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矯桂瑾
《新史記》編者按：《新史記》第2期刊出《司馬璐：見過當代中國政治人物最多的人》，文中介紹司馬璐老先生在抗戰時期，被中共派到朝鮮義勇軍的中文編輯委員會 裏工作，“周恩來跟我說了很多為什麼要做朝鮮義勇軍工作的原因。那時我的工作主要是把義勇軍的人搞到華北，去配合八路軍抗日。周恩來要我做義勇軍隊長金若 山的工作。金若山就是金元鳳，後來是北朝鮮勞動黨的中央委員，內閣勞動相。當時我還擔任了金的秘書，寫了一些關於朝鮮問題的文章在《新華日報》、《群眾》 雜誌上發表”。
文章發表之後，接到矯桂瑾先生的信息，介紹自己的父親當年就是朝鮮義勇隊指導委員會委員，他正在到處尋訪父親這一段史實，非常高興得知司馬璐是朝鮮義勇隊的參與者和知情人。過後不久，他就寄來了這篇文章。
我父親矯漢治（1908-1981，山東牟平人）是一個很普通的中國人，和千千萬萬普通的中國人一樣。他從來沒有詳細告訴我們子女他的過去，也許他不想讓他的子女背上他的包袱吧。
蔣介石親自批准成立
我記得“文革”前，他告訴我郭沫若的《洪波曲》中回憶到了抗戰時朝鮮義勇隊的事跡，也正是他當年為朝鮮義勇隊幹過的事。我從來沒有想過朝鮮義勇隊是怎麼回 事，當時還是頑童的我，聽後也就丟之腦後了。母親還告訴過我們，父親是“戰幹團”的，又是“留日學生訓練班”的，使我知道父親原來是留日學生，還在日本工 作過。我們子女曾經問過父親當年為什麼回國，他的回答只有兩個字“抗日”。我家有一個銀煙盒，父親告訴我它是法國駐日本神戶總領事在他1937年離開日本 時送給他的紀念物。當然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父親在蘇聯當過領事，這可以從我大哥的小名“塔生”（“塔”是蘇聯赤塔）和二哥小名“聯聯”（蘇聯）就知道他 們都生在蘇聯。然而，他的詳細歷史就不清楚了。
父親去世已經30年了。自他去世後，除了兄弟姐妹每年去掃墓外，對他的過去也淡忘了許多，也從來沒有想過再去發現他的過去。2009年的一天和同學談論起大家的父親後，我偶然地在谷歌的搜索器上輸入了“矯漢治”，沒有想到竟有好幾條有關父親的記錄文章。谷歌上的顯示是：
【……蔣介石迅速表示支持，並將計劃書批交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主辦，最後決定由第一廳（主管國民黨軍隊的政治工作）廳長賀衷寒中將（1900-1972）具體籌辦。
賀衷寒與金元鳳反覆商議，決定組織朝鮮義勇隊指導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賀衷寒為主任，中方周咸堂、潘文治、矯漢治，朝方金元鳳、金奎光、金學武、柳子明為委員，下設朝鮮義勇隊，金元鳳任總隊長。】
這條引文使我非常吃驚，原來父親是朝鮮義勇隊指導委員會的委員，它的主任是黃埔一期的賀衷寒中將。這個朝鮮義勇隊指導委員會又是蔣介石批准，陳誠主辦的。顯 然這是一個歷史事件，後來經過一系列搜索和追蹤，發現這是韓國獨立運動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件。朝鮮義勇隊是中國國民政府公開從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資 助的第一個韓國抗日武裝力量。這條歷史記錄和我略有所知的父親的過去，促使我開始進一步尋找，並找到了許多我們子女聞所未聞的父親的過去。
矯漢治（1938年5月）
父親投筆從戎保家衛國
根據我的記憶，父親是1937年“七七”事變後從日本回國的，是在南京參加留日學生訓練班的，具體就不清楚了。我開始在谷歌上尋找“戰幹團”和“留日學生訓 練班”。經過一系列查找，終於查到了一篇回憶錄《抗戰初期國民黨設立中央政治學校特訓班的片斷》，這篇文章詳細記錄了這個特訓班（也就是後來稱為“留日學 生訓練班”）的來龍去脈。回憶錄還說蔣介石、周恩來、陳誠、陳立夫、孫科、汪精衛、于右任、戴季陶、邵力子、王世傑等人都在特訓班講過課訓過話，當然也讓 我弄清了它的完整的名稱。《民國春秋》中康澤自述記錄了這個中央政治學校留日歸國學生特訓班，說：“1937年9、10月間，奉命接收原由教育部主管的留 日歸國學生訓練班（原主任張道藩，副主任酆悌）。我接收之後，由原任總隊長郝鵬舉將該班學生600餘人由南京率領到海會寺，名稱用中央政治學校特別訓練 班，實際仍由中央軍校特別訓練班負責。”
顯然，這個訓練班是中央軍校(黃埔軍校)負責的。所以當年那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的畢業同學，現在被黃埔軍校同學會劃歸為黃埔14期同學。
2009年底前，根據這個名稱我通過我們當地的圖書館，從美國的一所大學圖書館借到了那個留日學生訓練班的畢業同學錄。我發現這本沈入史海已經70多年的歷史書，書簽上沒有一個日戳，我竟然是它的第一讀者，這使我感慨萬分。
當我在地方圖書館拿到書時，我心裏默默祈禱著，而且還有些緊張，我不知道它能夠給我帶來什麼驚喜。緊接著，我加緊翻書，急切想馬上看到父親。我急速地瀏覽上 面的花名冊，從第一中隊看起，喜出望外地先看到了張令澳，然後看到潘文治，終於在最後的名單上見到的父親的名字。驚喜之餘，我的眼睛竟然濕潤了，幾個月的 辛勤尋覓終於有收穫了。後來我明白了，學生名冊上是以姓氏筆畫來排列的，“矯”字筆畫多，當然就列在第一中隊名冊的最後，我父親的照片也是在第一中隊的最 後一頁上，見圖，這是是父親1938年5月軍校的畢業照，我們子女以前從來沒有見過。我妹妹看到後感嘆：“爸爸這樣年輕。”
我父親是旅居日本十幾年的愛國華僑，從來沒有加入日本國籍。他在日本上的大學，有一個令人羨慕的職業，多年在法國駐日本神戶總領事館工作。1937年，“七 七”盧溝橋事變後，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他義無返顧地回到了祖國。我父親和這本同學錄裏的600多個當年留日同學訓練班的熱血青年一樣，在祖國的召 喚下，不光是放棄了“國外高薪”或者半途終止了還在大學的學業，他們是投筆從戎保家衛國來了。他們投報黃埔，就如黃埔對聯所說的“貪生怕死請走別處，陞官 發財莫入此門”。他們當年沒有所謂“放棄國外高薪”的桂冠，也沒有像今天那樣媒體的大肆追捧，他們只有一個視死如歸的信念叫“抗日”。（《新史記》第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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