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繼2012年11月28日由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限制地方政府對中國農地的強迫徵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後， 12月22日於北京閉幕的一年一度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也強調要給予農民免於受到土地侵占的保護、並計畫促進農民增收、更要盡力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於11月中結束的十八大在報告中即提及了改革徵地制度和提高農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的重要性，而之後的修正法案和會議重點也都顯示中國政府已開始了解農民的不滿是國家內部的一顆定時炸彈，發生於農村的“群眾事件”更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巨大的城鄉發展差距除了導致農村的貧窮，也強迫農民出走，這些農民到了都市成為“農民工”，但種種的限制和壓迫卻使得他們依然無法逃離貧窮線。不論是農村問題或是其衍生出的農民工問題，皆是中國政府必須正面面對的挑戰。
貧困縣大多為農村
同時是作家的中國研究者潘若思(Ross Perlin)在《每日野獸報》(Daily Beast)上為白曉紅的《散沙：中國農民工故事》一書撰寫書評，並同時介紹了中國農民工的境況。此書的中心人物是中國經濟奇蹟背後上千萬的農民工；但除了描述農民工的故事，潘也替他們擔心，在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不再持續時，他們將何去何從？
白曉紅的《散沙》敘述中國農民工的故事。
潘若思在書評中表示，隸屬於國務院的擁有詭異名稱的“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确定中國592個“貧困縣”名單。它們全部都是農村，多數在中國低開發的西部地區，這些地區也通常是非漢人的少數民族的居住地區。貧困縣的居民通常是小農、在已過度耕種的幾畝地上工作，他們也是每日以不到1美元過活的1.28億農民的一份子。
潘若思告訴我們，走訪這些偏遠貧困地區就像是一層一層地撥開中國的發展、最終則到達這些屬於老中國的地方；在這裡人們依然穿著毛澤東服、進行著只夠自己溫飽的傳統農業、有著以宗族為主體的村落。他說，作為一個旅行者，你會從省會為出發點，那裡也經常是最富裕、發展最高的城市；接下來，在搭乘公交車進行了長程的旅途後，你會到達地級行政區的中心，這裡的國際級的商店、白領階級和高科技的設施配備就已經不如省級中心常見。接下來旅人會到縣級的地方，在這裡仍然具備市場、學校和醫院等主要公共場所；在最後，你才會達到鄉村。鄉村內少有基本設施和服務，道路很可能沒有鋪砌、甚至不存在，人口主要組成份子是小孩和老人。在這裡，你能充分感受所謂“落後”的氣氛。
新無產階級成賤民階層
這些鄉村的青壯年為了逃離這樣的貧困和落後，轉往城鎮發展，成為了中國都會的“農民工”。在過去30年中，約有2億來自農村的農民離開家鄉尋找工作機會，這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離開了自己的省份、還有上百萬人離開中國，這些人所進行的移居幾乎可說是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遷徙。
潘若思寫道，如同台灣出身的記者白曉紅在《散沙》一書中描述的，即使一個禮拜進行80小時大量勞力的工作，也無法抵擋許多屬於這“新流動式無產階級”的人們正逐漸成為中國賤民的事實；這些新無產階級被夾在毫無發展機會的農村與充滿敵意也遙不可及的城市中間動彈不得。
儘管新無產階級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成長，他們卻從中獲益甚少。中國政府所謂的“群體事件”與日俱增，其中有許多即是由農民工所發動。這些“流動人口”為中國亮麗的經濟外表蒙上了一層陰影。
《散沙》描述中國農民工處境
潘若思認為，另外兩本同樣主題的著作──張彤禾(Leslie T. Chang)2008年的《工廠女孩》(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以及美國作家戴夢(Michelle Dammon Loyalka)2012年初的《吃苦》(Eating Bitterness: Stori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China's Great Urban Migration)──皆對中國底層人民的故事有清楚的描述，但是並沒有給出一個系統性的說明。
替中國辯護的人們強調成功與富裕的故事，批判者則專注於高調的跨國企業內部的惡劣工作條件(如2010年起的富士康跳樓事件以及同一家企業於2012年9月發生的暴動)。但是潘若思指出花費2年時間在中國各地的工廠、火車站、和民工居住聚集地取得民工信賴的白曉紅，不只精確地描述了農民工在中國社會愈顯邊緣的處境，更為讀者提供了有關中國政府的工人政策、地方政府的貪腐、對少數民族的歧視等相關議題的資訊。
白曉紅在書中特別注意一些在中國非常重要、在中國之外卻不被了解的特殊性和細節。她細膩地記錄了來自哪個村落、縣和省的農民工傾向聚集在一些奇特的地方(四川省的農民工在這其中是個例外，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她也注意到農民工所做的工作的多樣性，並走訪許多“民工就業市場”。輕重工業、礦業、工程和保全是最倚賴農民工的幾項產業，但是同樣擁有大批外地勞工的還有性產業、餐廳服務、低階白領勞工、摩托出租車司機、清潔工、看護工、家務工等。
被剝削的都市農民工
基於中國嚴重的城鄉差距，中國國內的遷徙不是一般人所謂的搬家。中國已不符合時代的戶口制度讓農民工無法在家鄉之外的工作地點享有健康保險和教育。在城鎮工作的民工通常居住在骯髒且較無人煙地區的民工營內，基本上是被他們的雇主給困住了。
民工薪水遭竊取和被不當對待的事件相當常見、勞工相關法律遭忽視、最低薪資隨著通貨膨脹增減、國家的官方工會是毫無力量、只關心國家和雇主的官僚機構。在中國城市的街道上，許多民工穿著破爛又灰撲撲的衣服，有著古銅色的肌膚和屬於鄉村的應對態度，還帶有“不標準”的口音，這些人在中國城市中很容易被辨識出來、更容易被剝削。
民工在中國社會的處境愈來愈邊緣。
但無論他們在城市吃了多少苦，白曉紅和其他觀察家都同意，這些民工沒有別的選項：他們無法留在自己家鄉的農村。人口和環境壓力使得農村生活無法維持原樣，尤其是在與政府政策過去20年支持的城市繁榮相比較之下。鄧小平的改革分解了從前集合社群式的制度，這項措施沒有留下多少財產給農民，這些財產只勉強達到基本的生存線，也為將來地方政府的圈地運動鋪了路。
白曉紅書中記錄了一位與失業的兒子在民工就業市場晃蕩的老人寓意深遠的一段話：“中國的歷史就是農人如何被剝削和壓迫、之後又如何起義並推倒政權的歷史。”
都市農民工懷抱的中國夢
但是白曉紅也在書中表示，讓農民工搶著離開農村的原因通常是同個村落的鄰人的成功故事。農村經濟也許是個死胡同，對比之下，有些民工可以將他們儲存起來的大量收入寄回老家。白在河南鄉村遇到的煤炭經銷商大才(Da Cai，音譯)，花了許多年在礦場工作、並在礦業城市開出租車之後，終於成功地自己開業並擠進了中產階級。在廣州這個超級大城，一位名叫“英”(Ying，音譯)的女性工廠職員將工作放在婚姻之上、無怨地接受減薪、不與那些“故作姿態的人們”(即罷工者)為伍，最終她得到升遷，獲得了產品監控部門中半白領階級的職位，賺取1個月約1,800元人民幣的薪資。
潘若思將這類故事形容成中國夢。他認為，只要中國的經濟成長引擎持續高速發動，像大才和英這些人──也許是他們的小孩都覺得他們有合理的機會可以成為都市中的中產階級，甚至最終也可能成為中國內權力和財富高度集中的管理階層、官僚階層、或企業階層的一份子。
工廠女工也可進階中產階級的中國夢。
然而，潘若思也指出，每個英或大才的背後，都有成千上萬無法成功的農民工，他們從一個低階工作換到另一個，最終極端受挫、毫無積蓄地回到家鄉的農村。在現下，“城內貧窮”對中國人而言仍然是個充滿矛盾的名詞，經濟成長減緩的影響到目前仍不明，而“群體事件”每年是有增無減。
白曉紅並沒有告訴讀者，在這些情況下，仍然擁有6.5億人口、農業發展不佳、“扶貧”在最近“社會主義新農村”旗幟下持續進行的中國農村將會變得如何。“和諧發展”曾是前任中國領導人最愛的標語，目前還沒有人知道新領導層的標語會是什麼，又將為中國農村發展帶來什麼改變。
土地管理修正案保農民權益
潘若思的疑問近來或許已經多少得到了部分的解答，至少從中國領導層新發起的計畫或提議看來，領導人們並非對農村問題和城鄉差距問題無感。中國政府正從土地徵收問題、農業發展和城鄉差距等議題試圖著手解決農民的困境。
儘管11月底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的土地管理修正案的細節仍不清楚，但專家們認為這項法律修正案將會使得地方官員無法輕易地奪取農民的土地、也增加了農地被徵為公益用的農民可獲得的補償金。
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中國土地法專家李平對《華爾街日報》表示，國務院的修正案是重要的一步：“中國每天都有惡劣的土地搶奪發生；在農村，抗議並不少見，有些抗議甚至危及性命。這項修正案將強化農民對農地的使用權以及改善現狀。”
在現有的法律下，地方政府在徵用農民土地上有相當大的彈性，它們經常在徵收農地後給予農民極少或是毫無補償金。這使得地方政府有動機去盡力地賣出它們以低價或免費得手的土地，以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政府的大量賣地也支撐了近10年的房地產和公共設施的投資熱潮，地方政府的土地買賣在2011年就為地方財政貢獻了3兆元人民幣。
烏坎事件成為國際矚目焦點
被徵收土地的農民沒有得到相對的補償金、徵收土地的過程充滿暴力和政府腐敗，這些都使得農村的動亂增加。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的調查發現有四分之一被徵收土地的農民沒有得到任何補償金，即使有獲得補償的也遠低於土地市價。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群眾動亂的專家于建嶸在2010年寫道，中國農村的社會動亂中，土地問題為起因的佔了約65%以上。
一連串土地紛爭所導致的憤怒在2011年3月的烏坎事件達到引起國際媒體注意的最高峰，當時烏坎村民要求省當局能承諾歸還地方政府非法奪取的土地。事件後續不管是它的和平落幕或是之後的村級選舉都成為了國際矚目的焦點。
修正法律以限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徵收和增加農民應得的補償可以緩和農村內的緊張，法律修正也可以給予中國經濟改革和重整一個新的開始，更可以限制地方政府過度投資的浪費行為。經濟諮詢公司龍洲經訊(GaveKal Dragonomics)表示：“徵收土地的成本的增高將會迫使地方政府減少地方經濟對房地產和公共建設投資的倚賴。在這些投資的增長已經開始減緩時，中央政府這次的做法可以被視為是中央政策決定者對經濟再平衡的重視。”
但是中央通過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最關鍵的部分在於實踐。地方官員和土地開發商是中國農村政治中最有力的角色，他們有極大的既得利益、因此會傾向維持現狀。農民在政策制訂過程缺乏代表，他們通常也不太了解自己的法律權益。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農民的前景樂觀與否仍有待觀察。
增加農村收入以縮減城鄉差距
但至少我們可以說中國政府的確相當重視農民問題，就在修正案通過的將近1個月後所舉行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中央政府又再度強調要針對農村問題進行修正和改善。據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報道，此次會議總結了2012年和過去10年農業農村發展成就、研究如何“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除了要“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能限制或者強制農民流轉承包土地”，政府更承諾將確保“農民種糧務農獲得合理利潤”並“增加農業補貼”。
彭博社報道指出，增加農村收入等目標反映了新領導層在經濟上的關注點：改革土地制度並解決城鄉差距、鼓勵往城鎮移住增加國內消費。即將於2013年3月就任總理職位的李克強強調都市化、城鎮化是經濟成長的引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袁鋼明說：“李克強現在正朝向一個嶄新的政策方向，這個方向要讓農民在土地交易中得以獲得更多的補償金、要改變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對土地買賣的依賴、最重要的是最終要創造更公平的制度讓中國人民一起分享中國經濟成長的成果。”袁期待2013年的新政府會公佈一系列新的政策提案，從改善現有的戶口制度到出售土地使用權作為李克強所推行的城鎮化進程的一部分。
中國經濟可走向永續發展
在十八大的報告中，胡錦濤也強調共產黨對農民必須採取“多予少取放活方針”，解決農民問題更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土地搶奪問題所導致的上萬件抗議事件已形成中國政府的嚴重挑戰。中國農村自1990年代起有43%經歷過土地強徵，土地爭議也成為中國內部最主要的社會動亂導因，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Landesa的土地使用權專家吳小慧(Xiaohui Wu，音譯)說道。
中國共產黨於2012年11月曾表示希望縮減貧富和城鄉差距；根據11月中央銀行所支持的調查，現在的中國貧富差距已超出可導致社會動亂的貧富差距標準足足50%。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都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的前9個月增長了13%、到達18,427元人民幣，幾乎是農村地區在同一時期的6,778元的3倍。
新華社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後的網評中也指出：“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現代化滯後，經濟社會體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鄉二元體制障礙明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最嚴重的制約仍然是城鄉發展和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新華社的報道也稱政府表示將會給予移居城鎮的農民與都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新華社評論：中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現代化滯後。
中國社科院的袁鋼明說：“在過去，中國的城鎮化就是房地產發展，但是將來的城鎮化將把關注點放在人身上，中國經濟也將可以一種永續發展的方式成長。”12月初的經濟工作會議中，政策制定者們也表示中國接下來的一年不打算一味追求高速成長，而是要追求緩慢但是有質量和效率的經濟成長。中國政府為2013年設定的經濟成長目標是7.5%，2012年的成長目標也是7.5%，這個數字是由2005年到2011年的8%的調降。(《中國密報》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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