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失去中國”中國通戴維斯有份？

誰輸掉了中國？（1）

明镜新闻网編譯 蕭伃君

　　當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美國支持的中國國民黨、並於中國建政後，美國有不少人指責當時的一群“中國通”讓美國失去了中國（the loss of China），這群中國通，包括外交官柯樂博（Oliver Edmund Clubb）、艾默生（John Emmerson）、謝偉思（John S. Service）以及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學術界則有賴德懋（Owen Lattimore）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其中被指責之一的中國通，還有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 1908-1999），國民黨的敗北也讓他的外交官生涯一蹶不振。

　　美國知名東亞學者、賓州大學國際關係講座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在《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中撰文表示，在戴維斯逝世12年後的201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國通：自傳》（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中的“中國報導”，的確透露出他對蔣介石以及蔣的國民政府的悲觀態度，同時對他所認為的“中國命運的最終歸屬”的共產黨感到樂觀。但是，林霨強調，美國內部針對中國通使美國“失去中國”的控訴是一種將歷史事實（共產黨最終的確取得勝利）與歷史發生當下的樂觀支持混為一談，如同戴維斯自己說的：“（這些控訴）將我們獨立報導和預測的事件形容成那是我們希望且策劃進行的。”

　　

　　中國通戴維斯在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後受到指責。

　　《華盛頓郵報》專職書評家喬納森‧亞德利(Jonathan Yardley)認為，這些控訴遠非事實，但是，在麥卡錫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事實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戴維斯描述，當時美國正“處在一種公眾憂慮、懷疑、焦躁的氣氛，這種氣氛更被當時中國煽動者、美國遊說份子和國會中充滿敵意的議員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試圖給他們的上級有關中國情勢公正的報告和評量的人們，反而成為了“輸掉中國”的代罪羔羊。

　　戴維斯1999年逝世時，《紐約時報》為他寫的訃聞中也指出，麥卡錫攻擊這些中國通所採用的論述和說辭，反映了當時的“院外援華集團”(the China lobby)的論調，所謂“院外援華集團”是指一群支持蔣介石的有權力的美國人。林霨強調，這種無謂的控訴不必要地犧牲了那個世代最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即戴維斯。

　　中國通戴維斯

　　戴維斯出生於中國的傳教士家庭，他曾先後在威斯康辛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戴維斯自1933年至1940年在駐中國領事館工作。1942年，他被美國國務院指派作為史迪威將軍(Gen. Joseph W. Stilwell)的政治顧問駐於中國戰時首都重慶。

　　戴維斯被指派的工作是作為史迪威將軍領導的中國軍事顧問團和美國外交官員的中間聯絡人；作為史迪威的政治顧問，他必須幫助將軍在中國政治的迷宮式通路中找到方向，尤其是在由蔣氏夫婦所主宰的政治場域。戴維斯對他們兩人的描述是，蔣介石是“時而無動於衷、時而情緒化、固執、且優柔寡斷的”，他的妻子宋美齡則是充滿心機、“一位漂亮的已婚婦女，如果將專橫傲慢、算計的那一面隱藏起來時，則是個迷人且魅力四射的人。”

　　馬歇爾將軍希望極有陸上作戰經驗和能力的史迪威能在軍事上對蔣委員長給予建議，並指揮中國和同盟國在緬甸的作戰、保障中國在印度的補給供應線。史迪威確實地完成了這些指令，但是，他不是個好相處的人，他的綽號是“刻薄喬”(“Vinegar Joe”)，他幾乎不隱藏他對蔣介石的嫌惡，稱蔣為“小人物”(“the peanut”)。

　　戴維斯雖然認同史迪威、也喜愛他直接的情緒，但是，戴維斯承認，他並沒有與史迪威建立起深厚的關係。亞德利認為，戴維斯對史迪威是絕對忠誠的，不只是因為他景仰史迪威、更因為他認為史迪威是真的希望將中國軍隊轉變為一支有實力的戰力以對抗日本。但蔣介石和他的同夥卻大力地反抗史迪威，他們不斷地向美國要求武力和金錢，卻不是用來抗日，而是用來為最終與共產黨的戰鬥做準備。

　　當羅斯福試圖將史迪威指派為包括中國軍隊的全軍指揮官時，蔣介石表示反對，史迪威並在一場也與戴維斯相關的爭議後、於1944年被美國政府召回。戴維斯之後直接飛到了莫斯科、成為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主任秘書，並在1947年回到華盛頓、在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政策計劃辦公室工作了五年，接著在德國待了一年。

　　50年代，將幾位中國專家視為眼中釘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崛起，並成功地使戴維斯的地位邊緣化並被派至秘魯大使館。1954年，當時的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將戴維斯逐出外交機構，戴維斯的外交生涯也從此中斷。據《紐約時報》報導，當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年11月5日要求戴維斯從外交機構離開時，杜勒斯的說法是：戴維斯“缺乏判斷力、謹慎態度和可靠性”。但是詭異的是，根據1972年出版、作者為康恩(E. J. Kahn)的《中國通》(The China Hands)一書，這位以能力不足的理由將戴維斯解職的國務卿，卻在事後對戴維斯說，假使戴維斯新工作需要人寫推薦信，他很樂意幫助戴維斯寫一封。

　　但戴維斯終究沒有向國務卿索取推薦信，他此後便在拉丁美洲開展家具生意並環遊世界，更出版了两本關於中國以及外交的書。關於他的忠誠調查令他於1969年得到平反，並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艾許維爾市(Asheville)過退休生活。（《外參》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