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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1日星期日
“以官为贵”国难兴
大陆一年一度公务员招考,2013年度的考试又拉开了大幕,真是盛况空前,一年胜一年。此盛况远胜高考盛况,称为“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一点不为夸张。中国最早最低的高考录取率不低于百分之一,逐年走高,如今若包括民办大专院校录取的考生,许多省市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国家公务员的“录用率”,从百分之一起步,行情不断“暴涨”,到今天许多岗位达到了惊人的千分之一!就是说,某个公务员岗位招收一名,报考人数达到甚至超过一千名,最终只能录取一个人,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要落选。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因何还要做这种劳命伤财的蠢事,甘冒落水溺死的风险呢?缘于大陆人把“公务员”定为“官”,“以官为贵”、“升官发财”,早已在大陆蔚然成风!风靡神州!
这是一出喜剧。
最近又发生一起悲剧——
河北省某乡村有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小伙子,读研期间就渴望当公务员,端“金饭碗”。毕业后什么工作不做,情愿在家种地,年年等待公务员招考,可惜屡试不中,酷似古代“范进”。乡亲们象当年“胡屠户”讽刺“范进”那样,把这个小伙子当作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说他花了家里那么多钱,读了那么多年书,连个公务员都考不取,真是个大废物。小伙子本人颇有“范进精神”,一点不在乎。今年继续报考,发誓不中举不罢休。他父亲听说儿子今年还要报考公务员,乡亲们的流言蜚语又不停地传进他耳朵里,实在羞于见人,愤而自杀身亡!
这样的悲喜剧在大陆年年都有上演。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将“毒根”挖到孔丘的头上,说这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那时候把“优”解释为“优秀”,学习的目的是为做官。“文革”后又说刘少奇并无“入党做官论”,孔丘的“学而优则仕”的后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孔丘的本意并不是学得好便做官的意思,“优”应作“余力”讲,孔丘是提倡做学问之余可以为官,为官之余应该做学问。
刘少奇有无“入党做官论”姑且不论,孔丘“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姑且不争。廿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的现实,倒是“入党做官论”大泛滥,“学而优则仕”(作“优秀”解)大风行。
唾手可得若干此类现象:小、中、大学的校友聚会,无不自觉地把官衔高低放在首位,将现任官衔最高者奉为上宾。清华大学有位当年负责65届、66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写回忆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披露,经他当年分配的毕业生中有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至于学术界名人,对不起,一字未提。(见《炎黄春秋》2009年7期28页)据传,著名作家刘心武每每接到请帖,首先要问:有无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马婉辞。他的解释是:决不是针对官员本人,实在是看见“攀龙附凤”的众生相,心里不舒服!如果说这些属民间自发“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样未能免俗。笔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扬州中学,百年来虽然培养了近百位两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领军人物。但是,无论是校史陈列馆,还是校史纪念册,排于首位的都是江泽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乔木,尽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远在胡乔木之上,但朱无官位,只能退居其后。至于那些两院院士,更是后之又后了。笔者初中母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校,五十几年历史。四十年校庆时,最高官员是一位省级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陈列室内无疑占头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长,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周年校庆时,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当上更大的正厅级官员,马上占据了猝死高官留下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建校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时,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换新的高官。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广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时,老师问一位新生:“长大了想做什么?”新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师又问:“做什么样的官呢?”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个好官”,或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可是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贪官。”老师肯定生气了,责问该生:“为什么要做贪官?”新生毫不避讳地答道:“贪官有很多好东西。”老师摇头不止,惊诧不已!这是小学生之过呢,亦或是学生家长之过呢,还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社会风气之过呢?2012年九月,有人在《人民网》上公开叫嚷:“为升官发财读书,有什么错?”是啊,人各有志,作为个人,他把读书的目的定在“升官发财”,有何错误?这全是“以官为贵”、“以官为荣”的党风、民风带来的严重后果。个体人不负有任何责任。人人都为“升官发财”而读书,个人的前途可能一片光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大为堪忧了!
盛世修谱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谱修志成风。无论家谱族谱,无论县志市志,都以有无官衔、官衔大小论英雄、排座次。与封建社会修的谱志没有任何原则性区别。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怪现状吧?
以上细节有力地证明,“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已经刮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浸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
当代中国“官本位”之风刮得有多大有多狂?举三个数字足可证明。
第一个数字是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余孚披露的: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增长到24%。现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是39人,美国是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这是不是日本迅速从战败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秘笈之一?而刚刚执政的民主党还在批判自民党60多年执政期间国家机关臃肿、官僚作风泛滥。与当代中国相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第二个数字是每年全国招考公务员时,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不约而同争先报名、趋之若鹜。前几年,几十人争考一个名额已经让人吃惊,近几年竟然发展到几百人争考一个公务员岗位。东部发达地区,某些吃香的岗位,一个岗位争考的人数甚至超过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也可以说是令人怵目惊心。不管怎么解释,都是全球第一、全球惟一,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恰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又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风潮。此“碗”为铁饭碗。如今大陆能称“铁饭碗”的惟有公务员。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女白领们(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流行的是“嫁‘钱’潮”,谁有车有房,谁有店有厂,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们风趣地说白毛女为什么不嫁黄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观念彻底变了,自己没有考取公务员,自己端不上“铁饭碗”,决心这辈子当“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务员,当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没有正式夫人,当然初婚更好;只要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当然年轻更好。她们重新评价白毛女了,称赞白毛女目光远大:不嫁黄世仁,誓嫁大春哥。黄世仁遇到“劫富济贫”,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机,马上一贫如洗!大春哥多好——参军、入党、当官,捧上了“铁饭碗”,老了成为“离休干部”。白毛女真是我们“嫁‘碗’族”的祖奶奶!有人风趣地说,中国古代建造了万里长城,是世界第一;二十世纪毛泽东炫耀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第一;当代中国又创造了“官本位”的世界第一,“嫁‘碗’族”的世界第一。虽然评不上诺贝尔奖,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吧?
第三个数字是深圳有关部门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长,报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学教授。虽然这位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现状,决不是虚构,也没有夸张。十五个大学教授争抢一个市级教育局长的新闻很快在网上流传。有人跟帖称:“简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以为这很好理解。
首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风气的形成,是在彻底摧毁民众头脑中“以知识为荣”、“以技术为贵”的思想基础上而树立并发展起来的新价值观。旧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招鲜,吃遍天”、“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等老思想,新中国之初产生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知识就是力量”等新思想,经过反右斗争、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已经从民众头脑中彻底摧毁得干干净净。形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无需解释,这个“好爸爸”当然是当官的爸爸!)不用交待,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新一代,当然地追求仕途;没有当官爸爸的年轻一代,对自己没有个好爸爸已经悔之晚矣,当然要下决心从自己做起,为儿子找个好爸爸了!
其次,是对官员至高无上权力的肯定。新中国六十多年,不断地鼓吹:“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几近文盲的老革命可以任科学研究机构的党委书记,不仅领导教授、研究员,还要监督他们的思想改造,甚至将他们打成“右派”、“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权力,一个是掌控着知识分子的生杀大权,一个是自己的生死被官员掌控,简直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新社会出身成长的知识分子,谁不想钻进官场当官,谁还愿意钻进实验室当科学家呢?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经济地位不在一个档次。当然,若仅计算工资,当官的工资不算太高,科学家的工资不算太低。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工资还低于旧社会留用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但这仅是阳光下的收入,这笔收入对于科学家来说,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对于官员则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来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称作“灰色收入”,主要体现在“三公消费”加“小金库”。所谓“三公消费”即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所谓“小金库”,说小一点属领导人的“私房钱”,说大一点是领导者的“私人银行”。这“三公消费”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执政党不会公布,外部人当然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有一些数字可参考。从网上查到东北一位区委书记(地级市的区,相当于县团级),因为公车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车补”八万元。小小区委书记,月工资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千元吧,那就是说,“三公消费”中的一项——公交车费,已经超过本人工资收入。以均衡计算法类推,得出每个官员的“三公消费”至少是工资的三倍以上。至于“小金库”,那是自己给自己发“奖金”的,每月每年每人到底发多少?所谓“小金库”都是带“长”字号领导人掌管的,全国带“长”字的领导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个公务员,50个公务员中一个“长”,粗略计算下来应该不超过80万人。据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经测算,全国的“小金库”每年至少在827亿元以上,80万带“长”字的人物平均摊派,每人可得十万元。审计署官员承认:“全国到底有多少小金库,每个小金库有多大规模,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查不清楚。”既然国家审计署都说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科学家哪里去得到这一大笔“灰色收入”呢?如果再计算索贿受贿、买官卖官,官员的真实收入那就大得惊人了。小小的县委书记,甚至乡党委书记,只要他东窗事发,受贿加来历不明的财产,几百万元的比比皆是,几千万元的不乏其人。谁心里没有数,贪官在官员中的比例高得惊人,足见官场受贿的机会太多太多了,太容易太容易了!一位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中共县委书记曾在法庭上公开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科学家有这样的机遇吗?有这种可能吗?即使你是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中国人有谁会向你行贿呢?除非你是科学院、所的党委书记、院长、所长,那些属官员,不是纯粹的科学家。即便如此吧,与国土部门、建设部门、交通部门的官员们相比,能收到的红包仍然属“小儿科”。只有阳光下的收入,没有灰色收入,没有红包,大学教授的经济收入不可能与市级教育局长相提并论啊!十五位著名教授争夺一个市教育局长,有什么奇怪呢?有什么不可理解呢?举一个当代的极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学在读女研究生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卫生间用长筒袜自缢身亡。自杀原因是贫穷!她6岁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汉大学毕业当了七年教师,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博,自己又离职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医院,住不起宾馆,本想让母亲住进自己的宿舍,但学校规定家属不准住学生宿舍。无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里连一张床都没有!自杀前夜,她陪母亲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里愧对母亲说:“地上好冷啊!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家的命运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早晨回校后就上吊自杀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江泽民高中读的是扬州中学的“工部”,按现在的分类,不属“普高”,而应称为“中专生”。大学读的是机电系。很显然他在旧中国是想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后即迎来了新中国解放,他自己奋发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机电专家。即使梦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吗?江泽民多亏“与时俱进”,及时转换人生奋斗方向,以业务为平台,努力朝官场迈进,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职时的风光不提,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接班人胡锦涛为了感恩戴德,将他在职时由秘书班子代笔的文章、报告、批示、文件等等,统统搜集起来,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泽民文选》,不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数百万元的版税。哪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有如此幸运如此辉煌呢?
胡锦涛是清华大学1965届水利系本科毕业生,分配在水利部门当技术员。他如果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充其量成为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即使成了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师,政治待遇、社会待遇、经济待遇、生活待遇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平起平坐吗?恐怕相差不止一二个档次吧?
吴邦国是清华大学1966年无线电系的本科生,分配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当工人。如果他钻研业务,成为电子方面的著名科学家,即使超过两弹元勋邓稼先,无论哪方面的待遇,能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媲美吗?
吴官正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在清华大学动农系读研,如果他沿着读研、读博的的路子走到底,最后成为农业机械专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这么个现状这么个水平,即使第一流的农业机械专家,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多大的出息?与他“弃学从官”,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等一切方面,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有人说,中国已经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最高一等奖的奖金已经达到五百万元,科学家的经济待遇还低吗?我们且不谈几年评一次、一等奖经常空缺的情况,就是每年评一次,每次都产生一等奖,象袁隆平、吴文俊等杰出的科学家全国能有几人?袁隆平一生风里来雨里去,赤着双脚绾着裤管,创造出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惟一的双季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他的一生精力、一生心血,只换得一次五百万元奖金。与江泽民相比,在职时不用自己动手,由秘书班子代笔的各种文稿,退休后由接班人结集出版,仅版税就得到数百万。有一位外国商人撰写的“江泽民传”,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作为中国人,至今不清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改变了中国什么?倒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袁隆平确是凭着独创的水稻新品种,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民的贫穷状态,同时改变了全世界数亿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相比,区区五百万元的奖金,根本不匹配。
许多友人以为敝人的观点太绝对化,为什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就一定会阻止科学家的诞生成长之路?为什么不能双荣双贵、共荣共贵?对于这种折中主义观点,敝人实在不敢苟同。伟人毛泽东告诫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折中主义者恰恰忘记了伟人的教诲,忘记了人不是神不是仙,忘记了只要是有血有肉的凡天俗子,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如果党风、民风、国风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朝着政治家的标准去努力,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始终固执地认定,官员的诞生成长之路和科学人材的诞生成长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
因为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基本素质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性格上,两者的标准和要求都是各异的,有些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政治家的缺点甚至错误,很可能恰恰是科学家所必须的素质;而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素质,很可能是政治家的致命缺点。为了便于论述,试以温家宝为例。他当官可以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成了中国第二“好人”(据说第一“好人”是胡锦涛),但绝对不能成为李四光的接班人,成不了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大学读的是北京地质学院,最初是分配到西部地区的勘探队。一般情况下理应象钻机那样往地质科学的深处钻探,并有希望成为地质勘探方面的专家。但他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朝着仕途努力发展。先当业务官,再当政治官。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不巧遇上了“六•四风波”。他及时改变政治立场,与总书记赵紫阳划清界限,与时俱进,站到邓小平、江泽民的立场上。这是政治家必要的政治品格。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对政治无须考虑,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可以为蒋家王朝搞勘探,也可以为共产党政权搞勘探,可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也可以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如果他关注政治、服从政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位,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而成为政治家了。敝人的乡贤、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他年轻时曾为蒋介石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中年时又为毛泽东设计建造了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糊涂的政治立场,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全国著名桥梁专家的地位。其地国家的科学家更是如此。据说第一个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是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即使这样,不可能否定他在原子弹发展史下的成就和地位。
政治家首先要确立报效国家、服务民族、立志当好民众公仆的思想。温家宝完全具备了这种素质。哪里有困难哪里上,哪里有危险哪里上。冰雪、地震、洪水,每一次大灾大难,第一线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所以被民众誉为“好总理”、“大好人”。作为科学家,便无需首先确立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科学家是以科学成果客观上实现为国家为民族或者为人类作贡献,不需要主观上刻意追求。他可以为中华民国服务,也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甚至把国家和民族都放到一边。象美籍华裔科学家那样,在异国他乡摘取诺贝尔奖,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汉奸”。举个绝对的例子,如若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三十年以上,汪氏政权存续三十年以上,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应该蓄须拒演,作为科学家仍然无需中断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因为艺术属社会科学,具有政治属性;科学家搞的是自然科学,没有政治属性。在伪政权时期搞出了科研成果,无论如何不能扣上“汉奸”的帽子。
好官应具备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要树立“雷锋精神”。雷锋是“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是共产党员,是“五好战士”,是红色辅导员,是民众心中的“大好人”。但雷锋本人和“雷锋精神”不可能培养出专家学者。这并非故意贬低雷锋和雷锋精神。笔者当年在部队当兵,雷锋牺牲后,战友们常常私下里议论:雷锋的军事技术实在不咋的!作为汽车兵,指挥别人倒车,竟然撞倒电线杆,砸到自己头上。如果砸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无疑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他从来不是汽车驾驶“技术能手”,更不用侈谈机械专家了,评上“五好战士”,仅仅是军事技术“合格”而已。所以笔者斗胆说,雷锋即使不牺牲,若要求他成为与汽车相关的机械专家、动力专家,那是勉为其难,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雷锋本人不能成为专家学者,雷锋精神更培养不出科学家。雷锋精神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科学家的道德是“个人主义”、“个人第一”、“个人为中心”、“自我表现”,要一切围绕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唯我独尊”、“唯我独优”、“唯我独行”、“唯我独成”。如果处处想到别人、服从别人、服务别人,那他只能当官、当好人,永远成不了科学家,更不可能取得前瞻性的、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从性格上讲,政治家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鼓励先进、勉励后进,要团结绝大多数,必须信仰中庸之道,具有敦厚长者的的风范,要“吾日三省吾身”。当科学家最必要的性格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要奋进,要攻击,要“撞倒南墙不回头”,是典型的“强牛筋”。否则,他不可能搞出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笔者在这方面有切肤之痛,因为从小争强好胜,干任何事都想付出最高代价、最大努力,力求成为所在单位最能干最优秀的角色。我的追求、我的性格、我的努力、我的智商,保证了前半生总是如愿以偿。理解我的人,夸赞我“样样行”,但是党组织和大多数不及我的人却批评“样样行”是严重的骄傲自满、典型的个人主义。党票没有拿到,官帽更没有戴上,至今仍然是无党无派的平民百姓一个。但几十年奋斗终于实现了“草根学者”之梦想。
总而言之,对于人生来说,政治家需要“全才”素质,科学家需要“偏才”素质。评价官员有很复杂的体系,评价科学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有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全国或本地区、本领域的科技成果。没有任何第二条评价标准,也不需要附加其它任何条件。网上对水稻专家袁隆平喜欢玩车说三道四,执政党不闻不问。而有人要求政府机关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却被执政机关定为“间谍”。这实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袁隆平玩车是个人爱好,玩的是私家车,何错之有?“三公消费”是政府的腐败,反腐败却被诬为“间谍”,这样的党风、民风、国风不彻底铲除,国家和民族能够兴旺发达吗?据说,国外对足球队和球员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进球多少。即使打架斗殴、招妓嫖娼,只要不触犯刑律,一概不予过问。触犯了刑律,由法律制裁。这样就给足球营造了十分宽松的环境,这是不是国外足球运动兴旺发达的宝贵经验?岂不是更符合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辟理论?中国足球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是管头管脚、管衣管饭,什么都要管,就是不管进球数。即使你是“优秀党员”、“活雷锋”,上场总是输球,你可以去当官,但绝对不是合格的足球运动员,必须“抄鱿鱼”。笔者希望党政军民都要学习国外管理足球队的宝贵经验,只用科研成果一个标准来评价科学家,给科学家营造十分宽松的社会环境,确保科学研究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7期披露,中国科学院当年新增35名院士,80%以上肩佩各式各样的“官衔”。中国工程学院当年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头戴各式各样的“官帽”。60岁以下的新增院士,100%是在任官员。就是说,一个人退休之前,没有官帽就当不了院士。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共产党将其颠倒过来,变成“仕而优则学(学衔)”。应该说,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科研有科研的“潜规则”。笔者不敢肯定,用尽一辈子精力,能不能把官当好,但笔者敢于肯定,用尽一生的全部心血,不一定能攀上当代科学最高峰!官员当院士,是否意味着他的精力在官场绰绰有余?院士当官员,是否意味着他的科研成果已经领先于世界?可至今为什么又无一位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呢?这难道也是西方人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官员头上加一道“院士”光环,当然更加荣耀;“院士”头上加一顶“官帽”又有何用呢?难道这不是对科学的“亵渎”,不是对科学家的侮辱?!
君不闻大陆盛行一句顺口溜:“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士’不如一个‘仕’!”执政党公开炫耀,大学生是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群体,岂不证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都是“入党做官”,你还能指望“科学兴国”、“科学强国”吗?!
有人诘问:精英人才为什么不能涌向官场?笔者并非反对精英当官,中国官场确实需要如朱金容基、温家宝这样的精英人才。笔者反对的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这种风气只能培育政治家,不能培育科学家。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更少,所以造成了明君治国、清官辅国,国家兴旺的现象。比如贞观盛世、康乾盛世。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近三百年的世界史已经充分证明,清官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天下太平,忠臣可以把国家保卫得固若金汤。但是,清官不能救国,忠臣不能兴国。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只有科技才能兴国。笔者担忧的是,如果“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得不到彻底改变,廿一世纪的中国经济要想领先于世界,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恐怕美梦难圆。
执政党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不迅速,决非“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风气所造成。而是源于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低下。哪么笔者要问: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哪里去了?执政者又把根子挖到教育制度上,断言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是扼杀创造性人材的罪魁祸首。我们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从小接受灌输式的教育,很可能是六十多年大陆无人问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六十多年没有能培养出一位如季羡林那样的学术大师?这难道也应该由教育制度承担主要责任吗?笔者以为,六十年不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仅是扼杀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总根源应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是长期以来这种“官本位”风暴湮灭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最残酷的罪魁祸首!即使是被人诟病的当代教育,不也是党管大学、党管学术、党管教授造成的后果吗?大学为什么要设党委,大概除了共产党政权,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都是绝无仅有吧?到底大学的权威是校长还是党委书记?到底学术的权威是教授还是党总支书记?这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反而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党委书记高于校长(媒体上的排名确是如此)、党总支书记高于教授,党票高于论文!
无需讳言,“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指出:“当代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他很担心。青年人坚定不移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认为这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走上领导岗位,可以不费力气,受贿几次就可以一辈子睡安稳觉了。这不是青年一代错了,而是我们的官场腐败严重。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就没有前途。”虽然“以官为贵、以官为荣”之风全世界都存在,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尤甚。笔者强烈呼吁:一定要把中国大陆“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改造成“以官为庸”、“以官为俗”、“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新世纪中国风”!这个“庸”是平庸,没有任何突出才能的人才适合做官;这个“俗”是平常,为官与为民没有任何高低优劣之分。外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夫妻俩生下五个儿子。老大学习成绩好,父母说,长大了当教授;老二喜欢自己做玩具,父母说,长大了当工程师;老三喜欢种花草,父母说,长大了当园艺师;老四喜好舞刀弄枪,父母说,长大了当将军;最小的儿子哭着问: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喜欢,长大了怎么办呢?父母安慰道:别担忧,你可以当国会议员!但愿这个在国外不是笑话的故事,能够被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借鉴和学习。
呜呼!笔者甘愿当一回廿一世纪的杞人!担忧“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愈刮愈猛,担忧“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社会风气难成气候,担忧中国无法实现民富国强,担忧中华民族这条东方龙不能腾飞于无穷宇宙!但愿笔者的观点纯属杞人忧天,那就让廿一世纪的世界历史来证明吧!
二O一二年十月 修订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吴润生,《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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