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互聯網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這個虛擬世界裡，信息傳遞只在彈指間，更有別於傳統媒體，輕易跨越地域和時間限制。對緊緊抓住政權不放的中共而言，互聯網既是大敵也是朋友，他們一方面害怕人民通過互聯網知道太多、跟西方互動太多，因此制定嚴厲審查和築起綿延的防火長城；另一方面，他們也亟需互聯網的力量，尤其在反腐上頭。中共與互聯網的矛盾糾葛恐怕還得上演好一陣子，人民距離真正的言論自由還有好長一段路。
官媒是化妝師也是傳聲筒
中共控制媒體花樣百出，藉此導引輿論方向。路透社資深記者，現為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教授陽歌（Doug Young）接受博客“上海人”（Shanghaiist）專訪時指出，即使在西方世界，媒體也各有立場，然而與中國不同的是，西方媒體傳遞許多聲音，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有的著重老人，有的照顧年輕人，而中國在官媒主宰的情況下，已使社會只能容納一種意見。
官方訂下的審查制度固然有其傷害性，但更嚴重的是它所帶來的“自我審查”，或稱“寒蟬效應”。陽歌認為，針對敏感議題如釣魚島爭議、西藏或達賴喇嘛，中國媒體幾乎只敢引用新華社稿件，因為新華社代表政府，這麼做絕對政治正確，不會受到懲罰，所以以中國之大、新聞記者之多，中國人卻只能千篇一律看到相同的角度和分析，互聯網上也一樣，無疑是一道無形枷鎖。
如果是較不敏感話題，地方媒體有高一點的自主空間，但新華社、《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台仍是很好的參考對象，從它們身上可嗅出“政府想要人民知道什麼”的線索。陽歌舉例，近來新華社報導許多腐敗新聞，因此各區域的記者和編輯得到的結論是，反腐是目前政府的趨勢，勇敢揭露地方貪汙案件將是合乎標準的行動指南。換句話說，新華社向地方媒體透露黨的想法，地方媒體再傳遞給人民，人民遂能遵循黨的指令，形成一股循環。
打擊腐敗是中國十八大後的新興運動，習近平數次高調講話，明確顯示反腐將是他的首要任務，而且這次很有可能是玩真的。猖獗的腐敗讓官員變得墮落沉淪，深深破壞人們對黨的信任，構成執政危機，如果當局不再採取變革，“亡黨亡國”指日可待。此時為黨服務的媒體就扮演重要角色，他們既是化妝師也是傳聲筒，一來重建政府形象，二來向人民展現領導者堅強的反腐意志。
劉雲山當了常委，還有說話自由嗎？
劉雲山入常是否打壓言論自由？
雖然媒體上出現大量貪汙案件，許多貪官汙吏也遭受調查和處分，但陽歌提醒閱聽眾，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所有報導均圍繞著低階的地方官員，而這正是中國媒體典型的工作方針。中央的紅線再清楚不過，他們不被允許披露任何涉及高級官員的腐敗，例如薄熙來醜聞爆發之初，中國的全國性媒體有兩至三個星期保持沉默，縱然國際媒體已開始報導。事實上，貪汙不分階級大小，高階或低階官員都有可能牟取不義之財，然而中共的想法是，高級官員被控貪汙將對政府大大不利，放任媒體追蹤報導地區性官員的腐敗則可以發出警告，向其他人說：“如果今天你也貪了，這就是你的下場。”
薄熙來事件發生至今，其相關罪行已廣泛被公眾知曉，審判進行前，媒體不見得會輕易放過他。陽歌指出，估計媒體將揭發他更多倒行逆施的行為，以及主政底下重慶的種種黑暗面，藉此澆熄支持薄的聲浪。這當然也是一種政治算計，既然薄已不可能東山再起，將所有問題推給他是最輕鬆之事，不過正因為薄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政治家，黨必須確保輿論“反薄”，讓人民知道他有多麼罪大惡極。中央處理像薄這樣的高層領導並不容易，因此一定要做好事前準備工作，便需要媒體的幫助。
許多人認為，前中宣部長劉雲山進入常委會令人失望，因為保守派的劉背負打壓媒體和互聯網的不良紀錄，而當他取得更高權位後，言論自由恐難被放寬。針對這點，陽歌採取中立立場，認為有些專家可能過度解讀，畢竟中宣部長這個職位，工作內容在於宣傳黨和維護黨，向來就是由保守主義者主持，或者說吸引中共真正冷血的鐵桿信徒，因此劉十分合適。他被提拔至常委固然不是一件好消息，但我們也不能樂觀地以為，7名常委人人都是自由主義者。
常委會是中共政治最重要的一環，自然包含派系元素，保守派想拿多一點席次，自由派也想拿多一點席次，過程中一定有許多政治交易和協商，而今天劉之所以出線，並非中宣部長的身分為他加分，而是他代表了保守派，就算劉不是常委，也必是由另一位保守派人物取代。因此，很難說中國的言論自由會不會變得更糟，還需要一點時間觀察。陽歌做出以上分析。
社交媒體讓人民有能力反腐
中國社交媒體之興起同樣讓觀察者感到好奇。陽歌指出，像新浪微博這類的“新媒體”與傳統國營媒體差別在於，很多公司在美國上市，即使沒有上市，他們的資金來源是私有的，跟黨沒有那麼多連結﹔再者，國營媒體的高層通常在黨內具有一定地位，但社交媒體的老闆普遍是企業家或只是互聯網愛好者，沒必要對黨展示忠誠。
所以中共不全然能對社交媒體發揮跟國營媒體同樣程度的內部控制，但他們仍可以動用外部權力，例如要脅關閉或以監管法律限制。全球搜尋引擎巨擘谷歌（Google）離開中國與嚴格的審查制度脫不了關係，導致網絡企業若想在中國佔有一席之地，必須屈膝於自我審查，就像自己為自己綁上腳鐐。很多敏感字詞或文章並非由政府安全部門刪除，而是公司這麼做。
好消息在於，社交媒體之信息經用戶生成，所以公民不用再一味接收和相信國營媒體的內容。陽歌說，一個熱門消息可能在新浪微博上成形，公司會先採觀望態度，如果他們接到來自北京的電話，才會禁止討論，否則就會讓消息繼續流通，錶叔、房叔和秒叔等均是清楚的例子。官方允許人們披露低層級的腐敗事件，因為這有助於他們反腐，畢竟政府沒有太多資源和時間剷除所有貪官汙吏，但社交媒體上的人民不同，他們有很大興致戳破貪官的非法行為。另外，互聯網讓中國平民稍稍感到“有權力”，很多中國年輕人對政治興趣缺缺，只因他們覺得無能為力，但社交媒體使情況改變，至少通過集體舉發和蒐證，制裁為數不少的腐敗官員。
網絡審查扼殺中國軟實力
然而，長期來看，審查對中國極其不利。卡斯特（C. Custer）在博客“亞洲科技”（Tech in Asia）發表文章稱，中國官方認為西方知名社交媒體如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威脅國內局勢穩定，傳播“有害信息”，因此全面禁止，2009年烏魯木齊發生騷亂，就被視為通過上述兩個社交媒體進行組織。不過這種穩定只是表面的“假穩定”，審查不可能消除異議，只是暫時變得沉默，而且會造成反效果。防火長城（GFW）雖然讓異議人士無法輕易表達意見，但它同樣影響正常的互聯網使用者，如此民怨積累，只會形成更多對政府的不滿與批評。
審查制度還扼殺了中國的軟實力。2012年最火紅的Youtube影片莫過於南韓藝人Psy的《江南style》，這是一種成功的“文化出口”，但在中國偉大防火牆的阻擋下，中國網民不只難以“走出去”，更無法像Psy一樣影響全球，這並不是說中國網民沒有能力創造出像《江南style》這樣風格迥異卻大受歡迎的視頻，遺憾的是，他們缺乏Youtube的平台（該網站在中國被封鎖），而Youtube正是無遠弗屆傳播《江南style》的關鍵。
中共害怕其公民與世界互動，偏偏“交流”才是文化本質。唐朝的強盛就是由於他們廣納胡風、胡漢融合，而清朝的衰敗不正因為他們故步自封、閉關自守？諷刺的是，中共一方面十分有興趣通過社交媒體為自己宣傳，另一方面卻又禁止百姓接觸外部世界，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官媒新華社擁有平凡人辦不到的推特帳號，卻不關注任何人的怪現象。
換個角度想，如果中國互聯網能完全獲得自由，那艾未未和其他異議人士的大膽言論還會格外引人注目嗎？如果每個人都能自在地表達意見且不用擔心遭受報復，那艾未未的無畏還會如此突出嗎？大禹治水成功的秘訣在於疏通而非堵障，民意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假使中共有遠見，應認真考慮撤除防火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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