黑他;這兩類人需要薄熙來,不是因為把他看作是聖人,而是有政治上的需求。”

王軍濤對《外參》指出,歷史上有大成就的民粹主義領袖,在剛開始崛起時會有些聖人的光環,到後來即使這個人大奸大惡,人民也不太在乎,只要他能為人民出口氣、代表人民就行。

《紐約時報》引述兩名接近政治局常委的消息人士指出,3月7日政治局九常委的會議中,八名常委,包括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都支持調查薄熙來,而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持反對意見,周永康此前曾認可薄熙來的“打黑”。 報導稱,為了達成更廣泛的共識,胡錦濤和溫家寶會見了黨內元老們,包括朱鎔基、李鵬、李瑞環、喬石。

王軍濤對《外參》表示,即使多數常委都認為該調查薄熙來,但每個常委想調查薄熙來的原因可能不一樣,溫家寶處理薄熙來的原因大概最符合現在知識份子、右派主義者的想法,另有人或認為薄熙來做得太過份、衝撞共產黨的規則,還有人可能覺得薄熙來得罪到自己。“例如賀國強、汪洋,兩人或許認為薄熙來整了自己的舊部屬,雖然這些幹部在地方上都待一陣子就走,不見得與部屬有多深厚的感情,但面子上總掛不住,且可能因為提拔錯人,留下壞記錄,想往上升時遇到障礙。”

“要搞改革,否則薄熙來死不了”

最新一期的《明鏡月刊》披露,溫家寶、賈慶林提出要將薄熙來一擼到底,“雙開”甚至送上法庭,不容他有任何翻身的可能性。

王軍濤認為,薄熙來即使上了法庭也打不倒,只要先前分析的三個條件符合,薄熙來仍有再起的機會,而且若激怒支持薄熙來的群眾,這群人可能四處傳播謠言,而薄派的太子黨又知道相當多內幕,若他們將這些事往外炒,造成互相爭鬥、互相造謠的情況,共產黨將非常難看。

王軍濤對《外參》表示,若說中共中央能從薄熙來事件吸取到教訓,就是如果還想建立一套維穩模式,就應該把薄熙來的政策吸收到自己的底下,如同鄧小平雖然1989年下令鎮壓民主運動,但經濟上卻把當時民主運動提出的訴求以更徹底的方式實施,讓許多人得到初步的滿意。

1848年的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雖然均以失敗收場,但使各國君主與貴族體制動蕩,間接促成德國及意大利統一運動。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總結1848年的革命時表示:“正如馬克思所說,那些鎮壓1848年革命的人違反自己的意志充當了這次革命的遺囑執行人。”

王軍濤指出,由於1848年的劊子手成了革命遺囑執行人,使得革命的動因消失,所以如果要讓薄熙來徹底“死掉”,共產黨就需要進行改革,或者左改,或者右改,總之不能基於鄧小平的模式,否則薄熙來“死不了”。

英國政府要求調查英國公民案

2011年11月,與薄家有往來的英國人尼爾‧伍德(Neil Heywood)在重慶下榻飯店中被發現氣絕身亡。4月10日,與薄熙來被“雙開”的消息相隔不到一分鐘,新華社也公布了谷開來和張曉軍遭移送司法機關的消息。新華社報導稱:“據警方調查,薄谷開來(薄熙來同志妻子)及其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尼爾‧伍德死於他殺,薄谷開來和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有重大作案嫌疑。薄谷開來、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犯罪,已移送司法機關。”

本期《外參》披露,王立軍之所以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到生命受到威脅,他作為公安局長,發現谷開來涉入尼爾‧伍德的謀殺案,向薄熙來報告,薄當場扇了他一個耳光。第二天就抓了海伍德專案組的11人,打死其中兩名公安人員,另一人被迫自殺。

王軍濤對《外參》表示,對於谷開來和張曉軍涉嫌故意殺人的事件,他還持保留態度。“我對任何未經公正司法體系調查的案件一概抱懷疑態度,我自己就是被共產黨法庭多次抹黑過的人,當時的法庭與現在相比還好得多,至少司法辦案人員對我個人都沒有什麼惡意,所以除非把谷開來放到美國或其他西方的法庭,加上一個好律師辯護,我才相信司法結果。”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則認為,谷開來和張曉軍可能確實有問題。英國政府3月25日表示,關於尼爾‧伍德的死亡事件出現新的可疑線索,因此英國政府已請求北京政府重新調查此案。英國《泰晤士報》引述尼爾‧伍德友人的話指出,尼爾‧伍德死前不久曾提及自己與薄家人的矛盾,擔心自己的安危。

谷雁翔早在英國政府求北京當局重新調查此案時,就對《外參》表示英國方面肯定掌握到一定的證據,才會提出這樣的要求。“這就不單純是中國國內政治鬥爭的問題了。”




王軍濤。(明鏡網記者柯宇倩攝)

實名制 新浪微博有關閉危機



     
  •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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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記者盧素梅/綜合報導】
     擁有3億用戶的新浪微博可能面臨關閉的危機,根據新浪28日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2011年20-F年報中提及,「有關部門要求我們對所有微博用戶進行實名認證,出於各種原因我們未能完全做到,我們的違規可能使公司遭到中國政府的嚴厲處罰,包括停止部分微博功能、終結微博營運等」。新浪並提醒投資者說,一旦新浪遭到中國政府的處罰可能影響該公司股價。
     股價 恐遭負面影響
     「i美股」引述新浪在2011年20-F年報中關於微博經營監管風險的提示指出,去年12月16日,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該規定要求微博用戶須向微博服務提供商提交真實的身分資訊,微博服務提供商須核實用戶提交的身分資訊,身分資訊的註冊僅需在後台進行而不會影響用戶的微博用戶名。
     此外,總部位於北京的微博服務提供商須在今年3月16日之前完成所有微博用戶的實名認證,包括已發言的現有微博用戶。
     新浪進一步指出,「儘管我們已經努力遵守認證要求,但我們未能對所有微博用戶進行實名認證,原因包括現有用戶的習慣、微博產品的性質,以及缺乏明晰的具體實施步驟。」「如果政府在近期內執行規定,這類舉措可能嚴重減少微博用戶流量。」
     新浪還聲稱,「我們可能違反《北京市微博客發展管理若干規定》或者相關政府要求,這將導致未來公司遭受處罰,包括停止部分微博功能、終結微博營運或者中國政府採取的其他處罰措施,以上任一行動都將給我們的股票價格帶來重大不利影響」。
     還有,由於無法向投資者確保該公司將提高微博的用戶和流量,加上無法確保其他微博服務和社交網路服務提供商採取的盈利模式(像是「貨幣化」)也將適用於新浪微博,新浪也宣稱,「我們的股價表現將遭受重大負面影響,公司普通股將會下滑,投資者可能失去部分或全部的投資」。
     控管從嚴 增營運成本
     新浪微博上個月31日到4月3日關閉評論功能,原因為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去職後,在微博平台上各種傳言不斷。有報導指出,新浪為符合大陸官方要求,不得不花大錢雇用網管人員監控刪除不當內容,這也讓新浪網在美國納斯達克的股價單周大跌近10%,因投資者認為,控管從嚴增加了新浪營運成本。
     如今新浪的年報再度點出新浪微博所面臨的「實名制」困境,也引發網友的議論:「還有言論自由嗎?」「如果強制實名,關閉是唯一的選擇。」「我為微博悲哀,希望我不會為它默哀。」

中美料就陈光诚问题正式接触 胡佳忧陈妻及助逃者



山东盲人陈光诚逃离家乡一周后,美国政府本周日首度承认陈光诚在其保护范围。白宫首席反恐顾问布伦南周日说,奥巴马处理陈光诚事件,会努力达致适当平衡,目前正与涉及此事的人紧密联系。傅希秋称,坎贝尔提前抵京应与陈光诚事件有关。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说,国保也承认陈光诚,郭玉闪,何培蓉他们三个人的行为都没有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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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上周,陈光诚和胡佳见面。(曾金燕推特)











陈光诚逃出山东临沂双堠镇一周之后,白宫首席反恐顾问布伦南周日表示,美国处理陈光诚事件,会努力达致适当平衡。他当天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访问,被问及中国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情况时称,他们正与涉及此事的人紧密工作,但他拒绝透露任何谈判情况及内容,也不愿透露陈光诚的下落。

布伦南说,奥巴马总统会作出平衡,一方面体现美国对人权的承诺,让全球不同的人可自由及公开地表达意见,另一方面维持与海外主要国家的关系。他又指奥巴马面对过同类型的处境,美国政府有信心找到解决方法。

此外,主管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突然提早于星期天凌晨到达北京。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和财长盖特纳会按计划在本周四起,在北京出席第四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星期一告诉本台:“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新消息,我是听到美中之间正在紧张的讨论,这两天会有一个初步结论”。

记者: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是提早到北京,是不是处理陈光诚的事件?
回答:对,应该有这个关系。这个我没有跟美方这边特别提这个事情。我看了相关的报道,他本来是定在下周中才到的。

上周曾与陈光诚短暂会面的维权人士胡佳周一对记者说,他上周六被派出所公安传唤二十多个小时,警方向他询问陈光诚出逃及会晤美驻华大使骆家辉的情况,期间只准他休息三个小时:“他们这次主要是问陈光诚事件的来龙去脉,怎么离开当地的,谁接应的,如何到北京的,哪一天到北京,在北京的栖身之处,什么时候进入美国使馆。他们甚至问到了我根本无法知晓的东西,比如说,他(陈光诚)何时见了骆家辉大使,骆家辉会见陈光诚的时候,我是否在现场等。因为我每天被24小时看守,我外出有三辆车跟踪。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这几天并没有进入美国使馆”。

他说,从公安盘问获悉骆家辉见到陈光诚,非常兴奋:“他们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挺兴奋的。我一直盼望着陈光诚能和骆家辉大使见面。我希望他们的见面可以带来些实质性的进展,包括骆家辉大使可以了解山东方面的新情况。陈光诚也可以与美国政府机构多谈些他的目的,其实他的目的并不是离开中国,寻求美国的政治庇护。而是暂时的栖身在那里,他要去争取一个安全与自由的空间,继续在中国从事他的维权工作”。

胡佳发现,当局对事件高度关注:“另外,我并没有真正看到,但是外边警察有提到有关穿白衬衫高级警官是国保总队队长,如果真是他在那里的话,这就意味着陈光诚事件对于当局来讲是头等大事,是‘重中之重’。因为现在已经上升到外交层面了”。

陈光诚出狱后的一年多,他及家人被一百多名公安及治安员轮流看管,声援者被关及被殴打者无数。陈光诚上周五通过视频向外界揭露,当地政法委对其进行长达数年“维稳”名义的迫害,每年耗费数千万元。当地政府官员告诉陈光诚,花在他身上的维稳费从2008年的三千万元,涨到2011年超过六千万元。

在陈光诚离去后,当局继续软禁陈家老少。胡佳担心陈光诚的家人因此再遭虐打:“我现在担心的人不是陈光诚而是他的妻子、母亲、孩子,还有陈光福大哥、(侄子)陈克贵,再有是南京的何培蓉,还有北京的郭玉闪。他们现在已经联系不上,我现在相对于他们,我还算好一点。我至少有个正式的手续,名义说‘违反剥夺政治权利期间规定,接受外媒采访’他们拿这件事来传唤我。国保总队也承认陈光诚,郭玉闪,何培蓉他们三个人的任何行为都没有涉及到违法”。

胡佳说,陈光诚,郭玉闪、何培蓉、都是公民,他们这次行动都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

目前,不少境外媒体记者在临沂,试图接近双堠镇东师古村,但仍然看守林立,网民王雪臻说:“村子里还是里三层,外三层,毕竟陈光诚的家人都被控制,不会让外媒记者接触陈光诚家人,现在主要控制家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說到青島就一定要提到俞正聲

事件》特約記者 周青


  青島,這座位于山東半島東端的城市,從來就沒有被人們忽視過。

  民國時期,它是8個特別市之一,如今,它是5個計劃單列市之一,與深圳、大連、廈門、寧波一樣。其黨政首長的行政級別會比一般的城市高“半級”,也就是享受副省級的待遇,有的市委書記甚至由省委副書記兼

  正如前文知情者所言,聶磊案是涉及些不入流的“黃賭毒”行業,頂多是這些年來青島市快速發展、貌似繁榮下的一個非典型縮影而已,“要是把這幾年青島市跨海大橋、地鐵等重大基建項目和這十幾年來房地產等土地項目中的黑幕揭開的話,不知道青島、濟南和北京有多少大小官員會睡不著覺。”

  而說到青島這20年來的大發展,就不得不首先提到青島東部大開發和其主導和實現者時任青島市委書記、現中共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

  青島開埠百餘年,城市建設歷經滄桑,每一次前瞻性的舉措,都會對城市發展的進程產生深遠影響。

1992年春天,青島“搬遷市政府,東部大開發”的決策,猶如石破天驚,在海內外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響。

  實際上,青島城市規劃史上經歷了三次最重要的飛躍,一是1897年建城,當時青島按照世界上先進的規劃理念進行了城市規劃,形成了近代城市的雛形。第二次飛躍,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當時的青島市長沈鴻烈對青島城市佈局做了一次全新規劃,青島有了第一個現代化的城市規劃。第三次飛躍,就是青島市政府在1992年開始東部大開發,當時,市政府成功實施了東遷,這在青島城市發展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通過政府的搬遷來拓展城市發展空間,這在國內大城市中是第一個,在這之前,一般都是採取“攤大餅”的發展模式。

  19世紀青島建城之後,迅速成長為國內重要的港口、工業和旅遊城市。特別是輕工業之發達,使她在國內一度與上海、天津並列,被稱為“上青天”,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發達城市的快速進步,讓這個城市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壓力。

  胡延森曾擔任過青島市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他回憶說:“1984年,黨和國領導人來青視察,市委書記周振興同志陪同,路過中山路、太平路一帶時,一向讓青島人引以為豪的景觀,竟破天荒地遭到領導人的質疑,他說,‘你們還在吃德國人的飯?’這句話強烈地刺痛了市委市政府的領導。”

  “城市景觀遭到質疑的第二年春天,姚依林副總理來到青島,依然沒有給青島‘面子’,他批評了青島產業結構不配套,嚴肅地指出‘單靠青島啤酒一個名牌吃不飽肚子。’當時,我也在場,那時候我分管文教、衛生、農業,雖然經濟口跟我沒直接關係,但我還是冷汗直冒,領導批評得非常正確,”胡延森說。

  當時的青島市區南北狹長,發展局促,惟一可行的城市建設規劃方案衹有向東拓展,而衹有搬走市直機關,才能實現城市佈局由帶狀型向品字型佈局的轉變,才能繪就一個面向21世紀的大青島的新藍圖。

  實際上,關於東部的設想、關於從老城區突圍的城市設計,青島市在1982年就開始小試牛刀。但礙於財政方面的難處,很多設想沒能付諸實施。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以後,掀起了進一步解放思想、繼續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熱潮。同年4月5日,時任山東省委書記的姜春雲從廣東、福建、海南考察歸來,對當時青島的主要領導提出要求,青島要在全省對外開放中發揮“龍頭”作用。

  時任青島市委書記俞正聲分析形勢後果斷地做出“出讓老的機關建築,支持中山路商業區的發展,運用得到的補償資金,實現機關東遷,進一步推動東部開發,實現青島大發展”的戰略決策。

  1992年4月6日,全市建設工作會議上,俞正聲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批評青島得了“紅瓦綠樹綜合症”,並在第二天登上了《青島日報》的頭版頭題。

  “碧海藍天,紅瓦綠樹”,康有為對青島的這句評價一直是青島人心頭的驕傲,但現在卻成了受批評的病態思想,在青島人心頭引發了巨大衝擊。對此,俞正聲在全市建設會議上分析道:青島最大的問題就是思想不解放。青島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卻發揮不出來,為什麼?因為青島人陷入自我欣賞、自我滿足的盲目狀態,不能自拔。並將之形容為“紅瓦綠樹綜合症”。突圍“紅瓦綠樹”,其實就是一種突破“小家碧玉”的思想局限,城市的跨越式成長與擴張已經成為現實要求。

  俞正聲向全市宣佈:要拿出市區最好的地段向國內外拍賣和轉讓。青島建設要向東部發展,“八五”期間城建要打翻身仗。他分析說,“東遷”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這四個條件,第一是市委、市政府和市城鄉建委、規劃局負責同志,在城市規劃、建設的方針上認識一致了。第二是小平同志南方講話的東風,使我們的思想解放邁了一大步。城市引進外資搞房地產開發,我們思想很順茬。要抓住當前這個機遇,機不可失。第三,青島是沿海城市,搞房地產開發有優勢,我們要認識到這一優勢,利用好,發揮好。第四,中央已經給了青島一些政策,省裡準備在此基礎上再給點政策。這將為我們扭轉財政困難局面創造有利條件。

  如何改變青島城建落後局面的問題,俞正聲明確提出兩條:一是狠抓基礎設施建設,二是戰略方針上要下決心東移,要拿出最好的地段拍賣,拿出山東路以東湛流干路(現香港中路)以南的千餘畝土地拍賣——按照城市統一規劃,面向國內外拍賣。在市南、在市中心一帶有些房產可以轉讓。要向東發展商業設施,要面向外商,儘快把東部商業區發展起來。

  時隔不足一月,1992年5月3日,青島市人民政府發佈《關於加快市區東部開發建設的決定》(1992年發77號文)。在這份衹有3000多字的《決定》裡面,全面概括了市區東部開發建設的範圍和目標、資金籌集方式和優惠政策、組織實施方式等內容,從此,吹響了東部開發的號角,也為此後的東部開發定下了政策基調。《決定》提出,加快市區東部的開發建設,爭取在兩到三年內建成一個集機關團體用房、商業購物、金融貿易、文化、娛樂、旅遊設施和高級別墅、公寓等多功能、現代化的新的市級政治、經貿、文化中心,並以此帶動整個城市的建設和發展。

(《事件》)

年輕是汪洋的優勢,也是劣勢


《內幕》主筆:夏寒冬 程恭羲 

汪洋的資歷和背景並不像外界所傳的那樣深厚,但在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候選人中,他卻是一個有很多層次的人。

作為團派人物,汪洋實際上並沒有在團中央履職的經歷,這使他在早年就有更多的時間參與地方社會經濟等管理事務,在調入中央工作之前,就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濟發展及政治工作經驗,即有地方地市一級的管理經驗(曾任安徽省銅陵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市長),又有負責地方總體發展規劃的歷練(安徽省計委主任、黨組書記,省長助理),更主抓過地方全局工作(曾任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

後來被調到中央,也是在計委這樣一個主管全國發展規則的部門工作,可以說從具體事務,行政管理,到宏觀視野,都展示出了相當的能力。也正是這種能力,使他在十六大後進入國務院任副秘書長,負責國務院辦公廳常務工作。

汪洋既是胡錦濤的學生,又深得溫家寶的信任,他在國務院擔任副秘書長期間,溫家寶剛擔任總理,正處於能力被懷疑、質疑的關鍵時刻,汪洋有效地幫助溫家寶穩固了權力。

他在國務院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胡對他更另眼相看,寄予厚望。所以在十六大中期,讓他擔任重慶市委書記,十七大後,又任廣東省委書記,完成了衝刺政治局常委的資歷積累。

值得注意的是,先後在直轄市和廣東這兩個中共歷史上必須由政治局委員才能擔任的地方擔當一把手,這種資歷從中共建國以來,都是難以有人望其項背的。隨著習近平去重慶力挺薄熙來,李克強也跑到廣東助威汪洋。所以他入常委應當是正常狀態。

對汪洋的阻礙,可能會來自於權力的戒心。汪洋年紀相對較輕,如果他在十八大擔任常委,他就有可能連任兩屆常委,這將使他在未來中國領導人中成為極少數最具政治份量的人物。
正是這一點,使汪洋的十八大常委之路,面臨權力內部的習慣性平衡:還年輕,還可以再鍛煉一下,將成為他能否突破的權力魔咒。就最高權力的穩固而言,未來的最高當權者,當然不希望有這樣一個強勢人物與他們合作十年之久。(《內幕》第1期)






辛子陵致中共十八大黨章修改小組


辛子陵認為,恩格斯晚年拋棄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應剔除“共產主義”。所以,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大通過的新黨章中,不應該把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列入


致中共十八大黨章修改小組

                     
辛子陵


恩格斯晚年拋棄了所謂“共產主義”大目標。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應剔除“共產主義”。新黨章中不應該列入。

(一)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 。這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

這話最初出自1886年恩格斯撰寫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美國版附錄》。恩格斯說,《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帶有作者青年時代的烙印”,“在哲學、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總的理論觀點,和我現在的觀點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這個不一致主要表現在:青年時代恩格斯堅持“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而“現在”,1886年的他,認認識到共產主義理論“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然而在實踐中卻是絕對無益的,有時還要更壞。”

(二)不同意這種理解的人,主要是看到了恩格斯緊接上文的下面的話:

“既然有產階級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對工人階級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階級就應當單獨地準備和實現社會革命。”

(三)理解這段話的關鍵是:工人階級不是單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而是單獨進行“社會革命”。而“共產主義革命”和“社會革命”在恩格斯的概念裡,是兩種性質不同的革命。如果想當然地把它們理解為一個意思,就又繞回去了,工人階級單獨進行共產主義革命,即暴力、消滅階級、消滅私有制、解放整個社會。列寧就是這麼繞回去的。

(四)1890年2月2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選票1427298張,佔壓倒多數,3月20日,鐵血宰相俾斯麥下台,廢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運動的非常法。恩格斯把1890年2月20日看作是“德國革命開始的日子。” 請注意,這就是恩格斯說的“社會革命”。這不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共產革命,是選票裡面出政權的社會革命。經過1871年巴黎公社血的教訓,恩格斯認為,這一理論,人類付出的代價太大,否定了它的可行性。歐洲資產階級也普遍實行了讓步政策。工人階級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民主共和國的框架內   自己幹,拋掉那個神聖的烏托邦,腳踏實地地用和平手段進行社會革命,爭取自己看得見、摸得著、享受得到的現實利益,為改善自己的境遇而鬥爭。

(五)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預言:“不久的將來…英國的工人政黨就會組織得足以一下子永遠結束為使資產階級政治永存而輪流執政的兩個舊政黨的蹺蹺板遊戲。”恩格斯這個預言的實現雖然遲了幾年,但終歸實現了。1924年工黨在大選中獲勝。1月22日工黨領袖麥克唐納組成英國歷史上首屆工黨政府。麥克唐納任首相兼外交大臣,內閣成員多數是工人出身。工黨執政期間,對內通過了“惠特利住宅計劃”,增加國家補助金用於住宅建設,還改善了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增加養老金和失業補助,廢除了保護關稅的政策。工人階級終於“看到和感覺到,如果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選舉權,就能獲得什麼東西。”  

(六)1895年3月,恩格斯在被後世看做政治、理論遺囑的文章中,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

“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要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1848年的鬥爭方法(引者注:指《共產黨宣言》中說的共產主義暴力革命),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

錯在哪裡?錯在企圖用共產主義理論改造社會。往下,恩格斯繼續說:

“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剷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

“舊式的起義,在1848年以前到處都起決定作用的築壘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

(七)沒有什麼“共產主義”大目標,這是一個被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年提出來晚年拋棄了的命題。1847年10月恩格斯寫了《共產主義原理》一文,勾畫了這位27歲的青年對未來理想社會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歲時對法國《費加羅報》記者發表談話,否定了年輕時設計的未來社會模式。恩格斯說 :

“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麼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於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裡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  

前蘇共總書記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發表回憶錄,其中談到,勃列日涅夫當年曾對自己的弟弟說:“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聽的空話。”前蘇聯領導人的錯誤,不在於放棄共產主義目標——一旦發現這是不能實現的空想自然應該放棄——而在於拿自己不再相信的理論,繼續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欺騙人民。一個帶領人民前進的政黨必須像恩格斯那樣與時俱進地對自己的奮鬥目標作出調整,並鄭重地告訴人民。

(八)第二國際和社會民主黨就是這樣拋棄了共產主義理論,實行社會革命,走上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這才是恩格斯的本意。恩格斯臨終前指定倍倍爾和伯恩施坦為他的著作的遺囑執行者。共產主義如同中國的大同理想一樣,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義上是正確的”,千萬不要付諸實踐,它不是治國安民的現實政策,真要這樣辦,一定壞事,一定天下大亂。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發動公社化、大躍進運動,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空前慘烈的共產主義大實驗,餓死了37558000人,這個教訓要永遠記取。

現在,中共北京市紀委明令不許我在網上發表文章。這封按照組織系統的上書,希望你們能夠看到。茲事體大。關係到黨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我隱約預感到我們這個黨有可能會被同一塊石頭絆倒兩次。

                                   辛子陵           2011.6.24

(《外參》第22期)



辛子陵致胡錦濤總書記暨中央政治局的信


編者按:已經被中共北京市紀委明令不得在網上發表文章的辛子陵先生給《外參》發來兩篇文章,介紹了他最近致中共十八大黨章修改小組和胡錦濤總書記的兩封信的具體內容。其核心思想是,根據恩格斯晚年的多次論述,應該在中共黨章中不再將共產主義列為大目標。本刊將辛子陵的兩篇文章刊登於下,以饗讀者。

致胡錦濤總書記暨中央政治局的信

---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修正
                

辛子陵


胡錦濤總書記暨中央政治局:

奉上《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修正》一文。

党和國家的民主轉型,阻力最小的路線是民主社會主義,第一不丟馬克思主義,第二不丟社會主義。全黨容易接受,全國人民也容易接受。現在黨內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民主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民主社會主義,十八大如作這樣的解釋,並在治國理政中認真地踐行恩格斯的三條,必能振奮人心,理順各種關係,收到全域皆活的效果。人民和媒體有效地監督官員,對遏制貪污腐敗、重建官德、改善官民關係、提高党的威信將發揮巨大的作用。民族資本家不會再逃往海外,廣大工人農民會恢復對党的信任,知識份子和線民們會熱烈擁護奔相走告,全國局勢會穩定下來。渡過經濟危機和併發的政治危機,這是唯一的出路和最後的機會。

在外交上,在黨際關係上(社會黨國際是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政黨和組織的聯合體,截至2004年2月,有各類成員党和組織168個,其中有50多個成員党在約50個國家執政或參政,是當今世界上規模和影響最大的國際性政黨聯盟),我們將很快擺脫孤立狀態,朋友遍天下,與歐盟和美國的關係,與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會得到根本的改善。在地球村中,我們不再是異類,而成為民主國家值得信賴的一員,改變大把花錢援外卻交不到一個真朋友的局面。
這篇文章是為實現黨和國家的民主轉型提供理論支持的。沒有恩格斯的原話,不能打敗原教旨派和爭取動搖者。供參考。

                                   辛子陵         2011年12月10日



為民主社會主義奠定理論基礎
——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修正

                          辛子陵

哈雷代表大會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廢除後於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國的哈雷舉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1890年10月16日根據哥達綱領主要起草人威•李蔔克內西的提議,決定起草一個新綱領草案,提交下屆黨代表大會討論。這個新綱領於1891年10月在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被通過,通稱愛爾福特綱領。

德國社會民主黨哈雷代表大會,不僅拋棄了哥達綱領,也沒再理會馬克思那些批判。由主張暴力革命、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到主張以選舉為主要鬥爭形式的社會革命、把股份制當作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把民主共和國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

恩格斯認為,現在這個草案大大優於以前的綱領(即哥達綱領)。他寫了《1891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代替了1875年的《哥達綱領的批判》,對共產主義理論提出三個重要修正。

第一個修正:由主張暴力革命到主張議會鬥爭。恩格斯說:“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比如在法國和美國那樣的民主國,在英國那樣的君主國……但是在德國,政府幾乎有無上的權力,帝國國會及其它一切代議機關毫無實權”。“有一點在我看來應該而且能夠寫到綱領裡去,這就是把一切政治權利集中於人民代議機關之手的要求。如果我們不能再多走一步,暫時做到這一點也夠了。”  

第二個修正:由主張消滅私有制到主張保留股份公司。恩格斯說:“把為個人或股份公司謀利的資本主義生產轉變成為全社會謀利和按預先擬定的計畫進行的社會主義生產,這個轉變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正由資本主義社會本身創造出來,唯有通過這樣一個轉變,工人階級的解放,從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會成員的解放,才得以實現。” “由股份公司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已不再是私人生產,而是為許多結合在一起的人謀利的生產。如果我們從股份公司進而來看那支配著和壟斷著整個工業部門的托拉斯,那末,那裡不僅私人生產停止了,而且無計劃性也沒有了。刪掉‘私人’這兩個字,這個論點還勉強能過得去。”    這就是說,“工人階級的解放,從而沒有例外的一切社會成員的解放,”可以不經過消滅私有制來實現。

第三個修正:用民主共和國代替無產階級專政。“如果說有什麼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法國大革命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民主共和國就是憲政民主,就是政黨輪替,就是三權分立。既然不能用暴力奪取政權,就只有在承認憲政民主的條件下,在競選中取得政權。1890年2月2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選票1427298張,占壓倒多數,3月20日把鐵血宰相俾斯麥趕下臺,廢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運動的非常法。恩格斯把1890年2月20日看作是“德國革命開始的日子。”請注意,恩格斯把議會選舉看作是不同於暴力革命的“社會革命” 。 

由於這三個修正,恩格斯把他和馬克思用大半生構建的共產主義理論,把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理論體系否定了。雖然他為了表示自己理論上的一貫性,有時還批一下“現代的社會正在長入社會主義” 是機會主義思想。直到1895年3月,他臨終前的五個月,他終於以一個偉大的知識份子的良心,以對後代,對人類極端負責的精神,坦誠地、毫無保留地承認:“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 “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是多麼不可能的事情。”“由於這樣有成效地利用選舉權,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就開始被採用,並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原來,在資產階級藉以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許多東西是工人階級可能利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爭的。工人開始參加各邦議會、市鎮委員會以及工商業仲裁法庭的選舉;他們開始同資產階級爭奪每一個由選舉產生的職位,只要在該職位換人時有足夠的工人票數參加表決。結果,資產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於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於害怕起義成就。” 

恩格斯對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三個重要修正,是碩果僅存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又被稱為民主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今天堅持高舉的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理論內涵。恩格斯逝世後,第二國際繼承和發展了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在西北歐各國開始了“社會革命”的偉大實踐。
1951年6月30日在西德法蘭克福召開了國際社會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了社會黨國際的成立,通過了基本綱領:《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 (通稱《法蘭克福宣言》)。這個綱領系統地總結了社會黨的理論和實踐,第一次以“民主社會主義”的形式表述了社會黨國際的思想理論體系。《法蘭克福宣言》認為:在許多西方國家“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已經奠定。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的弊端正在消逝,社會產生了新的活力。社會主義原則的價值正在行動中得到證實。”民主社會主義事實上是社會民主黨領導工人階級和其它勞動階級團結資產階級推動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運動。代表們把這個新成立的國際組織看作是“1864年在卡爾•馬克思參加下成立於倫敦的那個國際組織在歷史上的新階段”。 

兩條社會主義道路經過一個世紀人類的選擇,當科學社會主義由於固有的理論闕失以及在傳播中扭曲變形,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各國造成國家權力異化,專制獨裁,官員腐敗,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徹底失敗,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導致蘇聯解體,東歐巨變,十月革命的燈塔熄滅,主流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潮消退之後,原是社會主義運動一個支流的歐洲民主社會主義以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實 踐和新的理論走上了歷史的前臺。歐洲社會民主黨人把他們開創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不卑不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這條道路以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三點修正為綱領,不是虛無縹緲的未來理想,是活生生的、現實的市民社會。他們憑藉議會民主政治、混合所有制經濟、社會市場機制和福利保障制度這四大法寶,成功地實現了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對接,在西歐和北歐建設起了民主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民主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產力的大發展和調節分配,基本上消滅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腦勞動的差別,鑄就了民主社會主義的輝煌。這一成就使蘇聯模式的科學社會主義黯然失色。這是促成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原因。

恩格斯關於把民主共和國當作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的理論,是在資本主義脫離了“野蠻資本主義”(即他寫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時的資本主義)進入高級階段時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重大發展。我們要遵循恩格斯指引的方向,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政權建設的探索。要深刻理解,我們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下而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下,才能取得人民授權的合法統治。只要我們踐行恩格斯的三條,瑞典社民黨能夠做到40年連續執政,我們經過努力也應該能夠做到。但另一方面,實行民主憲政,尊重人民的選擇,就要有落選在野的準備。要學習美國歷史上形成兩黨制得以長治久安的經驗,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多黨制。

中共是經過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進而成為執政黨的,沒有參加過暴力革命的黨派不可能成為與它平起平坐的反對黨;而沒有具有平等資格的反對黨的監督,革命黨會腐敗蛻化,這已為二戰後社會主義各國執政的共產黨衰亡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也為中國30年改革開放一黨執政所造成的無法克服的官員腐敗的現實所證明。中國的具有反對黨資格的政黨,只能從中共分裂中產生。一個從中共分裂出來的、在執政黨面前毫不矮化的反對黨的存在,是執政黨正確執政、民主執政、廉潔執政的必要條件。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政黨輪替,不會產生亡黨亡國的危機感。軍隊國家化,軍隊不干預政治,也能夠順理成章地實現。

執政黨一分為二,是在理論上和事實上承認了多黨制,在政治上解除了黨禁。八個民主黨派會重新找到自己的歷史定位,還會有很多新黨派跟著出現。但這些小黨派離問鼎執政地位還要有一個成長發展的歷史過程。他們可以在議會中爭取一定的席位。逐步參與和影響政府的決策,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美國兩黨制的形成,對我們是很有教益的。民主黨和共和黨原本是一家。兩黨都來源於1792年湯瑪斯•傑弗遜建立的民主共和黨。湯瑪斯•傑弗遜(1743~1826) 為美利堅合眾國第三任總統(1801─1809)。同時也是美國獨立宣言(1776年)的主要起草人,美國開國元勳之一。19世紀初,民主共和黨發生分裂,其中一派自稱國民共和黨,後改稱輝格黨;而以安德魯•傑克遜為首的另一派在1828年建立民主黨。1854年7月,輝格黨與北部民主黨和其它反對奴隸制的派別聯合組建共和黨。

1860年12月共和黨領導人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當選為美國第16任總統。南美諸州不滿這一結果,先後有11個州退出聯邦,另組南方政府,制定新憲法,並推舉出總統和副總統。1863年4月12日,薩母特要塞一聲炮響,南北戰爭拉開帷幕。奴隸主分裂聯邦,開始公開叛亂。
從1861年4月至1865年5月,林肯領導了共和黨政府平息叛亂、維護國家統一的戰爭。1863年1月1日,林肯發佈《最後解放黑奴宣言》,平息奴隸主叛亂的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1863年12月8日,南北戰爭尚未結束,林肯發佈《大赦與重建宣言》。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身亡。15日,副總統安德魯•詹森繼任總統。5月26日, 詹森繼承林肯的遺志,宣佈大赦,赦免曾與國家為敵的前南方政府人員以及支持奴隸制的民主黨人,這裡頭肯定有刺殺林肯的後臺和幕後主使者。這與我們黨和政府20年不赦免本無大錯的“六四” 青年,形成極其強烈的反差。林肯-詹森政府對反對派和反對黨的寬容團結的政策,為世界各國執政者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南北戰爭結束後,共和黨五任總統連續執政20年。由於長期執政,許多共和黨官員貪贓枉法,腐敗無能,引起民眾的痛恨。這時候就看出了林肯著眼於國家長治久安的歷史性遠見。他把民主黨作為建設性的反對黨保存下來了。民主黨改變了只代表南方種植園主利益的狹隘立場,轉而代表工商業企業家、中小資產階級和工人農民的利益,其總統候選人克利夫蘭在1884年大選中勝出,當選第22任美國總統。從此,共和黨與民主黨通過競選輪替執政的局面形成。

參照美國長治久安的歷史經驗,只有執政黨一分為二,只有把黨的隊伍整編成兩路大軍,這兩支同根生的黨的隊伍,才能夠互相監督,互相砥礪,互相輪替,互相轉換,在為國民服務的競爭中接受執政的考驗,永葆青春,永不懈怠,永不腐敗。

趙紫陽曾說:“我們現在不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的,這是最危險的。現中央不考慮這一點,不願看到這一點。”   這是老成謀國之言。

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要有意識地解決這個問題。一是美國模式,執政黨一分為二;一是日本模式,黨內派系公開化。建設與執政黨(派)相輔相成的反對黨(派),在執政黨(派)發生重大錯誤不能繼續執政時,成為有準備的替補隊員。在民主社會主義旗幟下,在民主共和國框架內,建設執政黨(派)和反對黨(派)能夠互相轉化、互相替補的多黨(派)制,是實現党和國家民主轉型行得通的現實道路。

                                              2010年3月16日

(《外參》第22期)

薄熙來王立軍案件塵埃未定,陳光誠「勝利大逃亡」


陳光誠「逃亡」呼籲中國要法比黨大

社論


薄熙來、王立軍案件塵埃未定,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勝利大逃亡」,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再度引發國際社會關注。毫無疑問,美國不接受副部級的公安局長王立軍在成都領事館政治避難,卻沒有任何理由拒絕陳光誠的庇護要求,一是陳光誠不涉及所謂的「國家機密」,中方也不會把使館用軍車圍起來強行要人,二是美國如果不保護一個受到世界關注的人權鬥士,將會受到國際社會的重大譴責。因此,我們不必擔心,曾經很好處理過六四後避入美國大使館的方勵之事件,中美兩國在這個問題上,既不會發生嚴重衝突,也會找到顧及雙方利益的解決辦法。

有一點無可否認,在民粹主義一度高漲,反美情緒延燒中國的大環境下,王立軍、薄熙來、薄瓜瓜,以及現在的陳光誠,不管他們身分如何對立,差距如何之大,但都把美國當成了避難所,顯見美國要比中國安全,要比中國自由,要比中國講法律,要比中國講公正,這一點讓北京面子有點難堪,讓反美極左的民族主義遭遇了很大的打擊。

這對面臨18大權力交替的中共,以及尋找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中國人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那就是,高舉反美的旗幟,提升反美的實力,甚至可以與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一較高下,並不代表中國的真正強大和安全,也不代表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在加深,相反,這再次說明,中國的問題,中國面臨的挑戰,不是在外部世界,而是在中國內部。

薄熙來、王立軍的唱紅打黑,薄熙來以及其家庭的貪瀆,甚至涉及命案,以及陳光誠遭遇的打壓和非人的待遇,都指向一個核心問題: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法治?中國的憲法是否真正的起作用?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中國的官民能否在法治的秩序下生活,受法律的約束,也受法律的保護?請問,如果法比黨大,那麼,薄熙來、王立軍們怎麼能夠肆無忌憚地把「打黑」變成「黑打」?王立軍為何還要跑到美領館去尋求保護?同樣,如果法比黨大,薄熙來這樣張揚的性格,一路的貪污腐敗,是否能夠步步高升,不但爬到政治局,甚至還要覬覦更高的領袖寶座,直到王立軍事件爆發,才「東窗事發」?而到被監禁的時候,薄家才想到他也需要維權?

至於陳光誠,本來就是無權無勢的一介平民,而且還是一個盲人,只是按照中國制定的法律,來為弱勢者維權,為什麼就要被壓、被關、被打、被軟禁?薄熙來、王立軍們在位時濫用權力,踐踏憲法,草菅人命,如今成為階下囚,嘗到了有口無法說的鐵窗滋味,在某種程度上還是罪有應得;但陳光誠卻是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備受折磨,需要用逃亡來抗議,這是中國當今的悲哀,也是執政者的悲哀。

在如何處理薄熙來的問題上,有中共的核心人物表態,要把法治置於政治利益之上,言外之意,就是要依法處理,對歷史負責。這個表述,十分重要,簡而言之,就是把法律置於中共之上。這是中共自救,也是中國真正強大的不二法門。

我們認為,在處理陳光誠問題上,也必須把法律置於政治利益之上。陳光誠不是國家公務員,沒有國家機密可以洩漏,逃入美國大使館不存在「叛國叛黨」之嫌疑,他要的是作為一個人最起碼的合理生存權利、人的最基本尊嚴。他向溫家寶總理提的三項要求,符合情理法。北京應該從法治的高度,來徹底調查處理陳光誠問題上是否存在暴力行為?是否存在反人權行為?最重要的是,是否存在與中國的憲法背道而馳的違憲問題?

換句話說,北京不要把陳光誠尋找美國大使館庇護的事件,當成丟臉的事情而惱羞成怒,相反,應該把這件事當成推動法治建設,重建社會信任,尤其是民眾對法治和政府信任的最佳契機。說到底,14億中國人的安全不能依靠逃亡美國大使館,也不能依靠向海外移民,而是要依靠憲法的實行,依靠法比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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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薄熙来“五个重庆”,张德江带浙粤经验入渝


一般相信,张德江将一手抓重庆的民营经济,一手抓特色效益农业,结合重庆大城市和大农村的直辖市特征,用科技创新驱动中小企业和落实科学下乡的现代农业发展。

  一个半月前临时授命主政重庆的新任市委书记张德江,其执政理念已渐成雏形。这位国务院副总理正借鉴早前担任浙江省和广东省委书记时的“浙江经验”和“广东经验”,取代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主政期间用“五个重庆”(平安、森林、健康、畅通、宜居)构建的“重庆模式”。

  一般相信,张德江将一手抓重庆的民营经济,一手抓特色效益农业,结合重庆大城市和大农村的直辖市特征,用科技创新驱动中小企业和落实科学下乡的现代农业发展。

  张德江1998年至2007年间先后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

  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张德江在参加浙江代表团分组讨论时,谈到要给民间资本找个出口,并透露国务院在2010年5月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新36条)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将出台进一步的实施细则。

  如今张德江着眼发展重庆民营企业,这个思路不仅符合当前中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总基调,重庆也可在新36条细则颁布后具体推出激活民营企业的办法,使民营企业在汽车、餐饮行业拓展开来。

  据重庆市统计局日前发布的一项分析报告,重庆去年的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4894亿元人民币(下同,约961亿新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8.9%,占比分别较公有经济和外商港澳台经济高出10.6和36.1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专家认为重庆孵育民营企业的环境、整体规模和理念,同前沿省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今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宣布免去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及其他党职,由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据了解,张德江在密集开会、呼吁全市上下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后,本月中旬起开始到汽车制造、大型机械装备、高端科技制造企业了解企业的经营和改革状况。他反复强调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是中国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增强经济实力更是促进重庆科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外界认为,这番表态也透露出张德江试图摆脱口号式建设重庆的过往做法,修正重庆因为个别领导人魅力谋发展的路径,意图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过去几年,重庆在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建设、公租房等公共领域方面的重大项目,主要由当地政府拥有、授权经营的“八大投”(重庆城投、高发、高投、地产集团、建投、开投、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国企牵头。

  截至2009年初,重庆“八大投”资产总额达3300亿元,被质疑是压缩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张德江意在发展民营企业,意味着过去几年依靠国债、土地、税费等注入,并获得国家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融资的“八大投”国企,或将被探讨改变其运营模式。

  顾功垒,联合早报网

纽约时报:陈光诚案可能导致大陆强硬派趁势抬头

香港部分民众4月30日举行示威,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其他因陈光诚出逃而遭拘押的亲属和人权活动人士。
香港部分民众4月30日举行示威,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其他因陈光诚出逃而遭拘押的亲属和人权活动人士。


台北联合报今天引述纽约时报报导指出,大陆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获得美国保护,让中、美双方领导当局都备感棘手。大陆方面强硬派可能趁势抬头,而美国总统欧巴马也不能被竞选对手指为对大陆软弱。面对这个困难局面,双方将在五月初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将更受受瞩目。

纽约时报引述外交界人士的话说,陈光诚从家里逃走,并可能留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对中共领导当局最大的威胁是,可能会为薄熙来事件引发的内部路线之争,再添一个筹码。
外交人士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可能会利用陈光诚案,向亲西方的胡锦涛及温家宝施压。周永康可能会强调陈光诚与美国人连手,在薄熙来倒台后党中央相对脆弱之际,阴谋搅乱领导当局,这样一来,将使胡锦涛、温家宝陷于被动。

此外,分析家指出,陈光诚案与1989年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并待了一年之久的情况相似;直到老布什与邓小平拍板之后,才让方励之前往伦敦。因此要处理陈光诚的案子,可能要等到中美关系成熟之后才能看到曙光。

但是,台北的中国时报则引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谈话报导指出,「陈光诚的案子,中美双方将迅速不公开地解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多位教授,对这件事的看法也和时殷弘大致相同。

这些学者认为,陈光诚本就无罪,出狱后就被软禁到现在。与刘晓波等异议人士要求终结中共一党专政不同的是,陈光诚是替盲人或妇女维权,并没有踩到北京的红线。

还有,秋天将举行的十八大,在薄熙来案搅局之后,大陆领导人都持务实主义,在办好十八大的前提下,一切干扰都要退下。要用陈光诚案对美国摊牌,无论 对内或对外,将让北京付出惨重代价。更何况学者认为,这个案子的重要性,完全无法跟曾让中美关系倒退的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乃至于天安门事件相提并论。

法广台北特约记者 陈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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