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英國人庫柏雷默提出「北京共識」，解釋中共是如何領導一個有90年歷史、執政超過60年、擁有8000多萬黨員的世界最大政黨，依然能充滿生機和活力。不過北京對此說法態度保留。
最近在中國大陸有一本書十分流行，全書回答了15個問題，在這本中共中宣部推薦的圖書中，中共自己對這個問題作了問答。其中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答如：為什麼曾經犯過嚴重錯誤，還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為什麼中共沒有像蘇聯與東歐共產黨那樣喪失執政地位？為什麼能成功實行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為什麼能管理好近8000萬黨員。最後一段，作者回答了中共能否「成功應對面臨的挑戰」的問題。當然回答十分制式，有些答案甚至與事實有出入，譬如「民族和睦相處」、「凝聚人心」等等。從外界來看，似乎並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但是中共持續發展90年確實是個不爭的事實，中國大陸在發展的過程中，不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或外部環境等各個領域都曾經出現嚴重的問題，也是眾所周知，但最終並未造成政權瓦解。
過去我們很常用「民主」、「專制」二分法理解中共的治理方式，也常用西方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邏輯預測其發展，然而，外界的預測都不準確。特別是我們依據科學的數據，作出負面的預測時，最後預言都會落空。更有趣的是中共在解釋其發展的動力時，使用的也是西方理論，譬如作者說：「扭住經濟發展不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把科技教育作為支點」、「行動口號喚起民眾」、「優秀文化與文藝作品照亮人心」、「暢通思想溝通未雨綢繆」；唯一特殊的是「深入各個階層、領域的黨組織」「思想理論建設」，而這些正是外界所撻伐的。那麼何以中國大陸發展的結果，既不是蘇聯式的瓦解，也不是中南美的「拉美化」，林毅夫甚至樂觀預測，中國經濟最終將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何在？
我們以為，有3個常常為外界所不願意承認，或至少是忽視的因素，可能是中共不斷發展的原動力所在。首先是對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和創新：許多國家從事發展時，基本上是被迫抄襲或全盤接受「華盛頓共識」，以社會革命方式推動改革，換取暫時的經濟發展，社會制度與結構並未改變，經濟發展成果只能曇花一現。而中共的改革是從調整意識型態入手，30年前的改革是先破除「兩個凡是」，再號召「思想解放」，才逐步邁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作法是在每一次前進的道路上，都立足於既有意識型態的改良，而非否定過去的基礎上，這就有效地延續了社會的主要價值觀，降低了被改革者的空虛和失落，自然也就降低了反對和反彈的力道，為改革前進注入新的動能。這一部分是以往討論中國大陸改革成功與否時，甚少觸及的角度。如今，中國大陸在意識型態方面，注入了「後社會主義階段」理論，強調要從社會主義立場，有序吸收西方社會有益於中國大陸發展的任何理論和方法，用大陸的術語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一口號本身既有繼承又有發展，同時展現了靈活性和保守性。
第二是鳥籠式政治改革：這是中國大陸內外在爭論大陸改革中爭議最大的議題，究竟中國大陸們改革是否包括了政治改革？如果是否定的，則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如何做到？如果是肯定的，何以中國大陸現今的表現似乎越來越不穩？也有人認為大陸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其實，中國大陸今天正在從有限的「行政改革」，逐步轉向「有序民主」的「政治改革」過程中。中共為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在改革初期是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的，但隨著社會的複雜化與改革的推進，行政體制和官員作風也不可能不調整。
進入21世紀，「行政改革」的速度已不能滿足社會的需求，因此，模仿當代西方制度的民主改革已經悄然起動，如中共中央大肆宣傳中國大陸的地方換屆選舉，上個月底，〈北京日報〉發表文章〈「參與式民主」是中國式民主的實現形式〉，〈環球時報〉社評提出〈民主，僅靠革命遠遠不夠〉，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蔡霞撰文〈推進憲政民主應是中共執政使命〉等等，看得出來中共中央有意在「政治改革」方面作文章，不過如果以西方民主的標準去期待，必然又要落空，因為中共希望的「政治改革」是「有序民主」的逐步作為。
第三是學習型的政黨：最近有不少海外的華人開始評估「胡、溫」體制的歷史定位，雖然不少人認為「胡、溫」體制的建樹有限，然而科學發展觀的實現、台海的和平發展以及學習型政黨的推動，不能不歸功於「胡、溫」體制。尤其「學習型政黨」的建立更是不容易，從毛時代開始，中共已成為一個反智主義的政黨，如今卻已調整成為每個黨員平均每40天必須學習一次的政黨。執政團隊因而可以不斷吸收新生事物，不斷自我調整，在改革的行動上，雖然保守平實，然而在觀念上不會自我僵化，這就有足夠的智慧去因應外界的挑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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