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开创了共产共妻新时代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毛泽东的这句话再次被河南省的“人民公仆”证明是“真理”，他们继创造了“地窖性奴”奇迹后，最近又创造出一项“吉尼斯纪录”：据《北京晚报》、中国广播网5月28日报道，永城市委常务副秘书长李新功奸淫幼女近百名被捕。他长期利用社会闲杂人员及学校未成年人引诱或威吓在校幼女，还与一些在校学生达成协议，由那些学生负责给他介绍女孩，事成之后给予一定金钱。根据他手机短信显示，非处女不要。每奸淫一位幼女，都要用自己的轿车拉到无人之处，任孩子撕心裂肺地哭叫，都无法停止其兽行。还有的孩子哭求他说：“我才13岁，叔叔别这样呀！”也无济于事。根据多名受害幼女家属十余天的调查了解，受害幼女远远高于李新功办公室电脑记录中40多人的数字，极有可能高达近百人。

这个奇迹并不是河南“人民公仆”的专利，在改革开放中，全国的“人民公仆”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们把毛泽东的那句话加了一个字：“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女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种创造源于“老大哥布尔什维克”的先进经验——共产共妻。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有功的江泽民，通过“指袭”和政变成功登基。从此，他一手戴三块表，代表了中国最广大妇女的根本利益，继承了布尔什维克未尽的事业，把《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开创“共妻”的新局面，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类奇迹。

           一、“老大哥”的经验得到发扬光大

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报道里，“苏维埃共妻说”曾持续多年。对于这一敏感问题，苏联史学界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是一笔带过地说“这是国际反苏势力的污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星火》、《论据与事实》等苏联中央媒体才先后披露一个事实。1918年，莫斯科一家布匹店的小老板赫瓦托夫伪造了《俄国少女及妇女公有法令》，雇人在大街小巷张贴，并被地方报纸原文登载，一些向往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人将这一法令当作护身符，并将其一直实践到了1930年。按照这份“法令”，男人将有权“享用”一名妇女，但每周不得超过三次，每次不超过三个小时。而要得到对这一“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当事人必须事先加入“劳动家庭”，并领取工厂委员会、工会或地方苏维埃办理的会员资格证明。对原本有家室的男子，“法令”还给予一定照顾，允许原夫在规定次数之外亲近原妻。而对那些拒绝将妻子充公的男子，剥夺其与其他女性发生亲密关系的权利。

1990年第十期俄罗斯《祖国》杂志对苏共初期的共妻现象曾有全面揭露。这本杂志指出，在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地区，有“公有化”资产阶级妇女的行为，到处都有集体参与的强奸事件。1918年3月，叶卡捷琳娜堡公有化妇女的行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当地布尔什维克组织在苏维埃消息报公布一个命令，该命令也在大街上张贴：“16至25岁的妇女必须接受公有化。革命者如果需要行使这个命令给予的权利，可向相应的革命机关说明。”这个城市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内政委员波罗斯登给“公有化”女人的寻求者（即要求强奸妇女的革命者）签署许可证，当地其它布尔什维克的头头也向自己的部下发放这样的许可证。

当时俄国中学生卖淫现象严重，世界著名社会学家沙乐金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在1920年写道：共青团在少年的卖淫事业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俱乐部招牌下，每一个学校都设立了卖淫场所。对位于圣彼得堡附近沙皇村两所中学所作的调查发现，所有的孩子都有性病。少女参与色情商业交易，介入了有权势革命者的私生活。沙乐金强调说：“我认识的一位大夫告诉我他的见闻。一个男生让这位大夫看病，把300卢布放在桌上作为看病费用。大夫问哪来的钱，男生很平静地回答：每个男生都有自己的女孩，每个女孩又都另有情人，这些情人都是‘委员’（当时人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称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了中共。1927年9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宁汉合流”，蒋介石开始把中共作为敌人，此时“共产共妻”也就成为反共宣传最凌厉的武器。朱晓东在《通过婚姻的治理》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人在苏区（伪政权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倡导婚姻自由，出台了婚姻法，项英将婚姻法的精神表述为“彻底消灭封建社会束缚女子的旧礼教。”这样，传统秩序突然崩塌，而新的婚姻法及思想启蒙又不能一步到位，造成青年男女过分追求自由，出现了性关系混乱现象。而正是因为某些“混乱”的现象，才给了国统区反共宣传 “共产共妻”以口实。

抗日战争胜利后，修生养息的中共窃取抗日胜利成果，不断扩大地盘，在解放区里不但没有共妻，也没有共产，还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农民。农民感恩，把自己的儿子和家里的粮食都献给了中共，帮助中共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

中共夺取政权后，马上通过“互助组”和“人民公社”把土地收了回来，并通过“三大改造”运动，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共产”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共又通过“土地财政”、“与国际接轨”、“国进民退”等政策彻底完成了对平民的“共产”，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没有中产阶层的社会。

在改革开放中，伴随着财产公有化的还有性资源公有化。中共垄断了包括一代食盐在内的一切民生资源后，对性资源也不放过。各级官员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共产”，一手抓“共妻”，导致践踏性道德的行为比比皆是，两性关系的基本规范荡然无存，造成社会性关系的极度混乱。

          二、“GDP主义”使中国成为妓女大国

江泽民上台时，中共已经耗尽了所有证明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资源，只能用拼经济来证明合法性。年年中央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年年“保八”，再把这个目标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虽然中央将2012年的GDP增加定位7.5%，但半年过去后温家宝又重提“保八”。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导致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一切向钱看，钱变成了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
从经济学意义上，资本的最大功能就是要把一切社会关系转变成为商品和货币。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宗教、民间协会等非营利机构）就要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或阻止货币化，或者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这方面成为资本的有效助手，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而在保护社会公平方面毫无建树。

在任何市场经济社会，必须商品化或者货币化的就是每个人的劳动力，这是每个人与整体社会经济的结合点。这也就表明，人们出卖的劳动力必须在最低限度上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有所发展。但在资本和权力的操控下，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变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例如，在发达国家的企业，工资在营运成本中一般占50%左右，但中国的企业则不到10%。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一般在55%，但在中国这个比例不足42%。

这种情况一方面促成了收入的高度分化，使得财富集中在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财富过分集中本来就是社会道德衰落的一个重要根源。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出卖劳动力不足以维持生计和生存，人们便不得不出卖其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包括自己的身体。于是，就有了“失足妇女”，就有了“到处都是快餐店，何必自带方便面”，就有了满大街的“求包养”广告和性用品商店，就有了丈夫为妻子卖淫“保驾护航”，就有了母亲与女儿“同床卖肉”……

2001年8月11日晚，湘潭市雨湖公安分局中山路派出所民警对韶山西路沿线娱乐场所进行突查，在一家没有悬挂招牌的发廊里抓获一对正在卖淫嫖娼的男女。当女子穿衣服时，民警惊讶地发现她的肚子鼓得很高，她告诉民警：“我怀孕快九个月了”。民警将这对男女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杨某突然有了生产征兆，被民警送往市二医院。经医生诊断，杨某是因从事卖淫活动导致早产。2011年8月，珠江嘉兴警方破获了一起15岁少女卖淫案，经过调查发现，按摩店老板是少女的亲生父亲，在按摩店门前放哨的人是少女的亲生母亲。

像这样的事在中国已经不是新闻，但在中国的媒体上绝对不能出现“妓女”两个字，中宣部规定统一称“小姐”，后来又规定统一称“失足妇女”。在
中国，由“失足妇女”支撑的卖淫产业成为“不冒烟，不污染，拉动GDP增长点”的绿色产业，“无娼不兴，无娼不富”成为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不准到三星级以上酒店“扫黄”成为各地公安局的潜规则。所有涉黄的娱乐场所都有公安局“保护伞”的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一天也经营不下去。

2010年6月，山东省公安厅将横行青岛市十多年的聂磊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摧毁，经检察机关查明，在这个以组织卖淫起家的“黑社会”背后，有30多名党政干部为其充当“保护伞”，其中包括原市北公安分局局长于国铭、原李沧公安分局局长冯越欣等14名警官。

中国到底有多少“失足妇女”？这是一个“国家机密”，有人低估算300万以上，这里不包括已经退役和死于艾滋病的。尽管没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字”，但中国是世界最大妓女输出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中国大陆到中国港澳，从俄罗斯到南亚，从非洲到拉丁美洲，从欧洲到中东，从美国到阿富汗，中国“失足妇女”是全球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据马来西亚《中国报》2009年12月30日报道，大马警方12月29日公布数据，2009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共有5453名中国女子涉嫌在大马卖淫被逮捕。

           二、冰冻政治改革使权力成为春药

江泽民进入权力顶峰后，中国由80年代的政治放松期转化成政治冰冻期。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法制建设发生巨大退步，导致社会跛足发展，使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严重脱节。

首先是冰冻新闻改革。江泽民提出“政治家办报”，要求“新闻宣传在政治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求新闻记者“闷声发大财”。1989年11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讲话时说：“要求任何事情都透明，以为这样才是民主、自由，不是幼稚无知，就是别有用心。什么可以透明，什么不能透明，什么可以增加一点透明，都要以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稳定、人心的稳定。”他在这次会议上还要求："各级党委要经常研究讨论新闻工作。比如每一段时期的宣传方针、指导思想、报道重点、宣传效果等等，都应该在党委会上讨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过问新闻宣传。要及时向新闻单位通报情况，下达任务，提出要求，并亲自审阅重要的社论、评论、新闻稿。"

其次是冰冻司法改革。在江泽民时代，为强化党对司法机关的绝对领导，在各级党委成立了非法组织——政法委。各级政法委要求公检法无条件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一切工作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造成司法机关不得不“灵活执法”和“选择性执法”，抓典型式的反腐败成为各级一把手排除异己的工具，并被用于“体现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以换取民心。

因为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督，所以形成了中共建政以来贪官治国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贪官贪得无厌、荒淫无度，把权力变成“共妻”的春药，怎能不创造人间奇迹：

——数量奇迹。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146位。情妇之间包括姐妹、母女,其数量与原县级淮安市委书记陈子龙堪称“双雄”。
——素质奇迹。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女大学生17人。
——珍藏奇迹。海南省纺织局局长李庆善写性爱日记95本，收藏女人阴毛标本236份。
——年龄奇迹。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的20个情人年龄都是16－18岁。
——管理奇迹。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情人，实行“首席情人”制度，分类管理，科学有效使用77名情人。
——团结奇迹。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22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30万元的“佳丽奖”。
——保密奇迹。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6个情人，而且都为他生了小孩。其中4个情妇各住的两层两间楼房，是由邓出资建造。当邓已被检察机关以涉嫌收受贿赂批捕后，他妻子还“根本不相信他在外面有女人”，他女儿也说：“相信父亲在这方面是清白的。”
——文学奇迹。湖北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同107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有情妇，有小蜜，有三陪女，连同夫人，共108人，组成水泊梁山，续写了《水浒传》……

在这些奇迹的背后，是权力变成了脱缰的野马，变成了欺男霸女。近几年，人民教师陪政府官员喝酒后被强奸的案件层出不穷，政府官员官员之所以胆大妄为，因为他们坚信权力可以交换一切，有权可换鬼推磨。

按中国的传统性道德，“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各级领导坚持窝里搞，坚持“日后提拔”，把女干部作为自己的性奴。被判处死刑缓期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称为“许三多”：钱多（钱财两个多亿）、房多（房产多处）、情妇多（两位数）、女人多，而且大多是身边的女干部。许落马后，不少女干部被纪委找去谈话，以致一段时期内，凡是有些姿色的女干部都人人自危。正如一位与许迈永共事过的官员说：许迈永可谓害了一大批女干部，害了一大批家庭。

每有一个腐败大要案发案，都要牵扯出一批“受害”的女干部，可见，官场上的女性就是一道“家常菜”，只要上司想“吃”、乐意“吃”，基本上都能如愿以偿。贵州省三穗县的一位女教师在医院检查中发现艾滋病，随后向警方报案称遭到了副县长杨昌明的强奸，杨随即纳入政法部门的视野。2011年3月8日，杨昌明落马，其供述与下属女干部、女教师及发廊女30多人发生过性关系。杨昌明在看守所被检查出艾滋病后，在全县引起恐慌。据该县疾控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自杨昌明“落马”后，的确有多名女教师和女性公务员前来检查是否患有艾滋病。

夫妻同为官场之人，戴绿帽子的可能性就更大。杭州市滨江区区委书记尚国胜对买官者说，“男人就得‘提前（提钱）进步’，女人就得‘日后（性交后）提拔’。除了这，在眼下谁要能当上官，就不属人类，谁不服气的话，不花钱当个小科长叫我看看，真有那本事，我喊他大爷！”话虽直白雷人，却说得实在。夫妻都在官场混，都想往上爬，都在用尽潜规则，戴顶绿帽子自然成为正常。徐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陆正方任上以善于培养女干部著称。据说，陆正方在徐州提拔女干部的快慢以及级别高低，完全根据女性床上表现。而且这些女官员还要自己掏腰包订宾馆，要请这位组织部长临幸，甚至让他把自己奶头咬破了还要陪着笑脸。陆正方培养提拔了百余名女干部，这其中肯定包括夫妻都在官场内的情况。

男人的本性是对女人的独占，最容不得自己的女人被别人性侵犯。但在中国，一些官员把自己的情人作为公关礼物孝敬给上级领导或更有权力的人，于是，在中国产生了大量“公共情人”。中国最优秀的“公共情人”当属李薇，有媒体说她与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中国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等七名省部级高官有染。

          三、权贵世袭制使平民女孩成为“公妻”

江泽民给中国带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制度，把中共转化为权贵党。在邓小平时代，权贵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到了江泽民时代，是权贵资本主义最疯狂发展的时代，给中国带来的整体代价和伤害是“沦陷”性质的。权贵资本主义实际上比集权主义控制更加彻底，更加隐秘，其不仅表现为对平民财产的巧取豪夺，还表现在权贵世袭制度的形成，告别血统论之后的新式阶层世袭正在形成制度化，贫民向上流动的通道几乎被卡死，公平竞争的机会十分稀缺，这无疑等于向社会公开宣布：平民家的孩子该干啥去就干啥去吧！

平民家的女孩该干点啥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些话已经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她们想当农民，但她们家的土地被政府卖给了房地产开发商；她们想当工人，但富士康的“十三连跳”让她们望而却步；她们想考大学，但怕拿不起学费，更怕像罗彩霞那样被人冒名顶替；她们想考上大学再考公务员，但怕遇到“萝卜招聘”白花钱，更怕像史进利那样因与公安局长的儿子形成竞争而被陷害遭到追捕；她们想当城里的“走鬼”，但怕城管踢翻她们的菜篮子；她们想去娱乐场所只“坐台”不“走台”，但怕像邓玉娇那样遇到拿人民币砸人脑袋的“邓阿大”；她们想去电视台“走红”，像《贫民窟里的百万富翁》故事主人公那样参加印度式的“幸运52”，可惜这个节目已经取消了……
逼良为娼，平民家里的孩子只能“走台”了，当“失足妇女”可能成为她们唯一的机会和选择。于是她们成为官员们的公共“性资源”，成为他们的“公妻”。

在国外，妓女都在红灯区，谁都可以进去玩，唯有公务员不能进去，进去了就结束了政治生命。而在中国，遍地都是妓院，贪官污吏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吃喝嫖赌全报销”。

科级以下干部因权力和金钱有限，包不起二奶，又吸引不来情人，只能到当地的娱乐场所、洗浴中心和宾馆去“共妻”。这里消费比较低，但有时会遇到像邓玉娇那样“不懂事”的女孩，于是少女跳楼的悲剧不断重演。2010年9月4日，被害人邱某某和侯某两名女孩应邀到湖南凤凰县游玩，在县城“万紫千红”KTV包厢唱歌时，凤凰县公安交警大队民警龚丞等5人趁其不备在啤酒中投放K粉，随后，两名女孩被他们背到“天下凤凰大酒店”开房，龚丞等5人欲与两名女孩发生性关系，其中邱某某遭遇猥亵后反抗，从酒店走廊的窗户跳下身亡。

处级以上干部玩腻了身边女人，也要去换换口味。因注意影响，他们不会去当地的娱乐场所、洗浴中心，而是坐飞机去“天上人间”，或去年费
百万元的富豪会所，那里的“失足妇女”都是北京高校的艺术类大学生，很有品位。2011年1月6日，中纪委决定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副局长张敬礼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收缴其违法所得，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药监局内部通报中纪委的决定时，当场播放了张敬礼在“天上人间”被拍到的画面，内容不堪入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三陪”文化始终处在大发展、大繁荣阶段。在邓小平时代，流行“找个小姐陪陪你”；在江泽民时代，流行“找个良家妇女陪陪你”；在胡锦涛时代，流行“找个大学生陪陪你”；在习近平时代即将开始时已经流行“找个小学生陪陪你”。近年来，一些无良官员及官商迷信奸淫幼女可以延寿、经商办企业能顺风顺水，热衷于“买处”，纷纷做下了令人发指的禽兽勾当。媒体公开报道的有：镇平县政协原副主席吴天喜两年间先后强奸20多名女初中学生，他寻找处女的目标是100个；在习水县10多名中小学女生(多名未满14周岁)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有5名系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等公职人员；在浙江永康大规模性侵幼女案中，有多名人大代表和企业家涉案；在陕西略阳县某初中学生赵某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有3人系政府官员；在云南富源县少女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有县人民法院法官杨德会；在安溪县8名女小学生(其中5名未满14岁)被胁迫卖淫案中，“嫖客”有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长许新建、安溪县人大常委会某工作委员会主任郑文山、安溪县某镇工商所所长谢志腾等多名党员干部。但不知何故，此类禽兽官员大多重罪轻判，那些被胁迫卖淫的少女本来属于被强奸，强奸少女案却都变成“嫖宿幼女案”，有“嫖”就有“娼”，那就是说，被伤害的少女都是娼妓了，这是对受害少女的重复侮辱。

在目前的中国，每个中国年轻男人的妻子都不是安全可靠的，也许他的妻子就是来自“天上人间”的大学生，也许他的妻子早已经被写进了广西来宾烟草局长韩峰与女下属们的性爱日记，也许他的妻子正在与黄石法院院长方鄂生开房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主席成克杰的情妇李平，她的公爹是原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公爹离休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媳被自己的部下抢去了。

历史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当年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红军的个别现象变成了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当年的“反共谣言”变成了今日现实版的“共产共妻”。今日中国之景象，如同《圣经》对“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巴比伦灭亡之前的描写：俨如淫窟，道德败亡。巴比伦的“共妻”制度，使男性体质渐趋退化，其后代质量严重下降，全国性病流行。巴比伦法典这样记载：“一种丑恶的病症，结着无法诊治的疮疤，医生束手无策，也无法使病势和缓……像被死亡咬定了，无以脱身……”所以，侵略者波斯人不曾遇到任何坚强的抵抗。

昌盛，《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