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密報》編譯 文道喻
新年伊始，因爆發南周事件，有一條新聞較少人注意到。2012年12月31日，全國性的非營利組織“中國公共外交協會”（CPDA）在北京舉行成立大會，旨在提升國家軟實力，外交部長楊潔篪出席會議並致賀辭，指出“公共外交是新形勢下完善中國外交佈局的客觀要求，也是外交工作的重要開拓方向”，會長李肇星則表示，該協會將動員和協調社會資源與民間努力，讓中國的正面影響力得以遍佈全球。
公共外交協會旨在拓展中國軟實力。
中共追求軟實力的舉措完全合乎邏輯，畢竟在漢朝、唐朝和宋朝，中國的文化力量是區域中最顯著的特徵，日本、韓國和越南均受益匪淺。最近幾年，隨著經濟實力上升，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來拓展國家軟實力，例如建立全球性的新聞服務（《中國日報》發行非洲版Africa Weekly）、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以及具有努力不懈、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北京共識”之浮現，被視為“華盛頓共識”的強勁對手。
嚴厲管制互聯網有損軟實力
然而，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助理編輯扎凱里‧凱克（Zachary Keck）卻認為中國的軟實力註定要失敗，第一個理由在於政府對互聯網的嚴厲管制。原本在社交媒體揭發一連串官員醜聞和習近平、李克強等領導人名字可被搜索之際、鬆綁互聯網看似有望，但沒隔多久當局的審查力度加大，先是通過新法規，要求網絡公司快速刪除含有“負面信息”的帖子，並將證據向上呈報，另外除了實名政策外，公民註冊新浪微博之類的網站也必須使用真實身分，甚至連防火長城都獲得升級，更加聰明地辨識VPN，防止網民利用漏洞造訪被封鎖的網站。
凱克指出，中國並非唯一害怕互聯網導致政治不穩的國家，2012年12月，中國與89個世界諸國共同支持聯合國新電信條約，儘管有超過20國反對，擔心此舉將打開政府正大光明控制網絡的大門。事實上，中共惡名昭彰打壓言論自由的紀錄或許會贏得其他獨裁政體的讚譽，但全球化時代，信息流通速度達到前所未有之快，出於政治原因限制其傳播，很難讓全球廣大人民對中國軟實力感到喜愛。
另一方面，網絡管制也是自相矛盾的舉動，對推動軟實力毫無幫助。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的任務之一是增加本國公民與其他國家人民交流，不過諷刺的是，一般中國人根本無法訪問時下流行的社交媒體如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或Youtube，想訪問《紐約時報》網站關心國際時事也不得其門而入，這樣怎麼交流？跟誰交流？同樣地，因為網絡管制背景，外國人前往中國生活或留學的意願必然降低，換句話說，中國政府是阻礙國人與外面世界交流的罪魁禍首，那又如何期待文化的力量能傳遞出去？
媒體審查是絆腳石
第二個原因是媒體頭上的緊箍咒，南周事件便是最大啟示。《南方周末》是一份具備高度改革意識的廣東報紙，每年新年獻辭都嘗試挑戰中共政治紅線，今年乃是模仿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以“中國夢，憲政夢”為題呼籲當局落實憲政、尊重公民權利和促進法治社會，但經廣東宣傳部長庹震修改後，文章完全失去格調，變成對中共歌功頌德。凱克引用中國傳媒研究計劃編輯班志遠（David Bandurski）指出，就算中國審查嚴格，這樣的直接干預並不常見，而且有點極端。
庹震大概沒料到自己會弄巧成拙，加上《南周》工作人員的微博遭關閉，導致編輯和記者忍無可忍、群起罷工，怒火迅速蔓延全國。《南華早報》也指出，這是20年來新聞從業人員第一次以罷工抗議審查。於此同時，外國記者也免不了遭殃，紐時駐京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由於年底簽證未獲延長，不得不在2012年的最後一天，被迫攜妻子和12歲的女兒赴港。
即使中國政府沒有明說，凱克卻認為，儲百亮簽證問題的合理解釋是北京在報復。2012年10月，《紐時》長篇報導《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顯然挑戰共產黨最忌諱的話題──高層領導人的家族財富，後果是中英文網均被屏蔽，發表相似調查的彭博社也免不了遭受毒手，同時，11月中十八大結束後，兩家記者也未獲邀請，缺席習近平和新常委與中外媒體記者見面會。
中共對“文化大使”容忍度低
最後一點造成中國軟實力註定失敗的原因是中共對“文化大使”的容忍度低，更遑論培養。軟實力領域裡，藝人、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無不是重要資產，以韓國說唱歌手PSY為例，名作《江南style》火遍全球，雅加達、曼谷、悉尼、達卡、孟買、迪拜、台北和香港都能見到足跡，極大程度仰賴Youtube傳播，甚至在Youtube被禁的中國也刮起一股旋風。無庸置疑，按照中國疆域之大，絕對有許多潛在名人和創意，但誠如《中國日報》評論指出，中國仍無法製造出如《江南style》一樣的風潮，雖然每年大量出口文化產品，卻鮮少引發國外流行。
韓國唱跳歌手PSY為國家打開知名度。
該篇評論的作者彭侃說，無法成功的關鍵是因為中國“在加強文化產品輸出、提升文化軟實力方面，還是主要依靠傳統通道，比如官方主辦的活動、官方主辦和扶持的機構”，因此“對外傳播通道單向化”並具有“說教性的刻板形象”，凱克也同意，官方介入過深的環境下不可能產出幽默的諷刺作品，而沒有娛樂價值的文化產品很少能流行於海外市場。
有趣的是，中國最受歡迎的非官方人物通常是中共厭惡之人，民主倡導者劉曉波就是絕佳例子。2009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入監11年，但如此重刑非但沒有讓他的影響力消失，反而增加其國際地位。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中國政府怒不可抑，一方面譴責挪威政府別有用心，另一方面軟禁他的妻子劉霞，至今未解。縱使身陷囹圄，沒有自由也無法公開講話，劉曉波仍為中共帶來不少麻煩，去年底134位諾貝爾得主聯合發表公開信，要求習近平釋放這位政治犯。
劉曉波被中共討厭，但在海外廣受支持。
凱克說，中共不是唯一以打壓政治異議人士聞名世界的政權，這個問題普遍存在於獨裁國家（看似民主的俄羅斯同樣被普京操縱著），不過人們傾向同情“弱者”，尤其是勇於對抗強權的鬥士。“阿拉伯之春”的起點在哪裡？就在突尼斯街頭小販的自焚抗議後，觸發大規模街頭示威及爭取民主運動；矮小大衛擊敗巨人歌利亞，同是猶太教和基督教宗教典籍中最廣為人知的故事。
如此看來，無論是在海外廣受尊敬的劉曉波，或大膽直言的藝術家艾未未，皆是中國軟實力的代表人物，而且人們會受到他們的自信吸引。凱克認為，儘管中國過去30年取得非凡經濟成就，但北京企圖壓制和迫害異議人士的舉動，意味著上位者內心深處的恐懼和偏執，而如此恐懼和偏執正是阻擋軟實力擴張的絆腳石。的確，中國古代朝代的軟實力十分強大，且當前國內臥虎藏龍，但無法改變荒謬的政治體制的話，軟實力將永遠被侷限。
投資人力資本是關鍵
中國重視軟實力的另一個表現是：投資經濟學家口中的“人力資本”。近年來，政府對人才發展的關注程度提高，希望通過培育優秀下一代來維持經濟增長。評論員王輝耀認為，未來10年國家的發展藍圖是訓練高知識、高熟練的勞動者，把中國從製造業中心改造成研發創新的領導者，第一個方法是增加人數，目前的高階工人約有1.14億人，預計2020年將達1.8億人；第二個方法是普及高等教育，2020年的目標是讓20%工人上過大學，意即1.95億人。
工人向來是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力量。自改革開放以來，超過2億農民工每日辛勤工作，使中國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同樣的原理也適用於未來。王輝耀指出，若到了2020年國家可以擁有近2億的大學畢業生，這群人勢必改變中國和世界，而且是正面變化。舉例來說，教育投資將擴張中產階級，從而帶動強勁的消費力和進出口貿易，對美國、歐洲和日本都有幫助。
再者，過去30年裡，中國約有250萬名海外留學生，近三分之二選擇在這些發達國家貢獻一己之力，但也有不少人學成歸國，促進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經濟和文化交流，此現象顯示出中國人才對世界的巨大影響力。
總體而言，中國的技術水平仍算不上頂尖，產業也需要轉型，可是教育投資不可或缺，唯有教育才能讓社會充滿活力和持續進步，且中國也應注重環境，公共衛生和人文議題，推動良好的均衡發展。
王輝耀保持樂觀態度，但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可就不這麼想。他指出，中國不斷擴大教育資源，是否有機會在全球競爭中打敗美國、歐洲或日本呢？如果缺乏根本性的制度改革，答案是“不太可能”。
高等教育質量未獲提升
首要問題在於，政府資助高等教育擴張從來不等於提高高等教育質量。20世紀90年代後期提出此一策略時，當局的目的是提升國內需求，緩解財政壓力，延遲年輕人進入勞動市場的時間，換言之，他們可以先讀書再工作，與改善勞動力品質並無直接相關。後來，擴展變成一個由政府主辦的“教育競賽”，追求新穎設備和執著於入學人數，而學科方面，也僅有便宜的應用社會科學和管理學獲得加強。更糟的是，大多為低層級的大學進行擴張，像北京、清華和復旦等精英學校幾乎沒有從中受益，因此，勞動者從相對較差的大學畢業，工資通常跟未受教育的農民工相仿，甚至更低。
除此之外，鄭永年提到，中國擴張高等教育對於提高國家技術能力沒有幫助。在青年學子眼中，理想職業往往是公務員，但要參加國考，必先擁有大學學歷，導致技工教育地位低落，技工學校一直處於高等教育最底層，且令人驚訝的是，中國最優秀的技工學校正在退步，因為大學搶走了資源，全國性的技術工人短缺和生產瓶頸很可能就此發生。儘管中國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善於孕育工程師和科學家勝過社會科學家，但他們改變不了整體勞動人口技術基礎薄弱的事實。
不同學者對教育有各自的正面和反面意見，但教育本是百年大計，短時間內無法下定論，不過可以確定的一點是，中國年輕人正逐步改變社會。記者基思‧布拉德什（Keith Bradsher）於《紐約時報》博客寫道，1989年六四事件後，中國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自由市場盛行，人民汲汲營營追求富裕，彷彿大家達成共識，經濟政策放在最前頭，其餘避而不談，掩飾了黨內和社會的分歧。然而，最近共識已開始崩裂，下場可能是好的──威權倒台，讓中國人享有真正的言論和政治開放，但也可能導致悲劇性的社會動盪，為國家經濟發展甚至世界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
“言論自由”重要性與日俱增
共識瓦解之跡象能從幾方面來看，第一是過去一年半期間，共12個中國主要城市發生大規模環保抗議活動，以大連和天津為例，成千上萬的居民走上街頭，成功阻止化工廠、冶煉廠和電廠建設，由此可見，雖然工業發展保證就業機會，但人民對汙染的恐懼更勝於錢，同時意味著，中共以經濟增長創造的統治基石，已經出現裂痕。
第二個例子是2012年9月的反日示威。當北京與東京關係因釣魚島陷入緊張之際，為數眾多的示威者群聚起來，表達對日本的厭惡和不滿，當中有些人還帶著毛澤東肖像。布拉德什認為，毛澤東傳遞了對政府的隱性批評，當今領導人及其家人明顯已背離毛澤東理想中的無產階級革命，既向資本主義靠攏又貪得無厭，喪失共產黨員的基本精神。
“很清楚地，經濟增長如同一塊遮羞布，把所有不好的、難堪的都藏在下面，但現在這招恐怕慢慢不管用了”，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表示。已退休的廣州中山大學史學家袁偉時則說：“人們（在南周事件中）高聲呼喊新聞自由，但未遭警方制止，顯示公安在處理社會衝突時也願意尊重言論自由，這是一種新進化，讓公民覺得自己本該享有如此權利”，袁教授是中國南方最有名的自由派知識份子之一。
無須感到驚訝，中國憲法確實保障言論自由，即使中共自1949年建國以來一直限制人民說話空間，更不用說在之前的帝制王朝，講錯話可是要被砍頭的。不過，現在越來越多人體會“言論自由”的重要性，特別是年輕人強力呼籲當局，讓百姓能在互聯網上隨心所欲進行討論，這便是中國社會根本性的改變。更重要的是，布拉德什指出，中國的年輕人不只要求話語權，他們也意識到自己有責任為社會問題發聲。
南周事件刺激中國民主萌芽
文安立曾在六四事件前後時期居住在中國一陣子，他認為年輕人直言不諱，公開發表針對社會弊病的大膽看法於1980年代初期十分盛行，他們將這種行為視為個人責任，但血腥鎮壓過後，“快速致富”的心態當道，聲音也一天比一天薄弱。然而，觀察南周事件卻能發現，漸漸地如此精神回來了，舊有“經濟至上”的共識消逝後，中國多元化社會將產生新共識，甚至樂觀點想，初步的民主轉變慢慢在萌芽。
阿拉伯之春之所以能成功，關鍵在於革命不由特定人士領導，當局難以斬首，但同樣也很難引導、控制或預測會發生什麼事，“南周”事件便有一點這樣的味道。布拉德什說，抗議活動中可以看見兩派人士對峙，一方是揉合獨裁主義、反西方式民族主義和經濟孤立主義的示威者，稱作“新左派”，他們抨擊報社記者不夠愛國，譴責美國政府策劃陰謀來引發動亂；另一方是言論自由支持者，大部分為當地年輕人，被他們影響之下，許多人不管通過什麼方式紛紛勇於表達自身觀點。對悲觀者而言，“南周”事件或許是社會分裂的早期預警。
南周抗議事件中出現左右兩派對峙。
值得注意的是，分裂的社會不見得不好，因為背後象徵著每個人都有權大鳴大放；和諧社會也不一定就是好，很多時候和諧只是假象，只是打壓異議和迫害反對者所建構的海市蜃樓。中國培植軟實力的重要前提之一是講話的自由、交流的自由，但如果中共繼續執政，夢想恐怕難以實現。（《中国密报》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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