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镜专稿：中美关系的错误：冲动与误判

冯胜平专稿


笔者不久前去华盛顿开会，见到老朋友包道格（Douglas H. Paal）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ongressional- 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CECC）主任普拉狄克（Paul B.Protic）。当时正值国内反日游行示威蔓延、钓鱼岛冲突激化之际，话题自然是中日中美关系。对钓鱼岛前途，包道格表示充分自信，他说：“中国绝对得不到钓鱼岛，正如日本得不到独岛，菲律宾得不到黄岩岛一样。”前布什总统首席中国顾问，包道格与林倍瑞、黎安友同为费正清的学生。我不同意他的判断，因为他显然低估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决心。


中国委员会的偏好

中国委员会是一个由9个参议员9个众议员组成的两党联合委员会，成立于2000年10月，专门研究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每年向国会和总统就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交年度报告。也许是由于职业偏好，会谈开始前，普拉狄克指着会议室墙上的照片，问我们是否与他们熟悉。那是一些中国著名异议人士的照片，其中有刘晓波，魏京生和徐文立。我告诉他，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也许是中国的良心，但决不代表中国未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无论中国发生什么变化---改革，革命，甚至崩溃---都不会有他们执政的可能。当徐文立宣布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是参政、议政、准备执政的时候，他的对象不是他的党员干部，而是支持他的美国政府。如果足够诚实，他应该告诉他的支持人，我没有可能回国执政，但我会尽其所能，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魏京生知道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并不知道民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有太多的霸气，太少的宽容。相比之下，刘晓波身上似乎有更多的民主素质。问题在于，在一个大多数国民都沉溺于强国梦的国家里，人民有可能选一个主张中国民主必须先当三百年殖民地的人做领袖吗？事实是，民主在中国是一个太遥远的未来。不仅人民没有准备，领袖人物更没有准备。去国三十年，笔者见过几乎所有中国政治反对派领袖，他们中有书生，有枭雄，也 有骗子，但无一人是合格的民主政治家。

普拉狄克和他的同事们显然不喜欢我的评论。他们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坚信他们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对他们的善意我不怀疑，但对他们的一厢情愿感到惊讶。可以理解，美国希望中国变成一个自由并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中国(以下简称民国)，不喜欢一个共产党控制的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中国(以下简称军国)。但个人好恶不是衡量历史走向的标准，价值判断不应该成为事实判断的基础。

美国不喜欢一个在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它本能地会支持与中国有边境冲突的东南亚国家。美国也不喜欢一个不按美国方式生活的中国，它天然地站在中国自由派人士一边。前者是因为地缘政治，后者则是由于意识形态。当菲律宾、印度、日本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时，美国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当刘晓波在9-11后宣布“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继而又与张祖桦等人发起“08宪章”宣扬普世价值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好感。


尘封的历史——戴维斯和谢伟思的悲剧

深感中国委员会专家们的天真和偏执，我讲了一个老中国通的故事。

上世纪50年代，美国发生了一场 “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 的辩论，将“失去中国”归罪于一批老“中国通”——二战时期在中国工作和国务院内负责对华事务的外交官们。一个不甚严肃却颇为准确的结论是，四个约翰应为美国失去中国负责。他们分别是范宣德（John  Vincent），谢伟思(John 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es)，和蒋介石(Jiang Jieshi)。


谢伟思(John Service，右)在延安。

其中两人——戴维斯和谢伟思——是真正的中国通。戴维斯于1908年4月6日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其父母是美国传教人员。谢伟思1909年 8月 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在成都和重庆度过了童年。1944—1945年，他们随美国军事观察小组抵达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50多次谈话。在1944年11月7 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戴维斯写道：“中共正在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拒绝接受他们和支持毫无建树的蒋，他们就会将我们视为敌人。但他们宁愿做我们 的朋友，不仅为了我们所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致力于造就一个强大、独立和民主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中共将在中国存在下去。 中国的未来不属于蒋，而属于他们。”“如果我们继续抛弃他们（中国共产党人）而支持扶不起来的蒋介石，他们就会把我们视为敌人。”与此同时，谢伟思在呈给国务院的报告里也写道：“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 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的截然不同。无论官员还是平民，都坦诚相待，非常友善，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延安没有警察， 士兵也很少见到，没有乞丐，没有极端的贫困，这里祥和宁静。然而在重庆，警卫森严，人们如临大敌，场面异常紧张，奴颜婢膝的丑态到处可见。”  鲜明的反差让 谢伟思大发感慨：“我们全力支持的政权（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和我们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日军）是如此雷同；而我们从不予支持的中共却又与我们美国人自己这般 相象。真是不可思议！”

生长在中国，谢伟思和戴维斯的母语是四川话。熟悉重庆又了解延安，见过毛泽东也认识蒋介石，他们深知共产党已在中国扎根，确信美国在战后中国属于谁的问题上已经没有选择：中国未来注定属于共产党。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他们预言战后国民党必定垮台，共产党一定成功。針对蒋写的《中國之命运》，戴讽刺地說：“這命运可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的。”

但是，美国并非毫无选择。谢伟思和戴维斯相信，如果对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美国仍然可以在一个亲苏的共产党和一个亲美的共产党之间作出选择。1944年8月23日，毛泽东和谢伟思进行了6个小时的正式谈话。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不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必须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我们不能冒险与你们迎头相撞――不能冒险和你们发生任何冲突。在8月29日和9月3日的报告中，谢伟思指出中共及其军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建议美国政府把军事援助扩大给予中共军队，并充分说明这样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好处。他们分析说，毛泽东不喜欢斯大林，而自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对中共也没有实质的控制。拒包瑞德回忆，在与美军观察团谈话时，毛甚至表达了想访问美国的愿望。

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改善与中共的关系，是谢伟思/戴维斯报告的主旨。1945年2月28日，谢伟思在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电报中写道：“依靠这样一种我们认为是现实地承认中国现状的政策，我们可望在战争中获得中国所有力 量的合作；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否则是不可能避免的，假如俄国参与对日战争的话），说服国民党，它目前明显为一场内战而 进行的计划是不可取的；实现某种统一，这种统一即使不能立即完成，也能够为未来朝着充分民主和平发展提供基础。”

谢伟思/戴维斯的延安报告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未来。这些报告及时到达了华盛顿，却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室里束之高阁，尘封长达24年之久。美国政府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建议，反而对他们展开了“忠诚调查。”1945年6月6日，谢伟思与贾菲等六人遭到联邦调查局的逮捕。联邦调查局搜查了谢伟思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没收了他的全部文件。8月10日，他被大陪审团宣布无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谢伟思戴维斯再次遭受政治迫害，他们被赶出国务院，成为美国“丢失中国”的替罪羊。


美国再次面临十字路口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今天再次面临十字路口：到底是支持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宗旨的民国呢，还是支持一个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军国？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须的秩序。民国的支持者主张宪政，军国的支持者强调富强。为争夺党国遗产，他们形成两大对立阵营——宪政派和富强派：前者的思想基础是对自由的崇拜，后者是对力量的崇拜。

近期发生的南方周末事件凸现了宪政派和富强派的对立：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挑战习近平，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他，引导他，并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实现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 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在中国走向民国和走向军国之间没有选择。除非中共崩溃，党国之后，兴起的必然是军国。它的初级形式是警察国家，最后阶段则可能是军人独裁。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和维稳经费以几何级数增长，体现了中国社会从党国到军国的演变。与党国不同，军国注重实力，不讲主义；它摸着石头过河，以金钱和暴力控制社会。作为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军队注定了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军国不符合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观，也不同于东欧—苏联共产党国家解体的先验模式。但它是中国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

同七十年前一样，美国并非毫无选择；它仍然可以在一个亲美的军国和一个反美的军国之间作出选择。明智的政策是放弃意识形态偏见，接受中国未来不是民主国家的现实，对转型中的中共表达足够的善意和支持，促其变为一个亲美的、逐渐接受普世价值的军国，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义和团式的、反美的军国。必须认识到，中国的强大并不一定是对世界的威胁。相反，中国的动乱则肯定是世界的灾难。毕竟，中国今天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不再输出革命。象其它国家一样，它有富强的权利。


钓鱼岛冲突——中国梦的冲动

中日钓鱼岛冲突的实质是中美之间的一场较量。它的直接原因不是国内危机，而是梦的冲动。不久前中国完成东风41导弹部署，拥有了可以覆盖美国全部领土的核能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不想再韬光养晦，它渴望强大，实现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

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但中美、中日必有一战的说法却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

中国不想与美国为敌。它在东海钓鱼岛问题上咄咄逼人，既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迫日本让步，以拯国内民心士气，更是习近平实现强国梦的初步尝试。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习近平无疑希望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带领中国强起来；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不应忘记，以习为代表的红卫兵一代是在“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语境中长大的。强国是他们童年的梦，“解放全人类”是他们曾经的理想。尽管岁月流逝理想的火焰已经熄灭，梦却没有破灭。圆梦，尤其是圆童年之梦，是一切成功人士最难以抑制的本能冲动。

冲动是魔鬼。毫无疑问，无论中国、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想钓鱼岛冲突演变为一场中日美之间的战争。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冲动和误判引起的战争不胜枚举，其数量很可能超过蓄意策划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的确比邪恶更可怕。

为了圆梦，以太子党为核心的中国军方选择了历史上有争议的钓鱼岛作为突破点。自去年9月以来，军方先是利用民间施压，发动全国反日大游行，继而由一批鹰派将军在媒体上发表战争言论，宣称中日必有一战，中国必胜。他们以核武相威胁，频频对日本发出战争警告，俨然一副不收回钓鱼岛决不罢休的姿态。私下——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却让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李先念之女）赴日交涉，告知日方中国的底线无非是双方共同巡航，希望日方接受。这种三国演义式的权谋在痞子哲学盛行的中国虽然有效，在现代国家关系中则为人所不耻。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中国价值和西方价值的错位和冲突。


一厢情愿的计划

中国军方的钓鱼岛战略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1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2即使日本不让步，擦枪走火，美国也不会干预。所以，中国有双保险。
日本会在压力下让步吗？不会。专制制度下的臣民是被吓大的。天朝政府发威，臣民会让步。因为他们知道“领导不高兴，后果（会）很严重。” 所以“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个（会）躲起来。”但民主制度下的公民不是吓大的。他们习惯了自由，不喜欢被威胁。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大陆军方以飞弹威胁。朱熔基声色俱厉地宣称：“选举陈水扁就是选举战争。”结果是替陈水扁助选，促其高票当选。这种心理战对台湾尚且不灵，对日本势必更难奏效。对华强硬使安倍在日本国内的人气骤升。非常可能，象13年前的陈水扁，他正在内心深处感激中国军方对他的支持。

中日开战，美国会卷入吗？肯定会。CCTV军事评论家张召忠说，中日开战，中国可以在30分钟内制服日本，而美国不会介入。就是介入也至少需要六个月。这是典型的以己度人。且不论中国海空军有无能力30分钟搞定日军。就算有此能力，期待美国不履行日美安保条约也是毫无根据的臆测。的确，为东海一无人小岛与中国开战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是，不履行国家承诺更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两房实际上已经破产。当时中日等国持有大量的两房債卷，如两房宣布破产，经济上对美国绝对有利；它可以乘机摆脱数以万亿计的债务。美国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两房债卷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美国承受不起失信的政治后果。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信用就不那么重视。缺乏契约精神/不守信用是中国文化的通病。自己不守约，也期待别人不守约，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常态。反映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上，这种心态常常造成一种幻觉：认为美国和我们一样，也不会履行那些明显对自己没有利益的承诺。

明年——2014——又是一个甲午年。希望中美日掌国者警之，戒之，不要冲动误判，重蹈历史覆辙。

大清北洋舰队的幽灵在东海徘徊。

1/28/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