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提出，推動革命、戰勝敵人，不僅需要手上拿著槍的軍隊，還絕對需要有文化的軍隊，才能夠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因此文藝必須為工農兵服務，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熟悉工農兵，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一般認為，毛澤東的講話導致了異見作家王實味遭到秘密處死。
何谷理對《內幕》表示，作家會參與抄寫毛澤東講話，或許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個笑話，因為毛澤東強烈反對當今中國的創作產物。但如果事實如此，這也是個糟糕的笑話，這些作家的參與也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毛澤東的講話似乎和今日中國社會中的一些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相當契合，有這種情緒的或許還包括了一些沒有閱讀習慣的人。
美國薩福克大學（Suffolk University）羅森伯格東亞研究所所長薛龍（Ronald Suleski）在接受《內幕》採訪時表示，雖然有的媒體不認為莫言是異議份子，但莫言這個筆名本身就暗指他有“想說但無法說的話”。實際上，莫言也在作品中以某些象徵符號做隱喻，批評了社會問題。此外，莫言更認為劉曉波應該被釋放，因此不能斷言莫言就是個“紅色作家”。
莫言獲獎後，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官媒均迅速報導了這項消息，與2000年批判作家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中國官方不認可的態度相比差距甚大。薛龍認為，中國的高層領導已逐漸脫離過去那種對言論嚴格限制或掌控的情況，中國政府對於莫言這類人可能做出的評論，已經越來越不擔心。他們不想再扮演自以為是的角色、譴責獲得這個獎項的作家。
何谷理對《內幕》指出，在中國領導和人民之中的某些強烈國家主義者，肯定會將這個獎項視為對中國領導政策和國家力量的認可，即使這個獎項只是認可了莫言的寫作能力，而不是認可整個中國，而且肯定也不代表認可某些政府政策或政治領袖的領導。
瑞典皇家學院改變給獎標準？
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體制內”作家，讓給獎的瑞典皇家學院也成為被討論的對象。《紐約時報》評價道，莫言獲獎對瑞典皇家學院來說是一次轉變，在蘇聯時期，瑞典皇家學院總是將諾貝爾獎頒給蘇聯和東歐的異議人士。同樣的，高行健也屬於異見作家，這一次，諾貝爾獎項頒給了中共認可的莫言。
但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亞洲研究系榮譽教授耿德華（Edward M. Gunn）不認為這次的給獎代表瑞典皇家學院的改變。研究現代中國文學的耿德華在接受《內幕》採訪時表示，實際上，瑞典皇家學院在1965年時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這位作家的著名小說為《静静的頓河》（The Quiet Don），此部作品描述了蘇維埃社會現實主義，肖洛霍夫本人也在斯大林時代獲得肯定。
《靜靜的頓河》為肖洛霍夫帶來極大的聲譽，他本人也獲得包括斯大林獎、列寧獎、蘇聯國家獎等多個獎項，他也是蘇聯科學院院士、蘇聯作家協會負責人、蘇共中央委員、最高蘇維埃代表。
何谷理也不認為瑞典皇家學院將獎項頒給莫言，就完全代表了該學院的轉變，學院的給獎標準每不一定每年都一樣。他對《內幕》表示，那些把重點放在瑞典學院政治立場的人，都忽視了文學是藝術的事實。
“強勢的政治立場通常不允許藝術實驗的存在，因為有創意的寫作方式，能讓讀者去思考事物的衝突面。”何谷理說，有強烈政治立場的人，一般都不喜歡不明確的表達方式。一些異議作家獲獎，因為他們本身就是藝術作家。
“在冷戰時期，著名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或許可以說這是因為日本的政治立場偏向西方，但別忘了，他本身是位非常好的作家。”何谷理對《內幕》指出，如果莫言獲獎有政治因素在其中，也可能只有地緣政治的原因，沒有其他特別的因素了。
“中國的突出使得瑞典皇家科學院會更多地關注中國作家，所以不令人訝異的，其中一位中國人獲得了獎項。是否有更好的作家？許多人會說確實有更好的作家，但莫言已經是個優秀的作家，他值得獲得更廣泛的名聲，這正是這個獎項能給予他的。”何谷理說。
美國薩福克大學羅森伯格東亞研究所所長薛龍
康乃爾大學亞洲研究系榮譽教授耿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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