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記者 陳小平
《中國密報》：你13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火與冰》被席殊讀書俱樂部評為文學類1998年“十大好書”之一；還研究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有近兩百萬字的文化評論，在這個意義上似乎可以稱你為文化學者，但自2000年北大中文系畢業和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幹了一天就被失業後，你的文章好像就不那麼文學和文化了。你最近這些年的作品，如《中國影帝溫家寶》、《河蟹大帝胡錦濤》、《劉曉波傳》，你能說這種變化如何發生的？是不是你可以想像一下自己，如果沒有被失業事件，你今天在哪裡？現在在做什麼？你會寫這些傳記嗎？
余：這些年來，我日漸遠離了狹義的“文學”領域。其實，我的寫作始終有三只筆：第一，是抒情的、柔和的散文和小說，如帶有自傳體色彩的長篇小說《香草山》；第二，是嚴謹的、冷靜的思想史和文學史研究，如研究從“戊戌變法”到“五四”運動期間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變遷的學術論文集《彷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第三，是銳利的、激情的政治評論，如你提到的《中國影帝溫家寶》和《河蟹大帝胡錦濤》等直接點出中共最高領導人名字的文集。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家應當是多面手，有不可歸類的豐富性。在寫作中，我願意嘗試不同的文體、不同的領域，接受各式各樣的挑戰。
余傑長篇小說《香草山》
最近這幾年來，政論變成我寫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說，我的八成以上的時間和精力都用於寫作政論。這是我個人的生存處境和中國的大環境的雙重影響。
從個人的境遇而言，2000年，我碩士一畢業就失業，當時是中宣部長丁關根直接打電話給我要去工作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命令他們單方面撕毀跟我簽訂的工作合同。我還沒有去報到，他們就告訴我說，你不要來了。當時，對我形成了相當的壓力和衝擊。後來，我逐漸適應了當一名自食其力的“不自由撰稿人”，完全靠自己的寫作來維持生活。2005年左右，當我在國內的發表和出版空間被完全剝奪之後，又轉戰海外媒體，文章大部分在港台和北美的報刊和網站發表。
10多年之後，回頭想想，正因為我身處體制之外，才與中國民間社會的活力聯接上，才不受名利、職稱的束縛，自由思考、自由寫作。如果當時我真的進了現代文學館，儘管不會從根本上轉變立場，但單位會給我安排一些無關痛癢的、也許我並不喜歡的研究項目，將我拖累和限制在官方的學術體系之中，慢慢消磨我的鬥志和獨立思考的精神，我未必不會像如今中國數以百萬計的體制內學者那樣，渾渾噩噩地過日子，拿一些不痛不癢的學問來敷衍塞責，漠視民間疾苦，迴避社會公義。如果這樣看的話，那次由於強權的干預而失去工作，堪稱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曾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與丁關根相遇，我會主動跟他打招呼，“感謝”他打出的那個電話。不過，2012年丁關根死掉了，我再也沒有機會向他表達“謝意”了。
其次，從中國的社會背景來看，這幾年來大環境越來越惡劣，法治倒退、腐敗橫行、道德墮落，身邊朋友一個個因言獲罪進監獄，在這種外部環境下，我能安靜平和地研究歷史或寫作純文學嗎？當你身邊的朋友受到暴政的戕害的時候，你能保持沉默嗎？我只能不斷地發出聲音來。
為了發出聲音來，我就必須對自己原有的知識結構也作了很大的調整。這些年來，我才發現中文系的教育存在嚴重的問題，即便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唸書念到碩士、博士了，卻還不具備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方面的常識，北大中文系是左派的搖籃，新左派、老左派、毛派，無奇不有，甚至還有孔慶東這樣的“三媽教授”。博士不具備現代公民的常識，只能說明教育的失敗。於是，我這些年來天天都在“惡補”，比如，我閱讀的書籍，純文學的著作少了，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等多了。我離開文學越來越遠，越來越不關心被閹割的中國當代文學了，也很少寫純文學性的作品了。我的寫作更多的是魯迅所說的“匕首”、“投槍”式的作品。
我也開始直接點名批評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從毛、鄧、江、胡以下，個個都不放過。這也讓我在國內的生存處境愈發惡化，警察的騷擾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好像德國的那部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電影《他人的生活》中作為主人公的作家的生活那樣。在官方眼中，我與他們的對立從“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為“敵我矛盾”——雖然我不把他們當敵人，但他們不由分說地將我當敵人。他們擁有數百萬軍警憲特，還怕什麼呢？我只是手無寸鐵的書生罷了。他們容不下像我和劉曉波這樣的拿筆的人，到頭來跟他們對壘的就會是那些拿刀的人了。（《中國密報》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