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殖的知識武器

耶穌會愛爾蘭神父以知識為武器，擊破香港殖民統治的結構，延續利瑪竇擁抱中華文化的傳統。

很多人不曉得，天主教耶穌會的一些神父，在香港殖民歷史上，曾經扮演了反抗殖民統治霸權的幕後角色。他們沒有槍砲，但卻擁有知識的武器，在重要的時刻，掀起了時代的風潮。

這都因為耶穌會重視「社會正義」，也往往超越教條，推動和不同文化交流，與其他信仰的力量溝通。他們不受僵硬的教義所限制，敢於和完全不同的文化深度接觸，甚至吸取其他文化的優點。利瑪竇（Matteo Ricci）在四百多年前深入中國的事蹟，成為重要的見證。

耶穌會神父余理謙（James Hurley），就是香港反殖運動的推手。他在六七十年代間，支持香港的學生運動，參與中文合法化運動、保衛釣魚台列嶼運動。他無役不與，提供教會的資源給學生，並且在與年輕人的互動中，介紹當時世界的潮流和進步的思想，反對在香港根深蒂固的殖民地結構。

這也因為他的愛爾蘭背景，對於英國的殖民統治，都有切膚之痛，了解在一個政治霸權的體制下，需要知識上的衝擊，再結合群眾的力量，可以搶回流失已久的社會正義。

余理謙神父當年在學生運動中，影響了吳仲賢等領袖，余後來創辦《七零年代周刊》，鼓吹反越戰，探索新左派的思想，刺激香港新一代對當時的冷戰結構作出反思，不但反對美國的霸權，也對香港的殖民地體制的基本價值，加以全面的顛覆。

余理謙神父重視與地方智慧結合，他和利瑪竇一樣，都有語言的天份，他說流利的廣東話，可以和學生一起開會。他深入社區基層，了解民困，也獲得草根力量的支持。

但社會運動不僅靠激情，也是要靠知識的普及與深化。在這方面，耶穌會擁有強大的優勢。它的教士大都是飽學之士，對終身學習都有強烈的動機，因而人才輩出。而歷史上的楷模，首推法國學者笛卡兒（Rene Descartes），他的「我思故我在」，啟發了新的哲學思考，也在西方思想史上，留下重要的印記。

其實耶穌會的奮起，發揚文藝復興後期的人本思想，將人文的情懷延伸至神州大地，超越了宗教的範疇。利瑪竇等人在中國的奇緣，刺激了中西方的交流，他漢譯了歐幾里德幾何學的經典，為中國人畫出了第一張世界地圖，也將儒家的經典介紹到西方世界。

可惜利瑪竇死得太早，享年才五十八歲。但他對中國的深厚感情延綿不絕，不斷有人接棒。而在他死後四百多年後，他終於看到第一位耶穌會的教宗，再續他的前緣，致力實現他的未竟之功。

邱立本

亞洲週刊