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著《百年蠢動》（明鏡出版社）
我在《火燒圓明園》一文中指出，廣州人民的反入城鬥爭造成了該城的衰落。相比之下，上海人民沒搞這套，便迎來了上海那小縣城的起飛，有網友因此批評道：
“把廣州的衰落和上海的興起歸咎於反入城，實在有點牛頭不對馬嘴。
上海的興起是必然的，上海有長江航道的便利，其輻射能力可以上達四川湖南湖北等內陸省份。而且又臨近江浙富饒之地。
廣州本來就偏居嶺南，交通不便（當年可沒有什麽鐵路）。歷朝把通商口岸設置在廣州，無非就是利用交通不便，遠離中國的中心這個特點，把鬼子的糖衣炮彈，香風臭氣局限在嶺南。
一旦對洋人開放廣州以外的通商口岸，廣州的相對衰落是必然的，就算廣州人把鬼子用八抬大轎抬進來也一樣。”
這位網友說的不錯，上海具有地利，但這並不是上海騰飛、廣州衰落的基本原因。他忘記了當時的情勢：在上海騰飛的年代，長江根本就不能通航，附近幾省完全是髪匪（太平軍，編者註）與官軍持續互相絞殺的修羅場。安慶、九江、蘇、杭都淪陷了，整個長江中下游流域都浴在戰火中，人民喪生上億（具體死亡數字史界看法不一，編者註）。大片中國最富裕的地區徹底成了屍如山積的荒野，當時的人留下了大量生動描述和記載。髪匪甚至一度攻到上海附近，小刀會匪徒甚至佔領了上海縣城。全靠中外聯手才把禍水擋在了外面，沒有讓上海如同廣州那樣遭受戰火洗禮。
廣東雖然也有土匪暴亂，最嚴重的就是紅兵造反，但相比之下可以算是真正的“太平天國”了。與上海人不同的是，上海人力圖把暴亂堵在外面，而廣州人在自家老巢裏發動暴亂。上文已經說了，1842年至1848年間，英雄的廣州人民發動了十幾次排外暴亂，其中一次竟然殘殺了6位無辜英國青年並將其碎屍。這才引來1856年和1857年的戰事，廣州兩次被攻破，十三行被英勇的廣州人民放火燒毀。有誰還敢上這種危邦亂邦去做買賣？
上海廣州不同“下場”主要是人爲原因
（美國學者）馬士指出：
【“雖然上海把以往屬於廣州的貿易拉走很多，但是留下來的還是很多。上海四鄉的絲自然要集中到上海；武夷茶和浙江、安徽茶都以上海爲較近市場，但是江西茶也許是湖北和湖南茶（到此時爲止，茶商還用它們舊的廣東名字‘湖北’‘湖南’）肯定是在一個時期中繼續經過折嶺關和梅嶺關而尋向舊有的廣東市場……新的口岸只是創造了新的市場，並沒有造成廣州貿易的衰退。”
“在這個口岸（蘆注：廣州）從事貿易的外國僑民人數在增加著，從1845年的256名增加到1855年的324名，後者的數字包括11名傳教士（4名英國人，7名美國人）。這些人都繼續住在老商館裏，在舊有的十三個行商外又增加了三個新行商；他們都擠在此地受著許多的侮辱和傷害，同時領事、商人和傳教士也都是受阻不得進入廣州城。”
“上海的生活條件比廣州要滿意得多。有廣大的空間，足够愉快的生活，又沒有商館的限制，並且還有前往四鄉去的充分自由。各項條約規定的外國人不得超越短程距離遠入內地鄉村，應由地方官和各領事協議决定一節，在上海是作最廣義的解釋的；在英國領事的倡議下，游歷的範圍規定爲游歷者可以在一天內往返的路程，這就可以遠達運河交叉處的鄉村。在以後幾年中，游歷的範圍約定爲30英里的距離。在廣州的外國商人只有冒著不斷的挑戰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館限定範圍之外，只有冒著被毆打和可能受傷的危險，才能到甚至極短距離的鄉村裏去；在上海，雖然是一個外夷，但是在他的每天生活中都可以作一些增進健康的散步，並不會對他的四肢和感情上有什麽危害，而且他還可以帶著槍和他的獵犬在一個鐘頭的散步裏捉一隻雉鶏，或十分鐘內捉一隻鷸鳥。傳教士不像在廣州時那樣要自己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向中國兄弟宣講福音；在1855年我們發現香港和其他五個口岸總數85名基督教傳教士中，34名是在上海的。這種傳教的自由同官吏和該縣人民都建立了很大的友情；這種友情就是在叛亂和秩序失常的年月裏還是一直維持的。
……在這些情况下，貿易繁榮了，西方商人終於進入了他們久經期待的黃金時代，這首先是東印度公司壟斷的取消，其次是公行壟斷的取消。這個口岸開放的第一年，即1844年，一共有133艘船（載重52,537噸）進入這個口岸，其中94艘……是英國船隻，25艘……是美國船隻，其餘14艘……是其他各國的。在1852年到9月底爲止，共有182艘船進入口岸，載重78,165噸，即英國船103艘……，美國船66艘……，其他各國36艘。” 】
所以，英國人用堅船利炮，把外貿從傳統社會主義的重軛下解放出來，使得中國人第一次得以享受自由貿易機會，通商口岸就是進水樓臺。然而廣州人却愚不可及地跟自己過不去，糟蹋了這天賜良機。儘管如此，整個貿易水平還是上升了。據馬士給出的統計年表，穗滬兩地在五口通商前後的出口貿易量如下：
廣州出口：
1843年：茶：17,727,750磅；絲：1,787包
1844年：茶：69,327,500磅；絲：2,604包
1859年：茶：25,184,800磅，絲：自香港運出，故未能分辨來源
上海出口：
1843年：茶：0磅；絲：0包
1844年：茶：1,149,000磅，絲：0包
1859年：茶：39,136,000磅；絲：67,874包
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南京條約的直接後果，就是中國出口量劇增。茶葉和生絲都是中國傳統出口商品的大宗，在1844年僅在廣州一地茶葉出口就增至四倍，生絲出口也增加了45%。即使在1859年，出口量仍然高於1843年。不難設想，如果不是廣州人“窩裏反”，肥水也不至於大量流到與髪匪爲鄰的上海去，出口也不就不會大幅度下降。
反過來，如果上海人也像廣東人那麽幹，則只怕未必會如此迅捷地騰飛。別的不說，若他們像老廣那樣拒絕出租荒地，那就沒有租界，何來上海的繁華？沒有租界也就沒有了保衛它的洋兵，那麽上海早就被小刀會佔據了，此後髪匪又來討伐小刀會，則可以出口的，也就是全城的死屍而已。
因此，上海和廣州的不同下場，在我看來主要還是人爲原因，它具體而微地顯示了“人定勝天”的强大效應，是仇外對國民經濟影響的直接證明。（《明鏡月刊》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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