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式政治革命為什麼能帶來長治久安？

　　《明鏡月刊》沁霈

　　一般認為，世界近代史是以資產階級革命作為起點的。而在這個時期裡，有代表性的資產階級革命卻是先後在英國、荷蘭、美國、法國及俄國等幾個國家發生，為什麼衹有英美式的政治革命能帶來社會的長治久安，而法俄式革命卻帶來社會大範圍的動蕩直至失敗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需要將歷史翻到英國光榮革命前，讓我們來瞭解一下當時的歐洲社會背景，看看是什麼原因有哪些人，導致和推動了這些革命。

　　儘管現代政治文明的標幟之一是政教分離，但從世界各國的歷史規律中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卻是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狀況能否良性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信仰決定人的思想、文化和品性，而這些都是規範人的行為的主動力，也是構建社會穩固的主要基礎。熟悉歐洲歷史的人都知道，一部歐洲史，實際上就是一部基督教發展史。它的每一歷史台階，無不都與宗教運動息息相關。所以，解釋上面的問題，背後的宗教信仰因素才是我們探索的主要線索。

　　最初的基督教是和平和寬容的。

　　眾所周知，基督教是親隨耶穌的使徒們創建的。最初的基督教是和平和寬容的。因為已有耶穌傳道時給他們留下謙卑和饒恕的榜樣。面對羅馬帝國的殘暴迫害，他們繼承了耶穌逆來順受的傳統，多數使徒欣然殉道。公元311年，康斯坦丁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國教後，基督徒終於結束了200多年的迫害。西羅馬帝國覆滅後，羅馬教廷後來強大起來，而且建立了凌駕於歐洲世俗權力之上的神權統治。有了權力的教廷，其霸道和殘酷毫不遜色於羅馬帝國，實施了1000多年漫長的中世紀專制統治。公元16世紀時，羅馬教廷的腐朽統治已達到極致，終於導致了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得到加爾文的支持和光大後，改革運動席卷了整個歐洲。

　　從天主教分離出來的改革派被稱為新教，之後產生了加爾文主義。加爾文主義者反對英雄主義，他們將所有的智慧都認作是神的恩賜。因此，加爾文死後，沒有人為他設立紀念碑，連他的名字也很少有人提到。他的墓地現在何處，也早已被人遺忘。唯一用來紀念他的，衹有在日內瓦的一塊石頭。加爾文主義首先在荷蘭興起，使荷蘭很快成為一個新教地區。荷蘭共和國，就是新教加爾文主義者反抗西班牙天主教獨裁專制的結果，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共和制的國家。英國的光榮革命，也是從荷蘭邀請了威廉夫婦來執政，才完成了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威廉就是荷蘭著名加爾文主義政治領袖，被人們稱為沈默者的威廉（Willaim the Silent）的後裔。所以，荷蘭是英國的“革命之母”。

　　由於英國的國教比較專橫，宗教改革相對遲緩。但國內教徒們還是受到了加爾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不滿國教教義，強烈要求改革，並且信奉加爾文主義。這些從國教分裂出來的新教徒也被稱為清教徒，意為過敬虔和純潔生活的一群人。曾經有人說他們是人類歷史上最出色的一群人。1524年，丁道爾（William Tyndale）把新約聖經翻譯成英文。他是英國的第一位清教徒。

　　光榮革命前，清教徒為了自由和權益，與當時的國教（天主教）進行了長期不懈的鬥爭和博弈。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是一個資產階級代表，但他也是一個清教徒的代表，有著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軍事才能。他建立的清教徒軍隊“新模範軍”，是一支聖徒與英雄結合的大軍。敬畏上帝，反對專制，是英格蘭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傑出軍隊。克倫威爾雖然在局勢動蕩時期實行過專制，但他對民主政體的貢獻也是巨大的。他率領議會打敗了王黨，結束了查理一世的獨裁統治，建立了英國共和國。他反對永久性獨裁統治，拒絕王位，實行宗教寬容政策。正是在他的統治期間，英國開始成為世界強國。他死後，斯圖亞特王朝復闢，革命出現了倒退。所以，1688年的資產階級革命，實際上也是英國清教徒在政治上的勝利。這場革命確立了他們的自由地位，第二年頒發的《寬容法案》，使這個地位有了憲法保障，長達200多年的清教徒運動也終於告一段落。

　　信奉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徒，嚴格要求自己按照聖經原則生活，基本都是愛思考、冷靜和節制的人。他們突破傳統基督教教義的束縛，尤其是把對工商業經營盈利活動，給予了道德上的肯定。他們認為基督徒的聖潔生活，不等於苦修的禁欲主義，而是要按照各人的不同恩賜各盡所能。勞動和勤勉，不僅是世俗的責任，更是對上帝應盡的“天職”。正是這一倫理觀點，導致了歐洲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一大批農場主、工場主、商人、銀行家等新興資產階級迅速成長起來。這種由宗教文明帶來的工商文明，使得16、17世紀時的英國和荷蘭的製造業，得到快速增長，也使他們的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等各領域均得到強盛發展，迅速成為世界強國。


　　清教徒表現出更強的經濟適應性

　　在任何地方，清教徒都比天主教及其他宗教徒表現出更強的經濟適應性，這種社會現象其中隱藏著更有價值的東西。伍德在這幅畫中非常絕妙地把清教徒的精神氣質表現出來。

　　美國也是這樣。17世紀初，有一批清教徒因為不滿英國的迫害，他們乘坐“五月花號”船隻，橫渡大西洋來到了北美。現在人們習慣上說的清教徒，就是指的這些早期來美國的清教徒。這批清教徒是福音的使者，也是北美最早的殖民開拓者。他們繼承了清教徒的傳統，鼓勵勤奮和節儉，宣揚在完成“天職”的意義上獲得財富，並將榮耀歸給神。正是受這種倫理精神的教育和鼓舞，美國的社會財富迅速劇增，資本也更多地被用於擴大再生產，使得美國在短短200多年時間裡，一躍成為今天的世界第一強國。

　　上帝賜給一些人特殊的聰明才智，目的是讓他們更多更好地服侍人，進而服侍神，榮耀神。因此，認同這些觀念的清教徒，都反對奴隸制和種姓制，也反對等級制和貴族特權，而且，積極致力於在政治上、社會上得到承認和尊重。如美國和英國早期的廢奴運動，都是由白人新教徒推動的。憑當時黑奴所處的社會地位和形態，根本形成不了反對力量。實際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前緩解了社會矛盾，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加爾文主義者對社會的改革，不是出於政治野心，也不是對等級制度的妒忌。他們有對利益的訴求，但基本是代表社會大眾的。如英國下議院的那些議員，都是一些地主、鄉紳等有產者。他們在日常勞動和經商活動中，已與社會大眾建立了廣泛的聯係，於不知不覺中凝聚了全部的社會力量。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後，便自然形成了與君王專制的對抗力量。所以，他們的革命沒有出現法國和俄國式的激進方式，而是圍繞君王權力，逐步形成了限制的權力，最終達到改革的目的，以獲得代表社會大多數的權利。這也是美英式革命不同於法俄式革命比較明顯的地方。前者是自上而下的革新，這種改革方向帶來的是社會穩定和良性發展；後者是自下而上的爆發，而下層階級的爆發，必然會帶來社會的動蕩和惡性循環。關於這個問題，李普塞特有個非常好的解釋。他認為，下層階級最容易產生集權主義。他們受教育程度低，也缺乏寬容。由於在經濟上和心理上缺乏安全感，往往希望通過支持極端主義來儘快解決眼前的狀況。這從法國革命、中國革命等世界很多國家的革命歷史上都可以找到實例。

　　“討價還價”後形成憲法

　　美國從立國開始，他們的憲法就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之上。如美國的“革命之父”亞當斯在1776年簽署獨立宣言時說，“我們把這一天交還給掌權者，所有的人都應該順服他。他掌管天地，從日出到日落，願他的國度降臨！”。因此，美國革命的的口號是，“沒有王，衹有耶穌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著名的《五月花號公約》，就是根據最初的清教徒中一位牧師的證道講章轉化成的政治協議，號稱美國的憲法之母。參加1787年制憲會議的55 名制憲者，都是農場主、商人、律師及銀行家等實業家，他們幾乎都是加爾文主義者，沒有一個類似法國、俄國革命時的文人、哲士，更沒有文學愛好者或藝術家。以馬列主義思想或我們中國人的傳統思維來衡量，這些人的出身都不好，都屬於“奸商”。可是美國人民就是選擇了他們，而且把國家大計都放在了他們的身上。這就是美國人的實用主義，他們有對基督真理的絕對信仰，但也有對人的複雜性的充分認識。所以他們懂得如何“出於正義和道德立場，以最高的價值計算為折中基礎。”討論憲法也如同他們在商場上討價還價。他們也有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華盛頓還因此專門請來了一位牧師為他們禱告，使辯論不至於激化到嚴重的對恃狀態。經過長達四、五個月時間的“討價還價”後，終於達成妥協，形成憲法，而且執行了一百多年。

　　嚴格來說，美國自有史以來，根本就沒有發生過法俄激進式革命，更沒有類似中國歷史上顛覆政權的暴動。美國的獨立戰爭，屬於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與英國革命和法俄革命都不一樣。唯一的國內戰爭，是1861~1865年間的南北內戰，這其實是美國兩種制度（即奴隸制和自由勞動制度）之間的鬥爭。最後以北方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獲勝並統一全國，奴隸制度也從此逐步結束。因此，美國的南北戰爭不是法俄式顛覆性的革命，而是國家制度不斷完善的一個過程。儘管戰爭中犧牲了許多無辜的生命，但卻從此帶來了大治和太平，至今令世界矚目。所以，南北內戰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脈相承的宗教信仰是英美革命後能夠有長治久安和發展的重要因素。被譽為美國兩大歷史學家之一的費斯克(Fiske)教授說： “如果說十七世紀的人類政治前途取決於發生在英國的各種問題，也不算太過分。如果沒有清教徒，恐怕全世界都沒有政治自由。”。所以，加爾文主義提倡的“平等、自由”，與法國大革命所夢想的不著邊際的平等自由是有本質區別的。前者是人在神面前的人人平等和自由，後者卻是反對神、拋棄神的自由和平等。盧梭是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和大革命的奠基人，他曾經高喊，“不要上帝！不要主宰！”。那些法國大革命的領袖們，也幾乎全部都切斷了與神的關係。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社會上窒息所有的宗教信仰。所以，埃德蒙·伯克說，“缺乏督導和限制的自由，是沒有智慧和美德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完全愚蠢、罪惡和瘋狂的。”。現實也告訴我們，以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或烏托邦理念來管理社會，必定是災難性的。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人們不斷以“人性”反對“神性”，用“人權”反對“神權”，人性之惡被無限釋放，私欲被無限膨脹。正是因為抵擋上帝和張揚人性之惡，才導致了法國大革命和十月革命這樣血流成河且動亂不斷的恐怖時代。（《明鏡月刊》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