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1日星期四

反制周永康 政法委書記失常


  明镜新闻网那編譯 巫古森

    2012年11月15日中國十八大結束當天,中國新領導層並沒有給出太多未來5年可能進行的改革信號,唯一一項令人意外的改變是出現在中國政治體制內最不可能改變的地方──負責國家內部安全的中央政法委在這次政治局常委人數的縮減中,悄悄地被降級了。新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只是政治局委員,與前任的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不同,孟並不是政治局常委。此種作法很明顯是在削弱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權力和影響力。政法委書記是監督國家內部安全的主要人物,掌控警察、檢察官和法院,也掌管著中國最具惡名的部分:秘密警察網絡、網路審查和武警。新任政法委書記遭降級,這會是改革的一環嗎?


中央藉機反制周永康

    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的《中國簡報》主編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在《亞洲時報在線》上發文指出,北京之前發佈了一份司法改革白皮書,其中表示要減少公民審判過程中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干涉。從這項司法改革與政法委書記的降級看來,馬蒂斯認為或許在對保守派居多的新領導層失望之餘,還是值得樂觀期待中國未來仍會出現改革。

    然而,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中國政治專家崔大偉(David Zweig)對此樂觀有所疑慮,他對英國廣播公司(BBC)解釋:“我認為他們只是要確保掌控槍的人不在政治局常委會內。”


    當時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內,也少有人握有與周永康相當的權力。


    BBC新聞網表示,這樣的改變的部分原因是中央對前任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的反制。周在其任內掌握了極大的權力,並運用了極多的國家資源。當周永康於2002年底成為公安部部長時,他擁有的預算是200億美元,但在4年之後,當他離開公安部的職位時,公安部的預算已擴張為550億美元。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員羅助華(Joshua Rosenzweig)說:“周永康得到這麼高的預算是因為他強調社會動亂和群眾事件的立即威脅性。”換句話說,周將他的公安機器定位成幫助中國共產黨持續維持一黨專政的重要單位。

    當周永康在200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法委書記時,他的資源基礎和影響力持續上升。中國現在的國家維穩預算已到達1100億美元,甚至比軍方國防預算還多了50億美元。當時即使在政治局常委內,也少有人握有與周相當的權力。


薄熙來事件的後續影響

    但是周永康的聲譽卻因他與薄熙來的密切關係而受到打擊。有報道表示,他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對免除薄熙來職位一事投下了反對票。中國的八卦網絡論壇甚至傳出周永康和薄熙來計畫在北京發動政變,然而真相到底如何,至今從未顯明。

    馬蒂斯認為圍繞著周永康的爭議以及他與薄熙來的關係並不明朗,因此很難去評量是否將周逐出權力中心才是這些“改革”的真正原因。

    舉例而言,雖然許多報道表示周永康在3月消失無蹤,這顯示他很有可能也隨著薄熙來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制裁。但是事實上,周在3月出現的次數比他前3個月加起來的次數還多。馬蒂斯也認為,周永康對薄熙來打黑行動的支持(也可能是義務的)其實也不真正代表什麼,薄熙來以重慶媒體高調宣傳周永康對打黑行動的支持很有可能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馬蒂斯並強調,假使中國共產黨只是顧忌周永康過大的權力,那麼他們必須要作的政法“改革”就非常簡單:將周永康換掉,而這一步也的確發生了。馬蒂斯因此認為即使將政法委降級的確是改變的一步,但是在確定中國共產黨真的有改革政法機關的計畫之前,還是有許多問題需要被提出。


政法改革問題應持續關注

    第一個重要的問題是,2000年代,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維護穩定辦公室以實施維穩工作領導小組的指令。每個階層──中央、省級、地方的維穩辦將公安、國安和檢察院的單位從國家機構中移出、轉置於黨下。維穩辦公室與對外稱作“中央610辦公室”的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有其相似之處。現在的問題在於誰將接手這個維穩機關、還有維穩機關是否會繼續受到政法委書記的管理──誇張的維穩預算(1100億美元)對單單一位政治局委員而言似乎有點多。

    第二,最新關於中國部會架構的傳聞是,國家安全部的管理可能會出現變動。中國國家安全部是主管國家安全的部門,包括了反間諜機關和政治保衛機關,傳言它很有可能將被置於國務院之下。將國安部從政法委架構中抽離,很可能會更加弱化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和他未來接任者的權力,但是這個改變將可以使得國安部更能專注在對外國的情報工作,而非在同一個架構內與更具政治權力的公安部競爭。儘管這看起來只是一個無害的變動,但它很可能對中國情報單位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第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於2013年3月召開,屆時中國的部會首長將會一一揭曉,當孟建柱從公安部部長這個職位離開後,誰將接手這個位置以及公安部又將以怎樣的面貌出現,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與他的前任者們同樣,孟建柱在成為公安部部長之前已經具有相當的政治實力,換句話說,他被調至公安部的大位是出於政治考量。但是,馬蒂斯強調,真正的國家內部安全體制的改革必須包括公安部大位的去政治化(許多公安部的副部長們在進入公安部前都不具有公安背景),也就是減少公安部被利用為派系鬥爭工具或是獎賞的可能性。

    去政治化或許是過於理想的改革建議,但是馬蒂斯指出正是這一個改革方向讓國安部成功地與政治分離(除了一些極端的情況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薄熙來當初是將他的骯髒事倚賴給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而非國安部的人;最後將王立軍送到北京的隨行人員也是國安部的一位副部長。


    押王立軍回北京的隨行人員是國安部的人。


    馬蒂斯表示,某些問題可以在幾個禮拜內或是幾個月內得到解答,但是也有些問題,像是國家內部安全部會和相關的黨辦公室的發展,在3月的人民大會的人事變動後,依然會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中国密报》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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