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可能會以別的手法代替被弱化的勞教

明鏡新聞網編譯 巫古森

    自從習近平決定以深圳作為他接任總書記後外出訪查的第一站，外界即開始預測他將會效仿鄧小平成為新一任的經濟改革者。習上任以來帶領的新風氣，也讓許多人開始期待中國改革的前景。另外，他在紀念1982年的中國憲法公佈施行30週年會上也強調中國需要法治，這更激起了外界對中國未來法律和政治改革的期待。近期中國政府的表現顯示這些期待或許不是幻想，《南方周末》事件的爭議以抗議者與官方達成協議的方式落幕、中國政府也已在2013年1月7日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表示將對勞教制度作改革。中國真的將走上改革之路了嗎？

    

    勞教制度改革受質疑。

    中央政法委權力受壓制

    紐約福特汉姆大學法學院(Fordham Law School)的中國法律專家明克勝(Carl Minzner)在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The Jamestown Foundation)2013年1月4日出刊的《中國簡報》中表示，在習近平最近帶領的改革新風氣背後的背景是自2005年起保守派抬頭下法律改革的停滯甚至退步。自2005年起，黨領導開始冷處理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發展出的法治言論；共產黨的政治運動也開始警告中國法官和法院不要追求外國司法典範；維護公共利益的律師受到來自官方更多的壓迫、騷擾、甚至“被消失”或是受到刑求。另外，在前中央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主導下，超出法律管轄之外的維穩機構在規模和影響力上都有顯著成長。

    然而，中國領導人們近來在官方講話中所用的新語言很可能是政府有意改變這保守潮流的徵兆。對這潮流的反制包括共產黨內部在薄熙來醜聞後對中央政法委權力的壓制。這場反制使得維權運動者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向政府提倡政策改革，包括對勞教制度的改革。但是，明克勝強調，中國中央領導仍然積極地維持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使得將來可能的司法改革仍充滿變數。

    領導人新政治語彙的出現

    或許會讓人感到意外的是，一些重要的語言轉向並不是從習近平開始的(至少從表面的言論上看來)，而是自前總書記胡錦濤退休前幾個月起始的。

    一個重要的轉向是胡錦濤2012年7月23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演說，當時所有的政治局常委都在現場，會議由習近平主持，關於這場會議的媒體報道也是不尋常地高調。當時這場演講被視為是高層領導們在薄熙來案後展現團結的一個場合，會議的另一意圖是強調習近平作為接班人的角色，但是這場會議並沒有提出關於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

    然而，明克勝指出，這次演說的重點在於新政治語彙的出現。在會議上，胡錦濤希望領導們“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和社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胡錦濤的這種提法是一種暗示性的批評：近年來中共政法領導將“社會治理”作為他們不斷擴張的藉口，胡這次表示希望將“社會治理”法治化，可以說是對黨內政法領導愈顯擴張的權力的反制。

    其他修辭語言的改變出現在由胡錦濤發表、習近平草擬的十八大2012年工作報告中。只要將十七大和十八大的工作報告相比對就可以發現一些朝向改革的修辭改變。2007年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一項上說道：“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要自覺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2012年十八大的工作報告中則是：“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絕不允許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循私枉法。”

     十八大工作報告比十七大的報告稍微加強了“黨需要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的說法。但是這仍然是非常小的改變，畢竟在十八大工作報告中胡錦濤同時也強調“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另外，重要的是，胡也特別警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很明顯的是針對以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為首的一些政治醜聞的說法。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2年10月發表的《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

    司法改革白皮書可望更客觀公正

    第三個黨的修辭改變出現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2年10月發表的《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中。2008年和2011年也發表過類似的法律白皮書，它們皆具有黨宣傳的功能，文件中細數國家在人權議題上所完成的工作；但是它們也負責傳達官方批准的司法改革走向。

    舉例而言，2011年的白皮書就確認了早些年中國政府在司法上去除改革色彩並轉為保守的傾向，這年的白皮書沒有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卻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編按：2012年是中國政府第一次發表“司法改革”白皮書，2011年發表的白皮書名稱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儘管2008年的文件(“中國的法治建設”)表示法治還正在建設中，2011年的版本卻認為這些工作都已經完成了。2011年的白皮書也刪除了2008年版本中提過的“法治建設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轉而強調中國並不適合採用外國的司法典範。

    但是現在2012年的司法改革白皮書卻與1年前公佈的司法文件相比，產生了將近180度的大轉變。過去幾年在政法委公告中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政治語言這次大幅度地減少。這次的白皮書明確地表示自2008年起始的司法改革任務“已基本完成”(不意外地，2008年也是保守派的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王勝俊接手院長職務的那一年)。明克勝並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的司法改革白皮書一次也沒有提到中國共產黨。

    當然，過度強調2012年白皮書的重要性也是不必要的。儘管它在文中表示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說“中國司法制度迫切需要改革、完善和發展”，但是它並未提出具體的建議。同時，2012年的白皮書依然明白地聲明改革將“從國情出發”、“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也強調雖然要吸取別國法律的長處、但是“不照抄照搬”。

    但是更重要的是，2012年的白皮書的確也顯示出，一些中國領導人也許在試圖反制黨內政法機關這幾年對中國司法系統的政治控制。此文件也顯示未來在司法和法律改革上有可能更有客觀公正的運作空間。

    勞教制度批評聲浪四起

    自由派學者和改革派官員已經感覺到了這股政治風向的轉變。許多人認為黨內的政法機關現在已在政治上成為弱勢，尤其在薄熙來倒台後，中央對周永康在薄熙來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有所不滿，進而將中央政法委員會在黨的官僚體系內降級。

    政治風向的改變激起了對中國公安部底下的勞教制度的批評浪潮。勞教制度一向是官方壓制娼妓、上訪者、政治異議者和地下教會成員的工具，這個超司法的拘留制度內常有被拘留者被非法和不當對待的事件發生。2012年8月，記者、學者和公民運動者藉由唐慧的案件發起了對勞教制度的反對運動。唐慧是一位母親，她11歲的女兒遭到強暴且被逼迫賣淫，幾名犯人雖然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唐慧認為這些懲處過於輕微而不斷上訪，結果卻是官員不堪其擾最後將唐慧判處1年半的勞教。

    唐慧的案件在微博上引起廣大的同情言論和對政府的批評，迫使湖南當局撤銷對她的勞教判決以平息眾怒。官媒的社評似乎也展現了中央對改革的支持，《人民日報》11月的社評批評勞教制度已經退化成一些官員打擊和報復異己的工具，社評並特別以2011年薄熙來倒台前因批評薄的政策而被送進勞教所的任建宇作為例子。一些自由派學者和維權者自那時以來便將他們的改革呼聲與這些情勢發展作結合，更有一些學者(如知名法律學者賀衛方)要求的是勞教制度的完全廢止。 

    司法改革需相應的政治改革

    這些自由派的呼聲並沒有停在勞教制度的改革上，他們隨著中央政府在政治修辭語言上的改變，進一步要求更深層的改革。學者和維權律師舉辦了多場會議提倡司法獨立。20世紀晚期中國最有力的司法改革推動者之一的江平也指胡錦濤在7月23日的講話有“正面的影響”，但是假使沒有相應的政治改革，對法治的強調仍是“無意義的”。

    江平也特別批評了共產黨的政法機關近幾年來的強硬作為，其中包括了對社會穩定的過度強調、對中國司法體系專業化的阻礙、對法院依法處理民間糾紛的限制、以及過於依賴調解糾紛的比例作為評量法官的判準。

    憲法學者童之偉也呼籲中央領導以實際作為實現他們的改革言論：將黨和國家機關分離、創建能夠監督國家實行憲法賦予人民之權利的機制。

    對領導層的改革期待落空

    明克勝認為，要求更進一步實行法律和司法改革的聲浪會在政府內部遇上強大的阻力。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是近幾年來推動法院內強硬政策實行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這次十八大後依然保有中央委員會的席次。波士頓大學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預測王勝俊將跟隨他的前任肖揚所走過的路，續任到2016年的十九大。

    直到去年12月底，王勝俊本人依然不斷地重複他過去強調的主題，像是在處理案件時對社會穩定之重要性的考量、或是高度倚賴法院的調解手法，而這些也正是近幾年來保守派對司法改革的反撲的證明和印記。

    最高法院院長王勝俊在十八大後持續強調維穩工作。

    此外，有前例使得我們可能無法對新領導人作的司法改革承諾抱持十分的信心。胡錦濤於2002年接任共產黨總書記後，溫和改革派人士接任政府職位、官員論及法治的言論也有增加，中國和外國觀察家當時皆認為中國政府很可能即將開啟實質司法改革的大門。當時的改革風氣也引起許多由公民、記者和法律改革推動者發起改革在法律管轄外的拘留制度(收容遣送)，這個拘留制度曾經造成了不少被拘留者的死亡和受虐。當時的新領導層在2003年廢止了這項制度後，許多人曾將此舉視為是中國憲政改革的曙光。

    但是，很明顯的，10年過去了，當時對領導層的期待現在證明是過於早熟了。一當新領導層成功地渡過了國內政治接班的不穩階段，官員便開始弱化司法機關、限制法治言論和維權律師的行動。

    持續關注司法改革的方向

    明克勝問道，那現在這波改革派修辭語言是真的代表新領導層的改革意願、還是黨內高層派系鬥爭下的曇花一現？要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時間。中國中央領導不太可能會建立有實質意義的選舉機制或法律機構來制衡黨的權力，所以以下幾點會是未來這一年需要持續關注的問題：

──相對於公安機關，未來的人事改革是否會加強司法機關在政府官僚體系中的地位？

──用以評量地方官員的標準是否有改變，尤其是近年來強硬保守派所強調的維穩和對上訪者的控制？

──官方“模範法官”的宣傳內容(近幾年來不再強調司法專業而是重視毛主義式的民粹主義)是否有改變以反映中央的改革言論？

──官方給予維權律師的壓力或壓迫是否有減少的跡象？

 

    勞教制度可望漸進式改革

    就在明克勝教授寫下對中國司法改革的可能轉向時，中國政府宣佈將對勞教制度作改革。儘管這個舉動很有可能如明克勝所說的，是新領導層在接班前期所作的表面改革，就如當初在胡錦濤領導團隊上任不久後拘留制度的廢止一般。但不可否認的，不論未來如何，假使勞教制度廢止、或是進行實質上的改革，這對中國的司法改革都是一種勝利。

    中國的勞教制度讓警察和官員得以將未經審判的人直接送進勞教所，被送進勞教所遭拘留的年限最高可達到4年。中國現在有約310所勞教所、其中有約19萬名被拘留人，他們被強迫在經常是惡劣的條件下工作。

    勞教制度一直以來都被中國政府視為是用來控制異議份子和政治犯的手段。1950年代勞教所啟用時，被送進勞教所的人的罪行通常都是“反革命” ，但北京已經在1990年代晚期結束了這種作法。

    今天被拘留在勞教所的人是民主推動者、知名博客主、地下教會成員、對政府不滿的律師、法輪功成員、有膽子抗議的西藏僧人和維吾爾族人、或是那些太過於敢言因此危害到社會“和諧”的人們。

    蘇聯勞改營。

    《基督科學箴言報》記者馬全德(Robert Marquand)表示，雖然與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zyn)筆下描述的、幾千幾萬人被凍死的蘇聯西伯利亞的勞改營比起來，中國的勞教所的確只是古拉格的輕微版，但是中國的勞教所仍然是黑暗的。在勞教所內虐待是被允許的、醫療受限制、所內的人也被強迫在惡劣條件下工作。毆打和不人道的作法通常是腐敗的警察官員所為。

    中共會用什麼代替勞教制度

    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表示將適時停止勞教制度，他並說或許勞教所過去曾經是必要的，但是在今天的中國，環境已經改變了。

    儘管中國中央發出了改革的第一響砲，但是究竟中國會不會實行實質的改革、關閉勞教所以及停止監禁未經審判的人們，仍是個未知數。中國司法的長期觀察者認為其中一個擔憂是，儘管對勞教所作出改革，北京也很可能會以別的手法來代替被弱化的勞教所。官員很可能創造新的法律條文，即使在表面上這代表司法有所改進，但真正的改變可能很少──改變的可能只是人權觀察家將更難以控訴或證明政府違反人權。 

    人權觀察組織香港辦公室的高級亞洲研究院林偉(Nicholas Bequelin)說：“假使改革真的發生，這會是中國政府重要的一步。但這一步是由高層發動、被警察和公安部門反對的。”林偉的憂慮是：“我們最後很可能只會看到一個在表面上不再那麼任意的制度，但是這只是一個經過改名和其它微小變動後、同樣的制度。這樣的制度反而會使任意性和濫用性的徹底根除更加困難。”

    明克勝問：改革是否真的來到這樣的警察局？

    曾於中美對話基金會工作的人權研究員羅助華(Joshua Rosenzweig)說：“中國官方會需要用別的什麼來代替勞教制度。那會是什麼？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馬全德強調，任何一個司法系統的基礎皆在於，被警方起訴的人必須經過法院的審理，警方也必須在法院提出起訴的證據。然而，在中國的勞教制度下，警方進行逮捕的工作、卻也同時扮演法官和陪審團的角色。現在，勞教所是由中國司法部進行審視，但司法部卻同時是經營勞教所的部門。

    馬全德問：中國的警察是否會放棄他們現有的權力？中國政府是否會漸漸放開他們一直以來對“穩定”的執著、轉而重視中國公民的個人權利？林偉和羅助華等分析家所擔心的事，也是明克勝教授質疑的：中國政府的這一步究竟是真的改變、還是接班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 《內幕》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