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專制下能實行黨內民主嗎？

世間根本不存在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好比世間不存在圓形的方，因為一黨專制和黨內民主是互相矛盾的。一黨專制就是一黨專制，一黨專制不但意味著執政黨以專制的方式治國，首先在於執政黨以專制的方式治黨，因此，一黨專制下不可能有黨內民主；一旦有了黨內民主，一黨專制就不復存在，它馬上就變成了多黨民主或曰全民民主。

　　一黨專制下能實行黨內民主嗎？

　　胡平

　　1，在一黨制下，有誰見過黨內民主嗎？

　　一直有人主張，在一黨專制的前提下實行黨內民主。
　　有人希望它能成為多黨民主或曰全民民主的替代物，有人則希望它成為從一黨專制到多黨民主的過渡。由於強人遠去，指定接班人的辦法已經走到盡頭，恢復世襲制又決無可能，於是，黨內最高權力的交接就成了棘手的問題。既然在今天，一般人公認的權力合法性來源衹有一種，那就是民主；所以黨內民主的問題益發顯得迫切，所以有越來越多的人談論黨內民主。
　　然而我要問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果真有一種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嗎？我們知道，早先的蘇東各國，早就有人積極主張黨內民主，但是直到那裡的一黨專制終結，也沒見有誰搞起過黨內民主。按理說，如果世間真有一種叫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這種東西，早就該有人搞出個樣子來了；但是迄今為止，有誰見過這種黨內民主呢？
　　依我之見，世間根本不存在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好比世間不存在圓形的方，因為一黨專制和黨內民主是互相矛盾的。一黨專制就是一黨專制，一黨專制不但意味著執政黨以專制的方式治國，首先在於執政黨以專制的方式治黨，因此，一黨專制下不可能有黨內民主；一旦有了黨內民主，一黨專制就不復存在，它馬上就變成了多黨民主或曰全民民主。
　　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不能有一黨專制下的黨內民主呢？既然在經濟改革上，可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麼在政治改革上，為什麼不能讓“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讓共產黨員先民主起來，讓黨內先民主起來呢？在民主的西方，早期的民主不也都是少數人的民主，一部分人的民主嗎？
　　答案很簡單，因為黨內民主在事實上不成立。因為黨員資格不是一種客觀的界定。過去西方國家實行一部分人的民主，對參政權的限制是以諸如財產狀況、文化程度、以及種族或性別一類客觀條件為標準。這樣的限定才有意義。黨員資格則不然，衹要你志願加入，基層黨組織又同意接受，你就可以成為黨員。
　　你不可能使成千上萬的無產者一夜之間變成有產者，更不可能使成千上萬的女人一夜之間變成男人，使成千上萬的黑人一夜之間變成白人，但是你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間就使成千上萬的非黨員變成黨員－－衹要你讓他們填個表，發給他們一份黨證就行了。
　　一般來說，所謂黨內民主應該是指黨員在黨內確實享有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和投票選舉的權利，黨內允許存在不同的派別，各派人物可以通過競取黨員的選票而得到作出決定的權力。
　　如果共產黨宣布衹有黨員才有參政權，那麼，所有想參政的人就可能都會要求加入共產黨；既然在這時黨內派別已經合法存在，那麼，黨內各派都可能為了壯大自己一派的實力而拼命將黨外人士拉入黨內，而社會上的各種人都不難在黨的這一派或那一派中找到自己的認同，於是，黨內民主馬上就變得和全民民主沒有兩樣了。
　　也許你會說，大家都想入黨，這不礙事，但想入黨的人總得承認黨的綱領，所以共產黨總是能使自己保持自己的同一性。
　　不然。因為對同樣一套黨綱，總是可以給出很不相同的解釋，因此，在抽象地認同黨綱的前提下，黨內派別的多樣性完全可以達到和社會本身的多樣性不相上下的程度。
　　更何況，如今的共產黨早就是掛羊頭賣狗肉，早就名不符實了，因此黨綱幾乎沒有任何實際的約束力。這就是說，如果共產黨想限制黨的開放性，以意識形態的理由開除或剝奪黨內不同觀點、不同派別的人士，在實行黨內民主的情況下根本辦不到。如果它硬要那麼做，那勢必就要壓制黨內民主，勢必就又回到專制黨了。
　　我早先講過，一黨專制不但意味著執政黨用暴力禁止不同政黨的出現並與之和平競爭，而且還意味著執政黨最高領導用暴力禁止黨內不同派別的出現並與之競爭黨的權力。共產黨用專制的辦法治國，首先是它用專制的辦法治黨。所謂共產黨一黨專制，決不是說整個共產黨在對全國實行專制，而是說黨內一小批領袖在對全國實行專制，包括對全黨實行專制。維護一黨專制，就是要維護黨的領袖們對全黨的專制；實行黨內民主，就等於是實行全民民主。

　　2，十八大代表的產生根本不合乎民主

　　在十八大召開前夕，中共黨報黨刊接連發表有關前期工作的報道，聲稱是黨內民主的巨大進展。然而我們衹要稍加考察就可發現，這些前期工作和真正的民主毫不沾邊。
　　讓我們先來考察黨代表的產生過程。新華社發表了一篇報道“十八大代表是怎樣脫穎而出的？——從一位農民工黨員當選看黨的十八大代表選舉”。該報道記敘了農民工黨員，解放軍5311工廠機械光學加工車間車工班班長程軍榮經歷了“三上三下”逐級遴選的過程：
　　“一上一下：5311工廠的基層黨支部組織黨員推薦提名，推出人選後上報工廠黨委，工廠黨委對上報人選進行遴選並再次徵求各基層黨組織的意見，然後上報南京市委經信工委；
　　二上二下：經信工委召開工委會，從各單位黨委上報的人選中討論確定推薦人選名單，並徵求全系統各基層黨委的意見，然後上報南京市委；
　　三上三下：南京市委先後召開常委會、全委會，從各區縣委、系統黨（工）委上報的人選中研究確定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推薦名單，在徵求各區縣委、系統黨（工）委意見後上報江蘇省委。
　　據統計，南京市委所轄的22718個基層黨組織共推薦7375名人選，全市各基層黨委遴選提出了1274名人選，各區縣委、系統黨（工）委再次遴選後提出196名人選；南京市委研究提出該市出席黨的十八大代表候選人初步人選推薦名單，共7名。
　　從7375名到1274名，從1274名到196名，從196名到7名。上下結合，反覆比較，遴選到這裡仍沒有結束——
　　江蘇省各推薦單位共提出90名初步人選推薦名單。根據中央分配名額和差額選舉比例要求，江蘇省委常委會、全委會又通過兩輪差額，最終確定了79名代表候選人預備人選提交省黨代表會議選舉。
　　此次十八大代表選舉，中央分配給江蘇68個代表名額，中央提名在江蘇參加選舉的代表候選人有2名。這意味著，70名十八大代表從81名候選人中選舉產生，差額比例達15.7%。”
　　不難看出，上述三上三下，無非共產黨的老套，曰先民主後集中，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顯然，這就是集中，這不是民主。
　　眾所周知，操控選舉，最重要也最常見的一條就是控制提名權。在江蘇省黨代表候選人的產生過程中，不論幾上幾下，每一輪都是要經過領導者過濾，最後還是由上級領導確定正式候選人。這就意味著，領導不喜歡的當不上代表。不錯，正式代表是通過差額選舉產生的，但是這裡的差額，無非是在領導喜歡的人中間挑選而已。這種預先就把不合領導心意的人排除在外的選舉和選舉的本義完全是背道而馳的。這就比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還不如。在基層人民代表的選舉中，好歹還允許有獨立候選人呢－－起碼在理論上。

　　3，是民主就不是推薦，是推薦就不是民主

　　香港《明報》引述接近中共高層的北京學者透露，強化民主將是中共未來重要政治方向。黨內民主推薦的選拔方式或在未來逐步形成機制，例如由全黨正部級以上官員進行民主投票等，甚至未來最高領導層也可能實現差額選舉。
　　這裡提到的“全黨正部級以上官員民主投票”應該是指5月7日的那次“海選”了。據說那次投票的情況是，300多名省部級官員接中辦通知，齊聚北京。大部分與會者事先並不知道會議的主題為何，很多人還以為是通報有關薄熙來的問題。會議開始後才知道是要他們投票，選舉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
　　這是一場很奇特的選舉。沒有人主動站出來參選，更沒有人發表競選演說，也沒有人助選，甚至沒有一份候選人名單，衹有相關的資格規定。凡具備相應資格者都算候選人，想選誰就選誰。這種選法和有些村民選舉的“海選”很類似，故而也把這次選舉稱為“海選”。
　　但其實，這並不是選舉，而衹是徵集意見。因為投票結果不公佈，也沒有法律效力，僅供高層參考。照一般估計，得票領先的人到頭來未必在權力機構中也居於領先地位，但得票掛尾者則很可能會被排除在外。
　　把這次投票稱為民主推薦是完全錯誤的。嚴格說來，“民主推薦”這種說法本身就站不住腳，因為是民主（投票具有法律效力）就不是推薦（僅供參考），是推薦就不是民主。
　　再者，民主的精髓是辯論，是言論自由。它要求所有成員在合理的時間範圍之內，有同等的有效的機會來瞭解各種選項的政策及其可能的結果。真正的選舉總是眾聲喧嘩的。即便在威權時代，台灣的選舉也因其言論的相對開放，故而被稱為“言論假期”。5月7日的“選舉”卻是一場啞劇：沒人宣佈參選，沒人助選，沒有演說，更沒有辯論。
　　中共高層為何害怕辯論？因為它擔心，一旦開放辯論，黨內的分歧就會表面化，公開化，不同的派別就會成形，黨就有可能陷於分裂。這種擔心倒不是毫無根據。
　　我們看到，在民主社會裡，一個黨內部的民主選舉也常常是同室操戈，毫不客氣，每每造成很深的裂痕。例如上次美國大選，民主黨內部奧巴馬與希拉里就爭鬥得很激烈。那麼，他們又是怎樣避免分裂，彌合裂痕，重新達成一致與團結的呢？很簡單，那就是因為他們還要和共和黨競爭。在共和黨這個共同的對手面前，黨內的對手又變成了同志。於是，在共同對敵的鬥爭中，黨內選舉造成的裂痕得以彌合，全黨又恢復了統一與團結。假如沒有後來和共和黨的競爭，民主黨的黨內選舉造成的裂痕就無法彌合，並且很容易導致組織上的分裂。
　　順便一提，這也就是為什麼海外民運組織搞選舉常常搞的傷和氣傷感情甚至導致分裂的原因。那未必是因為他們的素質低，而是因為他們衹有內部的競爭而沒有外部的競爭。
　　對手和同志本來就是相對而言的。對手不在面前，同志就成了對手；面對更大的對手，昔日的對手就成了同志。
　　黨派的本來意思就是指部分。一個黨的存在是和另外的黨的存在互為前提的。只允許一個黨存在，這個黨就不是黨；如果它要冒充是黨，就衹有依靠壓制，就決不能民主。

　　4，寄希望於民間

　　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說得好：不管任何時候，衹要存在合適的條件，民主就可以被獨立地發明出來和重新發展出來。譬如說，當某一個群體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也許就是那些年長者，認為他們在統治這個群體的問題上，他們都享有平等的發言權。在這種情形下，民主的趨勢就很可能出現。
　　乍一看去，如今的中共似乎早已具備了這種條件。強人已經遠去，中共高層大員，誰也不比誰有多大的優勢，誰也沒能耐把別人輕易打翻在地；再加上有了任期制，到時候沒人敢不下台，指定接班人的辦法難以為繼，搞世襲更是決無可能。於是，彼此的地位日趨平等。在這種情況下，不搞民主，就無法理性地解決彼此間的政見分歧；不搞民主，最高權力的分配就沒有合法性，就無法讓別人認賬服氣。在這種情況下，不搞民主還幹嘛呢？
　　當初，被軟禁的趙紫陽也曾對這種演變趨勢抱樂觀態度。趙紫陽說：強人鄧小平走了，今後中央會有不同政見者出現，從而發生互相制約。這就會走上民主的道路。可是他後來發現這個看法錯了。因為高層已經形成了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己這個集團的既得利益，儘管在內部他們勾心鬥角，相互傾軋，但對外卻一致維護專制體制，無論誰當政都一樣。
　　籠統地說既得利益集團不合適。既然所有的統治集團都可以叫既得利益集團，何以別的很多統治集團都能夠改革，能夠走向民主，唯獨中共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做不到呢？因為如今中共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與眾不同。這不但是因為他們的既得利益特別龐大，更因為他們的既得利益來得不正當不合法。關於這一點，他們自己是知道的，老百姓也是知道的，而且雙方都知道對方是知道的。
　　假如沒有“六四”屠殺，假如在經濟改革的初期就進行政治改革，共產黨無非是放棄它的政治特權，無非是和反對派和平地、平等地競爭權力，因此要他們這樣做還不算太困難。可是等到現在，權貴私有化已經泛濫成災積重難返，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政治改革，那不但意味著要共產黨放棄它在政治上的壟斷權力，而且還很可能使他們面臨經濟上的被追究被清算，那就很有可能把他們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經濟犯罪的法庭，這不是更困難得多了嗎？
　　總體上說，今天的中共統治集團對民主更恐懼更敵視。在這樣的統治集團內部，即便有個別人登上權力的頂端，如果他們想自上而下地推動民主改革，也會陷入孤掌難鳴的境地無法施展。唯有和民間的力量相結合，唯有民間力量的發展壯大，才能使中國走出專制的泥潭。
　　從黨內民主入手，進而帶動黨外民主、社會民主。這種思路很誘人，但是不實際。如果我們懂得了，所謂“堅持黨的領導”，無非是堅持黨的領袖們的領導，堅持黨的領袖們對權力的壟斷，那麼我們就該知道，對於這個“黨的領導”而言，來自黨內的反對力量並不比來自黨外的反對力量更容易接受。換言之，黨內的反對派要爭得自己的正當存在權利，並不比黨外的反對派更輕鬆。事實往往是相反的。權力的削弱有如磁力的削弱，首先擺脫其控制的是在其外圍而不是在核心。例如台灣的蔣經國時期和蘇聯的戈爾巴喬夫時期，黨外的，社會的反對力量，包括反對黨，也都是先於黨內民主而出現而取得合法存在的。我們寄希望於民間。(《 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