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 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先刊登该书第三章“‘左’倾路线时的瑞金”。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 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三章 “左”倾路线时的瑞金
死里得救的遭遇
子：你完成那次特殊任务后，第五次围剿的形势非常紧张了。长征要开始了。
父：1934 年9月初，我发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国家保卫局派驻总供给部的特派员突然和我特别接近，态度多少有些不自然。我感到奇怪，但丝毫没有察觉什么。我很忙，除 了繁忙的业务外，总供给部政治工作，只有叶部长兼政委一个人负责，具体事情是我在干。随着战事的紧张，我忙得几乎是昼夜不停，根本没有察觉，特派员已接受 了保卫局对我监视的任务。我掌握红军的实力，又知道准备退出中央苏区的绝对机密，他们怕我“开小差”。
1934年 10月初的一天，我开支部委员会讨论出发前的准备，同时布置忠诚的骨干分子要监视别的人。那天我感到保卫特派员表情很蹊跷，一直死死地盯着我。我若是开 会，他陪着我开会，我若处理点事，他也跟着，甚至我上厕所他也一步不离。我问他有什么事？他不回答。那天黄昏，突然冲进来几个人把我抓起来，反绑成处决的 样式。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把邓发局长签署的处决我的手令展示了，我连喊冤枉，但没有用，只好等死。张炎和把我拉出去行刑，碰到了周恩来，他问为 何？他说；“邱会作知道战略转移（长征）和财物隐藏地，杀他灭口，以保机密。”周恩来说：“他还是个大孩子呵，你派人看紧些就行了。”
事后我才知道，那天张炎和一行人黄昏前就秘密来到了总供给部躲起来了，想天晚了点就把我处决（大白天杀人影响不好）。没有想到遇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是我的救命恩人！
子：国家保卫局要把你“灭口”，你当时就知道背后的原因？
父： 当时正是王明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别说是国家保卫局，就是各部队的保卫局也可以杀人，可以说是见怪不怪。但对于为什么这样对我，最初我只知道大概。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真情。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之后，于1936年2月东征过黄河到山西去了，而红军总部留在陕北的瓦窑堡。周恩来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 主任，统一领导指挥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工作。军委总供给部住在延长的永平，我是供给部粮秣处长。叶季壮派我常驻在瓦窑堡红军后方办事处，以便开展工作，就 同周恩来住在一个院子里。由于我在长征中已经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了，很熟悉，当时上下级的关系又不像后来那样严，住在一起的李克农、邓发和我常常喜欢在周 恩来办公室内的大炕上阅读旧报纸，聊天。一次，我们无意中说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农指着我问邓发：“长征临出发之前，你为什么要把他杀掉？要不是周副主 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冤鬼，我们就少了一个处长。”邓发羞愧地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具体的就不好说了。幸好没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来听我们说 到这，插话为邓发开脱：“离开江西前杀了一些不应该杀的人，我们都有责任。这是我们党最为惨痛的一个教训。”
子：你得知了邓发是主使这件事的人，不忌恨他？
父：我看着尴尬的邓发并没有怨恨之意，只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党的路线错误。当时要“处理”的人不是我一个，而是一大批人，绝大多数人冤死了。我亲身经历了肃反，更理解这一点。
我后来就这事问过叶季壮，他说：“当时不能同你说呀，万一你想不开，出了事怎么办！长征出发前，周副主席再次亲自交代要带上你走。”
子：你比那些冤死的和留在中央苏区牺牲的人，算是侥幸了。（《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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