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在紐約舉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60餘位來自中國、美國、歐洲的學者出席研討會，美、英、法多家媒體與會採訪，30多位學者在會上發了言。現根據錄音，整理摘錄部分學者的發言內容。
洪朝輝（美國普渡大學教授）：
為什麼要關注政治文化？因為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個大問題，可以把人們精心設計、實施的法律法規、村民選舉（本人也投入了很多精力、寄予很大希望）、民營經濟的很多政策、方案全部變形，到處都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權力資本、國進民退等等。在座的各位都很有政治使命感，我們搞學術的是否可以轉換一種視角，看到影響、制約中國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制度的政治文化因素？現在很多現象都表明很嚴重的人格分裂，不僅官員，包括我，包括各位：喊著民主反民主，愛著國家賣國家，罵著中共仿中共，己所不欲必施於人。人格分裂與中國的政治文化很有關係。
大致來說，中國的政治文化，可以用權力資本文化來歸納。主要有三個C：孔孟儒家文化（Confucius Culture），中國共產黨文化（Communist Culture），西方改革開放以後的公民文化（Civil Culture）。三C生出了第四個C，就是權力資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插一句，我們常說，權貴經濟，英文很難翻譯。我用這個權力資本文化，比較容易被英文讀者理解，指的是中國的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本結合之後形成的一種主觀態度、交流符號和理性行為。
洪朝輝
為了對權力資本文化的特徵進行分析，我參照了西方公民文化的三個特徵。西方要鑒定社會是否有公民文化，主要看三個指標，一個是個人權利實現到什麼程度，一個是公眾參與到什麼水平，一個是社會寬容到什麼地步。看上去很虛，但很多學者將文化定量化，例如有“信任指數”“信仰指數”“寬容指數”“參與指數”，還有了“個人權利指數”。將文化這種定性化的很虛的東西，進行定量化研究。這是一個趨勢。
中國政治文化的特徵等等，因爲時間關係，我就不細講了，例如，三個特徵的具體內容，資本的權力與政治權力同步增長，有四個原因，等等，權力資本文化使社會既缺乏公德，也缺乏私德；不能做到以人為本，而是以權為本……這都不細說了，我說說我的三個結論：
不論在座的是預期中國政改或者政變，希望革命還是改革，都要意識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植根在中國社會，長期地沈澱在我們的觀念裏、凝聚在我們的血液裏面，不能逾越，也不能忽略。不論左中右，或多或少，或此或彼，依照這種三C文化在行事。最激進的自由派，都有可能獨斷專行；最獨立的知識分子，包括我本人，都有可能拒絕寬容、妥協；最弱勢的公民，也有可能被逼行賄，逼良為娼。在喊著民主反民主的時候，是不是需要一種將心比心的寬容？——這也是公民社會的特徵。
我們在設計和實施各自喜好的中國發展的藍圖時，一定要將客觀存在的三C文化，特別是權力資本文化，作為所有方案的制約因素。我們對三C文化的好惡，這不重要，必須將之作為一個重要的變量，來評估下一步對中國“新四化”——民主化、市場化、全球化、私有化的正面或者負面的功能。
承認三C文化，絕不等於說中國可以我行我素，既不遵守國際規範，又不敬畏普世價值。三C文化有自己運行的邏輯，但是已經不是一個封閉的文化系統了。中國的政治文化確實特殊，但是特殊不是反對交流的理由，不是固步自封的藉口。我們分析這種權力資本文化，正是對中國模式的一種解讀和批判。（《明鏡月刊》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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