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中日建交後，中日經濟40年來經歷了包括日本對中國的開發援助（ODA）和兩國貿易、投資、市場、少量技術轉讓的關係。
儘管中國政府沒說清、日本政府不承認，但中日兩國民間都心照不宣地把日本的援助視為變相的戰爭賠償。
從1978年兩國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後開始到2007年日本結束援助為止，日本共援助了中國3.6313萬億日元（約465億美元），其中日元低息貸款最多，為3.3164萬億日元（約425億美元）。
BBC中文網記者9月21日走訪了日本政府貿易振興機構的亞洲經濟研究所新領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他說：「日本的援助強化了中國產業基礎，也援助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急需的外匯」。
投資中國
貿易方面，1972年中日貿易額只有11億美元，2010年中日貿易額已高達3018.87億美元，
是1972年時的274倍。2011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貿易伙伴，日本則是中國第四大貿易伙伴。
投資方面，二十世紀80年代前日本基本沒投資中國。從事中日貿易40年的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顧問片寄浩紀接受BBC中文網採訪時說，40年來，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78年10月起，中國機械工業代表團訪日3個月，參觀了所有日本大型製造業工廠。片寄當時給代表團團長、現任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的父親周建南當翻譯。
片寄浩紀身旁的景泰藍花瓶還是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送贈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的禮物。
片寄說：「周建南說「請到中國來投資吧！」我嚇一跳，以為聽錯了，再聽，他是這麼說的。我就翻譯給日方聽，所有人聽了都吃驚。「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接受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錢呢」？！後來才開始投資中國」。
到1986年日本對中國投資只有0.94億美元，2011年已增長67倍，為63.3億美元。進入21世紀，中國開始收購日本企業等對日投資行動，儘管案例不多、金額不大。
非對稱理論
大西說：「約到二十世紀末，日本在中國的投資戰略基本是「帶走型」，即中國是大工場，日企產品或返銷日本、或轉銷第三國。二十一世紀後，情況大不同了。」
「對日本來說，中日企業競爭從中國市場到國際市場，以至於日本社會蔓延「中國威脅論」；對中國來說，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全球投資湧進，日資存在感開始降低，去年日本只是繼香港之後對中國的第三大投資國，而日本的投資額已到頂，這就會令日本的地位日益降低，影響中國對日外交政策。」
大西提出了「日中經濟關係重要性非對稱」理論。指出，中日40年的經濟關係是從初期日本單向對中國的垂直型轉換成雙方競爭的平行型，由於以中國城市為主的反日示威現象，令投資風險迅速增加。
他舉例說，七月日本王子制紙江蘇工廠遭到反對建排污管示威，中國民眾比日本民眾更敏感環保問題，而且常參與激烈行動，並有利用示威發洩對現狀不滿的政治化傾向。
不冷不熱
比起政治關係，中日經濟關係40年相對安穩發展。21世紀初還曾有「政冷經熱」時期，日中友好會館理事長武田勝年和片寄先後都對BBC中文網形容現在中日經濟不冷不熱，貿易、投資額雖增加，但過去日商一說投資海外，馬上想到去中國。現在不是，考慮的還有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亞洲國家。
不過大西分析貿易振興機構的統計說：「比起印度、越南等亞洲國家，中國的投資環境仍有優勢，鈴木汽車印度工廠的遭遇警示了印度複雜的投資風險；越南曾被形容成本便宜，但限制加班等社會主義制度令經營成本結果比中國更貴；緬甸電力不足，五年內難以期待」。
不容樂觀
21世紀後，日本對中國有少量能源、鐵路等技術轉讓，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政策形同虛設，讓包括日本在內的所有技術發達國家對中國卻步。
大西康雄2008年起曾駐上海日本貿易振興機構辦事處三年。他說：「現在回想起來，那三年可能是中日經濟關係最好的時期」。
大西認為中國高齡社會的到來可能令中國建立新的經濟增長戰略，日本在這一領域的產業很先進，進入中國市場有優勢。此外，中國建立海外資產持有國的體制、中國企業投資海外都急需人民幣國際化，這方面日本也有經驗，能提供協作，有利擴大亞洲貨幣合作，對兩國都有利。
不過大西說，中國產品質量日趨提升，對日本產品貿易和市場競爭力構成挑戰。中國民眾頻繁抗議示威也都是新的投資風險。
「我本來還是樂觀看待中日經濟關係的前景，只是過去一周來中國政府前所未有地對日本態度強硬，這種新添的高政治風險，令我現在對前景開始悲觀」。
BBC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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