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29日星期日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



外參記者胡立/ 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2012年5月,蕭功秦拜訪紐約,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他說,海外傳媒雖然很發達,但好像很少聽到中間派的聲音,他也就作為中間派談談自己的看法。

對重慶模式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薄熙來事件引發中國政壇大震盪後,蕭功秦趁本次去賓州大學開會,回國路過紐約的機會,對《外參》記者等人再度闡述自己對重慶模式的觀點,以及從新權威主義角度,對中國未來走向民主憲政五步邏輯的分析。
蕭功秦說,薄熙來事件發生以後,社會上存在著對重慶這些年來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傾向,凡是有自由派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慶模式,凡是左派傾向者都支持這一模式,這種兩極對立並不正常,他認為,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能用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只有全面地認識重慶,客觀地肯定其成績,批判其左的錯誤,才能讓廣大重慶民眾與官員避免受極左派挑拔與煽動,後者總是要號召底層群眾為薄熙來叫屈,進行反攻倒算。

蕭功秦說,他並不是左派,也不是重慶模式的簡單的擁護者,相反,他是國內最早對重慶模式提出質疑的學者之一,早在去年5月,他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重慶模式研討會,當時他是唯一在大會上發言對重慶模式提出批評的人。蕭功秦在那次會上發言,所提的第一點質疑是,由於毛的極左文革與中共革命傳統共享了紅色,籠統唱紅是否可能造成“唱左打改(革)”、“唱毛打鄧”?其次,重慶模式是透過強人政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公民社會的發展來解決社會矛盾,會不會使本來應該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的發育受阻並退化?第三,以非法治的方式打黑,會否造成程序正義受到破壞的嚴重後果?第四,強勢政府通過“理性的工程設計”推行大幅度城市換戶口的改革,萬一經濟蕭條,那麼多民工既無工作,又回不了家鄉怎麼辦?人的理性能力畢竟有限,如何避免建構式的理性設計變成烏托邦式的大災難?

在去年下半年,重慶模式在國內炒得最火熱的時候,他就在中國主流媒體上連續發表了三篇質疑重慶的文章。他說,在當時的語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頗以此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論壇》上的文章標題就是“與其唱紅,不如提倡新文明”。蕭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紅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時代精神內涵。新文明應該包括傳統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中共革命文化中的責任意識,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創新精神與法制權利意識,這種價值多元性的結合才是時代進步的方向,這是重慶單純的唱紅所不能概括的。他還提出,重慶的唱紅,會給極左派攻擊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為如此,中國既要防止所謂的“顏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紅煽起左的原教旨主義的“黑色革命”。

蕭功秦認為,他對重慶的認識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參觀重慶之後。蕭功秦利用到重慶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了解實情,還與多年未見的重慶老朋友進行私下交流,他發現,重慶利用政府威權體制的動員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還不錯。對於重慶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設頗為贊賞。“我們參觀了市區最成熟商業地段的民生小區,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約500元,按重慶計劃,最後的目標是達到200萬人居住。有三種人符合居住資格,申請後可搖號,搖到號可入住。第一種人是外地來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經歷,第二是外地到重慶就業的大專學生,須持有單位證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費在3000元人民幣以下的家庭。”

蕭功秦說,重慶老百姓對公租屋感到滿意,這個方式也確實能解決市場經濟下的現代化產生的兩極化問題。當他親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滿意神情,蕭功秦內心也頗為之感動,阿拉伯酋長國和新加坡的參觀者都覺得相當不錯,不過他們說他們的國家做不到,事實上,中國地方政府在發揮統籌能力方面是有優勢的。在建設民生工程方面,重慶走在全國前列,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後來,在2011年12月下旬,在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所主持的“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蕭功秦系統地提出了對重慶模式的新認識。之後發言內容整理成“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一文,受到很大的關注。

另一方面,蕭功秦在發言中也提到對重慶的左的方面的批評,提出對重慶模式的三點期待,其實就是三點擔憂的委婉提法:第一,重慶模式把強人政治發揮到極致,然而,單純的強人是無法保持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的,薄熙來已經62歲,不可能到75歲還在重慶,為了避免“人走茶涼”。關鍵的因素就是培養公民社會,讓民間力量活躍起來、讓公民社會為重慶源源不斷提供人材與活力,成為利益集團和政府溝通的橋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強人政治的短期效應。

其次,蕭功秦在那次會上還建議,重慶應該與左的東西進行切割,他指出紅色文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傳統,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極左文革錯誤也同樣分享了紅色的符號,如果唱紅沒有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清界線,籠統唱紅,就等於在沒有進行撥亂反正之前大談“毛澤東思想”,讓社會上對改革開放不滿的極左派趁勢而起,如何能防止極左份子利用唱紅的合法性,來鼓吹文革?



蕭功秦。(蕭功秦提供外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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